文/杜元明

有容乃大
——关于文化的一点感悟

文/杜元明

天空不拒狂啸恣肆的风雨雷电，能容自行其道的日月星辰；大地拥抱起伏腾挪、个性突出的山丘峰峦，也接纳那奔腾不息各有去向之江河湖海。浩渺的宇宙苍穹与广袤之星球天地，充满了耐人寻味、引人遐想的学问奥秘。我国战国时代的楚国大诗人屈原因此作有《天问》流传后世。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乃是人类与自然的规律。天降雨水，雨水顺山区洼地或平原坑道而下形成股股溪流，江河湖泊汇聚溪流之后又注入大海，诸多大海乃汇成汪洋，而海洋虽大，也是由一滴滴水构成的。同样，社会很大，行业众多，各行各业还包括若干拥有成千上万人的大单位，但单位集体再大，不也是由众多个体组成的吗？个人的能力强弱、才华高低有别，各人在单位或团体、系统中发挥的作用大小有异，每个人发出的声音也并非时常如音乐般悦耳动听，其间不免夹杂着尖酸刻薄之声甚或嬉笑怒骂之音。但杰出的领导人总能耳听八方，耐心倾听分辨各种声音，从中发现和采纳合情合理或虽表面偏激然实有可取之处的意见和积极有益的建言，做到择善而从。众人拾柴火焰高，聪明的领导人知道自己没有三头六臂，个人见识和本事有限，而民智民力则可移山倒海，其潜能巨大无穷。所以，领导者的能耐主要体现在他能否团结群众带动大伙儿一起干而非单打独斗。只有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化解矛盾，排除干扰，调动起众人的热情和才智，才有可能形成目标一致、同心同德的强大合力，去改天换地，建功立业。而能统率千军万马干大事的党政领导人或军民领袖、学界大佬，堪称“有容乃大”之高人。

中国人素以“宰相肚里能撑船”来形容那些身居高位手握重权却能大度地容纳异己者之人。而在古往今来诸多以容人著称的名人中，民国初年提倡学派和用人要“包容并蓄”的蔡元培，可谓突出者。如对待鲁迅，蔡元培久慕鲁迅的才学大名，也关心其生活状况。1912年，鲁迅在故乡绍兴的处境差劣，时任民国教育部部长的蔡元培就把他带到部里当公务员，后发现次长景耀月私定的裁员名单中有鲁迅，就立即加以制止，并把鲁迅带到北京，任命他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此后，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又请鲁迅做兼职讲师,为他增加一份收入。后鲁迅应聘南下,先后到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至1927年，鲁迅辞掉教职回到上海做自由撰稿人,全靠稿费生活，收入不固定且难保证。恰好当时蔡元培在上海主管的国民政府大学院招收特约撰述员,他就给鲁迅发了聘书，使其每月多了一份额外补助金。在长达四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这份收入折合黄金达490两,足见其对鲁迅仁至义尽,礼遇有加。鲁迅内心对此自然是领情的,但他对蔡元培用人的兼容并包做法和对时局的某些看法却不认同。他在给江绍原的信中就对民国元年之后蔡元培“所赏识者，袁稀涛、维桥辈”不以为然，并据此认为自己与他（指蔡）“气味并不相投”。1923年，蔡元培游欧洲归来后发表看法：“对政制赞可联省自治，对学生界现象极不满，谓现实问题，固应解决，尤须有人研究，以规将来。”鲁迅不赞同其见解，在报上发表《无花的蔷薇》批评蔡元培说：“以规将来”无非是回避现在，正与胡适当时劝学生进研究室的主张一样。对此蔡先生并不计较，对鲁迅依然爱惜如初。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蔡元培参加了鲁迅治丧委员会，还于次日亲往万国殡仪馆吊唁，并送一幅挽联：“著作最谨严，岂唯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重，莫做空头文学家”。在鲁迅的葬礼上，蔡元培亲自执绋，并致悼词：“我们要使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必须担负起继续发扬他精神的责任来。”到1937年3月，《鲁迅全集》编就，蔡先生不但亲自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要求他对《鲁迅全集》的印刷出版予以关照，还应鲁迅夫人许广平之邀，花了一个多月时间阅读鲁迅的主要作品，为《鲁迅全集》作序并为之题字。联系蔡元培对鲁迅所做的一切，有人不禁由衷地称赞蔡先生为人的“大度”（参见游宇明：《蔡元培与鲁迅：大度是最好的惜才》，载《报刊文摘》2015年12月4日第八版）。此事给人的启示是：容人不但要容人之长，还要容人之短；而包容与己有同好者易，要包容自己帮助过而反过来却与己有歧见者则难。正是因此，蔡元培先生待人处世的仁厚和包容性胸怀值得点赞！

上面我们谈及“有容”而可称“大”者之实例。若考察名人君子建功立业的过程，则不难发现其充满文化智慧。

文化是什么？说法众多。在我看来，于个体而言，文化，就存在于其平时的思想修养、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之中。因此，人一开口，一举手，一投足，无不有文化存焉。

尤其是当领导的，待人接物看似平常，但言谈举止无不体现着文化修养，无论是以礼相待，还是处理问题关心体贴人，办事掌握分寸，都有儒家的仁爱文化存在。其间，最重要的是平等待人。

俗话说：江河不拒溪流，大海容纳百川。当领导就要胸怀阔达，有亲民的作风。想当初，在团河劳改农场划出的五百亩土地上拓荒盖楼房建国际政治学院校园（今为公安大学团河校区），在艰苦条件下办学，那时林丛代院长、金源书记等公安老前辈坚持与大家一样同吃同住同工作在远离城区、交通不便的郊区农场团河，并让自己的家随时对教工们开放，有谁登门说事或来聊天，他们都视若亲人般热情迎送，这使大家忘掉了眼前工作和生活条件的艰苦，而共同为开创未来攻关克难。每当我想到这些，自然会联想到革命战争时期老红军老八路的范儿，同时怀念起团河建校时期的公安前辈们。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文系原主任、教授，公安文化研究所原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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