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毛泽东民族思想理论发展、历史基础与实践依据

2016-02-10陈光军

知与行 2016年5期

关键词：抗战时期

陈光军

(四川民族学院康巴发展研究中心，四川康定 626001)

抗战时期毛泽东民族思想理论发展、历史基础与实践依据

陈光军

(四川民族学院康巴发展研究中心，四川康定 626001)

[摘要]毛泽东民族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既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革命发展推进的本质要求。抗战时期的毛泽东民族思想是继续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民族发展实际的产物。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总结和创造了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原则，为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为毛泽东民族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这一时期毛泽东民族思想的发展还离不开对中国历史上优秀的民族政策思想资源的借鉴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处理民族问题中积累的经验。这些理论成果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民族思想的发展，共同为毛泽东民族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民族问题异常复杂，毛泽东民族思想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以围绕夺取抗战的胜利为核心的，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同时期国民政府民族政策的实践为毛泽东民族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实践依据。

[关键词]抗战时期；毛泽东民族思想；理论历史基础；实践依据

抗战时期是毛泽东民族思想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也是毛泽东民族思想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毛泽东民族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既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革命发展推进的本质要求。抗战时期的毛泽东民族思想是继续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民族发展实际的产物。

一、抗战时期毛泽东民族思想的理论基础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总结和创造了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原则，为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为毛泽东民族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族理论的经典论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考察和研究了民族和民族问题，初步把握了民族运动的基本规律，深刻剖析了民族问题的本质，总结和创造了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原则。其主要表现在：

1.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民族问题时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和无产阶级的基本立场，他们研究民族问题始终没有脱离人类发展的基本轨迹，也没有孤立地研究民族问题，而是把民族问题的产生与发展纳入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基本范畴中，明确指出民族问题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剥削人在制度上的延续，解决民族问题必须在发展中解决，这不仅仅是因为民族问题是一种历史现象，更是因为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取决于其他社会问题的解决。所以，民族问题并非孤立地存在，解决民族问题需要用发展的全面的阶级的思维，联系其他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所以，两位导师早在《论波兰》一文中指出：“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1]287， 1848 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就更为详细和系统了。《共产党宣言》指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1]270

2.关于民族平等的思想。民族平等反映的问题实质是人与人的平等，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权利，尤其是近代以来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陆续提出了人生而平等，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这可以说是对封建制度和人剥削人的严重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借鉴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平等学说，不仅指出了不平等的原因，还系统地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和方向。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地阐述了家族、民族和部落发展的历史规律，深刻剖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特点及其发展形势。很显然，每个民族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各民族共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各民族之间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

3.关于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的思想。在处理民族问题时，革命导师非常重视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的相互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详细论述分析了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根源以后，给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思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对剥削作斗争才是实现民族解放的基本路径。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论证了民族平等的重要性，认为民族独立是民族平等、团结和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事实上，实现民族的完全独立是民族平等的内在要求。所以，民族平等的最终实现才有可能为民族间、国际的合作创造条件，才能做到平等和谐互利。民族独立也是一个国家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恩格斯在 1882 年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中就谈道：“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2]260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发展的基本条件。”[2]261

4.民族问题与社会总问题的关系。在研究民族问题时，革命导师非常重视民族问题与社会总问题的相互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详细论述分析了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根源以后，给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思路，即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必须依靠最终消灭私有制，而消灭私有制则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条件。其实，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看，我们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 1843年就第一次提出了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相联系的思想，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是不能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只有依靠全人类的解放，才能彻底解决民族问题。”[1]419很显然，民族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社会总问题的解决，二者相互影响，既不能把二者的关系混淆，也不能割裂两者的联系。

(二)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民族理论的经典论述

列宁和斯大林在长期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以及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民族纲领和政策，这为抗战时期毛泽东民族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其主要表现在：

1.关于民族平等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初步提出了民族平等理论的基本思想，论述较为分散和抽象，很少单独阐述。而在列宁时代，列宁根据时代的发展和革命斗争的需要，对民族问题进一步细化，对民族平等理论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理论阐述。列宁认为各民族之间应该完全平等，任何民族都不应该享有特权。在苏联早期，不得不提另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就是斯大林。斯大林有很多对民族问题的论述，虽然在基本理论方面是遵循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原则，但是也有很多苏联特色的论述。这不难理解，斯大林面对的是复杂的苏联共和国，境内民族众多，且在联邦制的作用下，民族问题其实始终伴随着苏联。斯大林面对种种民族问题，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论述，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是有争议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斯大林对民族平等理论所做的理论贡献。比如，斯大林谈道：“实行民族平等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3]斯大林对民族平等的另一重大理论贡献就是指出：“消灭各民族间历史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长期任务。”[4]并且指出了消灭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措施，比如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培养民族干部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2.关于民族自决权理论。这是列宁时代对民族理论的主要理论贡献。实际上，民族自决的核心问题是每个民族的平等问题，各民族都有权决定本民族事务的权利，其他民族不能以任何理由来干涉和压迫。很显然，列宁和斯大林是反对无条件的民族自决权和民族分离的。

3.关于各民族团结联合和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列宁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这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结合俄国的实际情况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提出了民族团结联合的理论，他认为在帝国主义阶段，联合是各民族之间、无产阶级之间的相互联合，这是无产阶级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列宁和斯大林对民族区域自治有着特殊的理解，他们认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承认各省的自治权，特别是居民的民族成分复杂的省和区的自治权。”[5]不难看出，列宁和斯大林认为区域自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和条件。

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民族政策理论方面还有许多重要的论述，本文在此不作详细论述。由此，我们清楚地看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对民族问题的相关论述体现了鲜明的阶级性和科学性，这些关于民族问题的深刻论述为抗战时期毛泽东民族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抗战时期毛泽东民族思想的历史基础

抗战时期毛泽东民族思想的发展离不开对中国历史上优秀的民族政策思想资源的借鉴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处理民族问题中积累的经验。这些理论成果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民族思想的发展，共同为毛泽东民族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

(一)中国传统的民族政策对毛泽东民族思想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民族政策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各民族融合交往的表现。中国历史上民族思想也经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早期的“夷夏有别”“尊夏贱夷”“内诸夏而外夷狄”“用夏变夷”到后来的“华夷一家”和“大一统”的思想观念的转变，而在具体的民族政策上也是展现了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从一开始的“羁縻政策”“怀柔政策”“戍边政策”到“同化政策”再到“因俗而治政策”。在这里想强调的是，虽然古代的民族政策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剥削性，但是其中所蕴藏的思想却是值得我们仔细研究的，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民族问题，尽管采取的政策不尽相同，但是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说注重引导开发和自我管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让少数民族管理自己本民族的事务，等等，这些措施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同时也是各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反映。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后来实行的民族政策纲领中也是较多地考虑了中国各民族发展历史的特点，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走坚持民族自决原则下的民族区域自治，而非民族自决原则下的联邦制。

(二)抗日战争前的毛泽东民族思想

毛泽东民族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早期的革命实践，同时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和毛泽东民族思想的一种延续与发展。

大革命时期是毛泽东民族思想的产生和初步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本人甚至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问题的认识可以说还是相对较为肤浅的，只是照搬苏联提出了一般性的民族纲领。比如，民族斗争在阶级社会表现为阶级斗争、“主张无条件的民族自决”*注：在1931年的中国工农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对民族自决做了一般性的解释，大会指出“对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自决权，直到离开中国而独立的自决权，它无条件地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71.、反对一切压迫剥削的反动统治、主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等。其主要原因是从两个方面来看的：首先，从理论上看，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够彻底，理论准备不足，更多的是照搬苏俄经验和做法。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面也不例外，完全沿袭了苏联模式，多项民族政策还处于萌芽状态，当然这其中毛泽东同志较早地注意到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也非常重视研究中国的具体国情，但总地来讲，毛泽东民族思想还处于初步建立阶段。尽管中国共产党自从建立以后就逐步制定了相应的民族政策纲领，但是这个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期间党也犯过大大小小、或“左”或“右”的错误，这是不可避免的。其次，从实践来看，由于早期党的活动地域相对较小，基本上远离主要的少数民族聚集区，加之党的中心任务与民族理论的发展还有较大差距，党内大多数人甚至是毛泽东本人不可能对民族问题投入较多的精力。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早期对民族工作的认识无论是从活动的深度还是广度都还十分有限。随着中国革命进程的深入，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不断扩大，毛泽东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也逐步深入。

土地革命时期是毛泽东民族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大革命失败的打击后，迅速调整党的工作重心，党的活动范围的广度和深度有了较多的发展，特别是在1931年成立中华苏维埃政权以后，毛泽东对民族问题更加重视，逐步开展了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对民族问题的认识更为全面和深刻。但是，这个时期最显著的变化是对民族自决权的阐述与提法的变化，党更多的是“把民族自决权与国家统一并提，这就更多的是把自治权当作一项原则，而不是具体的政策”[6]。

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尤其是抗战全面爆发的前夕，我国的民族问题十分复杂，面对内忧外患，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及时总结红军长征时期的民族工作经验，使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逐渐走向成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是抗战时期毛泽东民族政策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实践来源。

三、抗战时期毛泽东民族思想的实践依据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民族问题异常复杂，毛泽东民族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以围绕夺取抗战胜利为核心的，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同时期国民政府民族政策的实践，为毛泽东民族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实践依据。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在华北策划发动了一系列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史称“华北事变”，民族危机空前加深，抗日救亡运动逐步高涨。中国共产党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武装围剿的同时，始终高举抗日的旗帜，积极同国民党部分爱国将领合作共同抗日，并主动派遣优秀的共产党员赴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努力发动东北各民族共同抗日。华北事变以后，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于 1935 年 8 月 1 日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在宣言的指导下，1935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的一次大规模抗日爱国运动，史称“一二九运动”。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努力促成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联合，“到 1936 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初步形成”[7]。

1936 年 12 月，东北军将领张学良，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对前往西安督战的蒋介石实行兵谏，扣押蒋介石要求其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从民族大义出发，积极主张并最终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民族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革命任务的转变导致民族政策的转变。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党的任务亦由推翻国民党的国民政府为主转变为以救亡图存的反日侵略战争为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毛泽东民族政策随之发生改变。第二，毛泽东民族思想内容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毛泽东民族思想的转变首先表现在对民族平等的重新认识，由于抗战的需要，民族平等的内容发生了变化，目的是形成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次，民族团结的范围扩大，不仅是各民族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还包括封建地主、官僚阶级等占据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再次，由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由于是“反对日本利用民族自决口号策动蒙奸回奸成立依附于日本的傀儡政权的需要”[8]，所以这时避免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和引起各少数民族的误解，很少再提民族自决，而是主张各民族有自主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主张民族自治。最后，对于各民族共同发展这一政策的改变主要就是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研究，更加重视民族问题，在具体措施上就是成立专门的民族工作委员会，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自己的抗日武装。因此，为了维护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民族思想的某些方面的调整是必要的也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

(二)抗战时期对国民党民族理论的借鉴和批判

孙中山是近代中华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做出了杰出贡献，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孙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三民主义，为谋求中国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而奋斗终生，对民族和民族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尤其是 1923 年以后，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实行新三民主义，强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对民族主义也做了新的阐述。这一时期孙中山民族思想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对“民族”的理解，由原先的“汉族”到现在的“国族”，实际上就是把除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也纳入到中华民族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的民族思想也是随着革命任务的变化而变化，同时也是对民族问题不断深入认识的一个过程。

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民族政策也是不断变化，逐渐充实发展起来的。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比较重视民族工作，一方面是出于政府形象的考虑，毕竟新政府刚刚成立，为了给广大人民群众树立统一负责任的光辉形象，大力宣传自己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加强政权建设的需要，国民政府成立之前，社会各阶层、各民族之间的裂痕早已存在，可以说是矛盾重重，如何平息民族之间的纷争，化解民族和社会之间的矛盾成为国民政府的基本任务之一。所以，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根据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多管齐下，初步有效治理了民族问题，加强了对民族事务的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民族问题的确比较严重，但是仍然不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加强民族事务的管理，化解民族和地区之间的矛盾只是有利于为国民政府下一步处理各种政治、经济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国民党早期也比较重视民族问题，在国民政府中央设立看蒙藏委员会，虽然在具体政策上也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决、民族团结、保障各民族的权利等，但是由于国民党本身的阶级性决定了它本质上是维护大地主、大资本家及官僚买办阶级利益的，所以很多政策流于形式，且大汉族主义非常严重。进入 30 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边疆民族危机加深，国民党逐渐认识到边疆地区的重要性，重新调整了民族政策的一些内容，加大了对民族地区的管理，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法规，从宏观的民族政策逐步发展到微观的具体要求。这一系列重大变化为毛泽东为抗战时期毛泽东民族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了重要的历史借鉴。抗战时期毛泽东对国民党民族政策思想的批判与借鉴主要表现在：

1.关于民族主义思想。这里谈论民族主义暗含一定的时代背景，这就是在抗战时期，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决定了对待民族主义不能一刀切，一切目标都以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根本宗旨。因此，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是支持进步的民族主义，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毛泽东指出：“实行民族主义，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9]在谈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时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因此，“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上述孙先生的民族政策”[10]。所以说此时，中国共产党是支持进步的民族主义的，与其所主张的国际主义在此时并不矛盾。毛泽东曾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详细论证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指出：“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11]520—521

2.关于民族平等的真实性。尽管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主张各民族平等，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本身的阶级性是不可能做到完全平等的，且民族平等的内容相差更大。孙中山以及他的追随者们一直推行大汉族主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也不例外，本质上是由于阶级本性决定的，他们主张对少数民族实行同化政策，认为汉族是“宗族”，其他少数民族应该向汉族学习，这里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条件。因为，在历史上少数民族基本上是出于落后贫穷这样一种境地，再者从现实来看，国民政府主要精力在于政权的建设与巩固，少数民族问题在当时并不是国民政府的重大关切，所以突出的表现就是只看到少数民族的落后性，没有看到少数民族所做的贡献。

毛泽东一直坚决反对这种大汉族主义，无论是在抗战时期还是在以后的任何时期内都主张各少数民族事实上的一律平等。在民族团结方面，国民党只重视团结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上层人士，却忽略了广大中下层少数民族群体，他们才是抗战胜利的基础性力量。毛泽东指出：“今后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这里的关键是国民党政策的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11]353但是国民党并不敢放手发动广大群众，所以国民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大打折扣，抗战路线的片面性就不可避免。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4.

[4]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47.

[5]列宁.列宁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18.

[6]金炳镐.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发展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13—14.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423.

[8]何龙群.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76.

[9]金炳镐.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G].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259.

[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4.

[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