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苏苏+林卫国

《党史文汇》2012年第7期刊登了山西李潞玉撰写的文章《一份珍贵的延安〈解放〉周刊》。作者说，他在长治城隍庙旧书摊上淘到一册延安1938年11月出版的《解放》周刊第57期，发现多位读者在该刊内文的字里行间和横眉边框留下了多处字迹，其中就有“张汉英”的名字。鲜为人知的是，张汉英是奋战在军工战线上的一名华侨老兵。笔者同属侨界人士，对他知之较多，于是将其事迹整理披露如下，以表达我们对这位为我党军工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华侨老兵的怀念和敬意。

从劳动童子团到共青团

张汉英1919年5月出生于广东省澄海县莲华镇墩村一户贫农家庭。1925年10月，广东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任东征军司令，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在省港罢工工人和东江农民的援助下，东征军取得节节胜利，于次年2月实现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全部统一。在大好形势的推动下，家乡各村纷纷成立了农民协会。在成德学校念书的张汉英，踊跃参加了农会领导下的劳动童子团，宣传“耕者有其田”“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还集体参加军民联欢庆祝广东统一大会。

在党组织的培养和革命形势的熏陶下，张汉英于1932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张汉英积极投身团组织举办的各项革命活动：参加了组织上召开的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三位革命家以及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经验的会议；学唱《国际歌》等革命歌曲，参加赤卫队宣传队的抗日宣传活动；还多次参加筹款活动。有一次他和其他共青团员向一个新加坡华侨募捐，经宣传动员筹募到四五万元；中共澄海县委用这笔资金购买了30多支驳壳枪和一批子弹，又留一部分作为活动经费，从而壮大了革命力量。

避难泰国，继续战斗

1932年6月，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在广东城乡，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共领导下的一切革命活动进行疯狂镇压。1933年，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14岁的张汉英离开家乡，避难泰国。

泰国是东南亚华侨华人聚居较多的国家，革命力量较为活跃。少年张汉英首先面临生存问题，他不畏艰辛做苦力当店员，努力融入当地社会。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到曾在家乡教书的杨瑞旭老师，喜出望外，倍感亲热。杨老师对他说：“干事情不能没有文化知识。你还小，要想办法继续念书。”他听从杨老师的教诲，先后在启明学校、新民学校半工半读。期间，他参加了拉丁语协会，并与进步师生一起宣传苏联十月革命。

1935年，张汉英经过苦苦寻找，与当地中共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恢复了共青团员身份。他接受组织指派，在侨党外围组织“抗日救国会”里负责联络宣传工作，动员组织工人、学生及其他阶层劳动大众，在五一劳动节和十月革命节开展宣传活动，散发传单，宣传中泰人民合作抗日，抵制日货，为支援绥远抗战和长城抗战募捐。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泰国华侨社会，抗日浪潮风起云涌。张汉英除参加群众性抗日宣传活动外，还潜心阅读从国内传来的进步书刊如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等，思想认识水平进一步提高。他还负责做工人、学生和中小资本家的工作，动员他们出资支援祖国抗日军民。期间，他对中共领导下的陕北抗日根据地充满向往，希望有机会奔赴前线杀敌报国。

回归祖国，建功立业

七七事变爆发后，泰国侨党配合国内形势大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分批组织华侨青年学生回国参战。经组织安排，张汉英和一批华侨青年离泰回国参加抗战。

华侨青年入境后分赴闽西南、延安参加抗战。张汉英持泰国侨党介绍信先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洽，然后转赴延安。他先在陕北公学受训，后于1938年春转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为抗大第四期学员。在革命大熔炉里，他豪情满怀，不怕苦、不畏难，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很快被任命为班长。他还写信给泰国的侨友介绍陕北情况，动员华侨继续出钱出力支援祖国抗战。

1938年，19岁的张汉英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后勤部领导的太行军工部的兵工厂工作，任政治指导员、特派员。兵工厂生产条件很差，但却担负着生产前方急需的步枪、手榴弹、地雷、小炮等繁重任务。他团结全体工人和技术人员排除万难，千方百计组织生产，提供前方需要。面对敌寇一次次围剿“扫荡”，兵工厂也摸索出一套应对办法：得到敌人出动的预警，立即把机器设备掩藏起来，人员拉到山上打游击；敌人撤退，就回厂继续组织生产。他所在的兵工厂因工作出色得到朱德的表扬，左权曾到厂里给职工讲话，号召大家坚持持久抗战，多造武器，支援前方，打倒日本军国主义。

20世纪40年代初期，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一位革命女性走进张汉英的生活。她叫刘敏，16岁即参加革命。他们惺惺相惜，志同道合，终于结为伉俪，共度革命人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张汉英所在兵工厂迁入山西省长治市。国共和谈破裂，解放战争爆发。军工部再次动员兵工厂努力生产，支援前线。在军工部组织开展的劳动竞赛中，他任厂长的兵工厂被评为“刘伯承工厂”，由刘伯承亲题厂名。这项荣誉使张汉英声名大振。1947年，他荣立一等功，获得银质奖章。同时被选为潞城县参议员和长治市参议员、人民代表。

为祖国军工事业再立新功

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张汉英奉调赴北京接管国民党七十兵工厂并任厂长。该厂人员较复杂，还有会道门组织。他知难而进，紧紧依靠工人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整顿，很快使工厂生产步入正轨。该厂生产“五一式”手枪的任务完成得很好，获得上级的资金奖励。关于奖金的使用，他根据工厂实际情况提出修建职工宿舍和工人俱乐部的意见，并经领导班子讨论通过。900间职工宿舍（平房）在他的张罗下修建起来，每个职工家庭平均分得20平方米。职工得以安居，生产积极性大增。昔日的职工宿舍平房如今已改造成壮观的雍和家园，为北京城增添了靓丽景色，又为企业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至今不少老人提起当年的900间职工宿舍，对张汉英仍怀念在心，赞不绝口。

在中苏友好年代，苏联援建我国156个军工项目，张汉英被选派参与重要项目建设。他奉调到八四七厂（航空炮厂）筹备组，与苏联专家一起选择厂址，后经中央研究决定，任命张汉英为八四七厂厂长。他先后带领两批学员到苏联学习一年。大家怀着高度的责任感，严守纪律，刻苦钻研，考察和学习苏联航空炮生产的全过程，回国后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作用。同年，八四七厂产品即全部达到苏联标准，为壮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做出重要贡献。

1960年，张汉英调到三机部任技术司副司长。1963年，转任六机部计划司司长。1965年，七机部（现航天部）组建时，副部长刘秉彦少将亲自点名调张汉英到七机部任职。张汉英服从组织安排到了七机部，先后任生产技术司司长、外事经济局局长。从此，他一直为中国航天工业的发展殚精竭虑，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在七机部任生产技术司司长期间，张汉英主要负责航天型号产品的生产工艺和质量管理工作。他主持制定了工艺技术发展规划和加强工艺控制的规章制度等重要文件；解决了当时技术上的几个难题，如旋压技术、低压铸造技术、无损检测技术、伽马射线技术、金工外热成像技术等。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和有利于航天技术的可持续发展，他还倡议并组织在长沙工学院（今国防科技大学）设立复合材料、精密加工与测量两个专业，专门培养航天技术专业人才。

在任七机部外事经济局局长期间，张汉英主持制定了航天技术引进规划，并多次带团出国考察学习，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武装了新中国的航天工业。在国外工作期间，他力求节约，为国家节省了不少外汇，回国后受到了财政部乃至陈云的表扬。

张汉英于1982年6月离休，享受副部级待遇。他离而不休，参加多项社会活动。在军工界任宇航学会秘书长、机械工业自动化学会副理事长及顾问。在侨界多年任北京泰国归侨联谊会副会长、常务副会长及顾问。还应聘为汕头经济特区顾问、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副理事长等职务。2008年12月1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责编 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