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后现代·文化转向<br/>——第六届“当代中国新话语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跨学科·后现代·文化转向
——第六届“当代中国新话语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2016-02-10丁建新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6年2期

关键词：话语教授研究

丁建新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 510275）

跨学科·后现代·文化转向
——第六届“当代中国新话语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丁建新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 510275）

一、引言

流溪水美，山峦依恋。2015年12月18-20日，由中国话语研究会主办、中山大学语言研究所和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联合承办的第六届“当代中国新话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东从化温泉镇召开。位于广州流溪河源头的这一温泉小镇据说曾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东坡被贬惠州时时常寄情山水、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一传世佳句的地方，同时又是作家杨朔《荔枝蜜》中所描述的小镇：“四围是山，怀里抱着一潭春水，那又浓又翠的景色，简直是一幅青绿山水画。”如今二百多位学者齐聚这个人文荟萃的岭南小镇，谈话语精要，抒“家国情怀”（中山大学新任校长罗俊院士语）。Christopher Hutton（香港大学教授）、Vijay Bhatia（香港城市大学教授）、Adam Jaworski（香港大学教授）、Peter Swirski（中山大学教授）、王东风（中山大学教授）、辛斌（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田海龙（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冉永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珠江学者）、陈新仁（南京大学教授）、阮炜（深圳大学教授）、赵彦春（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赵永青（大连外国语大学教授）、吴东英（香港理工大学教授）、苗兴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肖坤学（广州大学教授）、张广奎（广东财经大学教授）、王晋军（云南大学）、武建国（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唐斌（华东交通大学教授）、阚哲华（广东韶关学院教授）、纪卫宁（青岛农业大学教授）等知名学者都莅临了这次话语研究的盛会。作为中国话语研究会的年会，这次会议展现了话语研究在中国的跨学科性、后现代性，同时也见证了话语研究在中国的文化转向。

二、一次跨学科的对话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东坡这首山水游记其实是关于学术、知识的隐喻。许多学问都有一点像印度民间故事瞎子摸象所描述的情形，看到的只是部分真理（partial truth）。而人们对于话语（discourse）的诠释也是如此。有的人说它是语篇，有的人说它是论述，有人说它是庄子眼中无处不在的道（张汉良，2016），还有的人说它是味道（丁建新、沈文静，2013）。其实它就是意义的方式、言说的方式。这样的诠释有利于我们从比较广义的角度来看话语的丰富内涵。毕竟我们需要一种包容的、跨学科的视野才能涵括话语意义的种种。第六届中国话语研究会的学者都认同话语这一范畴的存在，并都对它的研究感兴趣。可是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学科，文学、人类学、语言学、翻译学、法学、传播学、哲学、社会学都有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我们邀请到的几位主旨发言的嘉宾事实上就来自于不同的研究领域。

香港大学英文学院教授Christopher Hutton的发言题目是“语言学专门知识、法律语言学、跨性别法理学”（The Notion of Linguistic Expertise， Forensic Linguistics and Transgender Jurisprudence）。作为一个长期专注语言中的政治问题的学者（2005，2009，2014），Hutton的研究处于语言学、法学以及知识史的边界之间。他以英国、美国、香港为例考察了习惯法司法管辖权之内的法律环境中语言学专业知识这一概念，认为作为专家的语言学家对于意义的确定可以提供重要的指导意见。Hutton选取了涉及到如何定义男人、女人的跨性别法理学（Sharpe，2002）领域作为个案分析。法律讲求的是诠释文化，法律中的语言问题构成了关于权威性与专业知识的复杂问题。法律认定律师（特别是法官）是语言专家，有些情况下语言事实的确认是由陪审团来完成的。当遇到需要确认日常英语单词的意义的时候，许多法官依赖于作为本族语说话者的语言直觉，最多不过查查字典或其他的外部权威资料。法官们一般不会愿意出让权力给语言学者、专家。而另一个方面，语言学家们对究竟什么是意义，如何定义日常用词的意义仍然在争论不休。而法律的法庭辩论语境要求意义准确、权威，这样一来法律的语言问题就自然而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挑战。法律语境下的语言专业知识的界定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方法以及道德困境（丁建新、何雁、李凯阳，2016：16）。毕业于牛津和哥伦比亚大学的Hutton教授近年来在法律语言学、法哲学方面有卓越的建树，他的Language， Meaning and the Law（2009）及Word Meaning and Legal Interpretation: An Introductory Guide（2014）是圈内具有广泛影响的著述。

同为香港大学英文学院教授的Adam Jaworski是波兰人，他曾经在伦敦大学（1991-1992）和加迪夫大学工作（1993-2005）。他的语言研究的路径带有很强的社会性。他从话语与多模态的途径来研究旅游、社会流动（mobility）以及全球化。他在非言语交际（nonverbal communication）、语言的空间展示（display of languages in space）、基于文本的艺术（text-based art）等方面的研究独树一帜。这一次Jaworski教授的主旨发言是“作为全球化符号的字体排印与书写创新”（Typographic and Orthographic Innovation as an Index of Globalization）。Jaworski考察了标点符号、变音符号、标题的非传统、创新使用的大量案例，如LOVÉ（香港一家时装店的促销口号 LOVÉ fOR salE）、dADáDádA（Barcelona一家招贴广告店名）、c！ty’super（东南亚的一个连锁超市名）、förmösa（香港的一种药用植物提取物）。这些符号创新与其他许多排印、书写、图像特征交错使用，语言与符号高度商品化了。Jaworski认为，一种新的视觉语言正在经历 Agha（2003，2007）所谓的登记注册过程（process of enregisterment），也就是说，它们正在被逐渐赋予社会意义。这些非常规的符号使用展示了商家的全球化特征。这些符号越来越超脱于任何特定的种族语言学群体（ethnolinguistic group）。我们只能追溯其国别或种族的痕迹。Jaworski认为，这些符号的目标消费者是一些全球化公民（global citizenship），体现了全球化的图像意识形态（graphic ideologies）（Spitzmüller，2015）。连同现代城市景观中的其他符号资源（如地球、心、国际旗帜、名人头像），这些符号俨然已经构成一种全球化、公司及消费者所使用的新的语域——国际语言（internationalese）或全球语言（globalese.）（丁建新、何雁、李凯阳，2015：17）。Jaworski的研究属于交叉研究，涉及到话语研究、市场营销、旅游学、艺术学、符号学、全球化等多个领域。

Vijay Bhatia教授是体裁分析（genre analysis）研究领域的老将，他的两本专著 Analysing Genre：Language Use in Professional Settings（1993）和Worlds of Written Discourse: A Genre-based View（2004）奠定了他在体裁分析这一领域的重要地位。近年来他致力于提出（critical genre analysis）的理论模式（2008，2015）。这次会议他的主旨发言题目是“批评话语研究与体裁研究的进化：对应用语言学的启示”（Evolution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d Genre Studies: Implications for Applied Linguistics）。Bhatia教授认为，体裁分析一般情况下主要关注体裁结构的分析，有时会去关注体裁产生、诠释、使用的语境。体裁分析给人的印象是产生、诠释体裁本身只是目的，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很少有人去关注专业实践（professional practice），而事实上专业实践是话语活动的终极目标。对于专业实践语境的分析包括专家身份、体裁试图维系或改变的机构结构或专业关系、体裁对其读者所产生的挑战或裨益。特别是那些使得特定体裁成为可能、而且与一定专业或学科语境相关的语篇以外的因素（text-external factors）。Vijay Bhatia教授重点介绍了话语空间（discursive space）这一概念。话语空间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最重要的是一个社会语用（socio-pragmatic）空间。在这样的社会语用空间中社会文化能量得以协商、实现来达到专业目标。话语空间这一概念的复杂性在于每一行业的专业人士都会从其他话语语境与体裁中转用（appropriate）（Bakhtin，1981）符号资源来达到交际目的。话语空间从本质上讲是话语间的（interdiscursive）。从这种意义上讲，所有的语境本质上讲都是话语间的，而批评性体裁分析就是这样一种关于话语间语言表现的理论（theory of interdiscursive performance），它以体裁为媒介来揭开专业实践的神秘面纱（demystify professional practice）。在批评性体裁分析中，专业、机构、组织的实践得以协商，它们基于不同的利益而处于不断的斗争之中（Bhatia，2015：9-19）。Bhatia教授认为，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Fairclough，1992；van Dijk，1993；Wodak，1997）与（Critical）Genre Analysis（Swales，1990‘Bhatia，2008，2015）是当今最为流行的两种话语分析模式。前者吸取了法兰克福社会学（Frankfurt School of Sociology）理论的精髓，致力于考察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特别是滥权（abuse）、控制（dominance）、不平等（inequality）是如何在一定的社会、政治语境中得以实施、再生产以及如何遭到抵制的，其目的在于纠正这样的不平衡的社会秩序。而后者则致力于分析专业语境中的话语间语言表现，客观、现实地揭示学科知识的构建、传播以及消费过程。鉴于此，Bhatia教授提议我们在广义范围之内来定义应用语言学（applied linguistics），涵括将语言学理论应用于翻译、信息设计、组织与机构传播等相关领域（丁建新、何雁、李凯阳，2015：16-17）。

三、话语研究的后现代性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作为关键词频繁地出现在西方学界。作为一种反传统、反理性的思潮，它是一种在思想和行动上试图超越启蒙时代的情绪。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相对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粗野主义都或多或少第体现了这种情绪的存在。反逻各斯中心，反二元对立，反整体论，反工业化，没有中心，没有主体，游戏语言。杂糅、拼贴、写断文本，充满矛盾与不确定。王铭铭（2002）指出，后现代主义横扫社会科学各领域，对现代学科体制进行尖刻的批评。依据福柯（Foucault，1972：224；1978）对discipline这个带有学科和训诫双重意义的概念所进行的解读，后现代主义反思者提出，学科的界分典型地体现了现代社会中知识与权力之间的不可分割。尽管后现代主义者声称敌视启蒙的理性论，但他们对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历史关系却采取一种直线性的历史解释，大多将现代社会科学的问题归咎于它们的现代性，以为舍弃了现代科学知识论的类别体系，便可创造出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使知识形式疏离于权力形式，或主动性地融入替代性权力形式的后现代社会科学（王铭铭，2002：2）。而解释人类学关于社会话语的研究正是这样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学说。

这次会议邀请到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王建新教授作题为“文化研究中的话语理论与方法——解释人类学的视角”的主旨发言。王建新教授认为，人类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写文化，发现和解释地方性知识的特殊性及其与整体社会的关联（丁建新、何雁、李凯阳，2015：86）。自20世纪初，现代人类学成立以来，文化书写的方式经历了共时结构性的静态写实法、历时动态变迁描述法、生活实践中各类象征意义的分析解读方法等几个不同阶段。目前备受人类学界重视的解释人类学则把研究重心定位在了对社会话语（social discourse）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及对社会话语中所聚焦的问题的解释（interpretation）。解释人类学（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的创始人格尔茨（C. Geertz）认为，人类学的民族志（ethnography）书写的基本任务是解读社会话语，而构成社会话语的重要信息需要通过田野调查，与当地人近距离互动才能获得。因而，人类学家需要深入生活实践，通过近距离经验（near experience）去获取具体表现社会话语的田野信息，然后通过深描揭示出社会话语所蕴含的重大问题，从而对当事人为建构话语（construction of social discourse）而作的诸多解释的具体意义进行客观合理的解释（interpretation of local explanation）。与语言学所聚焦的分析话语、哲学和政治学所关注的权利话语的分析理念及方法不同，人类学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为解读特殊社会群体之社会问题的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在《深层的游戏中》中格尔茨深度地描述了巴厘人的斗鸡习俗。这一巴厘人司空见惯的游戏却与“男性”、“赌注”、“规则”、“地位”、“竞争”等关键词连在一起，蕴含着巴厘人的憎恶观、乱治观、君臣观，戏说着上层社会的政治角逐。“通过一个小小的斗鸡场景，格尔茨把我们带到了个人情感与集体表象密切互动的关系当中，迫使我们观看民族精神和文化理想与个人人生观揉成一体的过程。”（王铭铭，1999：35）作为反思人类学（reflexive anthropology）的最早实践者，格尔茨承认人类学家和被描述者一样，也是一个符号体系、一种文化的解释者。人类学家的任务在于寻求一种经验相近的、非现代的解释体系。文化研究不是现代人类学家马林洛夫斯基那样标榜的文化的科学（the science of culture），而是一种表述（representation）的途径，一种文化的写作（writing culture）（同上：34-37）。

在哲学领域也有许多带有后现代趋向的论述，如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鲍德里亚的超仿真、詹明信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罗蒂的教化哲学、伊格尔顿的文艺批评、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及元话语终结，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吉尔·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1925-1995）。这次会议邀请到了深圳大学袁文彬博士讲述德勒兹的理论，之前他是研究詹明信的专家，这次他发言的

题目是“从反俄狄浦斯到千高原：德勒兹的符号逃逸线”。袁文彬教授认为，德勒兹的生成（becoming）哲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1950s-1970s，作为学院派哲学家出版了两部作品《重复与差异》（1968）及《感觉的逻辑》（1969），凸显了科学的重复性和艺术的差异生成性；（2）1970-1980，与瓜塔里合作发表了《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两卷（第一卷《反俄狄浦斯》，1972；第二卷《千高原》，1980），奠定了其游牧哲学地位的著作。前者以弗洛伊德的所谓核心家庭作为批判的靶子，消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主体性概念，创导精神分裂分析，为游牧哲学铺平道路。借助《卡夫卡：少数裔文学》中文学符号机器，在《千高原》这个平台上刻划游牧哲学的逃逸线；（3）1980-1995，《何为哲学？》强调了艺术和哲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概念是哲学的生命线。德勒兹以卡夫卡的作品为例，论述了他关于语言的辖域化问题，辖域化—解域化—再域化是卡夫卡寻找逃逸线的符号标志，也标明了德勒兹破解主流话语霸权的激进的后结构主义立场（丁建新、何雁、李凯阳，2015：19-20）。袁文彬认为，如同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打通了《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之间的道路一样，《卡夫卡走向少数裔文学》也似乎为《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打通了道路（同上）。这三部曲为德勒兹阡陌纵横的块茎（rhizome，相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树状模式、根状模式而言）寻找到了生命的逃逸线。德勒兹强调卡夫卡在其所生活的年代对主流语言既有的辖域从内部进行颠覆、解构和重构，再现其差异哲学和流变思性质的逃逸线，力图揭示卡夫卡的文学语言在捷克语、德语、希伯来语以及捷克的犹太语（Yiddish）之间复杂的块茎关系。这便是卡夫卡式的文学机器，也是德勒兹所依赖的符号游牧工具，进而最终借助《千高原》这一平台逃越奥斯维辛和五月风暴给整个思想界带来的心灵创伤。

福柯曾经说过：“20世纪是德勒兹的世纪。”德勒兹认为，现代性是一切极权主义的温床，所有多样性、去中心或弥散都是积极的，所有联合或同质的东西都值得怀疑，所有边缘都具有创造力，所有多数和共识都有压迫性，所有小规模的政治行动都值得称赞，所有大规模、以国家为中心的事业都需要全面质疑。他的许多概念，如欲望机器、战争机器、国家机器、游牧、块茎、逃逸路线、少数都成为后现代主义反传统、反专制、反核心家庭、反自我（反俄狄浦斯）哲学的关键词。在现代法国异己哲学家中，他是无政府主义前卫派最明显的继承者。中国不是后现代社会，后现代主义的回响却无处不在。这说明文化与社会阶段并无相同的边界。田海龙教授（2003）指出，过去几十年中，全球经济、政治发生的变化导致文化转型。信息技术和传播媒介的发展成为真实物质的模拟物并替代真实物质，以至于形成后现代生活的新阶段。这些变革不仅存在于话语以外的变革过程中，而且存在于话语本身。因此，话语的批评是后现代社会批评的重要组成。要建立一种以批评性社会理论与批评性语言理论对话的新形式。

四、文化的转向：在主流与边缘之间

朱大可（2006）教授认为，国家、流氓/流亡这一二元对立左右了中国历史，并维系了历代王朝的漫长生命。中国王朝的历史正是在国家主义/流氓主义、国家社会/流氓社会、极权状态/江湖状态之间震荡与摆动。据朱先生的词源学考证，“流氓”一词最早在汉语中并非贬义。在朱先生的话语体系中，流氓是一种流亡、他者的状态，是拥有身份危机、异乡情节和精神焦虑的个体。用我们的话来说，是边缘人群与边缘文化。在朱先生看来，流氓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对国家主义的正典话语（我们所说的主流话语）具有解构的作用，力量此消彼长之后成为国家主义的刺客；而如果能利用其解构中的建构性元素，流氓主义将给国家主义话语提供生生不息的新鲜血液。对我们而言，朱先生的研究打通了话语与文化两个研究领域，验证了边缘与主流话语之间的共生关系（丁建新、沈文静，2013）。事实上，文化有主流与边缘之分，高可以至中国梦这样国家梦想、家国情怀，低可以至一种乡音、一道家乡的土菜、一份不能割舍的乡愁。话语分析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社会、语言批评范式有助于我们认识话语在当代社会政治变革中的重要作用。随着中国力量的崛起，中国研究、中国话语、中国范式受到世界的关注，话语研究能有助于中国国家话语策略的研究与实施。对边缘话语、边缘族群、边缘文化的研究又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这次会议见证了话语研究游走于主流与边缘之间。

这次会议中出现了大量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研究论文，如中国力研究中心寒竹先生的《观念的构建与社会变革》、北京师范大学苗兴伟教授的《未来的话语：中国梦的话语构建》、天津外国语大学张蕾教授的《中国梦话语的国家身份构建功能》、香港理工大学吴东英教授、张乐金博士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中的话语混合与全球本土化》、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李军教授的《国家话语修辞建构的思考》、河南科技学院李会民教授的《从话语批评到生态文明社会建设》、青岛大学布占廷副教授的《中国梦及物性构建研究》、曲靖师范学院仝品生教授的《用中国观念建构当前的中国话语》、天津外国语大学尹佳的《碎片化渠道，中国化语境——刍议当前我国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策略》、广州航海学院吴珂副教授的《民族文化特征话语的大数据分析》、天津商业大学赵芃副教授的《中医概念化与青蒿素研制的话语研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研究生郭旭的《转型中国的危机新闻发布会中的人际意义构建》等。天津外国语大学赵彦春教授的《国家需要与国家话语体系创新》基本上可以代表话语研究的这种国家主义思潮。他认为，中国当前的话语体系与国家发展的需要严重脱节，亟需更新。儒道释耶等是传统的文化因素，但我们主导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却是孔德建构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和以黑格尔为教主的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究其根本，这两者均是西方资产阶级兴起而要求话语体系支撑同时实施对外扩张、对外殖民的结果，是出于西方国家需要而建构起来的话语体系。依此体系建构的标准，中国虽然曾有辉煌的历史却被认为处于文明的边缘，没有哲学，没有逻辑，没有科学，因此是落后的文化，而这种观念经过近三百年的浸淫已经主导了我们的意识，演变成了我国当下的话语体系。比如，据此标准，汉语是落后的代表，汉语没有语法，不是逻辑的语言，阻碍了中国的发展等论调曾是中国意识形态的主色调，以至于“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汉字罗马化等呼声和思潮曾一度成为时代的强音。当前我们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学术领域都是西方标准，是西方话语的殖民地。事实上，实证主义和欧洲中心论都欠缺坚实的逻辑基础，是本末倒置，偷换概念，以偏概全的，对人类知识和福祉都是一种伤害。中国话语体系的重建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也是人类理性复归的需要，它要求我们打破中西文化的蔽障，并返回本原意义的形而上学，形成自上而下的、全域的理论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6年第一期刊载了“中国梦话语研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语言文化”研究，是话语与国家策略研究的很好尝试。用中国话语研究会会长、南京师范大学辛彬教授在这次会议开幕式发言中引用的话来说，毛泽东时代我们解决了挨打的问题，邓小平时代我们解决了挨饿的问题，而这些研究是“要解决好挨骂的问题”。

话语研究文化转向的另外一个方面是这次会议出现了许多边缘话语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伴随着话语研究南方系的崛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冉永平近年来从语用学的角度作了许多颇有建树的话语分析。这次他的主旨发言是“网络语境中冒犯性不同意的语用分析”。冉教授认为，言语合作与和谐取向是面对面人际交往中的常态，更是人类理性的重要表现（丁建新、何雁、李凯阳，2015：75）。我们不难发现针对面对面交际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参与者如何采取语言策略，以避免人际冲突，促进和谐，或如何表达语言上的礼貌，增进人际关系，或关注语言使用的社交语用失误等。然而，日益流行的网络交际则是一种以虚拟技术为依托、间接（即非直面）交往为主的新形式，体现出明显的虚拟实在的语境特征，衍生了不同于日常直面言谈的诸多语用现象，出现了较多违反常态的语用特征。

广州大学肖坤学教授近年来建立起一支国内颇有影响的认知语言学/话语分析研究团队。他和他的同事胡安奇博士递交的论文《语言识解的社会群体差异性研究：认知话语分析的视角》指出，语言作为形式与意义的二元复合体，不仅是对主客观经验的镜像反映，也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因而，不同的社会群体或者阶层对同一经验现象的识解也呈现出显著的群体差异性（同上：75）。他们的研究以体验哲学为理据的意义识解理论为基本框架，通过对我国当下进城务工的民工子女和来自城市精英学校两组不同社会层级的学生对既定诱发语境下的若干相同意象的概念化及其词汇—语法实现的对比分析，探讨话语在经验—人际意义表征中的词汇—语法连续体特征，以及认知识解的社会性。华南理工大学的武建国教授则从互文性的角度考察媒体话语的重新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与转型（transformation）的问题。华南农业大学的沈文静博士则致力于研究青年话语所体现的反抗文化，她的切入点是反语言（antilanguage）。

香港理工大学双语系的吴东英教授团队关注的是新媒体、传播学以及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等问题。刘向东从社会符号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梳理身体话语这一自柏拉图以来的重要学术史。秦勇则从多模态的角度来分析政治话语中的情感介入。吴海彬从符号学的角度来揭示卖场空间话语建构的目的性及策略性，认为品牌价值在归化与异化的张力中得到提升。赵冉则对微信女性用户作多模态话语分析，认为与书信和对话不同的是，微信聊天和朋友圈的使用者在完成意义构建及一对一和一对多的人际交流的过程中，除了使用文本文字外，还有大量的图片、音乐等非语言符号（同上：30）。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交流是双向的。语篇的含义也从传统的静态文字语篇扩展到了动态多模态语篇。

广东财经大学的张广奎教授近年来出版了两本颇具特色的诗集（《呐喊》、Naked Nature，2015），这些诗边缘、草根、原生态，充满了激情与尖叫。作为一个边缘话语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他和他的学生陈柳（韩山师范学院讲师）递交了《〈金色笔记〉中的后现代主义话语研究》的论文，指出后现代主义对事物的怀疑态度、破除一切的精神及对他者的开放胸襟与作为一种“以社会关切为本的边缘话语分析”之间在一定意义上有着共同目标（同上：38）。他们用后现代主义话语分析范式解读诺贝尔获奖小说《金色笔记》中无处不在的个体精神焦虑、怀疑、对边缘人群（盲人、疯癫）的关切以及小说难以捉摸的文本形式对传统形式发起的成功挑战。张广奎教授的另外一个同事张佳则从边缘话语的角度分析桑德拉西斯内罗斯的小说，认为20世纪90年代对西裔小说家西斯内罗斯的研究数量可观，研究重点最终落到对双重边缘化及族裔身份问题上来（同上：46）。作为一个边缘性群体而存在于白人至上的社会空间里，西斯内罗斯展现了一种罕见的作家才能。

在中山大学，继丁建新教授出版了《批评语言学》（2011）、《边缘话语分析》（2013）、《文化的转向》（2015）之后，一些学者开始结合话语、文化与批评的理论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廖益清教授以汉英时空观为例来验证 Boroditsky 的跨语言心智概念化（mental conceptualization）理论。杨熊端博士结合批评人类学与话语分析的理论来研究民族志话语中的权力与意识形态。熊仲卿博士则从“洋气”这一词汇入手来看话语与中国社会的变迁。赵常有副教授申请到省社会科学基金，专注于监狱话语与监狱亚文化的研究。林燕也申请到省社会科学基金，试图以陈寅恪先生的历史著述为研究对象，诠释作为话语的历史（history as discourse）这一自剑桥学派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以来的思想史观。许伊以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为例来分析文学语篇中的反语言。蔡天星副教授这次递交的论文《边缘话语记叙边缘角色——论民族志〈格格不入〉的隐性强权》，认为作为后殖民批评的宗师，萨义德用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回忆录进行巴勒斯坦叙事（丁建新、何雁、李凯阳，2015：45）。它与其说是散文体自传，不如说是用边缘话语编织而成的民族志，提供了准确详细的个人信息，将个人成长经历和中东反殖民主义的时代情境混杂糅合。在家庭生活中，严父在慈母的协助下以强权手段控制着萨义德；在学校生活中，宗主国学校的老师也以强权压制着萨义德，两方面的强权让萨义德沦为边缘角色，而萨义德也正是与之抵抗而成长为自身。萨义德叙说着丧家亡国之痛，家仇与国恨始终纠结着恋母仇父的俄狄浦斯情结。精英知识分子萨义德故意扮作边缘角色，活用边缘话语，巧用其无标题变奏的总体结构和象征这一隐性手法。胡勇希望借用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都市人类学的理论来诠释韩礼德关于“城市是言说之都”（A city is a place of talk.）的道理。谭晖从话语、文化、符号学的角度来研究后现代建筑。王晶的研究方向是话语与技术，吸取了传播学的许多理论。朱海玉则希望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考察涂鸦这一边缘文化现象。杨维忠、唐子茜、欧阳珊的研究都希望能将话语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杨维忠试图用边缘话语分析的理论建立文化翻译的新模式。唐子茜则从话语与政治的关系入手来考察清末民初翻译活动所表现的帝国冲突以及在构建民族国家中的作用。韩跃研究作为话语的身体这一主题。欧阳珊以莫言小说翻译为例构建翻译研究的话语之途。罗巾如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研究电影中作为话语的母亲身体（mother’s body as discourse）这一主题。肖蓉（现为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候选人）的研究是后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的话语取向。中山大学这次参加会议的还有丁夏荣（教授）、李茜、王雯、吴夏莉、王儒蕴、许丹云、李迺茜、刘悦怡、郭李飞、张艳军、王洁、黄丽婷、黄云香、谢巧娟、丁舒晟、郭文佳、张婷等青年学者。

五、结语

由于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评介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学者的演讲与论文。当相逢的帷幕落下的时候，我们对每一位参与者都心存不舍与感恩。感谢珠江大学联盟以及联盟成员之一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对这次会议的慷慨资助。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的团队为这次会议所付出的努力将永远记录在中国话语研究的学术史上。他们热情与优秀的团队以及所代表的山人文化精神将给来自五湖四海的话语研究学者们留下意犹未尽的回想。八百多年之前，一些牛津的教授离开牛津古镇来到伦敦郊外一个水草肥美的地方办学，这就是剑桥大学。多年以后他们创造了“许多事情在牛津先开始在剑桥先完成”的神话。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十年之前中山大学一些年富力强的教授带领他们的团队以双聘教授的身份来到南方学院组建各个学科。我们相信他们将会完成当年剑桥人同样的使命。学术的进化一定需要一些不满现状的拓荒者。“他们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追梦者”，中山大学南方学院校长喻世友教授在开幕式上如是说。

［1］ Agha， A. 2003. The Social Life of Cultural Value［J］.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23）: 231-273.

［2］ Bakhtin， M. 1981. The Dialogue Imagination［M］. Austi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3］ Bhatia， V. 1993. Analysing Genre: Language Use in Professional Settings［M］. London: Lon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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