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创造了历史

吴越春秋

吴越春秋，文化学者。近年来一直潜心研究历史和文化，写下了近百万字的散文、随笔和诗歌作品。本文是他的系列随笔《历史九问》其中一篇。

这个问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群众史观）和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英雄史观）的区别，两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截然不同、不可调和，后者以英国卡莱尔为代表，他的系列演讲集《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是其观点的代表作。

但这种划分鲜明地带着时代特有的政治色彩，并不科学，也很武断。譬如说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从来就是英雄史观，但它绝对算不上是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勉强算是“封建主义”的唯心史观。纵观二十四史，哪一部不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家史？又有哪一部能体现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司马迁为后世所创造的通史体例，其中的“本纪”“世家”“列传”写的几乎全是帝王将相公侯贵族。当然，由于他所处的汉朝本身就是一个平民皇帝和布衣卿相通过造反打下的天下，因此也可以这么说，英雄莫问出处。如果实在要问，回答是：英雄出自于群众，群众创造了英雄，也因此创造了历史。英雄史观和群众史观并不是天然对立、水火不容的，而是完全可以调和兼容的。昨天的群众今天成为了英雄，今天的英雄就是昨天的群众。

孔子的先祖虽是宋国贵族，但到他父亲这辈时早已家道中落，沦为武士，由于父亲早逝，且为“野合”（非明媒正娶）而生，因此原本世袭的“士”的身份，也差点不为世族（如季氏家臣阳虎）所承认。但凭借着自身的努力，他终于成为“大成至圣先师”，被封建统治者尊崇为“素王”（指未获得统治权力的君王），知识界的真正的“英雄”。司马迁把他和陈胜一起列入只有帝王才能忝列的“世家”之列。而陈胜、吴广，一个是常为人佣耕的长工，倘不是一个历史的偶然，把他们逼到了“失期当斩”的绝路上，举起了造反的大旗，那也只能不为人知自生自灭。他们也因此被载入史册，成为反秦起义的首义英雄。如果说陈胜、吴广的首义是“英雄造时势”的话，那么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反秦大起义恰恰又为刘邦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时势造英雄”的恰当时机。早有大丈夫之志的刘邦便不失时机地加入到这场冲决网罗的洪流之中，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得于在那样一个分崩乱世中脱颖而出，笑到了最后。“汉”从此也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代名词。那以后的两千多年，陈胜吴广对于出身和身份的有力质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随着汉朝这样一个白衣卿相组成的国家机构的建立，已逐渐深入人心，为社会所普遍接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也随着此后科举选仕制度的建立，成为一种常态。群众成为英雄的机会和几率骤升，并已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造反起家不再是唯一的出路。毕竟这种“活”风险太大，闹不好是要掉脑袋的，不能轻易效仿。

尽管也清楚这点，但落第的秀才仍在屡试不中、走投无路的巨大社会压力下也不免作出出格之举。唐朝的黄巢、皮日休，清朝的洪秀全就是例子。俗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确，黄巢、洪秀全一度确实也闹得很大、很凶，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没坐稳皇帝。但不管怎样，失败的英雄也是英雄。

再往后，孙中山、毛泽东等等也出身于平民大众，孙是医生、毛是教师，社会地位都还不错，算是中产阶级，但政治地位则汲汲无闻，身处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崩溃之后的动乱之世，心怀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宏伟志向，还是应了那句话：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风云际会，机缘巧合，此后的一切都如同以往历史的翻版，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一切就都在情理之中了。

综上所述，我认为，所谓英雄史观和群众史观，两者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本身就是合二为一的，并无天然的对立。英雄来自于群众，群众创造了英雄，因而也创造了历史，不必为此争得面红耳赤，打得头破血流，闹得不可开交，弄得不共戴天。事实便是如此，一切的争执从今往后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