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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对张作霖的认识及双方的初期合作(1920-1922)

2016-02-02刘贵福

东北史地(学问) 2016年3期
关键词:苏俄张作霖孙中山

刘贵福

孙中山对张作霖的认识及双方的初期合作(1920-1922)

刘贵福

[内容提要]1920年起,孙中山与张作霖基于反对直系的共同目的,尝试进行双方合作。孙张合作是国民党长期重视东北战略地位及推动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治形势及军事格局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孙中山在联合张作霖的过程中,坚决反对苏俄、共产国际视张作霖为日本代理人的观点,也隐含了合作反直以抵抗日本侵略的目的。

孙中山 张作霖 合作 反直

辛亥革命前后,国民党曾试图在东北绿林中寻求盟友,利用东北之战略地位,推动革命开展,但一直未获成功。自1920年起,孙中山又开始了与张作霖合作反对直系统治的尝试,这一尝试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孙张合作极大地改变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军事格局,可谓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以往的一些研究和叙述皆认为孙中山与张作霖的合作是为反对直系而采取的一种策略。笔者认为,孙中山联合张作霖是革命党人在东北寻求盟友的一贯方略的发展;孙中山主张联张,反对苏俄视张作霖为日本代理人的看法;在孙中山和张作霖联合反直的斗争中,也隐含合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思考。

一、在东北寻求盟友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一贯方略

在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和国民党进行革命的过程中,一直试图在东北寻求盟友和支持革命的力量。可以说,注重东北是同盟会和后来中华革命党、国民党的一个重要方略。辛亥革命前,徐锡霖、宋教仁于1906年和1907年先后到达辽东。徐锡霖试图联络绿林出身的冯麟阁,宋教仁则广结绿林。宋教仁到安东后,致函辽东绿林李逢春、朱二角、金寿山、王飞卿、杨国栋、孟福亭、蓝黑牙等人,主动与他们联络,取得一定成效。宋教仁、白逾桓等联合李逢春、金寿山等设立同盟会支部于辽东。①由于清政府的严密防范,在辛亥革命前,绿林力量在东北并没有发动过旨在推翻清王朝的起义。二次革命期间,陈其美曾派人到东北,游说张作霖等人,配合南方起事,但未成功。②据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289号”记载:“去年(1913年——引者注)正值中国革命骚乱之时,正在上海的南方军总司令陈其美,因为有在东三省方面举事相呼应以为抵抗北方军的计划,遂派心腹周况去大连。周到大连后,以陈其美的名义游说各地同志及实力者。尤以奉天为中心,打入中国军队活动。对旗帜不够鲜明,不被世人注意的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用种种手段加以游说,但张看出当时战况南方军形势不振,未肯轻易起事。”后来,陈其美在总结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失败原因时痛切地说:“辛亥、癸丑二役,皆不能贯彻革命党之三民主义者,以东北各省之根基薄弱,不能直捣北京,以扫除专制恶魔之巢穴。他进而提出,谋第三次革命,当于东北数省培植根基,以为犁庭扫穴之计。”③总结以往经验教训,革命党更加重视东北。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孙中山发起第一次护法运动,但因受西南方面排挤而失败。孙中山为了抗击直系,扭转困局,实现自己统一国家、维护约法的目的,1920年在恢复了广东根据地后,再次注目东北,试图联合张作霖。据宁武回忆:“1919年秋,我奉中山先生电召由福建到了上海。中山先生给我讲述了当前革命的新方略:在国际上要联俄,学列宁的革命方法,在国内,五四运动正蓬勃发展,中国新青年起来了,这是中国的新血液,新生力量。我们要把握时机,取得政权,擒贼擒王,首先必须打倒北洋直系军阀,因此我打算即回广东,重组政府,亲率大军北伐。另一方面,我们要分化北方军阀,利用直系与皖系的利害冲突,联络段祺瑞,特别是关外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曹(锟)、吴佩孚……你是东北人,派你回去做张作霖的工作。”④

宁武(1886-1975),曾用名孟言,辽宁海城人。仰慕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并曾得到孙中山的回信,在孙中山的指引下,1908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在庄河与顾人宜首义。南北议和后,在山东烟台见到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华革命党,从事反袁斗争。⑤1920年在援闽粤军司令部任少将工程处处长。其时,北洋政权的总统为徐世昌,但实权掌握在皖系手中。孙中山正因被西南方面排挤,避居上海,著书立说。因直系与反对孙中山的西南军阀结盟,故从1919年起,段祺瑞就与孙中山互派代表谈判。而雄踞关外的张作霖是直皖之外的又一支重要力量,是直皖两系斗争所要争取的重要对象,自然也吸引了远在上海的孙中山的战略眼光。但宁武这段回忆在时间上有误。从时间上看,孙中山第二次在广东建立政权是1920年11月。当时,援闽粤军奉孙中山命,自闽回粤驱走桂系军阀广东督军莫荣新,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名义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1月28日,孙中山返粤,29日,在广州重组军政府。决心以广东为根据地,出师北伐。1921年4月,孙中山被非常国会选举为非常大总统。在孙中山与宁武对话中有“我打算即回广东,重组政府”一语,可判断孙召见宁武的时间当在1920年秋孙中山由沪返粤之前,而不是1919年。另外,1919年,奉张与直系正组织反皖联盟,孙中山联合张作霖、段祺瑞反直的客观条件也不具备。1920年夏,直皖战争后,张作霖与直系矛盾加剧,孙中山才可能有联张反直的思考。

可见,从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不断到东北寻求革命盟友的历史看,孙中山此时在东北寻求与张作霖的合作,并非突兀而起,而是一种其来有自的革命方略的延续。

二、孙中山坚决反对苏俄视张作霖为日本代理人的观点

选择张作霖为合作对象,如孙中山对宁武所言,有出于现实斗争分化敌垒的考虑,但事情远不至此。孙中山联合张作霖有其认识上的基础和长远的考虑,即孙中山认为张作霖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日本的代理人。并且,张作霖有可能接受其影响。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中国东北地区的南部沦为日本侵略的势力范围,而俄国势力退居“北满”。张作霖在取得东北统治地位过程中,既与日本有矛盾,又不得不依靠日本,与日本关系较为复杂。苏俄十月革命后,日本站在反对苏俄的立场上,干涉苏俄革命。因苏俄并未放弃其在中国的利益,如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驻兵等,又与张作霖发生矛盾。苏俄认为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对此孙中山坚决反对,许多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

(一)1921年,刚到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上海与国民党总部发生接触。据马林的观察,孙中山坚决反对俄方关于张作霖是日本人工具的看法:“张和孙中山关系很好,孙中山批评赤塔政府把张作霖仅仅看成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在赤塔俄国人认为纯粹是日本的工具的张作霖,在孙中山看来实际上在想尽办法反对日本人,他修铁路,建港口等等,以与日本对抗。”⑥

(二)1922年8月22日,苏俄代表越飞来华后,在给孙中山的第一封信中就问到孙中山对张作霖的看法,并希望知道孙张联盟的性质。孙中山在复信中明确表示,张作霖不是日本代理人。越飞的信写道:“我不清楚,张作霖一派是否也是民族解放派,但比其他派更反动一些,或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我还不清楚,从社会阶级角度说,张作霖依靠谁,在北京有哪些人支持他。我不清楚为什么您不久前同张作霖达成反对吴佩孚的协议,这仅仅是想支持一个更强大的敌人来消灭另一个敌人,使您只剩下一个敌人,便于以后消灭他,还是您真的认为张作霖的政策对中国有好处?与此相联系,我想知道您建议我对张作霖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针?”⑦

1922年8月27日,孙中山回复越飞:“张作霖是中国人,很难设想,他竟会希望见到外国列强来奴役他的国家,或者为此而进行活动,我不认为他是日本人的代表人,至于社会阶级,看来,张作霖不依靠任何阶级,而是完全依靠自己的战士。”⑧

(三)1922年9月孙中山在与苏俄代表格克尔的谈话中比较了张作霖和吴佩孚,并认为张不是日本人的工具:“孙逸仙认为有必要分析一下吴和张这两个对手的特点。吴佩孚是个中国老学究‘scholar’。让他对新思想感兴趣是不容易的。他是个‘成品’,而土匪张作霖是个可以加工的‘原料’。认为他只是日本人的工具是不对的。有实例证明,他在实行自己的政策。他虽然没有文化,但是个聪明人。”⑨

综合上面的史料,可以看出,孙中山坚决反对苏俄视张作霖是日本代理人的观点,认为张是中国人,张的许多政策是反日的,并且张作霖可能接受他的思想。在孙中山的革命过程中,没有特定的依靠对象,因此也不存在固定的敌人,一切取决于人们是否赞成和接受他的政治主张。他对苏俄代表越飞说:“张在建议同我合作时可能有诚意,也可能没有诚意,但我作为一个讲求实际的人,无权怀疑他没有诚意。如果以后他表明没有诚意,那时我再来对付他,但不是在那以前。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重新统一中国,当时我准备,现在我也准备同接受我的条件的任何首领合作。”⑩

基于这样的认识,孙中山反对俄国占领东北,告诫俄国别把张作霖推向日本。针对越飞认为张作霖是日本代理人和关照白俄分子的疑虑,孙中山保证“能够使他作出令人满意的承诺,即今后他将奉行我对贵国政府的政策。我已经采取措施使他毫不含糊地意识到,我与他合作的条件就是他必须赞同我对俄国的政策。”⑪此后,孙中山派汪精卫到奉天与张作霖交换与俄国合作之意见。这一点,可以从孙中山同俄国驻华代表处武官格克尔在1922年9月26日的谈话中得知。孙中山说:“他为改变张作霖的政策已经忙碌了一阵子,现在又派代表(即汪精卫——引者注)去奉天,要说服张作霖,使他相信,应当把新俄国当成中国的朋友。”⑫1922年底,京沪各报刊登《苏俄共产党最近之宣言》,内中说,苏俄不交还蒙古和武力对付“满州”。孙中山与闻此事,致函列宁,表示担心:“这种占领将对今后的俄中关系造成严重后果。对中国人民来说过去俄国占领北满,是沙皇制度一个明显的证明和证据。如果您占领这个地区,那么我相信,我国人民就会把这个步骤说成是旧俄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孙中山认为苏俄欲占领“北满”是出于对张作霖的不信任,他向俄国再次表示:“通过我并同我一起行动,您就能迫使张作霖在理智的范围内做到为保证苏维埃俄国的安全所需要的一切。”⑬孙中山反对苏俄视张作霖为日本代理人的观点,可以说是孙中山联合张作霖的一个思想基础。

三、孙张合作反直也隐含联合反对日本侵略的思考

1920年夏,宁武得知张作霖想找华侨资本家投资开发葫芦岛海港,就趁张作霖到天津开巡阅使会议时带了华侨资本家的信赶到天津(按,天津会议召开于1921年4月25日,从天津会议这一角度判断,宁武此处回忆时间有误,宁武最初见张作霖当在1921年春)。宁武运用社会关系,经过不少周折,通过张景惠介绍,和张作霖晤谈两次。张作霖对华侨投资表示十分欢迎,说:“我要开办自己的葫芦岛海港,就是为了抵制日本的大连港口,我们一定要办好这件事情。”在宁武的鼓动下,张作霖决定派他的少将副官张亚东带问候信去见孙中山。孙中山接见了张亚东,先讲了些革命道理,说张作霖在东北治理得很好。不过,外有日本抵制,处境是很艰难的。如果国家统一了,建立了革命的中央政府,地方的事就好办多了。⑭这是孙中山和张作霖方面代表的初次直接联系,从这些最早的双方交谈看,反对直系,统一中国,也隐含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思考。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奉系站在直系一边,皖系迅速败北,直、奉共同把持北洋中央政权。1921年7月,张作霖支持湖北督军王占元,但吴佩孚却利用援鄂战争的机会,控制了湖北。同年底,张作霖支持交通系梁士诒组阁,遭到直系的猛烈攻击,梁士诒被迫下台,直奉矛盾为此加剧。张作霖为对抗直系,加紧联合反直各派力量。

1922年2月,宁武再次到东北,先和杨宇霆、张学良谈,然后和张作霖会谈。⑮张作霖表示:现在国家成了个烂羊头。孙先生是开国元勋,谋国有办法,我想派人去向他请教一切。托宁武电报去联络。后决定派李少白去见孙中山。李少白,字梦庚,奉天人,曾任奉天议会副议长,时任吉林第四混成旅旅长。在上海,李会见了孙中山驻上海代表杨庶堪,表示“张意甚决”,并表示了张作霖希望孙中山早日出师北伐的意见。杨庶堪自上海致电孙中山,“张派亲信代表赴桂谒磋商条件,幸善遇之”⑯。

2月12日孙中山在桂林会见了李少白。此次桂林会谈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李代表张作霖与孙中山达成了共同反直的军事计划。根据后来的资料,这一反直军事行动计划用孙中山的话说是:“今年奉直战前,文定策,先以兵出湖南,与敌战与长岳,胜则可进据武汉,退亦可与相持于衡阳,依山据险,以战以守,胜负之数,必不遽决。当此之际,公以大兵,直指京畿,囊括直豫,敌前后受攻,势必无倖。”⑰这一战略也得到了奉方的赞同。后来张作霖说,1922年及1924年,孙中山和他“均约定会师武汉”,即指此也。

关于政治问题,双方也进行了讨论,据记载,张作霖致电孙中山,阐明合作条件:(一)承认南方政府,(二)由旧国会解决时局,(三)解决总统问题,(四)赞成地方自治。并请派重要人往奉一行,为两方实际上之接洽。其后,伍朝枢北上进一步商讨政治军事合作问题。伍朝枢与奉方所议条件如下:“甲,旧国会恢复议宪,解决国事,南方若何主张,奉方即若何承认;乙,总统问题由南方办理,奉天不过问;丙,先谋统一,再由统一实行地方自治;丁,关于军事上之行动;戊,允助孙氏北伐费三百万元,惟须进行北伐后,方能交款;己,西南政府须赞成张氏主张之南北统一大会;庚,实行北伐后,一体合攻吴佩孚。⑱

关于这一协议,孙中山在1923年谈道:“我在去年冬天同张作霖达成协议,主要是他派谴他的代表来广州见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来桂林,我当时正在那里集结我的军队准备北伐。他的代表建议合作,贯彻执行我重新统一国家的政策,并做出明确许诺,必要时,他将站出来反对日本。至于您对张作霖的态度,我要劝您,别把他推向日本,而要使他能接受我的影响。”⑲

这条资料可以明确证明在孙张讨论政治和军事方案时,也讨论过如何对待日本在东北的侵略,并且张作霖方面明确表示了其反对日本侵略的态度。可见,孙中山张作霖合作,也有联合抵抗日本的意图。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其他资料佐证。据宁武回忆,汪精卫第一次到奉天时,张作霖就说:“汪先生我也久仰了,我想隆重庆祝地招待他们一下,表示对孙先生代表的重视,做给日本小鬼看看。”⑳“做给日本小鬼看看”一语,准确地反映了张作霖反对日本的心态。当时日本情报对孙张合作反对直系所隐含的反日意图也有所判断。日本认为,“张之活动,由内政上之见地观察,固可得出如斯结论,然另一方面由国际观察时,亦可得出如此之判断,即华盛顿会议之结果,日本在满蒙之地位,不无更进一步巩固之倾向。为此,张恐惧日本将来在满蒙的发展,而与南方孙文一派互通声气,发动所谓‘二十一条’的反对论,强化中国全国的反日气势,企图通过梁内阁,达到南北统一。”㉑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此前就与奉方定下南北共攻直系战略的孙中山一方,因陈炯明勾结湖南督军赵恒惕阻止北伐军入湘,并杀害了倾向孙中山的粤军参谋长兼第二师师长邓铿,被迫变更北伐计划。孙中山回师广东,北伐受挫。待孙中山在韶关重设大本营,准备出师时,奉军已经受挫于直系。孙中山为配合奉军,准备改道北伐。他于1922年5月致函张作霖:“前以我军后方问题须先解决,故于上月改道出师,还定粤局,促成北征。乃值贵军已入关,不能同时响应,抱歉之至。事势所拘,当承谅察。吴虏用诈,遂稍侥幸,然计其能力,决不敢越雷池一步,此间准备完好,文于六日亲至韶关誓师讨贼,督饬各军急速行进,不变初志,以践前约。贵军精锐未失,所望乘势反攻,使其首尾不能兼顾,彼虏既疲于奔命,则最后胜利,仍在吾人也。”㉒并提出派吴忠信到北方为军事全权代表,但孙中山的配合计划未及实现,便祸生肘腋。陈炯明叛变,使孙中山丢失了广东根据地,吴忠信也未能达成奉天之行,张作霖退居关外,宣布东北自治。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军失败而告终,孙中山、张作霖南北共击直系的计划未及实施就破产了。

时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参谋长杨宇霆在8月3日给张继的一封信中,谈及此事:“去今两载,彼此函电宗旨相同。前者我军以一方面之迟疑,牵动全部,不得已退至榆关,思待中山进赣,整军再战,以御孽敌。不料天不我祚,乱机未已,陈炯明蔑视同志,忘却大体,负恩负义,反抗中山,危害统一,诚堪浩叹,当此时北廷派人先讲停战,继又言和,我方以西南、东北大势如斯,不得不先行停战,俟机反攻。”㉓对此,孙中山也感到非常遗憾。他在1923年11月25日致函张作霖说:“自去年陈炯明听吴佩孚嗾使叛乱于后方,致使我北伐之师中道挫折,因而致奉天师旅亦不克扫荡燕云,擒斩国贼,良用为憾。”㉔

综上所论,孙张合作是革命党人在东北寻求革命盟友的一贯方略的延续,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增添了新的内容。孙中山在联合张作霖的过程中,坚决反对苏俄、共产国际关于张作霖是日本代理人的看法,在双方反对直系的合作中,也隐含了合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思考。孙张合作内容丰富,影响亦远,余韵所及,乃为1928年东北易帜。此为后话,当另文研究。

[注 释]

① 参见邵雍《1906年徐锡霖东北之行初探》,《辛亥革命研究动态》2007年2期;《宋教仁日记》1907年4月9日,《宋教仁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26-728页。

② 见《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666页。

③ 见《陈英士先生癸丑之后革命计划及事略》,秦孝仪编《陈英士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7年,第8页。

④⑭⑳宁武:《孙中山与张作霖联合反直纪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第115页,第116页,第120页。

⑤ 宁武:《回忆孙中山先生》,见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5页、第176页、第177页。

⑥ 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3年的中国问题》,《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52页。

⑦《越飞给孙逸仙的信》,1922年8月22日,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04页。

⑧⑩⑲《孙逸仙给越飞的信》,1922年8月27日,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08页,第110页,第110页。

⑨⑫《马林为格克尔同孙中山的谈话所做的记录》,1922年9月26日于上海,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运动》(1),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35页,第136页。

⑪《孙逸仙给越飞的信》,1922年11月2日,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17—1925)》(1),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45页。

⑬《孙逸仙给列宁的信》,1922年12月6日,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64页。

⑮ 据宁武回忆为1921年,从前面天津会议和后面李梦庚到桂林的时间推断,此一时间应为1922年。

⑯《国父年谱》,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年,第860页。

⑰㉒《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59页,第141页。

⑱《奉直战史》,上海:宏文图书馆,1922年4月,见章伯锋《北洋军阀》(四),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年,第76页。

㉑《内田外务大臣致小幡公使电》,1922年1月6日,见章伯锋编《北洋军阀1912—1928》(四),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年,第162页。

㉓ 吴湘相:《国父与张作霖》,见朱传誉编《张作霖传记资料》(1),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第65页、第66页。

㉔《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39页。

责任编辑: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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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5241(2016)03-0050-05

刘贵福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辽宁 大连 116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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