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田虎

新文化运动中吴宓对弥尔顿的接受

郝田虎*

英国诗人弥尔顿是吴宓建造文化人文主义大厦的一块基石。其具体表现包括吴宓对弥尔顿的阅读、感怀、引用、翻译、摹仿、改写、比较、评价、教授和传播等。弥尔顿是吴宓批判新文化运动的利器之一。吴宓奠基了我国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他代表了文化人文主义的一个时代。

吴宓 弥尔顿 接受史 新文化运动

吴宓与弥尔顿结缘，可以追溯到他1911—1916年清华学堂（1912年末改名清华学校）求学时期。1915年新年时，吴宓在日记中写道：“新年感慨最多，忽忽年华，已达廿二，学与德之无成，乐共愁而竞扰。年愈长，则深知前时之非，而义务责任心，律我亦愈严。昔尝喜读Milton行年二十三时短歌Sonnet，回环讽诵，虽年时稍差，然正中我此日之感怀也。”①吴学昭编：《吴宓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I，1910—1915：377。以下简称《日记》。此前，弥尔顿的这首十四行诗撩拨了辜鸿铭的心，现在它又拨动了青年吴宓的心弦。诗之入人也深矣！吴宓发表于1915年9月至1916年4月的《余生随笔》中有一则认为，“夫诗之公私广狭，应视作者之怀抱如何，而不可以题目字面定之者也。凡为真诗人，必皆有悲天悯人之心，利世济物之志，忧国恤民之意”，他的这一观点，涵括了中西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因为他不仅举“因公忘私”的杜甫、陆游为例，而且强调，西洋大诗人弥尔顿和华兹华斯“其集中十之八九，皆不系于国计民生”，然仍不失为好诗。②吴学昭整理：《吴宓诗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4页。以下在文中夹注，简称《诗话》。从吴宓的语气判断，他在此时已经通读了弥尔顿等英国大家的诗集。难怪他成为大学教师后着意强调，《失乐园》须读英文原本，须读全篇。③《日记》IX，1943—1945：1945-6-9；《西洋文学入门必读书目》，《学衡》第22期。1916年，时局晦暗不明，在寄给老同学石书元的诗中，吴宓借弥尔顿和陆游表达了炽热的爱国之情：“目盲尚异弥儿顿，肠热终怜陆放翁。”吴宓患有目疾，尚不至于盲，所以异于弥尔顿；另一方面，诗人看不清变幻莫测的形势（“云雨波澜翻覆手，杯弓疑似有无中。燃犀烛照观时变”云云），①《寄示仲麟》，吴学昭整理：《吴宓诗集·清华集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89页。以下在文中夹注，简称《诗集》。心眼不明，也异于目盲心亮的弥尔顿，但诗人忧国忧民的心肠则与弥尔顿、陆游无异。

自清华毕业后，无论留美学习期间，还是归国任教后，吴宓仍然时时与弥尔顿为伴。弥尔顿成为吴宓批判新文化运动的利器之一。1921年《留美学生季报》载吴宓《论新文化运动》一文，对白话诗全盘推翻“前人之诗”不以为然，批评新体白话诗并不是诗，而美国学校所读者，仍不外乎荷马、维吉尔、弥尔顿、丁尼生等经典作家（《诗话》：56-57）。在吴宓看来，文学革命不啻为“撒旦式的反叛”；②吴宓：《中国之旧与新》（英文），《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第16卷第3期（1921年），转引自孙媛：《叩问现代性的另一种声音：王国维、吴宓、钱钟书诗学现代性建构理路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46页，出处有修正。但不同于青年鲁迅，吴宓没有僭用撒旦的革命精神，③鲁迅对撒旦的僭用见Tianhu Hao， Milton in Late-Qing China （1837—1911）， pp.97-98。而是突出他背叛上帝的大逆不道，这透露出吴宓对《失乐园》更加切合原诗实际的解读。学衡派与新文化派论战的主要阵地《学衡》杂志由吴宓主编，其中吴宓发表的文章有许多次涉及弥尔顿。第3期的卷首插画即为莎士比亚像与弥尔顿像。吴宓在《西洋文学精要书目》（第6期）和《西洋文学入门必读书目》（第22期）中，列举了两本英国文学史以及两卷本《弥尔顿英诗集》。在《诗学总论》这一重要文章中（第9期），吴宓不仅援引了华兹华斯致弥尔顿诗（《诗话》：66），而且将弥尔顿与屈原、杜甫、但丁并列为“璀璨深厚，光焰万丈”的大诗人（《诗话》：64），又专业性很强地详论诗歌音律，指出弥尔顿姊妹诗篇《快乐的人》和《幽思的人》虽亦用韵，然诗不必有韵，弥尔顿为“古文派巨子”，其《失乐园》“犹效拉丁古诗而用长短音律”，弃韵而用素体诗（《诗话》：75、73）。在今天看来，吴宓近百年前就如此精通英诗，着实令人钦佩。在《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第15期，1923年3月）中，吴宓再一次提倡“以新材料入旧格律”，友人请他出题以践行此原则。吴宓出了三个题目，其中即有弥尔顿：“予曰：然则作七言长古一首，叙诗人弥儿顿之生平，而传其精神。友曰，此题须先俟我读过Masson之Life of John Milton及弥儿顿诗文全集后，然后下笔”（《诗话》：99）。由此推论，当时的知识阶层对弥尔顿持之重而知之深。《学衡》第45期④关于《学衡》各期出版时间，本文参照沈卫威：《吴宓与〈学衡〉》，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刊有顾谦吉译爱伦坡《鹏鸟吟》（即《乌鸦》）一诗），吴宓在按语中以拜伦拟李白，以弥尔顿拟杜甫，以华兹华斯拟陶渊明、白居易，并把爱伦坡称为“西方之李长吉”（《诗话》：53）。如果我们知道吴宓对杜甫的推许无以复加（“……伟大崇高……为古来中国第一大诗人”，见《诗话》：206），那么弥尔顿在吴宓心中的“伟大崇高”地位也不难想见。⑤吴宓常常把弥尔顿与杜甫并举。除上述二例外，亦可参见《西安围城诗录序》（《学衡》第59期，1927年11月；《诗话》：102）。以弥尔顿拟杜甫并非始自吴宓，苏曼殊早在1910年就这么做了。在吴宓的译作《白璧德论今后诗之趋势》（第72期）中，白璧德在书评中认为，“末篇《弥儿顿与现今之诗》为全书精华”，作者之意“具在于是”，近世诗的发展业已“绝壁当前，非幡然回首改辙不可矣。为今之计，当复返而以弥儿顿为宗师及规范”，因为弥尔顿不同于华兹华斯之自然主义泛神论，而通晓“人性二元”之观念。尽管其神学主张已经过时，但弥尔顿匡正时弊，使近世诗“上企于宗教及人文道德之境界”，复返正途（《诗话》：113-14）。T. S. 艾略特和吴宓都是白璧德的学生，①吴宓欧游期间，1931年1月20日在伦敦与艾略特会面（《日记》，V，1930—1933：1931-1-20），27日致信浦江清称“曾与T. S. Eliot谈宴”（吴学昭整理：《吴宓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178页）。艾略特早年抑弥尔顿而扬玄学派诗人，尽人皆知，而吴宓痴迷弥尔顿，对玄学派诗人评价不高（《诗集·故都集下》：275），其立场更接近他的哈佛导师白璧德。吴宓可谓白璧德的忠实弟子，他对弥尔顿的态度，免不了有白璧德的影响。吴宓在哈佛求学期间，曾读遍白璧德的著作，又修过“莎士比亚时代之英国戏剧”和“1500—1660年之英国文学”两门课程。②王泉根：《吴宓先生年表》，收入王泉根主编：《多维视野中的吴宓》，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年，第476-479页。③对吴宓诗学思想的这一概括是由孙媛做出的，参见孙媛：《叩问现代性的另一种声音》第3章。由清华到哈佛到从教以后，吴宓对弥尔顿的阅读、欣赏和思考一以贯之。作为英国乃至西方最宏大、最优秀的“声音”之一，弥尔顿对吴宓新古典主义和新人文主义诗学思想③的形成有相当贡献，吴宓之扬弥尔顿和抑白话诗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除《学衡》外，《吴宓诗集》也以弥尔顿为典范，把弥尔顿作为“新材料”入诗（或诗注）。上文提到了《寄示仲麟》和以弥尔顿为题作诗的讨论。1930年10月25日，吴宓游览了斯特拉特福，作《游莎士比亚故乡》三首，在自注中直接引用了弥尔顿1630年《莎士比亚赞》一诗的两行原文，与本·琼森（Ben Jonson）1623年的颂诗相并列（《诗集·欧游杂诗》：228）。1932年5月，吴宓惊闻挚友吴芳吉逝世，作《碧柳挽诗》两首，未完。其计划是摹仿英国悼亡诗名篇，如弥尔顿《黎西达斯》、雪莱《阿多尼》、丁尼生《悼念》和阿诺德《色希斯》等，“作挽碧柳诗多首，终未能成”（《诗集·故都集下》：264）。1935年11月28日，日寇进逼，清华准备南迁，吴宓作《清华大学移运图书仪器有感》，有“乐土埃田竟化灰”句，自注曰：“埃田Eden乐园，用弥儿顿《失乐园》Paradise Lost诗意”（《诗集·故都集下》：307）。1945年7月末，吴宓作《赋呈陈寅恪兄留别》，有句云“三女承欢秀，一妻举案贤”，诗人解释说，古今文人多有三女而无子者，如英国的弥尔顿、萨克雷、阿诺德（此三者皆为吴宓所钟爱），中国的林语堂、方令孺女士、陈寅恪和吴宓自己（《诗集·入蜀集》：416）。以上“新材料”虽属零星，但涉及面较广，包括弥尔顿的长诗、短诗和生平。这说明吴宓对弥尔顿的了解是系统全面的，而且有意识地在诗歌创作中借用弥尔顿。

吴宓不仅熟知弥尔顿，推崇弥尔顿，借用弥尔顿，而且也是弥尔顿作品在中国的早期重要译者之一。这是吴宓与辜鸿铭不同的地方，也是他超过辜鸿铭的显著标志。除了译有弥尔顿散文片段外，在吴宓的几十首译诗中，20世纪20年代有两篇译作是源自弥尔顿的。这就是《译绝俗》和《咏失明》。前者吴宓1924年节译自弥尔顿诗剧《力士参孙》第674-677行合唱队的一段话：“庸凡何足数，漂泊无定程。蟪蛄倏生灭，谁复识姓名？”（《诗集·辽东集》：126）可惜吴宓仅仅译了弥尔顿整部诗剧的不足千分之三（4/1758）。

在另外一个地方，吴宓译了弥尔顿的一整首诗，著名的十四行诗《咏失明》。1927年5月初，33岁的吴宓害了眼疾，不能读书，焦虑中想起中年目盲的英国大诗人弥尔顿及其名作《咏失明》，因作《病目》（《诗集·京国集下》：165）。其一云：

百病无不可，病目难为情。……佳作难展读，诸务待经营。……人寿今益短，中岁瞿然惊。奔驰犹不及，蹉跎竟何成。

在交代了缘起后，同题第二首夹叙夹议，既译且作，借弥尔顿诗篇浇自己胸中之块垒：

念昔弥儿顿，目盲成短歌。呵空问上帝，遇我无乃苛。

汲汲惟行善，吾志常淬磨。奈何夺吾明，幽暗此修罗。

…………

对照原文（Hughes，John Milton：168）可知，吴宓的翻译实为译写（trans-writing）。这并不是纯粹的翻译，突出表现在原诗被置于译写者的叙事框架中：“念昔弥儿顿，目盲成短歌。……闻兹悚然惧，脱体忽如瘥。”译诗因而成为译写者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时，译诗中的言说者（我、吾）既是弥尔顿，又是吴宓，上帝既是在严责弥尔顿，也是在严责吴宓：由于病目的类似境遇，吴宓和弥尔顿融为一体了，在译写中神秘地相会了。译写者与其说是在翻译，不如说是在再创作。翻译不是目的，而是作为发酵剂，催生了译写者的新作。译写者又联想到弥尔顿的杰构《失乐园》和诗人凄苦的晚年，在崇仰和同情中，作者郁闷的心灵得到纾解，怨恨消失了，代之以“奋勉”。在这场跨越近三百载的心灵对话中，吴宓不仅大致翻译了弥尔顿的十四行诗《咏失明》，而且高度赞扬了弥尔顿其人（“大哉弥儿顿”云云），恰如其分地评价了《失乐园》的庄严风格和道德价值（“诗篇特庄严”云云），对“白发盲目叟”的晚年际遇表示深切同情。因此，《病目》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此前学者对它的忽视是不应该的。①就笔者所见，葛桂录《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和吴格非《1848—1949中英文学关系史》（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及几篇相关的期刊论文，如陈建中：《吴宓的译诗（上、下）》，《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2-3期；张旭：《译诗创格与诗学重诂：吴宓早年英诗汉译活动寻踪》，《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等，都没有提及本译诗。黄嘉音注意到了吴宓《病目》对弥尔顿的重写，可惜未加详论。见其博士论文《把“异域”的明见告“乡亲”：弥尔顿与〈失乐园〉在20世纪初中国的翻译/重写》（台湾大学，2006年）。作为翻译，吴宓的归化有时过了头，如以佛教术语“幽暗此修罗”改写基督教的in this dark world and wide，未免令人瞠目结舌，且不论吴宓将古印度神话中的恶神、位列天龙八部第五的阿修罗（梵文音译，“非天”）曲解为类似“地狱”的概念。作为创作，吴宓的《病目》和弥尔顿的《咏失明》达到了同样的美学目的：弥尔顿借“忍耐之心”（patience）归于心灵的平复，而弥尔顿的《咏失明》本身扮演了吴宓“忍耐之心”的角色，吴宓借此走出困顿，重新发奋。在《病目》中，翻译和创作密切联结，难解难分，简直可以说是水乳交融。弥尔顿的作品作为外来触媒，推进了吴宓的诗歌创作，使其诗作在不失普遍性的同时，呈现出富有时代特色的新面目。从翻译策略的角度讲，吴宓重意译，重归化，重改写。①吴宓早年改译朗费罗Evangeline为《沧桑艳传奇》（未完成，见《诗话》第3-15页），可为明证。

以上分析，足以反映吴宓译诗和对文学态度的一般情况。从《吴宓诗集》来看，吴宓译诗有如下几个特征：其一，多翻译片段；其二，多用佛教术语；其三，翻译（或阅读）与创作相结合。这些特点究其原因，是由吴宓的文学理念和文化理念所致。吴宓深受阿诺德影响，至为珍视“中外古今各时代文明之精华珍宝”，②吴学昭编：《吴宓日记续编》III，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1958-6-27。以下在文中夹注，简称《日记续编》。能够代表人文主义精粹的“精华珍宝”自然多片段（当然，吴宓的主要精力也不在译诗上）。吴宓认为“东西无二道，此义服膺久”（《诗集·清华集下》：70），“东圣西圣，此理此心。师表万祀，一体同尊”（1922年《苏格拉底像赞》，载《诗集》：93），终身以孔子、苏格拉底、耶稣、释迦牟尼为师（《诗集·渝碚集上》：512），认为他们是息息相通的，又曾明确表示“耶教亦与佛家同”（《诗集·故都集下》：283）、“世师孔柏先，教宗佛耶正”（《诗集·昆明集》：387），所以以佛教归化基督教，就不难理解了。另外，吴宓蹈袭清末黄遵宪之路，认为中国新诗发展的正途是“熔铸新材料以入旧格律”（散见《诗话》各处），故时时将阅读、翻译西洋文学与创作结合起来。而且，吴宓认为文学是为人生的，在此观照下，作为宣泄、抒写的创作是要以作为汲取、积累的阅读（有时是翻译）为基础。

像辜鸿铭一样，吴宓还是弥尔顿在中国的早期教授者和传播者。李赋宁先生认为，吴宓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是“我国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事业的一位先驱者和奠基人”。笔者赞同李先生的这一看法。吴宓在为清华大学外文系制定培养方案时，参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课程设置，把“欧洲文学史”作为核心的基础课程，并开设分期文学史课程如“中世纪欧洲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等，又按重要作家开设“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等课程。③李赋宁：《吴宓先生与我国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第1-2页。杨周翰先生的评价更为谨慎，但仍然称吴宓为“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见杨周翰：《吴宓——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李继凯、刘瑞春选编：《解析吴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97-301页。在吴宓等教授的努力下，清华外文系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位研究弥尔顿的硕士：田德望，他的学位论文1935年6月13日通过考试，题目是《关于弥尔顿和但丁比喻的比较研究》。④《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2009年，第659-661页。据刘明华编制的《吴宓教学年谱》⑤王泉根主编：《多维视野中的吴宓》，第511-526页。（另有注明者除外），1921—1924年，吴宓任教于东南大学，教授英国文学史、英诗选读、欧洲文学史等课程，教学相长，“声誉鹊起”；此后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女子大学、西南联大及新中国成立后在西南师范大学，吴宓在十几所大学、四十余载的教学生涯中，所开设的课程虽非弥尔顿专题课，但都涉及弥尔顿。据《吴宓日记续编》，迟至1962年秋，吴宓为外语系青年教师江家骏讲授《英国文学名著》课，读本为Century Readings in English Literature，其中特别讲到弥尔顿的诗，包括《咏失明》。①《日记续编》V，1961—1962：1962-8-4，9-10，9-28，10-8；另见江家骏：《恩师吴宓先生在重庆》，王泉根主编：《多维视野中的吴宓》，第93-97页。同一时期，吴宓也曾为青年学生蓝仁哲讲授弥尔顿《咏失明》一诗。②《日记续编》V，1961—1962：1962-10-25；另见蓝仁哲：《怀念我的外国文学启蒙导师吴宓先生》，王泉根主编：《多维视野中的吴宓》，第76-82页。从青春飞扬到耄耋老年，弥尔顿的诗一直陪伴着吴宓，给予他安慰和力量。饱受目疾困扰的吴宓尤其对弥尔顿《咏失明》情有独钟。他77岁时右眼失明，左眼白内障，83岁时双目失明，84岁时与世长辞，享寿与弥尔顿的父亲相同。可以想像，暮年凄苦的吴宓教授有时会心里默念弥尔顿《咏失明》吧，还有他自己的《病目》。

在英诗教学方面，吴宓和辜鸿铭有两个相似点。其一，二人皆以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评论家、诗人弗朗西斯·特纳·帕尔格雷夫（Francis Turner Palgrave）选编的《英诗金库》为教材。③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221、238页。以下在文中夹注，简称《年谱》。该选本包括弥尔顿的十一首短篇佳作，有《咏失明》、《黎西达斯》、《快乐的人》、《幽思的人》等。其二，两者都提倡背诵名篇，以此为学习英诗的途径。④《日记》IX，1943—1945：1944-6-26记载，19世纪英国诗人课考试“专重默写诗篇”；吴宓《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称“宜背诵名篇”（《诗话》：97）。吴宓以身作则，讲课时仅书大纲于黑板，不用任何参考资料，却滔滔不绝，井井有条（梁实秋当年在东南大学听课的报告可为见证，见《年谱》：242-43），而且要求学生背诵的，自己也背出来。⑤《日记》IX，1943—1945：1945-3-3记载，文学与人生课上“背英诗不成，甚惭不安”；吴宓晚年亦是如此。例如，他对江家骏说：“下周见面时，你要能背得，我们一道来背。”见江家骏：《恩师吴宓先生在重庆》，第94页。另一方面，吴宓一贯的勤谨敬业又迥异于辜鸿铭教书时经常不入正题的“跑偏”和惫懒状态。吴宓自称，“1921—1924三年中，为宓一生最精勤之时期”，不仅每月编出一期《学衡》，而且不断开新课，积极备课，“多读书，充实内容，使所讲恒有精彩”（《年谱》：224）。李赋宁先生是吴宓当年在清华（后来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把吴宓的授课特点归纳为：“内容充实、全面、系统，历史事实准确，引证翔实，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心得体会，而且洋溢着对古典名著的热爱和共鸣，因此他的讲课对青年学子极富感染力和教化作用。”（《吴宓先生》：2）吴宓先生的敬业精神值得我们效仿。

最后简要谈一下吴宓在现代文化史上的定位的问题。一般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标签具有合理的一面，尤其是放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之下。另一方面，从当时世界的语境来看，西方人经历了一战，普遍对西方文明产生了幻灭感，辜鸿铭、泰戈尔等“东方圣人”恰恰代表着先进的文化方向，是“先锋派”而非“保守派”。吴宓在致庄士敦的英文信中声称：“我们不仅仅是保守，我们热爱孔子、佛陀、基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甚至像埃德蒙·伯克这样的人的教谕中一切善和真的内容”（1925年12月30日，《书信集》：149，译文有修正）。刘禾和吴盛青等人都认为，“文化保守主义”的称号有其局限性。①Shengqing Wu， Modern Archaics：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the Chinese Lyric Tradition， 1900—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 pp.365-366.Chunmei Du“文化两栖人”的概念表面描述多于对实质内容的揭示，而且掩盖了“两栖”中何者为重点；所谓“全球化”则有年代误植和混淆经济文化之嫌。笔者认为，用“文化人文主义”描述吴宓更为恰当一些，可以摆脱当时的中国和世界语境，突出他们跨越东西方二元对立的特点。吴宓深受阿诺德的影响，相信博采精粹、无论东西的立场，相信东西方最好的东西是相通的；他们都对中国文化抱有真切的信念，相信它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种种缺点（吴宓见《日记续编》I，1949—1953：10）。

弥尔顿是吴宓建造文化人文主义大厦的一块基石。其具体表现包括吴宓对弥尔顿的阅读、感怀、引用、翻译、摹仿、改写、比较、评价、教授和传播，吴宓奠基了我国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②最近，比较文学发展成为世界文学，新近兴起的这一学科，除远溯歌德的欧美传统外，在中国亦其来有自。吴宓在世界文学领域的拓荒工作有待总结。“文化人文主义”的议题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也有待展开。在跨越东西方的跨文化实践中，吴宓代表了文化人文主义的一个时代、一个层次和一种样态。吴宓以及他所代表的文化人文主义，还有他背后的弥尔顿，在当代有着重要相关性，需要做进一步研讨。

责任编辑：李艳丽

*郝田虎，男，1974年生，山东枣庄人。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博士，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比较文学、古文书学、手稿研究、书籍史等。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弥尔顿在中国的跨文化之旅研究”（12BWW03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