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明

（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新东方美学意识形态的嬗变

张 明

（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美学”起源于西方，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美学这一研究对象也确立起来。全球化时代的东方美学，不仅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来建构，还被用于解决个人、社会以及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问题，体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观念。

新东方；美学意识；形态的嬗变

一、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对东方美学的影响

华夏文明被西方史学界称为“早熟的文明”，适应于华夏农耕文明下的社会形态。华夏文明中的东方美学意识也随着社会形态的传承与发展而不断地积淀与完善。

东方美学意识作为社会形态中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与发展既受到社会形态的影响，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形态。中国的先哲认为，美是和谐，“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即人类与自然界共生、共荣，故而提出了著名的“天人合一”论。把人和自然看成一个整体，注重 “自然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特别强调人顺应自然，与自然一体，揭示了天与人“相合”的基本思想。

华夏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与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以及独特的气候条件与人文环境等特性，都为东方美学的泛生态意识形成创造了条件。面对自然时选择顺应与自我修正，体现了中国人世界观中自然意识所占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也正展现了东方美学中“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念与东方智慧。东方美学正是通过在自然中寻找精神的原点，形成了具有东方特色的“气候特征”。

东方美学是华夏文明传统文化的展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儒释道文化成为了华夏文明意识形态的核心主体。对于美的本质的探讨，儒家认为美的本质就是善。人之所以为人是有道德，知仁义。而仁义在道德上就是讲善。美就是道德理想的完美实现。儒家思想推崇忠、孝观念与伦理道德，进而演变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集团的正统思想，即成为包括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在一起的国家上层建筑。

道家认为世界的本源是“道”，是衍生万物的根本。“道”就是自然无为，处在绝对的自由世界。美就是绝对自由。道家的美学意识以所带有的消极气质诠释了东方美学的哲学追求，表现在意识形态特征上更是偏向于宁静与简约的格调。相对于儒家的政治思想而言，在政治上具有消解向心力的作用。

东方美学意识的形成与发展，除了受到儒道文化的影响，还与外来文化交汇、融合，中国历史上更多时期处在对外的经济交流与文化交融之中。佛教在西汉时期由印度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繁荣，它与华夏文化高度融合，并催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文化。它对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与文化形态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因如此，华夏文化也被称为“杂交文化”。东方美学的意识形态中渗透着佛教文化的色彩，佛教认为现实世界没有美，美在神明的世界。人要抛弃欲望，达到无欲境界，美就是超脱。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东方美学意识，其精神内核是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美，求实进取的奋斗品格，以顺应外在力量为表，进而利用并驾驭外在力量为里，体现出一种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伟大精神。它们正代表着中华民族性格中最核心的精神。东方美学意识形态所展现的文化性格特色，是其它文明意识形态所无法替代的。

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文化发展的推动力，并反映在东方美学的多样性上。事实上，多样性的发展目标也是未来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东方美学形态表现出对人的主体性的偏离与否定，近代社会在东西方美学意识形态的对话中，西方重视科学与理性的文化性格正好可以作为东方美学意识形态的补足。

二、中国现代文明发展与社会意识形态对东方美学的影响

中国近百年的社会形态探索跌宕起伏。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之路，所秉承的是追求物质财富的动力机制，它将社会经济送入快速通道，又因财富积累而助推了对物质获取的贪婪。信仰被抛弃，传统文化被看作负面价值而被国人长期谴责与践踏。

近年来，科研人员尝试设计可在眼球玻璃体中运动的纳米机器人，但机器人如何摆脱生物分子黏附，实现在眼球组织内部的相对长距离运动，成为瓶颈问题。

城市快速发展加快了现代文明进程，提高了物质文明水平；人们盲目地欢庆于物质的充盈，却遗失了自己的文化密码与灵魂栖息地。城市物质文明的异化作用日渐凸显，引发各种社会问题， 包括心理疾病人群的增加，社会公德事件的集中出现，道德观念沦丧，价值认同缺失，文化定位模糊，发展目标扭曲。表现在个人身上即精神的空心化，失去了自我表达的意愿，麻木与颓废，传统价值观沦丧等等。

现代城市人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容易迷失方向性。经济形态的不断变革，也让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变得不稳定；且经济形态的作用性被不断扩大化、夸大化，让传统意识形态处于尴尬而窘迫的境地，逐渐被我们所遗弃。传统意识形态要素社会伦理与道德观念已难在社会关系的维系中发挥作用，甚至家庭的联系纽带也变得异常脆弱。生存环境缺少归属感与安全感，个人的价值取向与传统意识形态进而发生矛盾，难以找到内心的平静，这一切也带来了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文化传统与意识形态的契机。

歌德说过：“世界历史唯一真正的主题是信仰与不信仰的冲突”。对照这句话，当前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就是文化信仰危机！正处在文化信仰严重流失的状态。按一位学者的说法：“中国人在人生价值观方面，存在着一元化、板块化、同质化的现象”。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如潮水一样渗透到当代人的价值观之中 。“理想、真诚”的概念已然不存，这一切都是文化信仰危机造成的。

一个人失去了信仰或信仰扭曲，必会走向堕落或平庸；一个民族或国家失去了信仰或信仰扭曲，也必然没有前途。正反面的例证都有：欧洲中世纪“神本思想”对人性的扼杀，造成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文明发展停滞；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批判精神，推动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的立国精神“清教伦理”，激发了美国社会的高速发展；而个性的无限膨胀，则促成了当代西方社会的自我放纵。

以巴黎为例，曾经的欧洲文化之都，也呈现出无法挽回的发展颓势。面对美国的外来电影文化，法国的文艺电影已难找到自己的知音。欧洲文化的衰落，究竟是因为机械时代否定一切的态度，还是缺乏耐心去重整资源的特性，又或是外来文明的冲击和挑战，恐怕是这个缺少耐心停留的时代最纠结的问题。

人类的现代文明发展到后现代阶段，都遭遇了重塑新体系的瓶颈。解构权威的思维方式很难再“创造”出新的体系。都是在已建构的文化体系上进行大胆颠覆，挑战权威而非耐心“创造”，但却成为大众广泛认可的流行文化。传统的审美情致被大众“品位”所淘汰，留下的是吸引眼球的噱头和碎片化痕迹。

中国传统的社会意识形态并不保守。《易经》就说过“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乐观地认为事物绝不会在变化中瓦解，反而只有通过变易更新才能常存。“易”这个字本身就是“变易”的意思——“生生之谓易”。例如在中国历代建筑的美学格调上，秦汉朴拙、隋唐雄浑，明清富缛，都是变通之道的例证。东方美学思想具有生命力与活力，也应在变通中寻找适合的定位。

三、一带一路”模式下东方文化价值的回归与东方美学

面对全球化，中国政府则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文化与经济发展模式”，这是借社会经济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彰显东方意识形态的时代性。在这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以大格局、大视角、长远心态来谋略民族文化的复兴，借此树立历史的坐标定位点，激发东方文明发展的推动力，实现民族文化的重生。

臧峰宇提出：我们以何种气质走在这个空间，反映了我们的世界观念，对此，需要站在世界历史的精神高度上实现东方文化复兴，为此需要重新理解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也需要实现当代哲学与文化观念的自我更新和自我生成。

丁方认为，人类对精神生活的回归、对终极意义的探求，在被经济狂飙突进冲淡了精神追求的当下中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弘扬东方传统文化不仅要树立东方古代精神的历史文化坐标，倡导与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理念，而且将探索建立一系列合作机制，力图将那些失落的文化艺术遗产修复、创化与再生，从而彰显东方美学的当代价值。

国际美学协会主席高建平先生从中西方文化格局谈起，认为“一带一路”战略依据的是古代的商旅文化交流路线，将改变以西方为中心的放射性的格局，而形成各国相互联系的，众多发展中国家联系到一起的网状格局，营造出新的、全方位的文化交流和合作渠道。

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事实上，在西方乌托邦思想萌芽的时代，儒家思想早就有了“天下为公”的理想。《礼记·礼运》就说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论语》中还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话。在经过现代语汇的转化以后，都可以成为建设“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也可以对参与全球化的进程，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带一路”是基于历史文化遗产提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是发展东方传统文化的契机，借此寻找文化本源，回归东方文化价值。

四、新东方文艺复兴与“文化新农村”的发展

西方文艺复兴最早是从建筑与艺术开始。有国人对比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宣扬新东方美学，探寻东方文化价值；由此，“新东方文艺复兴”的概念被提出来。

“新东方文艺复兴”的内涵不是很具象的东西，它可以兼容并蓄地融合不同的价值观。“融合”应该可以算是“新东方文艺复兴”的一个精神。融合让事物变成是一个新的有机体。我们需要去做的就是顺应这些变化，寻找合适的存在方式。中国的新东方文化复兴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无从考证，但随着传统意识形态的自信与自觉，建筑领域中回归传统，寻找文化母语的做法，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认同与践行，不是完全遵照前人的观念与经验，更多是为了借鉴与变革，把东方文化的未来之路走得更远。

华夏农耕文明具有不间断的延续性，这在世界各国中是不多见的。它的发展是以农业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形态为基础，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是在乡村。对比于转变为商业广告推广空间的城市，当代的农村更能够作为“开慧化德”的空间。乡村是被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有机生命体，仍然承载着东方文化的价值与活着的文化意识形态。携带的东方文明的密码是现代城市文化所无法替代的，用城市化的线性与解构性思维方式是无法去解读与继承这种文化的。

我们未来的发展力量源泉在文化中，东方文艺复兴应该是从民族的内心自觉开始，东方文化价值的回归能够让我们的民族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对比于二战以后的德国，城市与乡村能够全力协作，激发创造力，在短时期内促使德国的经济复苏与快速崛起，这样的协作令人惊叹又难以复制。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城市与农村是事物对立的两个面，事实上它们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生态系统，城乡之间壁垒不仅可以打破，而且对传接文化有着巨大的潜在发展空间。特别是在当前的社会大背景下，物质的互补与互通越来越便捷，信息与交通的便利，行政格局的限定性逐渐打破，网络环境的优化与提升等等，都为实现相互的融合，达到和谐共生的 “综合社会生态系统”创造了充足的条件。

随着当前文化价值观的转变所带来的农村社会型态的转变与转型，越来越多的人重新认知与回归农村，“文化新农村”的概念也由此提出，新农耕文化的实质是什么，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回归，还是在新的历史当下，将中华文化的文化意识形态重新认知与发展，这需要积极引导与远期谋略。这将是比“一带一路”更有创新意义与历史影响力的大事件。它将引发的社会结构变革与反作用于“文化新农村”的力量才是惊人的。“文化新农村”的概念也将不再是一个空头词语。

五、小结

文化的多元与互补为创造不同类型的文明体系提供条件，全球化时代的东方美学以其独特的文化语汇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多种可能性。现代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以文化繁荣为最高目标，文化繁荣才能成就人的全面的发展。在全球文化不断趋向交流与融合的今天，东方美学与艺术也以它深刻的思想智慧、独特的理论形态和广泛的艺术实践，为西方美学和艺术的发展提供思想资源和实践能量。

遥观中原大地，物质与文化的繁荣，礼制与宗教的盛行，人民安康，文化远播。御敌与千里之外。国人的自信无以超越。借鉴中国古人的智慧，东方美学应宣扬精神与物质的平衡与和谐，倡导积极进取又超脱的生活态度，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达到礼制与文化的繁荣。这样才是东方文化价值的回归与新东方美学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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