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南海九江疍民文化研究

2016-02-02张纹华

岭南文史 2016年4期

张纹华

广东南海九江疍民文化研究

张纹华

无论疍民是否属于一个民族，作为“以艇为家”、以渔为业的广东南海九江（以下简称“九江”）疍民，由于九江水网密布、田地低洼、“力农本务无几”，[1]从1440年乡人开始在西江设埠装捞鱼花，至1501年九江首获鱼花的生产和销售专利，至1657年前后形成利赖多藉鱼苗，次蚕桑，次禾稻，次龙眼，次芋止的经济发展格局。[2]至清道光年间九江境内有桑塘，无稻田，[3]疍民都参与了600多年间九江建设的每一个进程。从刚开始居住在九江大稔疍家洲到移居村庄而与九江其他族群混合生活，疍民以他们对于渔业生产的执着，对于一个王朝信仰的坚守，对于自由生活的向往，影响着九江的精、气、神。无论是九江保留下来的诗歌，是九江灵魂式的人物朱次琦，还是九江童谣、民间传统、民歌，都能清晰看到与疍民相关的元素，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九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疍民文化。

一、九江诗歌很大部分是咏渔乡诗

九江之名最早出现于北宋开宝五年（972）。自此以后至今，九江都属于南海县。但由于“唐宋以前，大都海濒洼岸，居人鲜少”，[4]一直至“宋咸淳六年（1270），诏徙保昌民实广，十年正月朔，众至九江大洋弯筏破登岸散处，本乡生聚自此始繁。”[5]1274年从南雄到达九江的关贞、陈海渔、吴三里、胡乐莘、朱元龙、黄细德、曾晟等中原移民开始了与九江土著丁姓、宋姓族人的杂居共处，九江真正具有文化史意义上的历史正式揭开，“九江丁共宋，有剩南雄种”之说也由此形成。九江地处海濒洼岸、田地低洼而不堪耕稼，故既挖洼地成渔塘，也借助广东河流密布，水系纵横交错的有利条件，溯西江而上而捕捞鱼花，顺势发展渔业成为九江应对生存困境的必然选择，经过166年的经验积累与顽强斗争，1440年，九江开始在西江设埠装捞鱼花，九江经济发展模式正式形成，疍民由此成为推动九江经济发展的重要人群。由于将乡人及与乡人有关的诗作置于其中，由黎春曦一人独撰的九江第一本乡志——《南海九江乡志》留下吟咏九江山川风物的珍贵诗作。以渔业为中心的渔民、渔灯、渔舟以及与渔民生活结伴而行的渔歌成为明代九江诗作的吟咏对象，渔乡由此成为九江经济发展的特色。九江诗歌形象说明文学与生活是何其息息相关。

1．九江咏渔民诗

九江是广东乃至全国渔业发展最早的古镇，渔民成为推动九江经济发展的主力，也成为诗人笔下的吟咏对象。桃园洞在花山谷，与柳巷相连。龟石在偶山，下临西江。桃园洞、龟石是九江的名胜景色，乡人关管、郑庚分别有诗云：“径古山峰紫翠重，与来咫尺蕊珠宫。泉分玉液留丹井。花满瑶台见浪风。采药客疑幽涧转，捕鱼人醉小溪红。迟留莫讶归来晚，背指吾家隔岸通。”[6]“钓台风物已成尘，白石清江几暮春。老去渔翁君莫笑，当时俱属太平臣。”[7]尽管诗作中捕鱼人、渔翁的怡然自得有别于现实生活中九江渔民因生活迫切所面对的严峻考验，但渔民就是九江人群的主体。关学尹在《保孩地记》一文中提到，九江痘疹灾行，以渔户为重，偶然有数舟经过古老滘时而无恙，于是两海渔家闻而至，果然撄患到此而去，故此地易作“保孩地”[8]。虽然这是民间传说，但无论是渔户作为主人公，还是将地名易作“保孩地”，都可见渔业对于九江发展的重要性。

九江渔民出海作业，必然不能离开渔舟相伴与渔灯相助。郑庚《龟石》诗云：“落落荒台水石边，桃花风树系渔船。江春不下严陵钓，爱惜调鸥养鹭天。”[9]朱完《大水口》诗云：“疏云逗月份映寒江，渔舟依渚喧无数。野雀归林少一双。七十二峰青似染，遥闻绝壑水淙淙。”[10]郑贤《偶山》诗云：“双峰环碧海，万仞倚丹梯。种冽潮声壮，江明塔影低。帆樯天远近，烟火岸东西。取醉乘槎去，渔灯隔浦齐。”[11]大水口即大海。偶山又名海目山，明代时设有哨兵防守。海目山高20多丈，在南海西南140里的九江海中，两峰并立如目，上有芳秀亭、龟石、中等名胜，是九江名山之最。如果说，郑庚、朱完诗作中的渔舟是一派神行，那么，郑贤笔下的以渔灯相助的渔民则是与大海的汹涌澎湃、变化无定作斗争，这就是渔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据史载，由于渔苗税繁重，九江各水疍欠税逃亡，遗下课数米数千石，[12]因此，1464年，总督刘大夏奏准奉旨召九江承西江两岸鱼埠。这是疍民“逼上梁山”之举。1644年，陈子壮在九江发动义兵，李成栋督师攻九江，九江乡人上下一心，两敌劲旅，史称民多疍户，番鬼号勇善信，不诬也。[13]康熙二十三年（1684），督治九江的官员认为，九江言语服用，倔强自别，当以九江之官治之。[14]从集体反抗税饷到参加与王朝的斗争，到形成“倔强自别”之名，由于生存困境的历练，九江人、渔民、疍民难分彼此，他们携手书写九江的精、气、神。

2．九江咏渔歌诗

粤族好歌，疍民尤甚。陈昙《疍家墩》诗云：“龙户卢馀是种人，水云深处且藏身。盆花盆草风流甚，竟唱渔歌好缔亲。”[15]赵希璜《摸鱼歌》其六诗云：“朝摸歌复歌，晚摸歌复歌。疍家生长逐风波。波里平安较尔多，那曾懊恼到鱼衰。”[16]与陈昙、赵希璜在诗作中直呼“疍家”不同，九江咏渔歌诗既没有出现“疍”字，也将疍民相当质朴的吟唱增添文人气息。岑鼎贤《桃源洞》诗云：“薄暮访陵源，林深可避喧。樵歌闻隔岭，渔笛起孤村。红落桃花井，青浮竹叶尊。正怜山月好，清咏到松门。”[17]黄重《大水口》诗云：“回艇正当潮长时，牵夫徐步陇南堤。风和两部笙歌响，似助行边几句诗。”[18]邓诚《海口渔歌》诗云：“大洋湾上凤江头，几曲清歌唱未休。古调乡穷甘竹暮，新腔声入古潭秋。沙头有月犹摊网，浦口无风不系舟。勿谓江湖终潦倒，征书曾见起羊裘。”[19]曾道恕《洛浦浮霞》诗云：“沙堤银浪蘸熹微，港口疏林返照稀。天外锦帆添五色，望中紫气映交辉。宜高宜下晴多态，随卷随舒巧人欲飞。洛里渔歌深入入，每因孤鹜一齐归。”[20]曾道恕《南江渔舸》诗云：“万顷波光一叶轻，中流矣乃集歌声。垂竿布网闲中事，沽酒得鱼世外情。半空残照凭收拾，又向天边醉月明。”[21]无论是桃源洞里传来的渔笛，是大水口边听到的笙歌，是清新悦耳的海口渔歌，是傍晚时候洛浦传来的渔歌，是人至南江中流而集体吟唱的渔歌，从晨起出发，到傍晚归来甚至已经到了一轮明月挂天边，随口吟唱、自娱自乐的渔歌成为渔民生活的一部分，点缀着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捕鱼生活。

从渔民到渔歌在明代广东诗歌中的群体出现，表明九江渔乡已经全面形成。陈复《铁滘浮蓝》诗云：“一派江流尽向西，沿崖常见晓烟迷。蘼芜唆露蓝飞重，杨柳迎风翠压低。水蘸绿波归别浦，练翻青濑满前溪。渔乡昨夜矶边宿，两岸微朦草自萋。”[22]陈子壮《马山》诗云：“烟墟水市种鱼村，星月渔灯相与繁。就中或有秦人洞，一路桃花长子孙。”[23]与渔乡紧密相连的渔业成为九江一支独秀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与掌握了熟练技艺的渔民密不可分。《南海九江乡志》留下一幅年长疍户析别鱼苗的图景，“鱼苗出西北各江，清明后雷雨作，鱼孕育，乘潦下其种，柳庆为上，南宁次之，郁桂又次之，富贺又次之，北江为下。每有长年疍户当夜分西望电炮即预占鱼苗来自何江，到以何日，如柳庆动，越三旬两旬，南宁则两旬，旬半余，各迟速有差，或电光远则知过斗不来，辨析部位微茫若操左券。”[24]无论是将鱼饷作为九江“税饷”之一，还是将渔业作为九江“生业”，渔业都成为九江经济发展的命脉，而无论是因鱼饷过高而集体逃走的疍民，还是能知晓各地鱼苗情况的年长疍民，黎春曦在《南海九江乡志》中都将疍民作为主人公，故疍民就是九江渔乡的重要人群，而九江渔乡诗的吟唱对象虽没有清晰指出疍民的身份，但无疑疍民即是其主人公。

二、九江灵魂人物朱次琦生活于海滨疍僚之中

1858年归隐九江后，朱次琦（1807—1882）足不出九江，“九江先生”之誉由此而来。从九江到九江先生，以地为名的背后即是乡人对朱次琦的无尽敬仰。康有为在《南海朱先生墓表》一文中说：“九江朱先生于海滨疍僚之中，无哲师友之传”，[25]虽然殊非事实之全部，但朱次琦不仅将九江渔乡文化写入诗行，而且积极参与乡民发动的反鱼苗税饷运动。

在朱次琦之前，乡人陈复、曾道恕、陈子壮、郑贤、朱完等已经将九江渔乡写进诗行，但都显得过于概括化，清道光年间胡调德的《儒林乡渔庄图拟虞道园渔村图诗》则写出了九江渔民具体、真切的生活写照，可以作为一篇珠江三角洲渔业史来读。胡诗云：“我家江水湾环处，江干多是渔人住。渔人终岁业鱼花，纳课输租设鱼步。桃花浪涌鱼花多，鲢鲩出水鳙随波。日暮渔人望电脚，江头兀坐歌鱼歌。乘时置筐半浮水，鱼花入筐杓之起。满船归载月明中，沽酒临江浮绿蚁。清波日日流当门，桑麻掩映水云村。披图爱此好风景，人间何处桃花源！”[26]每年自3月桃花汛至8月为鱼苗捕捞季节。大鱼在西江上洲溪涧产卵，至肇庆开始孵化，烟波浩渺的西江经九江西南方滚滚而下。九江河堤上渔庄相望，每庄常聚数十人，由一渔师带领，渔师在落日时分，察看四方云层变化和闪电高低，可以算出何时何地将有何鱼苗随西江水而至。捕捞鱼苗多在夜间，由渔师带领前往，西水初到，由渔师指挥，持杓者纷纷放下渔具，收获必丰，过迟过早都会失去时机。捞得鱼苗放入艇中乘流归航，天明可泊乡岸。与胡调德的诗作相比，朱次琦的《客中杂忆诗》则显得更为生动、传神与富于农家气息。诗云：“二月鱼儿粟，三月鱼儿秧，四月鱼眼星，五月鱼背苍，六月鱼拍头，欲竞人指长。我里下泽税，背箔参渔榔。岁岁牧人梦，家家鸥机忘。舍弟苦士最，弃俗如蚧蜣，宁读种鱼经，不入骑马场。有得间称诗，月计无几章。未知古独行，肩列谁辈行。阿兄走尘土，处处持虚筐。”[27]诗作以渐渐长大的鱼儿、辛勤劳作的舍弟（按：指朱宗琦）与阿兄（按：指朱炳琦）的尘影，展现一幅富于生活气息的渔乡农家图景，读来朗朗上口，颇有民歌气味。由于对渔家生活的关注，朱次琦读书广州期间，留下一首将疍民写入其中的诗作——《半塘晚步》，尤为珍贵。诗云：“晚食散余步，风物霭将夕。过雨流潦多，随意曳幽屣。松凉望不到，爽气生两腋。渐渐野水喧，回回市尘隔。孤烟接空暝，一鸟入云白。泥泞窘前赏，摧坐村口石。远见归墟人，忙色上面额。轸彼衣食劳，益我山泽适。浦树郁其濛，昏鸦啼磔磔。半塘疍人家，相呼看鸡栅。咏归归路微，晦月未返魄。何来一笛吟？萧寥长天碧。”[28]据《广东新语》载，半塘在广州郊西，自浮丘以至西场，自龙津桥以至蚬涌，周回二十多里，多是池塘，故其地名曰半塘。上甚肥腴多膏物。种莲者十家而九，莲叶旁复点红糯。[29]由于以艇为家，作为水上居民的疍户向来都受到歧视，朱次琦直接将疍民写入诗中，既反映道光时期疍民已经拥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也说明疍民对于生活于海滨疍僚之间的朱次琦与生俱来的影响。

屈大均所说的“九江地狭而鱼桑占其半，塘以养鱼，堤以树桑，男贩鱼花，女务蚕织，土无余壤，人无傲民，盖风俗之美者，史称水居千石鱼陂是也。”[30]这不仅是九江人“乡水情最笃”的自然本性，而且这种纯朴民风是九江人以对鱼苗苛税的不断抗争过程而实现的。据《粤中见闻》所载，“粤中自封川江口至羚羊峡口皆有鱼花，步步皆有饷，鱼花户承之，岁纳于朝，南海九江村人多以捞鱼花为业。”[31]虽然往有倾赀之灾，不往有馀鱼之患，但是，面对不能选择的生存困境，九江鱼花仍然多半售往龙川。就是在这种与生活的捕击之中，形成九江人倔强自别的个性。1827年，九江渔户向南海县官反映鱼饷沉重。为力减鱼苗税饷，严禁贩私赚饷，1830年七月，一份兼及举人、副贡生、生员的26人联名呈请上达两广总督部堂，昭示乡人之顽强抗争和众志成城，正在守父丧期间的朱次琦、朱宗琦则是主要的参与者。

从明代九江咏渔乡诗到近代朱次琦笔下的咏鱼诗，甚至将疍民写入诗行，从明代九江疍民反抗渔饷而集体逃亡到朱次琦联合乡绅反抗鱼饷，一脉相连的就是九江人这种对于渔业生产的执着，对于自由生活的向往，而无论是明代九江诗人还是九江灵魂人物朱次琦，他们共同呵护的主人公就是九江疍民。

三、九江童谣、民间传说、民歌都有疍民的元素

在1501年九江首获鱼花的生产和销售专利后，更多九江人加入到渔业生产之中，疍民与九江其它族群本有的区分越加缩小。至1883年冯栻宗编纂《九江儒林乡志》，旧时作为浮家渔人寄泊的“疍家洲”已经不复存在，并易作村场，[32]但逐渐消失其特色的疍民其实没有被异化，而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更多九江人，由此疍民虽然因为渔业环境不同而退出时代，但疍民文化已经深入到每个九江人的血液。屈大均在《疍家艇》中指出，置盆草于梢是疍家以致媒妁的标志，婚时则以蛮歌相迎，疍人善没水。[33]潘有为《河南杂诗》诗云，“盆草盆花互缔婚，陆居仍以疍名墩。腥烟苦雨难成族，惯见撑篙人打门。”[34]疍家的婚嫁风俗已经不复存在，但既沿承疍家善歌的传统，将疍人善没水易作赛龙舟，也在九江童谣、民间传说中留下疍民的踪影，则反映疍民文化就是九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九江女仔歌

所谓“女仔歌”，是指由妇女创作、吟诵的歌谣，形象地反映九江妇女的精神面貌。“从古初开未闻过新娘跌落水咯，谁知花轿跌入水中黎呀。”[35]这既是九江水乡特色的反映，也是当时嫁娶习俗的再现，更是千古奇闻。“知哥出外谋生妹亦心中无欲想咯，为因家计无奈何呀。但系出外谋生亦要用心温钱正系计咯，家中无米有谁怜呀”。[36]九江人的向外意识，在这位情感细腻的妇女吟唱中有生动的体现。如果说，以上两首“女仔歌”略显浅俗，那么下述两首则有一定的艺术性。“月光月白照塘基，睇见芙蓉坠折枝，艾欲扳抵摘朵戴，见郎家淡没心机。”[37]“凤呀凤，猛风吹入姐房中，金字买银字送，千金难买——姐你相逢。”[38]从与渔业生活结伴而行的九江渔歌到专门吟唱妇女情感的女仔歌，大自然所赋予的水乡特色与对于男渔女织和谐生活的追求，九江人将粤族好歌发挥到了极致。

2．九江赛龙舟

从疍民“以艇为家”到九江人善习水性，到素有赛龙舟的习俗，则是所谓的水到渠成。“乡人每夏五月，必斗龙舟，龙首尾刻作龙形，可阔二尺许，长或十余丈，短亦数丈，可坐数十人。”[39]“端午饮艾酒、酿角黍、竞龙舟夺标，至六七八九月兴犹未阑。”[40]赛龙舟作为九江一种古老的习俗，在九江的童谣、民歌中有清晰的反映。如，“阿妈叫我睇龙船，我唔睇，睇鸡仔。”[41]又如，“五月采茶是龙舟，龙舟鼓响满江游。睇罢龙舟归家转，饮杯香茶润咙喉。[42]比较著名的是以下一首竹枝词：“五月龙舟逐海游，兴来直闹到寒秋，一声鼓响如飞去，人力让他沙咀头。”[43]从初夏到深秋，龙舟活动成为九江人娱乐的一个重要习俗。龙舟竞渡，既是一种人体力量的展现，更是一种团结奋发、力争上游的民俗民风的呈现，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九江龙舟的参与者虽然以男性为主，但女性也参与其中，它生动地反映了一种刚悍民风已经影响素以柔弱为美的女性群体之中。

3．九江童谣、民间传说中疍民的踪影

九江童谣云：“蔼如乖，蔼大猪仔嫁后街。后街有鲜鱼鲜肉卖，又有鲜花戴。问你戴唔戴，挤落床头被老鼠拉。”[44]九江另一童谣云：“槟榔会开花，那女嫁疍家。疍家会摸鱼，那女嫁禽渠。”[45]从将鲜花戴于头上到嫁疍家，清晰可见屈大均所言的疍户婚嫁特色。

铜鼓滩是西江越过羚羊峡，在河口与北江汇合而迅速南转时，冲刷江上几段狭滩而成的，九江铜鼓滩则是其中之一。据《九江儒林乡志》，铜鼓滩虽依海旁，而且上流视之，突出百数十丈，下有石脉渡海，盘错嶙峋，夏潦西来，与为击搏，波涛倾洞，镗然作铜鼓声[46]。关于铜鼓滩每年汛期必然传来的咚咚声，留下不少九江民间传说。其中之一是与反清复明志士陈子壮有关。1645年6月，陈子壮、朱实莲联合在九江起兵，在高明海口与清兵相遇，形势相当严峻。其时船上有名称大眼八的年青人，是江上的渔民，亦是一名好鼓手，他在陈子壮的指挥船当鼓手，指挥进退。后终不敌而身中数箭，手中的鼓锤掉入江中，流到九江月山附近后卷进江底。因此，每年夏天，铜鼓滩传来鼓声，人们便想起陈子壮反清复明的壮举。

广州远近闻名的陈李济药厂，其创始人是九江陈体全、西樵李升佐，关于他们创设陈李济药厂，亦留下不同的民间传说，其中之一亦与渔民有关。据载，陈、李二人同往广州运鱼而认识，且成为知己，后来还合作经营渔业。期间他们认识一名没有子女的老中医，这名老中医发现陈、李二人为人忠厚诚实，故将毕生所积累的药方、制作药丸的技术等都传授给他们。老中医去世后，他们创办起陈李济中药蜡丸店。因此，陈李济药厂的创始人都是渔民。

1450年，明朝代宗皇帝赐名九江为儒林乡；1501年，九江获得特许设立鱼埠，捕捞与贩卖鱼花。自此以后，儒林乡、渔乡成为九江的标签。故九江儒林文化其实是依托西江流域孕育，形成以水为源的地方文化特色，而有别于中原儒家文化。进入广东历史文化名人前50名的朱次琦就是九江儒林乡、九江渔乡并行发展的缩影。在朱次琦去世后的100多年间，九江与广东乡土一样，经历了时代嬗变，疍民作为一种特殊的族群已经与九江其他族群不分彼此，但儒林乡、渔乡仍然是九江的底色。行走于当下九江街头，仍然听见渔民娓娓动听地数鱼花的歌声，“一个五，二个十，三个五，四个十。”[47]仍然看到渔民捕鱼的身影，“二月鱼苗正上塘，船头分向贩他乡，春帆雨细人初去，咿轧车翻水面腔。”[48]

注释：

［1］［2］黎春曦编纂：《南海九江乡志》卷二，1657年刊行，旅港南海九江商会1998年重刊（下同），第17、19页。

［3］桂坫等编纂：《南海县志》卷三，1910年版，第10页。

［4］［5］黎春曦编纂：《南海九江乡志》卷一，第1页。

［6］［7］［9］［17］［23］［24］［40］黎春曦编纂：《南海九江乡志》卷一，第17-18页。

［8］［10］［18］黎春曦编纂：《南海九江乡志》卷一，第20-22页。

［11］黎春曦编纂：《南海九江乡志》卷一，第15页。

［12］［13］［14］［32］［48］冯栻宗编纂：《九江儒林乡志》卷二，1883年刊行，旅港南海九江商会1986年重刊，第8、15、54页。

［15］［16］［34］陈永正著：《岭南诗歌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6、277页。

［19］［22］黎春曦编纂：《南海九江乡志》卷一，第3页。

［20］［21］黎春曦编纂：《南海九江乡志》卷一，第7、6页。

［25］康有为著，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