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章，梁香阁，张笑微，王晶晶

(1 河北医科大学社科部，河北　石家庄　050017，liuyz2712@sina.com；2 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17)



·医德思想·

中美《医师宣言》的差异性分析及启示*

刘云章1，梁香阁2，张笑微1，王晶晶1

(1 河北医科大学社科部，河北石家庄050017，liuyz2712@sina.com；2 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17)

《中国医师宣言》和美欧国家的《新世纪医师职业精神——医师宣言》是弘扬与培育当代医师职业精神的两个重要文献。研究比较发现，它们在形成的社会背景、指导思想等方面基本一致，但由于受到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历史传统、文化特色、医药卫生体制、医学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以及人们的社会心理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两个宣言在医师职业精神的认知与实践等层面也存在着差异，主要表现为对医师职业精神内涵的理解与把握、医师职业精神所依托的伦理学理论基础、对医师职业精神要求的规范性性质与程度以及医师职业精神的实践保障等方面。因此，对中美《医师宣言》的差异性比较与研究有助于我国医师职业精神建设。

医师宣言；医师职业精神；差异性；伦理学

加强医师职业精神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深化对《中国医师宣言》与美欧国家《新世纪医师职业精神——医师宣言》的研究，从理论上为医师职业精神建设提供支持。这两个宣言在形成的社会背景、指导思想等方面基本一致，但由于受到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背景、文化特色、医药卫生体制、医学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以及人们的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它们在医师职业精神的认知与实践等层面也会存在着差异。本文通过对这两个《医师宣言》文本的研究揭示出其差异性，为我国医师职业精神建设提供启示与借鉴。

1　对医师职业精神内涵理解与把握的差异

医师职业精神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差异必然影响到医师职业精神的内涵。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关注人、关注社会、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人本”文化[1]，重视一个人的“成德”，即儒家强调的“仁”。儒家文化的这一本质特征表现在《中国医师宣言》对医师职业精神内涵的表述上，即对医师职业精神主要从“道德本位”上进行理解与规定，对医师进行道德规范与要求。《中国医师宣言》所概括的中国医师职业精神的六个层面，即平等仁爱、患者至上、真诚守信、精进审慎、廉洁公正、终生学习，其中多是对医师的道德要求。

源自于古希腊的西方文化重视自然，形成以知识为中心的文化思想，是一种“物本”文化。它们强调人对客观外界事物的内在本质与运行规律的探索、认识与把握，发展出知识、技术体系，并把探求知识、提升能力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西方文化的这一本质特征表现在美国《医师宣言》对医师职业精神内涵的表述上，即对医师职业精神主要从“知识本位”或“能力本位”上进行理解与规定，对医师进行知识与能力的规范与要求。他们所理解的医师职业精神更主要的是一种做好医学事务的能力。《新世纪的医师职业精神——医师宣言》对医师职业精神的“三项基本原则和十项职业责任”的概括多是基于医师的知识与能力的概括。

从历史上来看，中美《医师宣言》对医师职业精神内涵理解上的差异——“道德本位”与“知识本位”或“能力本位”的差异，早在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与《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就有所体现。孙思邈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希波克拉底说：“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柬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孙思邈的医疗行为是建立在“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医师道德基础之上，而希波克拉底的医疗行为是建立在“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的能力基础之上，二者有着明显的差异。

2　医师职业精神所依托的伦理学理论基础的差异

中美《医师宣言》所体现的医师职业精神的差异基于不同的伦理学理论基础，《中国医师宣言》的伦理学理论基础主要是“德性论”与“义务论”，美国《医师宣言》的伦理学理论基础主要是“后果论”，其中最为典型的“后果论”伦理学理论是“功利主义”。

《中国医师宣言》承继了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医师宣言的价值思想，尤其是“儒医”的思想。强调医师修养自己的“美德”，在一定的“德性”支配下为患者服务，其伦理学理论基础是“德性论”与“义务论”。 中国传统道德建设更加提倡个人美德，“做具有美德的人比做符合道德规范的事更为根本、更重要、更有决定意义，因而美德比规范更为根本、更重要、更具有决定意义。如果一个人没有美德，那么再好的规范也不可能被遵守；反之，只有当人们具有美德时，道德规范才能被遵守。”[2]医师在具备一定“美德”的基础上“应该”对患者尽医疗的“义务”。《中国医师宣言》所概括的六条“承诺”主要是基于“我们应以人为本、敬畏生命、善待病人，自觉维护医学职业的真诚、高尚与荣耀，努力担当社会赋予的增进人类健康的崇高职责” 以及“守护健康、促进和谐，是中国医师担负的神圣使命”等道德义务。

美国《医师宣言》的伦理学理论基础主要是“后果论”。 “后果论”以行为后果的“质”与“量”来判定行为本身的道德性，“后果论”伦理学理论弥补了“义务论”的不足。恰如美国伦理学家弗兰克纳所说：“义务论者注重他人利益，却没有对增进善给予足够的重视；利己主义重视增进善，却没有足够的重视他人利益；而功利主义同时弥补了二者的不足”。因此，功利主义所追求的“是使善最大限度地超过恶(或者尽量减少恶超过善的可能性)。”[3]这种理论客观要求医师不仅要从“道义”上如何去做，更为重要的是要关注医师行为的社会后果，为此，美国《医师宣言》的相关内容表述大都不是单纯从“医师”的角度，而多是从“患者”“社会”“医疗质量”“医疗责任”“科学知识”“利益冲突”等角度，如“将患者利益放在首位的原则”“ 患者自主的原则”“ 社会公平原则”“ 提高医疗质量的责任”“ 促进享有医疗的责任”“ 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公平分配的责任”“ 对科学知识负有责任”等。

3　对医师职业精神要求的规范性性质与程度的差异

《中国医师宣言》对医师职业精神多是倡导性的、概括性的要求，规范性程度较弱，从语言表述形式来分析，这些要求多是对医师职业精神“应该如何”与“不该如何”的伦理性表述，如“坚守医乃仁术的宗旨和济世救人的使命”“尊重患者的权利，维护患者的利益”“诚实正直、实事求是、敢于担当救治风险”“保持清正廉洁，勿用非礼之心，不取不义之财”等。

美国《医师宣言》对医师职业精神多是明确的规范性要求，告诉医师在处理医疗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时应该如何去做，禁止如何去做，这些规定相对具体，便于医师实践操作，而且具有强制性。从语言表述形式来分析，美国《医师宣言》中多是对医师职业精神的“肯定性”或者“否定性”的具体要求，如 “医师必须尊重患者的自主权”“医学界必须在医疗卫生体系中促进公平，包括医疗卫生资源的公平分配”“医师必须保证在患者同意治疗之前以及治疗之后将病情完整而诚实地告诉他们”“医师必须为不断提高医疗卫生质量而努力奉献”等。

4　医师职业精神实践保障上的差异

医师职业精神靠什么保障去实现，以及实现的路径是什么，这也是医师职业精神的重要内容。基于上述分析，《中国医师宣言》认为医师职业精神的实现主要靠医师个人的道德修养，美国《医师宣言》认为主要靠医师的责任与能力。

《中国医师宣言》的六条承诺中，仅从文本表述上就可以看出至少有三条内容是关于医师个人的道德修养，即第一条：平等仁爱。坚守医乃仁术的宗旨和济世救人的使命。关爱患者，无论患者民族、性别、贫富、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如何，一视同仁。第三条：真诚守信。诚实正直，实事求是，敢于担当救治风险。有效沟通，使患者知晓医疗风险，不因其他因素隐瞒或诱导患者，保守患者私密。第五条：廉洁公正。保持清正廉洁，勿用非礼之心，不取不义之财。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努力消除不利于医疗公平的各种障碍，充分利用有限的医疗资源，为患者提供有效适宜的医疗保健服务。这些既是医师职业精神的内容也是践行医师职业精神的内在保障。这与我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个人道德修养相一致，道德行为是由有道德的个体做出的。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仁即存在于我们的内心之中，“我欲仁，斯仁至矣。”人正是在这种道德理想和追求的实践中不断完善自我，“德性能够使一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生活目的的过程中拥有善，使他能够在困惑和迷乱中清醒的知道自己将要做什么，自己有什么样的目的，自己信守的道德标准是什么。在追求美好生活中，德性的践行是必要的，因为德性使人从当下的存在情态向可能的生活目的超越，从现实的人性向明确生活的本真目的后的人性的转化。”[4]

与西方文化重视知识与能力相适应，美国《医师宣言》提出了三项基本原则并为实现这三项基本原则制定了医师应尽的十项职业责任。在他们看来，社会发展和当代医疗关系的复杂化使医师行为远远超出了个体的道德范围而进入到职业责任与职业伦理和职业精神的更加广阔的社会领域，医师职业责任是医师职业精神的道德基础。在现代社会中，行为主体的“得体行为的主要典范是‘适应’而不是健康。‘适应’代表个人在身心两方面对不断增长的新经验的吸收和创造性的做出反应的能力，一种承受快速变化的能力以及通过自我督促、自我改进而‘坚持下去’的能力。”[5]这表明，出色的职业责任的完成除了要求良好的个体道德品质以外，还需要有强大的职业实践能力。

对中美《医师宣言》的差异性比较只是一种客观性揭示，并不表明二者有高低优劣之分。这些差异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文化基因、卫生体制、医学科学以及人们的社会心理等原因，并且这些差异不是绝对的，它只表明在医师职业精神的某一内容或某一侧面上，每个宣言有自己的倾向性，因此这两个宣言所要求与实践的医师职业精神的内容各有其价值合理性。深入分析会发现，这种差异本身恰好表明医师职业精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只有把中美医师职业精神的上述差异进行有机整合，才能真正体现医学科学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对医师职业精神的客观要求——“德”与“能”的统一。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果说由孙思邈《大医精诚》所奠基的中国传统医师职业精神侧重于“德”，由《希波克拉底誓言》奠基的西方医师职业精神侧重于“能”，那么现在中西方医师职业精神则都强调二者的结合，这从美国学者克鲁斯等所著《医学职业精神培育》与我国学者孙宝志等所著《中国临床医生岗位胜任力模型构建与应用》两本著作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

这就启示我们，在今天世界多元化的文化现实面前，包括医师职业精神建设在内的医学人文理论与实践都必须从中国的历史与国情出发，借鉴他人的有益思想成果和实践对策，推进我国的医师职业精神建设与医疗实践。

[1]蔡仁厚.儒学传统与时代[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104.

[2]王海明.伦理学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7.

[3]弗兰克纳.伦理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70-71.

[4]金生鈜.德性与教化[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30.

[5]齐格蒙特·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174.

〔编辑曹欢欢〕

Difference Analysis of Physician Declar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and the Enlightenment

LIUYunzhang1,LIANGXiangge2,ZHANGXiaowei1,WANGJingjing1

(1DepartmentofSocialScience,HebeiMedicalUniversity,Shijiazhuang050017,China,E-mail:liuyz2712@sina.com;2ClinicalCollege,HebeiMedicalUniversity,Shijiazhuang050017,China)

Chinese Physician Declaration and Medical Professionalism in the New Millennium-Physician Decla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countries are two significant documents that promote and cultivate physicians′ professionalism. Researches showed that the two declarations were basically the same in the background and guiding ideology. However, influenced by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medical and health system, medical scienc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there exists difference in terms of perceive and practice. The differences manifest in the comprehension and grasping, ethnical theory basis, the nature and the degree of standard abilityand practice guarantee of physicians′ professionalism. Therefore, study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declarations is beneficia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physicians′ professionalism in our country.

Physician Declaration; Physician′s Professionalism; Difference; Ethics

R-052

A

1001-8565(2016)04-0556-03

2016-05-16〕

2016-07-03〕

doi:10.12026/j.issn.1001-8565.2016.04.02

*受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经费资助，系“河北医科大学医学人文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