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明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072)



论卡利尼科斯“民主计划的社会主义”

刘明明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072)

摘要：在新自由主义和苏联模式双重失败的时代背景下，英国学者卡利尼科斯按照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点的解读，提出了“民主计划的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内容为：废除弊端丛生的市场经济，实行不同于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新计划，推行社会主义民主等。卡利尼科斯的社会主义新模式试图在超越现存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为人类提供一条新的道路选择。总体来看，他的新模式由于存在排斥市场经济的根本缺陷而显得不合时宜，但又因为对社会主义计划作出了全新的解释，故亦有积极的一面。

关键词：民主； 社会主义计划； 市场经济； 卡利尼科斯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苏东剧变宣告了苏联模式的彻底崩溃，而被寄予“历史终结”厚望的资本主义也未能给人类带来光明前景，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任务是寻找一个可行的替代选择，从而取代苏联模式和现存资本主义。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罗默“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施韦卡特“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等新的社会蓝图应运而生，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也日渐完善成熟，新的模式和实践都力图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不同于社会主义探索的主流方向，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坚持将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新方案的核心，并将民主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本文将这一新方案概括为“民主计划的社会主义”。

虽然因为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且著述颇丰，卡利尼科斯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但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对其研究仍然十分薄弱，具体表现在：一是国内翻译了卡利尼科斯《平等》和《反资本主义宣言》两本著作，以及《激进左翼往何处去？》、《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平等的正义》、《列宁主义过时了吗？》等论文，但这只占卡利尼科斯众多作品的冰山一角；二是国内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反资本主义宣言》一书的评论上，有代表性的是陈学明的论文《〈反资本主义宣言〉给予我们的启示》及其著作《驶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西方左翼思想家眼中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内对卡利尼科斯其他方面的研究，尤其是未来社会蓝图的设想，涉及甚少，而这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 废除弊端丛生的市场经济

面对苏联模式的失败，很多学者将其归结于市场经济的缺失，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学者诺夫(Nove)，他通过详细探讨斯大林主义指令经济的非理性来论证市场相比于计划在分配效率方面的优越性。卡利尼科斯将诺夫的论点归纳为三点：一是在复杂的现代经济中压制市场必然导致形成集权化的官僚结构，因为只有依靠这种官僚结构，才能协调此类经济所从事的大范围的生产活动；二是困扰苏联经济的大多数问题直接或间接源自于现代工业经济规模的庞大性和广泛的相互依赖性，但中央计划者在处理信息方面的无能导致部门和企业的混乱斗争；三是这一体制的唯一替代模式是由市场经济提供的，因为市场通过提供一套反映供给和需求分配的竞争而形成的价格，代表着一种比计划更有效率和更民主的组织形式[1]。但是，在卡利尼科斯看来，诺夫的观点存在两个错误之处：一是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指令体制不等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计划。在后者那里，计划被理解为根据联合生产者的集体和民主决策来分配资源，这种事前分配体制有两个优点，即消费将成为生产的目标而不是资本的自我膨胀，同时，直接生产者能够集体决定他们的命运，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取得的自治。而斯大林主义体制在军事竞争的压力下，被迫从属于资本积累机制，它不是为了消费而生产，而是同资本主义一样为了生产而生产，因此，它一点也不像计划经济。二是当代的市场经济与新古典主义教科书中的竞争模式没有多少相似之处。现存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经济权力的极度集中，大型的跨国公司发挥着主导作用。在这些公司内，官僚主义式的管理结构实际上取代了市场而成为协调经济活动的手段，而这种结构基本上与盛行于苏联经济的结构完全相同。卡利尼科斯认为，斯大林主义经济的破产既没有遮蔽住当代国际资本主义仍具有国家资本主义时代的残余，也没有暗示市场为左翼提供了可以改善人类状况的最好框架。他强调，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批判仍然具有效力，这种批判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市场经济导致剥削。卡利尼科斯指出：“马克思《资本论》的基石是：一个普遍化的商品生产体制——其中劳动力本身已经成为在市场上售卖的商品——必定包含着对劳动的剥削。”[1]100对于马克思的这一论点，新右翼理论家都非常不满，例如，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就力图将资本主义描述成这样一个社会：其中的财富和收入差异反映出了自由公民自愿从事的交易。而作为左翼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则认为市场经济并非必然是剥削性的，只要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做适当的限制就可以减少或者避免剥削。卡利尼科斯认为，他们设计的市场机制都太过理想化，很难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现其缩影。在现实生活中，市场经济横行世界，在世界范围内将财富由穷国转移至富国，导致了非洲一些国家因为没有足够的金钱购买粮食而发生饥荒；在发达国家内部，它将财富由穷人转向富人。卡利尼科斯强调，如果市场真的是“确保消费者得到他们所想得到的一切的最好手段”，那么人类的未来可能会变得糟糕，因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剥削不断地再生产当代世界特有的系统化的社会经济不平等。虽然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工资劳动的剥削和资本间的竞争使资本主义社会下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成为可能，但非洲遭受饥荒的事例表明，“生产力的发展并不会导致人们幸福的相应提高”[1]103。

第二，市场经济导致无政府主义。卡利尼科斯指出，资本间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内在特征，在其所经历的发展阶段中(从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作坊，经过本世纪前半叶的军国主义的国家资本，到目前的跨国公司)，资本主义均缺乏总体的生产调控。资源分配至经济的不同部门一直是竞争性斗争的结果，在竞争中每个资本单元只关心自我的膨胀而不是整体系统的稳定发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仅一件特定商品的供需有可能失衡，而且由于商品生产所固有的决策的碎片化和事后性，普遍的市场失败(发生总体的供需失衡)成为资本主义内在的一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看到资本主义的历史被经济繁荣与萧条的交替波动所规定，一旦由于竞争而导致供给和需求的不均衡，那么普遍的经济衰退就会出场进行纠正。卡利尼科斯认为：“这一过程凸显了市场经济浪费的弊病，因为均衡在衰退中得以修复是通过让生产性资源——工人、机器、房屋和土地——处于闲置的状态，直至价格下降到使得重新开始的生产和新投资有利可图。”[1]103所以，总体来看，资本主义的发展运动采取一种螺旋上升的方式，期间有产出和生产率方面的提高，但也伴随着惨重的危机。资本主义在各个时期也力图对市场施加某种社会管制，以抑制它的无政府性，但都无济于事：20世纪初，资产阶级在自己民族国家的疆界内对市场的无政府性施加管制，但因为军事化的国家资本寻求瓜分世界，从而导致全球性的无政府状态；而二战后的经济扩张促进了资本的国际化，也因此严重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权力，经济的“无序”状态变得更加严重，正如卡利尼科斯所指出的：“一个更少管制的世界经济可能是一个以差不多过山车式的急剧繁荣和衰退为特征的经济。”[1]104

第三，资本主义否认人类对他们自己生活的掌控。市场的辩护者倾向于将市场视为个体自由的载体，因为它为经济活动者提供了更大的选择范围。卡利尼科斯指出，马克思不否认工人能够在雇主间进行选择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根据个人喜好调整他们的消费，这无疑是资本主义相比于以前生产方式的进步性表现。但是，鉴于工人从根本上讲无法掌控生产资料，而只能接受以剥削为条件的雇佣，所以，资本主义下的自由徒具其表。市场的辩护者认为，市场经济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但卡利尼科斯反驳指出：一是消费者购买商品的能力取决于他们的收入，在发达国家存在的大范围贫穷意味着许多人的选择非常严重地受到他们所获得的低工资或社会保障的限制；二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大公司的垄断，即使收入优厚者所能获得的选择也会受到由一些大公司所支配的西方零售市场的限制。糟糕的是，资本主义不仅仅导致个人自由的受限，它还会系统地阻碍人类自治的获得，卡利尼科斯所说的自治主要指人类对他们生活的集体控制。他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一方面，资本主义下个人体验的碎片化鼓励个体将他们的个人生活视为意义的唯一来源，而忽视公共领域的利益。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将人类置于直接和越来越危险的境地，尤其是追逐资本利润而导致的环境破坏。另一方面，面对由于在大气中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的积聚而导致的越来越明显的全球变暖与由于含氯氟烃和其他工业产生的化学物质所导致的臭氧层破坏，人类缺乏集体协调来解决这些问题。用卡利尼科斯的话说，我们对自治的缺乏不仅是一个道德灾难，更是一个致命的危险。

通过对市场经济三个弊端的揭露，卡利尼科斯指出，资本主义应该受到谴责，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它的社会形式，这种新的社会形式将消除剥削，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实现对我们自然环境的集体调节关系，而如果没有这种集体行动，人类可能会毁灭。

二、 实行不同于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计划

卡利尼科斯认为，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将是社会主义计划(socialist planning)，在这种全新的经济协调机制下，资源的分配和利用将是在民主决策程序(以少数服从多数为核心)的基础上集体作出的。它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

第一，遵循民主原则。卡利尼科斯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的核心是民主在两个方面的扩展：一是经济过程将取决于集体决策；二是决策将在协商调整的基础上被分权做出。在他看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资本主义以前的阶级社会在资源分配上都实行统一管理，但整个决策机制是非民主的，因为关键的决策都由贵族地主、奴隶主和父权制家长等作出。不仅如此，社会主义计划与资本主义也存在差别，因为在后者那里，资源分配是联合而非集体控制生产过程的资本间竞争性斗争的非预期结果。当然，卡利尼科斯也不否认非民主的决策形式在未来社会中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其他的决策程序也是恰当的：私人所有权概念的部分原因是确定那些个人拥有排他决策权的领域”[2]。

第二，必须在国际层次上运行。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性的制度，大量的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企图反对市场的民族国家都会受到严厉的制裁，比如资本逃离，其他形式的经济孤立，政治颠覆，以及一定程度的武装侵略。显然，在全球皆资本主义的大环境下，单个国家很难在孤岛中幸存。在十月革命后西方国家对前苏联的军事干预和经济封锁无疑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卡利尼科斯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计划是从根本上解决全球性气候问题的唯一办法：“任何旨在有效减少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努力——要在1990年排放量的基础上减少50%～70%(日本1997年《京都议定书》关于二氧化碳的排放标准)——都应在全球框架下，通过协商制定并实施强有力的措施来改变目前这种已经存在了数十年之久的资源配置和利用方式。”[3]

第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应该以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分散、水平的关系为基础。计划经济为新自由主义和地方主义者所诟病的地方是其经济主体间的不平等，因为斯大林主义式的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是计划中心强加地垂直命令式的关系。他们推崇市场经济，是因为在市场交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等级制的。卡利尼科斯从两个方面回应：一是现存资本主义离横向交易(经济主体处于平等地位)还很遥远，“只有少数拥有特权的经济活动者——尤其是，那些参与到控制主要跨国公司和投资银行的现实网络的人——才有点类似于真正横向式的贸易关系”[2]124。二是虽然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指令经济非常类似于哈耶克和他的追随者所描述的表面上万能而实则无能的计划中心，但不能由此就认为计划经济就必然采取这一模式。新型的社会主义计划完全不同于苏联的指令式经济，它是建立在经济主体平等协商的基础之上。

第四，迪瓦恩的协商调整模型(model of negotiated coordination)是社会主义计划的一种典范。在迪瓦恩的民主计划模型中，计划采取的形式是一种政治的协商调整过程，决策是由那些直接或间接受之影响的人做出的。在这一模型中，包括在个人和集体消费之间的宏观资源分配，社会和经济投资，能源和交通政策，以及环境优先性等在内的主要经济变量，将由选举产生的全国代表大会在专家提出的一系列选择方案的基础上做出决定。但在全国范围内的决策仅限于关乎大局的事项，而大多数的经济决策将在分散化的基础上产生，经济权力“将在协商调整的过程中被拆分，并被赋予单个的生产单位，由其劳动者、消费者、供应者、相关政府机构和相关的利益群体来代表”[3]92。在协商调整模型中，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将被设定在合适的水平上：不仅能够让生产单位补偿他们的成本和获得满足再投资所需的剩余，而且将使用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所代表的社会成本考虑进来。对于那些没有赚得必要剩余的单位或部门，如果相关的协商调整机制裁定其对社会有益，那么，可以获得资助而继续运营。在这种模型中，符合社会利益的有效的集中和分散决策所需的必要信息不是在依赖“市场力量”的情况下产生，而是由基于需求和成本考量而形成的价格和基于利益考虑而形成的决策来共同决定。

第五，实行社会所有制。卡利尼科斯指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逻辑是商品化，它的后果是将世界分解成无数个排他性的私有财产单位。如果想取代这一逻辑，就必须在生产资料公有的前提下进行针对共同需求的民主决策。如果这些资源主要是私人所有，那么如何在资源配置方面实现民主决策？私有产权的的实质在于它赋予所有者排除其他人在使用他拥有的物品方面的决策权。所以，一个民主的计划经济必须是建立在社会所有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卡利尼科斯继而又提出了两个限定条件：一是并不要求一切生产性资源(productive resources)都归社会所有，存在一些例外情况，如每个人有权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即可以自由择业)，小企业可以不归社会所有，农村的土地在一定时期归农民所有等。二是社会所有制不等于斯大林主义式的国家所有制，正如卡利尼科斯所指出的：“主张社会所有权不是保护20世纪被看作是市场资本主义替代者的国家所有的官僚形式。”[3]95但是，对于社会所有制，卡利尼科斯援引沙奈(Chesnais)等人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界定，即必须辅之以必要的管理形式和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和民主控制，否则就是欺诈。

三、 推行社会主义民主

斯大林主义崩溃之后，左翼人士鉴于斯大林主义模式所表现出来的专制而指出，社会主义只有采取一种民主形式才能发展。但是，卡利尼科斯认为，他们所说的民主通常指的是现代的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 democracy)。这种民主形式存在三种主要特征：一是消极的公民，譬如收入较低的选民对选举持消极态度；二是议会机构被未经选举的权力中心所代替；三是对资本主义零碎变革的结构性约束。正是因为存在这些特征，经典马克思主义坚持将这一民主形式描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但是否存在一种新的民主模式来替代自由主义民主？有的学者认为不存在，而在社会主义民主和“现实存在的”民主之间选择后者。但卡利尼科斯认为存在，这种民主形式就是俄国十月革命时期的苏维埃民主(soviet democracy)，它的特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它是无产阶级自发斗争的产物。卡利尼科斯推崇工人自下而上的斗争形式，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符合他的设想，因为它产生自工人的自发斗争和运动。在卡利尼科斯看来，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苏维埃最明显的特征是它建立在工作场所而不是特定的地理单位之中，它产生自生产过程中，将范围广泛的工人都包括了进来，并且将他们集体组织起来。这种苏维埃“指涉一种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的独特结合：决策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做出，并且受到不同工作部门的工人大会的立即罢免的约束”[1]110。此外，卡利尼科斯认为，苏维埃代表着一种打破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和政治之间界限的趋势，托洛斯基对苏维埃出现的条件进行了恰当的总结：当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产生了需要一个更大范围的有权威的组织时(这一组织能够领导同时包括不同企业和工会的经济和政治斗争时)，苏维埃便产生了。

第二，相比于议会民主，苏维埃民主将实现一种更加真正的责任形式。卡利尼科斯批评指出：“自由主义民主依赖于被动和原子化的选民，这些选民只在相当少的场合被邀请表达谁应该统治他们的意见，他们受到来自媒体的大规模宣传轰炸的影响，而这些媒体通常是由资本直接控制的。”[1]114与自由主义民主相反，苏维埃民主是建立在人民日常生活的工作场所之中，它将权力在相当大程度上分散至这一小型单位中。在这种民主模型中，选民掌握着立即罢免自己认为不合格的代表的主动权。

第三，苏维埃民主意味着多党间的自由竞争，它反对一党专制。许多苏维埃民主的批评者认为，建立一党制国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蕴涵的一个论点。但是，卡利尼科斯指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一传统中理解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指涉除了保留一个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之外，镇压所有其他的政党，并不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1]115斯大林为论证苏共一党垄断权力的合法性而诉诸于“一个政党只能对应一个阶级，不存在多个阶级就不可能存在多个政党”这一论断，也就是说，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政党。对此，卡利尼科斯援引赫尔德的论点进行反驳：阶级是异质的，内部斗争促使各个力量诉诸自己的政党；一个政党对应一个阶级只在某些限定条件下是可能的，但鉴于一个阶级有许多“部分”构成(一些是进步的，一些则是倒退的)，所以同一个阶级可能产生多个政党，同样的理由，一个政党可能依赖于多个不同的阶级；总体来看，一个政党只与一个阶级对应的例子在整个政治历史进程中是不存在的[1]116。卡利尼科斯认为，苏维埃是多党的组织，而十月革命后前苏联镇压除布尔什维克之外所有的政党甚至包括本党内的派别，这已经违背了苏维埃的精神，也最终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四，社会主义民主并不排斥某些自由主义的自由形式(liberal freedoms)，尤其是言论、集会和结社等。在卡利尼科斯看来，古典的“自由主义自由”起源于十七八世纪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中，这些权利的捍卫者绝不会将它们与古代或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联系在一起。进一步说，它不是资本主义民主的专利。诚如卡利尼科斯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在工人阶级通过苏维埃的代理直接参与政府的基础之上，没有理由相信社会主义民主不应该接受这些自由，并且实际上，正如列宁和卢森堡所指出的，通过废除产生自资本主义剥削的缺陷可以极大地拓展这些自由——例如，由于大规模媒介被公司的富人所掌控这一事实所导致的对言论自由的极大限制。”[1]118所以，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对自由民主的扬弃，而非粗暴的排斥。

四、 简要评析

面对新自由主义和苏联模式的双重失败，资产阶级的辩护者要么通过抛出“别无选择”论来为资本主义辩护，即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人类再无其他制度可选；要么吹捧第三条道路，认为它是对两条路线的扬弃和发展。针对此，卡利尼科斯一方面积极探索新的社会主义蓝图，以“民主计划的社会主义”回击“资本主义无可替代”的论调，另一方面专门著述《反第三条道路》一书，批判第三条道路“不过是一副意识形态的外衣，让资本主义能够在背后继续其残忍且毁灭性的路线”[4]。

但是，卡利尼科斯的社会主义蓝图也存在一些缺陷，如过于推崇非常时期的苏维埃民主，过于迷信超越现实生产力的社会主义计划等。而最令人诟病的地方是，没有给市场经济预留空间。按照他的观点，市场经济不可能实现公正、效率、民主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等价值目标，未来的社会必然建立在计划的基础之上，如他指出：“社会主义的计划往往被认为是过时的做法。其实我们现在恰恰需要社会主义计划。”[3]89在卡利尼科斯的世界图式中，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必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这种将经济调节机制与社会制度性质相挂钩的做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看都存在欠妥之处，既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也不符合当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理论上看，不管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对市场经济深恶痛绝，在他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粗线条勾画中，“不但没有给资本、利润、私有制和剥削这些范畴留下地位，而且也没有给一般的商品市场经济留下地位”[5]，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向共产主义非市场经济的转化中还有一个中间级，即阿尔·坎普贝尔( Al Campbell)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6]。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也概略性地描述了这一阶段的特征：“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的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7]可见，马克思看到了过渡阶段的特殊性。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任何一处地方提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阶段应当消灭市场关系。相反，他号召在社会主义管制下，在生产和分配中有意识地运用价值规律，扩展市场关系。”[8]所以，从经典作家的立场来看，卡利尼科斯对市场经济持绝对排斥的态度显然是错误的。

从现实经验来看，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二战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纷纷对国民经济实行高度集中、全面直接的计划运作，将市场调节从经济活动中完全排斥出去，但在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支配下，这些国家的经济相继出现增长乏力，其表现相当糟糕。因此，到了20世纪80年代，惨痛的现实经历迫使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尝试市场化改革。探索市场经济如何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成为这一时期的中心议题，其中中国的探索尤其引人注目。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将目的与手段区分开来，纠正了人们以前把手段当目的的错误看法，成功地引领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跳跃至市场经济体制，从而避免了前苏联的悲剧，其经典论点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9]社会主义中国市场改革的成功表明了，在生产力发展的现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的振兴离不开市场经济，否则，很可能会在国际社会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虽然卡利尼科斯“民主计划的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今天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但仍具有一定的意义与启示：一是表明了社会主义没有过时，苏东社会主义的剧变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制造了很大的障碍，但通过卡利尼科斯我们可以发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失去前进的方向和探索的勇气。二是卡利尼科斯对社会主义新计划的界定为我们全面认识计划经济提供了新的视角：市场经济并非社会主义的“万能钥匙”，民主基础上的计划亦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良策。由市场经济的盲目竞争而导致的经济危机表明，一个民族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协调统筹是克服经济无政府状态的重要保障。三是社会主义国家应注重发展民主事业。民主本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制度优势，现在反而成为资本主义抨击社会主义的“软肋”。卡利尼科斯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我们不应仅陷于同资产阶级学者的论战中，更应该在行动上回击他们，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不仅要注重实质民主，还应丰富民主的程序和形式，从而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参考文献：

[1]Callinicos A.TheRevengeofHistory:MarxismandtheEastEuropeanRevolutions[M].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91.

[2]Callinicos A.AnAnti-CapitalistManifesto[M].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122.

[3][英]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反资本主义宣言[M].罗汉，孙宁，黄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90.

[4]Callinicos A.AgainsttheThirdWay[M].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120.

[5]张光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发展市场经济问题[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2):35-40.

[6]阿尔·坎普贝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基本观点及其现实意义[J].国外理论动态,2010(7):1-10.

[7]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1995：304.

[8]陈铮玲.马克思主义和市场[J].国外理论动态,2002(9):25.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Democratic and Planned Socialism of Callinicos

Liu Mingming

(School of Marxism,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failure of new liberalism and Soviet model, according to the view of classical writers of Marxism, the British scholar Callinicos puts forward “democratic and planing socialism”. The core contents of the socialist pattern were: to abolish the defective market economy, to implement the new socialist plan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m, and to promote socialist democracy, etc. Callinicos’s new socialist pattern attempts to provide a new way for people choice on the basis of transcending the existing capitalism and Soviet socialism. Overall, his new model appears outdated fundamental flaw of the market economy, but it also has a positive side because of his brand-new explanation to socialist plan.

Keywords:democracy; socialist plan; market economy; Callinicos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339(2016)02-149-06

通讯作者：刘明明，lmm129213@126.com.

作者简介：刘明明(1986—)，男，博士，讲师.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资助项目(TJKS15-005).

收稿日期：2015-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