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健

(玉溪师范学院 文学院，云南 玉溪　653100)



迷惘、反抗与忏悔中的成长
——谈杨杨“杞麓湖系列小说”

石健

(玉溪师范学院 文学院，云南 玉溪653100)

摘要：杨杨的“杞麓湖系列小说”，以颇具神秘性的悲剧命运书写，呈现出一个少年成长过程中的迷惘，留下了浓郁的世纪末思潮印迹。这些作品从少年的视角出发，对成人世界的丑行进行了批判，萌发出强烈的反抗意识，并在充分融入自我体验的美丑分辨中，对于人格面具进行深入揭示，具有一定的文化反思意味。同时，小说还流露出明显的自审意识。“杞麓湖系列小说”的最终指向，是通过对人性恶的警醒，达到弘扬人性善的目的，这也构成了杨杨总体创作的底蕴。

关键词：杨杨；“杞麓湖系列小说”；世纪末思潮；人格面具；文化反思；自审意识

在当代云南文坛，来自玉溪通海的杨杨，已是在小说、文化散文、纪实文学几方面卓有建树的作家。他在1990年代走上文坛，先是以小说为人所瞩目，首部短篇小说集《混沌的夏天》，就是最初成果的展示。收入此集、创作于1996—1999年的《混沌的夏天》《忧郁的死湖湾》《蚁儿》《我的野鸭湖》《驴鬼和鬼驴》《陷阱》，以作家成长的杞麓湖周边环境为背景，构成了丰富多姿的“杞麓湖系列小说”。这些小说，较为深入地刻画出一位少年的成长经历，对于探询杨杨整个创作的心路历程与独特气质，都有不可忽视的源头意义，值得深入探究。

一、神秘悲剧氛围中的家园迷思

“杞麓湖系列小说”给人最直观的印象，是充满神秘感的不祥气息，这在小说标题上就有体现。在这些作品中，杨杨喜欢通过神秘、怪异、阴凄的人物、事件、环境描写，来暗示一种独特的悲剧氛围。十几岁的少年主人公，就在这样的氛围中走上了他的成长旅途。

《混沌的夏天》中的“我”，暑假来到父亲任湖管站站长的湖畔，经历了众多诡谲之事。一位似真亦幻的美丽野姑娘，常在湖边出没，成为男人着迷的对象。人们传说野姑娘是妖魔鬼怪的化身，把男人的精血都吸掉了。伴随着浓郁的神秘色彩，景色与人物也常呈现出异样的病态气息：“那天晚上，一切都显得很不正常，天空像生病一样，看上去很痛苦。二安的脸阴阴阳阳的，说不清是疑虑还是兴奋，或者说更像生病的黄昏。”二安最终果然死去。在《忧郁的死湖湾》中，“我”的感受如此呈现：“整个死湖湾，仿佛地狱一般，阴森恐怖的气息不断突破门板和墙壁，一团一团飘进来”；“平时异常喧嚣的死湖湾变成了一具死尸，无声无息，阴冷凄凉。”“秋风已经给死湖湾带来日趋浓重的成熟气息，但小站的日子依然一天比一天苍白和虚弱。”此文中的老女人也以死亡告终。

其他小说，亦把怪诞与恐怖的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我的野鸭湖》一开篇，就写出了与“我”一起看护庄稼的两人的外貌，他们都有“变形的脸”，“马金宝的眼睛贼溜溜的，乔翠仙的像兽眼，都显得凶恶。”所以，纵然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在我的潜意识里，仍是一个幽暗的、没有安全感的世界。”《蚁儿》中的蚁儿，不但外表畸形，是“天生的丑八怪”，性格也“异常敏感和暴躁”，“让我常常感到他的内心深处似乎有一根刺在扎他，脑袋里像关着一只大黄蜂。”他因会做三道招牌菜而来到“我”家鱼馆帮工，日常行为举止也非同寻常，比如与性情粗暴、容貌丑陋的瓜婆母女，都同时保持着暧昧的关系。小说结局更是匪夷所思——蚁儿在夜间捕鱼时，被传说中的鱼怪撕咬掉了左臂，此后终身未娶，而是把瓜婆奉为母亲，二人一直相依为命。

不祥与神秘的预兆，在《驴鬼和鬼驴》中还有更为直接的呈现：“你在如血的风景中，发现了一种可怕的离别预感，你似乎感到自己的肉体和思想在慢慢分化。你对驴子们说，你有了不祥的感觉，但你无法明白即将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陷阱》有如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充满怪诞、阴郁的色彩，一直被神秘、凶险的气息所笼罩。“浓黑的夜色里浸润着一种不安的神秘气息，沉静中蕴藏着种种不测和危险。”“我”喜欢猎奇、冒险，期盼神秘的事情发生，最终却看到了一幕幕悲剧的上演。甚至，悲剧的强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疑似在一起偷情的“我”哥哥和小河鱼双双自杀。

这些悲剧书写，有效地凸显了一个青春期少年面对神秘复杂世界的迷惘，更突出了人对命运无法掌控的终极存在难题，具有浓厚的哲思色彩。纵观杨杨的整体创作，经常伴有浓郁地域性的神秘特色，这些都可以从“杞麓湖系列小说”中觅到源头。这些小说，也许留下了作家个人经历的影踪。而关于杞麓湖的独特地域特色，从杨杨的一部文化散文中，或许可以一探端倪。在此书中，杨杨称杞麓湖为“我们的母亲湖”[1]115，并对其予以浓墨重彩的描绘。不过，在亦真亦幻的传说映衬下，一些描写呈现出与小说相似的醒目特点，比如：“芦苇、茭草、蒲草掩映着一条条破旧的小木船，使杞麓湖的神情显得有几分隐秘。”[1]120小说中人物、事件的神秘特征，乃至水怪、鱼怪等怪异现象，与围绕杞麓湖的神秘传说，大概不无关联。更值得重视的是，在此书中，杨杨将杞麓湖的昨日与今天进行对比，尤其对清澈透明的水质，日益受到严重污染格外关切，体现出极为强烈的生态环保意识：“最近30多年来，由于‘围湖造田’和环境污染，杞麓湖已变了颜色。混沌、苍白、暮气沉沉，水质不断下降。”[1]120而“混沌、苍白、暮气沉沉”这样的字眼，在小说中也时常闪现。

杨杨的“杞麓湖系列小说”，浓墨重彩地对神秘、危险、残酷、苦难进行叙述，充斥着阴郁的印象画式描写，并伴有明显的悲剧预言性，这都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文学史现象，即“世纪末思潮”的特质。学术界普遍把世纪末思潮认为是现代主义文学的肇始，是一种“文化情绪、文明感受、个人境遇、生存体验，是一种形而上的文化现象。”[2]这种世纪末思潮，具象化地传递出一种典型的“世纪病”症状：随着新千禧年的临近，人类因即将接受上帝的审判，有感于人生与世界都将走向没落，从而产生强烈的悲观感受、伤悼色彩以及得过且过、颓废堕落的放纵倾向。从广义上来说，世纪末思潮隐含着一种典型的人类精神状态，即为找不到未来的出路而孤独、忧郁、冷漠和苦闷。世纪末思潮同时带来审美意象的变化。自从波德莱尔推出诗集《恶之花》以来，古典美学规范受到了巨大挑战，以丑恶意象为显著特征的“审丑”意识不断涌现。其后的现代主义作品，更是把这种“审丑”倾向演绎到了极致，这与现代主义对人性卑微、庸常、丑恶、污秽的高度关注以及对宏大叙事中崇高感的颠覆密不可分。在“审丑”意象的营造上，“杞麓湖系列小说”亦体现得相当明显。

我们无意将杨杨的创作，与发源于西方的世纪末文学思潮强行嫁接，但也应注意到，杨杨创作“杞麓湖系列小说”的时间，也恰逢处于一个世纪的末期。这些小说对于人类生存境遇的体验，乃至在审美意象的选择处理上，的确明显刻上了世纪末文学思潮的烙印。虽然小说中的主要叙事视角都聚焦于少年，却掺杂着很浓厚的成年人的体验。这种体验，既与杨杨对少年时代的回忆、对今日故乡的关注相关，同时也与其创作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1990年代的中国，正经历着巨大的变迁。“充满了跌宕起伏、乍惊乍喜的20世纪中国文学，往往是出人意料地上演着一幕幕悲喜剧，已经到了90年代，到了令人黯然的‘世纪末’”，“猝不及防地，市场经济的浪潮，把文学也裹挟其中，曾经为改革开放而摇旗呐喊冲锋陷阵的作家，在市场经济的现实推进到他们面前的时候，却意外地产生了惶惑，感到了迷乱，出现了新的分化、调整和新的选择。”[3]市场经济极大促进了消费主义的繁衍，引发了文化与伦理的强烈震动。过度的物欲追求，促动了作家对人情、人性变异的思考，尤其对“人心不古”的现象进行了猛烈批判。此外，生态文明因经济发展而日趋恶化，也受到强烈关注。杨杨在这样一个关口走上创作旅途，必然受到时代和文学思潮的影响。况且，杨杨是一个学者型的作家，具有较为浓烈的哲学思辨意识。他对于新千年的临近以及伴随现代文明发展而衍生的“世纪病”，产生独特的个性化思考，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且看他在《混沌的夏天·后记》中为小说结集出版而披露的心声：

现代文明给我们带来了高楼大厦，汽车飞机、冰箱电梯等等秩序井然、称心惬意的生活，但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孤独恐惧等世纪疾病。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已成奢望，当我们逐渐沦为精神孤儿之后，我们该去“窥视”什么？关注什么？

我们该去窥视自己的“家”，关注自己的“家”，探索自己的“家”，那个完全属于自己，又远离自己的“家”。

这个“家”，就是我心中那个特殊的地方。

当我在创作的时候，我自由地进入或回归到家中，远离喧嚣、堕落的世界，进入一个不断使我欢欣、平静、丰富、理智的心灵世界。

可以认为，“杞麓湖系列小说”正是有感于“世纪病”的肆虐而展开的一次精神家园的寻找——尽管这一寻找，艰辛无比，充满困惑。

此外，“神秘主义思潮向理性主义思潮发起的挑战，是当代多元文化思潮碰撞的一个缩影。”[4]关于新世纪的预期，关于人类命运的走向，这些巨大的、有待人们破解的形上命题，当然不会有确切而明晰的现成答案。总之，将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在20世纪末的特有氛围中蒸腾、提炼，催发出了杨杨充满神秘色彩的“杞麓湖系列小说”。

二、勘破人格面具的成长之路

在浪漫主义大师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有一种典型悖谬式的美丑对立书写。卡西莫多与弗比斯，恰为外表与心灵形成截然反差的代表。在杨杨笔下，这一模式得到了充分的演绎。从充满哲思的世纪末景观回到现实层面，“杞麓湖系列小说”中的悲剧，与人的恶行息息相关。小说的一个主要基调，即对外表俊美之人，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心理，而相貌丑怪的人，却常被赋予高尚的人格。

《混沌的夏天》的主线，是围绕主人公二安展开的，其形象还是典型的丑与怪的混合体——“鼻塌眼斜，脸大嘴小，白天像个怪物，夜间像个魔鬼”，“还有一股说不清的阴气”。他因缺钱讨不上老婆，偷了站里的网，被父亲严刑拷问。后来，“我”眼里“海神般的”男青年乌里阿浪，谎称野姑娘捕捞海草遇到危险，二安毅然去施救，结果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显然，描写二安的丑与怪，是为了反衬其善良的品性以及乌里阿浪的恶行。二安的死，没有唤起人们的同情，大家只是津津乐道于谁与野姑娘发生了私情，“对此事的兴趣不亚于关心他们自己的穿衣吃饭问题。”通过这些事情，“我”得出结论：二安绝不是坏人，父亲倒更像坏人。而周围的人们，虽然“是一群快乐的人”，但“似乎也很坏，很自私狭隘”。再如《我的野鸭湖》中的纪流，“他是我们沙河湾一带，公认的最漂亮的小伙子。因此，每到一处，他都特别引人注目。但我总觉得他的心灵似乎对不起他的外表。”而在乔翠仙眼里，纪流也“是个坏家伙”，因为他仗着自己漂亮，就欺负她这样的丑姑娘。所以，她认为，“我”的良心要比纪流好。而面对外貌与名声都不佳的乔翠仙，“我”力排众议，“不认为她就是一个真正的坏女人。”

《忧郁的死湖湾》中的老女人与二安类似，也是个外表与心灵恰为悖反的形象。“那个老女人的形象总是像一幅幅怪异的壁画向我扑来”，可是“我”通过自己的观察，重新认识了她。当“我”遭到猫眼老爹凌虐时，老女人不余遗力地呵护“我”。“从这个时刻开始，我便决定死心塌地与老女人站在一边，甘愿成为她的亲密战友。说来也怪，也是从这个时刻开始，我觉得老女人并不丑陋，甚至还有几分不易察觉的美丽。相反，我觉得我大哥和猫眼老爹的肚子里都装着几分坏水，显得有些阴险。”这除了老女人爱护我，充满了正义感，还因她看护鱼塘总是尽职尽责。相形之下，与其一块儿看鱼的大哥和猫眼老爹，只要丢了鱼就想方设法推卸责任，一同责怪老女人。同二安相似，老女人为了去救遇到风暴袭击的赶海人，毅然献出了生命。这时，越发衬托出了大哥的自私与无情：“叫他们别去救了，他们偏要去找死。”

直接把外貌与品行嫁接的美、丑书写，有一种模式化的俗套之嫌。不过，杨杨此举似乎别有深意。首先，这是批判人们对弱势群体侮辱取笑的丑行。以欺凌弱者显示自身的强势，实际上是阿Q式孱弱心理的表征。而小说中所呈现的对生命的漠视，看客般的无聊，更是延续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

其次，小说中的少年主人公，莫不对成人的善恶界定进行了挑战。也可以认为，少年视角叙事所隐含的，实为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对传统教育进行强烈质疑。《忧郁的死湖湾》中的大哥与猫眼老爹，本身有着明显的人格缺陷，却到处指手画脚，以“道德宪兵”形象出现，对于“我”的教育更是如此。比如，猫眼老爹煞有介事地对大哥说：“提醒你一下，要注意辉儿，教育他比教育那些野小子重要。辉儿跟着老女人，我敢肯定，三天就学坏了。”“我大哥因此把我拉到排灌站后面教育了几个小时。”“我”出于善良，放走了偷鱼娃，“我大哥却装模作样地顺手打了我一个耳光”，“我明白这个耳光的含义是向猫眼老爹表明他教育严厉或大公无私”，可是，大哥毫不顾及“太委屈、太痛苦”的“我”的感受。所以，他们所谓的“教育”，只会激起“我”的反感与反抗，“我因而更加孤独和压抑，也更加渴望自由和快乐。”也正因如此，“我”才更乐于接近备受侮辱的老女人，也只有与外表丑陋，然而心灵美好的她在一起，“安全感与幸福感节节增长，瞬间就充溢到了全身的各个细胞里”。

再次，少年不只是一味叛逆，也会理性地处理问题。在《蚁儿》中，“我”不但不像大人那样因蚁儿身体畸形、举止怪异排斥他，而是凭自己的体验了解与接近蚁儿。当父亲把蚁儿视为“恶魔”，并让我“好好管教他一下”时，“我”却发现了蚁儿的好多长处，比如夜间捕鱼，虽然很辛苦，但是蚁儿做得很认真，于是，两人就在相互的信任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还扮演了诤友的角色，如在发现蚁儿与瓜婆母女的不正常关系后，便告诫他：“我们俩像弟兄一样，可不能让谁把路子走歪了。”所以，即使对亲近之人的弱点，少年主人公也不会一味迁就。比如在《忧郁的死湖湾》中，老女人尽管在大哥与猫眼老爹冤枉“我”时，喊出“这世道咋这样不公平？”可是面对二人对她自己的欺凌，却一味退缩，不知反抗。为此，“我真想骂老女人一句：你也太不争气了”，充分表露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声。

最后，在对一切都满怀失望的时候，少年选择了离家出走的反抗模式。《陷阱》是一个近乎寓言的故事。在疯传有老虎在水磨村出现的时候，村里派出四个人和“我”一起研究打虎方案。在“我”掉入陷阱大声呼救时，人们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只说不动，“一个比一个麻木”，“这真是可怕的事情，比老虎吃人更让我恐怖。”人们非但冷漠，心智也不成熟。在“我”眼里，四个成人“都是头脑简单的人，近乎是四个白痴”，而自己则“脑子比别人聪明”。“我”开始就认为不可能有老虎，后来果真验证了“我”的判断，这不是老虎，而是野猪。“我”相对于成人的睿智以及由此产生的自信，可见一斑。显然，冷漠无知的人和荒漠一般的文化氛围，都极不利于少年的成长。“我从小就对水磨村很失望”。即使行走在路上，也有这样的危险预感：“地面张开了一张阴冷而凶恶的大口把我活生生地吞食下去”。结尾的悲剧，令“我”无限感慨：“水磨村真有一口陷阱”。这显然是对压抑、荒芜的生存环境的隐喻。“后来我还是下决心离开了它，直到现在也没有回去看它一眼。也许，水磨村已经老了。”告别故乡，正寓意着“我”从迷惑痛苦走向自信成熟的开始。

当成人尤其是那些品行有亏的成人，以自己的一套礼法成规来施教的时候，必然使孩子心灵发生扭曲，不利于其健康成长。“杞麓湖小说系列”中的少年，在事实中看到了所谓“教育者”的真相，对欺名盗世、巧言令色者进行了强烈的反叛。所以，这些小说在辨别悖谬美丑的书写中，实则隐含着对一切冠冕堂皇却遗患无穷的观念以及习焉不察的文化陋习的挑战。同时，亦折射出对世间一切真诚与美好的企盼。

循此路向，杨杨在此后的创作中，把对外貌的书写扩展为对人格面具的反思，把对传统教育的质疑扩展为对传统文化的反省。比如在长篇小说《雕天下》中，木雕大师高石美对关羽面具的感受：“虽然表现出关羽义胆忠心的精神和威严不凡的气概，但总给人一种噩梦似的幻觉和幽灵般的气息。”[5]这实际上是充满了反讽的隐喻，也是对千古流行的关羽形象的解构。面具与人格的关系，已经被精神分析、结构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各界学者充分阐释。对关羽形象的质疑，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反思信息，也是对传统文化的深入剖析。“尽管他的思想感情理应是《三国演义》中最复杂、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但在书中却恰好总是以白描手法一笔带过。因为人们宁可相信，他的内心世界就是像那些抽象的道德概念所规定的那么简单，且越简单，越令人肃然起敬。”[6]非但关羽，传统文化中繁衍流变的一些圣人形象，普遍具有高度抽象化的特点，且被附会了许多有意添加的美德，以致常被异化为教化民众的工具。鲁迅对孔子形象在后世的不断建构，便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有一针见血的评价：“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雕天下》以其对于艺术与文化的独到反思，获得了“云南省文化精品工程奖”。这种反思意识，可以从“杞麓湖小说系列”中觅到源头。

三、“罪与罚”生发出的强烈自审意识

杨杨是一个诗人气质颇为浓厚的作家。他的全部创作，都可以说是生命主体情感发酵的结晶。“杞麓湖系列小说”，正是其小说诗化风格的最初试验田。这些作品可以纳入“成长小说”的范畴，不过文中的少年，并没有像同类题材那样有许多传奇色彩的漂泊经历，而主要是从一种心灵的视角，对周围的人和事不断体验，从而不断成长的。主人公由此滋生出的心理波动与扭结，催生了小说浓郁的心灵化特色与诗意风格。正是自觉而深入地对潜意识等心理层面的深入开掘，使作品的价值没有为略显稚嫩的艺术构思与创作手法所遮蔽，而是呈现出一种颇为可贵的风貌，即不仅停留于对世事的批判，而是在对人类原罪予以惩治的同时，具有深刻的自审意识。

面对残酷无情的周遭世界，少年主人公也会强烈爆发。在《驴鬼与鬼驴》中，“你”养了一头颇有灵气的驴子，驴被称为“鬼驴”，受到了“你”的精心呵护。“你”则被人称为“驴鬼”，“其中的微妙之处，一方面说明你精通驴经；另一方面，也包含着人们对你的奚落和戏谑。”后来，父亲说驴的眼睛有邪气，不顾“你”苦苦哀求，坚持要把驴杀掉。将要杀驴时，残忍、暴虐且令人悲哀的一幕再次呈现——“村民们发疯似的敲盆、跺脚、哄笑，他们渴望看到你父亲精彩的屠驴术，他们的双眼因贪婪而充满热情。”“你”不忍父亲杀驴，决定亲自动手，不过在巨大的心灵煎熬中，不但挥刀向驴子砍去，同时砍伤了积极鼓动杀驴的村长。驴子死了，“你”逃走了，父亲疯了，村长成了残废。这里，传递出强烈的“罪与罚”意识，即对人类嗜血欲望的惩治。《蚁儿》中费尽心思关照蚁儿的大秦姑娘，一直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人物。在结尾方才揭示，她原是蚁儿的亲姨。因蚁儿是私生子，其母怀孕时曾想尽办法要把他除掉，由于采用民间野蛮的堕胎法，导致蚁儿生下后畸形。所以大秦说：“这些年，我一直心甘情愿在为我姐遭罪呀。”文本的隐含意味在于，蚁儿的母亲未婚先孕，且残害胎儿的行为，是一种原罪，大秦则是替姐赎罪。

不过总的来说，这些小说中，少年主人公的自审意识更为突出。在《混沌的夏天》中，“我”也曾随他人一起取笑二安，但同时又很有同情心，比如父亲残暴地毒打二安时，“二安不时抱住耳朵发出的惨叫声，让我心中发怵，产生人间地狱之感。”除此以外，“我”还产生了这样的心理：“每一天的夜晚和早晨，我的入睡和醒来都严重不安，好像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似的，开始习惯于孤独地与自己的灵魂对话或忏悔。在对话或忏悔时，长时间地产生在床上与毒蛇搏斗的感觉。最后，以我流血而告终。”当二安死去后，“我”为人性的险恶与冷漠感到异常震惊，不过却是从自我体验出发的：“那一夜，仿佛从我体内发出了几声既像人又像野兽在绝望时发出的尖叫声。”同样，在《忧郁的死湖湾》中，“我”为丑恶的人性承担痛苦，常常陷入“深深的自责和迷惑”，在潜意识中，“身躯如同掉进了千年的沼泽里，承受着时空施加在我身上的恐惧、冰冷和重压。”这种强烈的自审意识，有时甚至近乎自虐。在《我的野鸭湖》中，“我”放走了将要被马金宝屠戮的鸭子，“我”本来是体现道义良知的一方，只因鸭腿上绑着马装钱的荷包，让“我”陷入了精神困境：“生活对于我来说，成了一种负罪，一种折磨。”

以上描写，不由令人想起鲁迅《写在〈坟〉后面》中的名言——“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参见鲁迅1924年9月24日致李秉中函。正如鲁迅研究者所说：“在这自我憎恶的深处，正隐藏着对于真诚的、自由的心灵世界的渴望。”“这‘憎恶’与‘渴望’，表现了一种挚爱，令人感动，又给人以难以言状的压抑感。”[7]

总之，“我”的忏悔与自审意识，无处不在，无比深广。《陷阱》中的“我”深陷于陷阱，却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承担了人类的原罪：

陷阱，是地狱的代表，据说是宗教法庭用来对罪犯的绝顶惩罚。我不是犯人，却因为极其偶然的一个黑夜，或者说因为防卫老虎而掉了进来，遭此厄运。但我现在不考虑它究竟是不是陷阱，是人挖的，还是天然的，是有意谋杀还是无意伤害，是自己误入绝境，还是罪责难逃。反正已经进来了，完全陷住了，无论如何挣扎，也难以逃出。……眼睛一闭，似乎死了。那是一种何等妙不可言的解脱啊，我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同时产生了一种极度的、泰然自若的镇静。

在“杞麓湖系列小说”中所呈现的自审意识，对于一位少年来讲，虽然有些突兀，不过却正折射出杨杨对于人性之中恶的成分，尤其是对于自身恶性的异常警觉，这也不啻是对鲁迅穿越历史时空振聋发聩的声音——“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在新时期的共鸣与回应。在一个缺乏忏悔传统的文化环境里，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作家来说，具有如此深重的忏悔情结与自审意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忏悔与自审，都与“罪与罚”情结密不可分，所以就不难领会杨杨为何那样热衷于描写人性之恶了。不过，还应充分注意到，杨杨以写恶为特征的“审丑”意识，并非为了对恶的刻意渲染，而是出于对人间博爱的呼唤。“一个小说家的真正可能，不在于他能说新鲜的故事，也不在于他能将这故事说得怎样引人入胜，就像一个作家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和风格并不困难一样，就像普通人对同一件生活故事的叙述都可能不一样一样，小说的真正困难，小说的真正形式，如果不将小说家对世界的独特理解和体验包括进来，我们就可以说某某小说家某某小说尚未确立存在，也尚不具备小说的真正价值。”[8]“杞麓湖系列小说”的最终指向，是通过对人性恶的警醒，达到弘扬人性善的目的，这也构成了杨杨总体创作的底蕴。恶必将为善所征服、取缔，可以说正是他对世界的独特理解和体验。

因此，“杞麓湖系列小说”中也不乏对博大悲悯情怀的书写。在《忧郁的死湖湾》中，“我”和大哥曾对家里一只瘦小的鸭子看不顺眼，经常虐待它。可是，当猫眼老爹要拿它下酒时，“我对它的感情却突然变了。在我的心目中，它成了一个值得同情的弱小生灵，从小受尽了鄙视、委屈和折磨，但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我决定设法保住它的生命。”在《我的野鸭湖》中，当想象到鸭子将要被无情杀戮，“这时，我有一种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就像被割断咽喉一样，全身强烈地颤抖起来，两腿站立不住。天空在我头上摇晃。”充溢着民胞物与的悲悯意识。在爱的感召下，原本品行不佳的纪流也改变了，后来与乔翠仙结成良缘。

在一种生命理想主义的驱遣之下，杨杨笔下的世界，不尽是人间罪恶与噩梦，也有极为美好的诗意场景。在《蚁儿》中，有一段“我”与蚁儿夜间捕鱼的描写，在美丽动人的景色中，一切阴郁和压抑都被驱散，一个澄明的世界仿佛正在敞开。在结尾，虽然“我”家鱼馆因蚁儿的离去关了门，可是在大雨中，“我这才感到全身一旦被淋得透骨冰凉，反而有一种适宜的感觉。之后，我疲倦地躺下，似乎回到了婴儿出生前的那个世界……”雨停后，“我下意识地抬起头，仰望天空，发现有一种令人激动，又引人探索的生活奥秘，宛如炫目的光芒笼罩着这片土地。”这显然寄予着渡尽劫波，重回纯真无邪世界的渴望。这样的世界，不啻是美好的心灵家园，永久的精神慰藉。杨杨本人在对比成人世界的框架中，把童年杞麓湖予以理想化书写的动机是清晰可辨的，正如在《混沌的夏天·后记》中所言：

这个复杂的地方，是我在精神上苦苦追寻的最真实、最真诚、最富有人性的地方。这里的人，是人类最接近自然的那部分——生活在乡村，永远是孩子，永远不“聪明”，永远不知矫饰和势利。在他们生活中，真诚能战胜虚伪，善良能压倒邪恶，高尚能驱逐卑劣。这个地方与我们现在身处的世界，越离越远，几乎望尘莫及。

是啊，人不能永远活在美好的追忆中，毕竟还要面对成年之后的复杂世界；人类为了彻底驱除邪恶，还要不断付出努力与代价。“杞麓湖系列小说”中少年主人公的美好企盼及其险恶遭遇，也是作家在希望与失望之间心理极度扭结的呈现。杨杨通过错综复杂的叙事所折射出的寻找家园的努力，与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忧思，足以令读者不断反思与回味。

四、结语

王富仁先生曾对现代文学的几大流派，予以形象生动的概括。他以不同生长环境中的鱼，来比喻不同的文学：河流中的鱼(主流文学)因路程崎岖而艰辛，能够最终活下来游入江海的不多；海湾中的鱼(海派文学)由于是从外海游进来的，不大适合本地环境，所以生命力也不旺盛；而湖泊中的鱼(京派文学)则与这二者不同，因为“湖在，鱼就在；鱼在，就能生长，就能越长越大”，况且湖里的鱼“几乎从小鱼秧子开始，就有优裕的生活条件，发育是健全的。”[9]这对阐释杨杨的创作，真是非常贴切。

杞麓湖就是杨杨创作的源头，也正因他从来没有远离这一资源丰富的源头，所以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近年来，杨杨在不同领域耕耘不辍止，他创作的长篇小说《雕天下》，纪实文学《通海大地震真相》，文化散文《小脚舞蹈》等，出版后都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无不聚焦于作者家乡的风土人情、民风民俗，以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独树一帜。杨杨本人，则始终以一种相当执著的姿态，坚守故土，远离任何中心，从而成为独特的个体性存在。用其本人的话讲，他就像“钻山甲”，从故乡的大地汲取不竭的资源。也正因为拥有生生不息的文学之根，杨杨一直在用家乡的泥土、水、阳光、空气，来反照穹宇之下一切生命体的呼吸和心灵，进而构建了属于自己的别样世界。

今天，杨杨的创作不仅具有浓郁的地方气息，同时又超越了地域所限，不断突破自我，向更高的精神维度掘进，日益呈现出深邃丰厚的意蕴。在长篇新作《红河一夜》中，他对于人性内面的剖析，对于形上层面的关注，都有更为努力的尝试。[10]无论怎样，“杞麓湖系列小说”是杨杨文学成长的起点，在神秘诡谲的世事百态书写中，已经包含了对于他对于世界独特而深切的思考，蕴含着一位优秀作家所应具备的潜质。

参考文献：

[1]杨杨.通海秀山——秀甲南滇的历史文化名城[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

[2]肖同庆.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16.

[3]张志忠.1993：世纪末的喧哗[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285.

[4]樊星.当代文学新视野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19.

[5]杨杨.雕天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7：15.

[6]邓晓芒.文学与文化三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243.

[7]钱理群.心灵的探寻[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177.

[8]吴炫.中国当代文学批判[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48.

[9]王富仁.河流·湖泊·海湾——革命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略说[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5)：1-8.

[10]石健.诗与爱织就的边地“天方夜谭”——杨杨《红河一夜》的历史意识[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4(10)：16-22.

[责任编辑张敏]

Growth in Perplexity, Resistance and Repentance——On Yang Yang’sSerialNovelsaboutQiLuHu

SHI Jian

(SchoolofLiterature,YuxiNormalUniversity,Yuxi,Yunnan653100,China)

Abstract:Yang Yang’s Serial Novels about Qi Lu Hu, centered on a tragic and mysterious fate, has left a deep mark of ideological thoughts at the end of century by showing a young boy’s perplexity in his growing up. Adults’ ugliness is criticized with a strong sense of resistance in these literary works from a youngster’s perspective, besides, the personality mask is exposed from the angle of distinguishing beauty from ugliness and blending it into his self-experience, which is full of certain cultural refle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obvious sense of self-reflection consciousness can be found in these novels. The ultimate goal of Serial Novels about Qi Lu Hu is to promote good human nature through the vigilance of human evil nature, which also constitutes a solid foundation of Yang Yang’s works.

Key words:Yang Yang; Serial Novels about Qi Lu Hu; ideological thoughts at the end of century; cultural reflection; personality mask; self-reflection consciousness

作者简介：石健，男，吉林伊通人，玉溪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09-10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2016)01-0061-07

【西部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