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　瑶

(新加坡国立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院，新加坡 119077)



复制抑或再造：《南洋总汇新报》和《中兴日报》论战新探

尹瑶

(新加坡国立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院，新加坡 119077)

南洋华侨；民族民主革命；爱国主义；华侨报刊；《南洋总汇新报》；《中兴日报》；立宪派

论文梳理了《南洋总汇新报》和《中兴日报》的创刊背景、双方论战的内容、双方论战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对论战结局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考和看法。论文认为发生在新加坡的《南洋总汇新报》和《中兴日报》的论战，虽然是《新民丛报》与《民报》论战的延续，但是也因地点、受众人群以及现实情况的改变而具有区域特点。这场论战的结局也不是以往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革命派取得大胜，实际上没有胜负可言，双方都通过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获得一批支持者，促进了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华侨的思想解放。同时这场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既增强了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在华侨政治倾向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清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曾掀起一场剧烈的论战，双方以各自的机关报为阵地，陈说自己的政治主张并攻击对方的言论。两党之间的论战，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当时亚、美、欧、澳等几大洲有80多家华侨报刊卷入这场论战”。[1]其中影响最大也是被后人研究最多的是1905年到1907年东京《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围绕“三民主义”，双方“笔枪墨炮，硝烟弥漫”。[2]但随着后来革命中心的转移，论战的地点也由日本东京转向东南亚地区。新加坡的两份报纸——《南洋总汇新报》与《中兴日报》之间的论战就在此背景下展开。这场论战持续四年之久，双方为争取更多华侨的支持都全力以赴，重要战将纷纷出马，包括胡汉民、汪精卫、田桐为首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大弟子徐勤、伍宪子为首的立宪派，甚至连孙中山本人也以“南洋小学生”为笔名参与了这场论战。实际上，这场论战的影响也不局限于东南亚地区，“几乎整个世界有较多华侨留居地区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其中”。[3]

但这场影响颇大的论战在学界却很少有研究。学术界的关注点往往是《民报》与《新民丛报》之间的论战，而将在其他地区进行的论战只当做其延续，且认为论战内容只是“复制”相同的内容。其中《南洋总汇新报》与《中兴日报》的论战往往只在论述革命派和立宪派大论战的时候稍微提及，以说明论战的地域之广。*目前对发生于《南洋总汇新报》与《中兴日报》之间的论战做专门研究的作品较少，主要有李恩涵《辛亥革命前革命派与维新派在新、马的思想论战》(《珠海学报》1987年第15期)、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第五章《星马革命派与维新派的思想论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1982年)、崔贵强《新加坡华文报刊与报人》第二章《<中兴日报>：新加坡同盟会的喉舌1907-1910》(新加坡：海天文化企业私人有限公司,1993年)、黄建淳《新加坡华侨会党对辛亥革命影响之研究》第四章《新加坡华侨会党对辛亥革命的贡献》第二节《致力于革命宣传之〈中兴日报〉》(新加坡：南洋学会，1988年)、彭剑《清季宪政大辩论——以〈中兴日报〉、〈南洋总汇新报〉之论战为主体的探讨》(华中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贾明慧《新加坡华侨革命报纸与辛亥革命研究——以〈中兴日报〉为中心》(东北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冉彦《唐璆与辛亥革命时期的南洋论战(1908)——基于〈南洋总汇新报〉和〈中兴日报〉的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由于历史的“成王败寇”，这些作品绝大部分多从革命党的角度去叙述此次论战。其他著作更多地只是稍微提到两份报纸的名字，但内容和意义完全归并于大的内容与大的意义。如张应龙主编《辛亥革命与海外华侨》第三章《舆论宣传 中流砥柱》与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第六章《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等。但是由于论战的地点、现实情况和受众人群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生在不同地区的论战肯定有其自身的特点，认为其完全是《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的“复制”未免有些武断和简单化。本文就以发生在新加坡的这场以《中兴报》和《南洋总汇新报》为阵地的革命派和立宪派之间的论战为考察内容，探究此次论战的特点及其对南洋华侨的影响。

一、《南洋总汇新报》和《中兴日报》的创刊背景

《南洋总汇新报》创立于1905年，原名《南洋总汇报》，由陈楚楠、张永福、许子麟、陈云秋出资共同创办。陈楚楠、张永福是新加坡革命元老，曾创办《图南日报》宣传革命思想，但在新加坡社会并不受欢迎，“当时老守旧、老绅耆、领事官、保皇党以及财雄势大的资本家，见《图南日报》之鼓吹革命太不客气谩骂朝廷，认为大逆不道，群起反对”[4]，销路十分不好，1905年冬《图南日报》被迫停刊。但陈楚楠、张永福“不欲民党喉舌中断”[5]，以《图南日报》原有机器做股，邀请许子麟、陈云秋、朱子佩等集资，创办《南洋总汇报》，继续宣传革命。但是与陈楚楠、张永福的革命倾向不同，陈云秋和朱子佩是倾向于立宪的。因此《南洋总汇报》宣传革命的思想引起了陈云秋的强烈不满，双方矛盾不断激化。1906年，双方约定通过抽签来决定谁继续接手报业，结果陈云秋抽中，并邀请商人朱子佩入股买下《总汇报》的设备，《总汇报》由宣传革命转为宣传立宪思想，成为保皇党的重地。在《总汇报》1906年“变色”后，保皇党长期一枝独秀。革命派不愿民党喉舌喑哑，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积极筹款，于1907年8月创办《中兴日报》以抗衡《总汇报》。 自此，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新加坡都拥有了机关报，一场大论战一触即发。

二、双方论战的内容

双方的论战从《中兴日报》1907年8月创刊开始，止于1910年2月《中兴日报》因经营不善而停刊，其中1908年6月到8月是双方论战的高潮期。1908年6月10日，田桐在《中兴日报》上发表一篇论说《与总汇报书》，以下战书的形式向立宪派发起挑战；《南洋总汇报》于1908年6月29日更名为《南洋总汇新报》，并刊登徐勤《论革命不能行于今日》与《中兴报》对垒，论战进入高潮。[6]双方的论战主要围绕革命与立宪两大主题展开。

(一)种族革命问题

对于要不要推翻满清统治的问题，保皇派认为中国已经没有种族的问题，因为经过百年的种族融合，满洲亦为中国，特别是1900年康有为来新加坡，这种满汉同体论在华侨中十分流行。[7]也就是说没有革命的必要。革命党人在创刊后，立刻驳斥这种言论，署名为“云”的《斥康有为引满汉为同舟共济之谬说》，认为自从满人征服中国，双方就有“不共戴天之仇”，也就没有同一命运。如果以舟为喻，满人操舟，“唯有束手待沉”，并且满人还“宁将给邻舟，不准舟中人过问”。[8]因此作者号召汉人只有驱逐满人，才能够生存。龙腾(胡汉民笔名)也以一家抢夺并占据另外一家为例来比喻满人强占汉人国家，以此说明革命推翻满人的必要性。[9]保皇派还指责革命“亡国害种”，[10]革命是“生内乱而朝外侮，破一统而速瓜分”，被列强瓜分后，即使不做满洲奴隶也要做文明国奴隶。[11]但革命党人则认为“中国未至于瓜分者，以各国维持势力平均之故”，但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十足惹各国之瓜分”，引起中国灭亡。革命军要趁中国未被瓜分之时，推翻清政府救亡中国，并且革命行动堂堂正正，遵守国际法，不会引起列强干涉。[12]

(二)革命和立宪的可行性问题

立宪派还从革命的可行性问题上论证革命不能成功。徐勤的《论革命不可行于今日》在《南洋总汇新报》上连载12期，从革命时机、实力、战略和装备等多角度论证革命的不可行。他认为革命党人已经失去历史上两次推翻清政府的时机，一次是英法联军占据北京，一次是八国联军侵华，当时全国一片混乱，革命成功机会很大，但现在中国列强林立，一旦发生革命，就会遭到列强的干涉。[13]同时革命党没有土地、没有大量人民支持，只能算“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实力很弱。再从军械装备来看，革命派无法募集巨款购买新式武器；就算筹集到巨款，在购买和运送过程中很容易泄漏消息。革命军所发动的萍乡、钦、廉、镇南关和河口起义，全部都失败，充分证明了革命是“痴人说梦，贫子说金”，[14]根本行不通。

对于这些反对言论，革命党首先承认革命起义确实遭受了挫折，但革命是为了“真理之热忱”，救同胞于水火。目标的宏大决定了革命是一个漫长而持续的过程，就像英、法、日革命都要经历一番过程才会成功。并且“多一次失败就多一次进步”，革命党不断从每次起义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每一次起义的计划和执行都优于上一次，[15]并且起义也扩大了革命思想的影响，逐步赢得了人民的支持，甚至列强也为之侧目。[16]革命党人通过推崇为革命奉献牺牲的精神，来鼓舞因1906—1907年多次起义失败而低落的士气。

与革命党屡次起义失败不同，国会请愿运动在国内如火如荼地进行。清政府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并于次年9月1日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似乎立宪政治指日可待。立宪派受到极大的鼓舞，于1907年7月在东京成立政闻社，把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作为其目标。[17]与国内士绅上书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相呼应，立宪派也联合华侨上书开国会，海内外从而形成一股速开国会的热潮。《南洋总汇新报》也在此背景下，大肆渲染速开国会的好处和必要，对阻止开国会的人大加批判。立宪派认为成立国会，实行立宪政治是世界潮流，日俄战争证明了立宪政体对专制的胜利。国会也是中国自强之基础，开国会可以让政府接受人民监督，成为好政府，统筹各方力量进行内部建设，从而提高综合国力与经济、军事实力，跻身世界强国。[18]立宪派此时的文章主题大多是国会之成立是致富求安之道，国会之成败关乎中国之存亡，成立国会之趋势不可逆转。[19]对于阻挠立宪的人，则斥其为“巴结老朽”[20]，大加批判。

革命党对立宪派的反对是从驳斥其政论社宣言开始的。龙腾作《驳<政闻社宣言书>》分八次驳斥《宣言书》中的13种说法，指出由于民族问题的存在，中国不能像日本那样搞君主立宪，只有革命才是唯一之道。如果以治病为例，革命是治病药，而立宪是病后补充，后者治标不治本，坚决主张去除满人才能救中国。[21]革命派也对立宪派的国会万能论加以驳斥，指出速开国会只会让满人得益。立宪是假立宪，而革命带来的共和制才是真立宪。[22]强调由于满人和汉人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关系，立宪并不能使汉人得到权力。并且清政府借由立宪的手段，来瓦解汉人的力量，因而是亡汉之道。[23]

三、双方论战的特点

由于论战的地点已经由日本东京转向东南亚，受众人群也由知识水平较高的日本留学生转变为文化水平较低的华侨，同时国内的情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就决定了《中兴日报》和《南洋总汇新报》论战的区域特点。

(一)“二民主义”

如果说《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是围绕“三民主义”进行的话，那么《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的论战则是围绕“二民主义”展开。双方论战主要围绕着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即要不要革命和立宪还是革命之争)，而没有民生主义的论争。众所周知，孙中山因目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差距过大，旨在改变这种状况进而提出民生主义。民生主义的内容包括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是《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的重要内容，但在《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的论战中却甚少涉及，这恐怕与革命派希望争取华侨尤其是上层华侨支持有关。上层华侨多是大资本家，而民生主义却主张节制资本，势必会吓走这一批人。革命派于是将民生主义中遏制私人资本的意味淡化，转而将民生主义宣传为关心普通民众的生计，从而迎合了广大劳工者的愿望。在1908年5月9日，《中兴日报》刊登的一则紧急广告中，自述本报主张“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目前只有民生主义“尚多阙如”，并且“念我同胞之经商南洋者……多受损害，以致生计困难”，所以决定每周拟作“图商业之进步及有关于生计之文一两篇”。在这则广告里，虽然将民生主义与民族民权一起提出，但这里的民生更多指的是通过振兴商业来改善华侨生计，没有提及节制资本的问题。论说中关于民生的文章也只是讲如何振兴实业，改变目前“商业退步”的困境。[24]对民生主义因地制宜的宣传体现出革命党论战的灵活性。

(二)用词粗俗

如果说在东京的论战是一种君子之间的文战的话，那么在新加坡的论战则颇有些“下里巴人”的意味，双方用词都十分粗俗，相互谩骂甚至上升到人身攻击。这在副刊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双方都抓住对方的细枝末节而大作文章。比如《中兴日报》主编恨海因写“日本五千墩之战舰”而被《南洋总汇新报》攻击为“狗屁不通”，嘲笑恨海“五千吨记者”，说他“班门弄斧”“咬文嚼字”，[25]后来又就文章中引用的历史事实攻击恨海“脑病不轻”“胡言乱语”“丧心病狂”等，[26]此外“无耻”“妖孽”“小人”等词在论战中频频出现。双方似乎忘记本来是就政治问题的“报界之文战”，[27]将文战逐渐演化成了用尽各种手段攻击对方的骂战。双方甚至还对簿公堂和大打出手。革命派人士吴悟叟控诉《总汇新报》的一篇文章《反问悟叟六事》诽谤名誉；邓子瑜也因《哈哈革命党争饭食》要求《总汇新报》赔偿一万元。均因证据不足而撤诉。[28]在1908年7月振武社集会上，两党更是大打出手。当时立宪派徐勤主讲，革命派上前“推翻议台，举手便打”，[29]集会在混乱中草草结束。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与受众群众有关。南洋华侨大多受教育程度较低，因此用词粗俗的论战比起文绉绉的文战更加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

(三)密切联系实际

与《民报》和《新民丛报》多从理论的角度进行论争不同，《中兴日报》与《总汇新报》则更多地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进行论战，前述论争革命和立宪的可行性就多以实际情况为例。一方面，因为南洋华侨教育水平有限，难以理解比较抽象的理论知识，结合时事不仅可以证明本党的主张，也利于其主张被华侨理解和接受；另一方面，确实也因为中国在1907年后逐渐发生大变，清政府多次颁发有关立宪的诏书，全国形成一股国会热潮，《中兴日报》与《总汇新报》在论战中不得不有所提及。《总汇新报》在这一时期版面上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关于各地请愿的情况报道，以此证明立宪势不可当；而《中兴日报》除讲革命外，立宪消息也时常在版面上出现，如借请开国会的陈景仁被革职，康梁窜逃、签名上书被斥之事证明清政府假立宪，告诫诸立宪者立宪不可为。[30]《总汇新报》也对此反驳，称国会召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陈景仁也因此事享为国会得罪之名。[31]总之，关于立宪的话题伴随着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成为论战后期的主要内容。

四、论战结局的再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的结局是革命党取得全胜，革命思想战胜立宪思想，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被视作其延续的《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论战的结局也是如出一辙。颜清湟指出，革命派“对维新派的论战，不只直接促进了革命活动，也打击了清政府与支持满清的维新派，使其在东南亚华侨社会中的威望受到损失”。而立宪派因为站在满清政府立场上，曲解与隐瞒一些发生在中国国内的事实，误导读者，但在革命派“无情的暴露与攻击下”，很多华侨了解了事实真相，转而支持革命派了。[32]在这里，革命党完全成了正义的化身，立宪派成了清政府的爪牙。黄建淳认为：“《中兴日报》对革命的宣扬，毕竟将革命的正义深入人心。”[33]张应龙认为：“经过这次论战，保皇派气势锐减，一些原本支持保皇派的华侨，从改良主义迷雾中醒过来转而支持革命派。”[34]

然而，随着近年来史学家对《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结局的质疑与修正，《总汇报》与《中兴日报》论战的结论也需要重新审视。如果检阅上述作者的立场，就不难发现他们都是从革命派的立场去评价这场论战，将论战的意义置于辛亥革命的大历史背景下，认为论战促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推动了辛亥革命浪潮的到来。由于历史的“成王败寇”，辛亥革命的成功和立宪派的失败，人们很容易认为论战也是革命党战胜了立宪派，历史也留下了太多有关革命派的记载。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立宪派的声音却很少被人关注。由于革命派人士是站在革命派的角度进行阐述，人们往往从他们的论述或者回忆中了解到这一历史场景，于是革命派占上风的结论也就很自然地得出并被不断强化。

其实，革命派大获全胜这个结论也很难从逻辑上成立。如果革命派真的大获全胜，那么应该有一大批忠实于革命的读者，但是作为革命派机关报的《中兴日报》却在1910年因销路不佳而被迫停刊，反倒是立宪派的机关报《总汇新报》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关于两份报纸的销售和影响人群比重的问题，目前学术界没有定论。最早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探究的是崔贵强的《<中兴日报>：新加坡同盟会的喉舌1907—1910》一文，他认为不能过高估计《中兴日报》的影响，“根据官方统计，《中兴日报》日销1000份左右”，而1906年至1911年，海峡殖民地15岁以上的华族侨民有60～69万之多，可见其影响力有限。但这一说法近来遭到质疑，因为当时革命派在南洋除发行报纸外，还设立机关组织和书报社进行宣传，加之《中兴日报》的销售也不局限于新加坡，在其他地区也设置代理处，因而难以通过报纸的发行量来判断《中兴日报》的影响力，详见贾明慧：《新加坡华侨革命报纸与辛亥革命研究——以<中兴日报>为中心》，东北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如果革命派真的大获全胜，为何革命派人数只占华侨人口的极小一部分？一大批华侨特别是上层富人对于革命持冷淡态度？根据颜清湟的统计，在武昌起义发生的一个月内，星马积极响应中国革命者占两地年龄15岁以上华侨总数的4.4%～5.9%之间，这是一个相当小的数字。同时上层人士出于保护自己财产的考虑，对革命态度极为冷淡，如富商陆佑多次拒绝孙中山请他支援革命的要求。[35]如果再从两份报纸各自的论述来看，也很难判断到底谁胜谁负。还在论战期间，双方就各自宣称自己战胜了对手，说自己的主张是世界趋势，势不可挡。胡汉民作《诛袒护非种之锄》和《<总汇报>之技如鼠》等多篇文章，[36]说《总汇新报》的观点完全被《中兴日报》压倒，并以《总汇新报》主编徐勤离开新加坡作为被打败的铁证，大肆宣扬；[37]同样，《总汇新报》也宣称自己战胜了《中兴日报》，《中兴报之广博无用》、《责中兴报记者之谬妄》、《中兴报记者之自相谩骂》、《广博之自相矛盾》等标题频频出现在版面，称对方不敢回应自己的问题，说明本报完全压倒敌报。[38]

实际上，1907年至1910年，中国正处于政治转型的重要阶段，到底是革命派主张的民主共和还是立宪派主张的君主立宪更适用于中国，当时很难有明确的判断，只能说两者都是为了中国的转型提供一条自认为是可行的道路。由于革命派与立宪派的主张都有历史事实作为依据，都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因此双方也很难通过论战战胜对方。所以对于论战的胜负也很难判断，因此在评价这场论战的影响时，不应完全从革命派的角度进行论述，而是应将论战当做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因为双方论证的焦点不在于要不要推翻君主专制，而在于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后中国到底施行什么样的民主政体，哪种政体更使中国富强。因此，通过这次论战，传播了民主思想，双方都吸引了一批支持者；同时也增强了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日后华侨多次自发救国运动的精神源泉。

五、论战对于南洋华侨的影响

在《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的论战中，华侨不是冷漠的看客，他们除了研读双方的政治主张外，还主动地参与其中，以投稿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而《中兴日报》与《总汇新报》也刊登读者的文章，以证明自己获得华侨的支持。这些读者来稿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来稿痛骂敌对报纸，表明自己拥护本报的立场。有一篇“不愿中兴报污眼帘者”的来稿说，《中兴日报》文字是“臭招牌”“贱骨头”，希望《总汇新报》坚决反击以“绝其毒根”。[39]同样，《中兴日报》也有读者来稿说《中兴日报》是“据理以明是非”，而《总汇新报》则是相反，决定以后不再阅读《总汇新报》这种“腥膻之报”。[40]第二个层次是在两报论争的问题上，赞同己方之说或质疑对方的观点。如在革命还是立宪的观点上，有华侨认为稍微有知识之人都不会被革命党人的言论欺骗，中国前途在于开国会；[41]而支持革命的华侨则认为革命乃“救国之宝物，济世之灵丹，今日所当急务者”，而保皇派主编徐勤所作《论革命不能行于今日》“又臭又长，令人作呕”。[42]第三层次是完整地论述革命或者立宪思想，比起第二层次的仅仅是赞同报纸主编的观点或者简单地说革命或者立宪是大势所趋这样空洞的论述更加理性和具体。如一名叫“泗水转坤”的读者认为革命会遭到列强瓜分，并且革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即使革命成功，也不会建立民主共和体制，反而会延续君主专制，因为总统可以延长任期，与君主立宪下的民主相去甚远。[43]而另一名叫“革命者之一人”的读者则驳斥立宪派革命招致瓜分说，认为满洲政府腐败根本不可能真立宪，如果不通过革命来推翻满清政府，中国只会被慢慢瓜分，终至亡国。由于种族不同，立宪比起革命更难，因为要满洲政府立宪简直比登天还难。[44]以上三个层次的读者来稿，体现了民主思想在华侨中的逐步增强。由阅读双方的报纸，从而对双方的观点做出自己的判断，逐渐倾向于一方观点，多次阅读后，这些理论也不自觉地应用于自己的说话和文章中，从而内化为自己思想的一部分。于是革命派和立宪派都拥有了自己的支持者，从而打破了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促进了华侨的思想解放。

由于论战的主题都是围绕着中国未来前途的问题，所以在报纸版面上有众多中国新闻。两报有专门报道国内新闻的栏目，不过在名称上略有区别，《南洋总汇新报》称为“祖国”，《中兴日报》则称为“内国”。在革命派看来，必须推翻满清才能建立汉人的国家，因此现在的国家不能称为祖国。从具体内容来看，《中兴日报》的革命党人对一次次起义的报道，充满着势不可挡的气势；《南洋总汇新报》则是报道各地国会请愿的情况，以说明立宪是大势所趋。但两者都将国内的时事传递给华侨，让原来因背井离乡而与中国渐渐失去联系的“天朝子民”了解到国内的最新情况，从而加强了心理上对祖国的眷恋感和依存感。王赓武在研究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时曾指出，东南亚华人具有多重认同，在二战前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认同是多重认同中的重要部分。[45]而这种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认同通过两份报纸不断地报道国内新闻而得到强化，成为日后华侨多次爱国救亡运动的精神源泉。从辛亥革命、北伐运动、济南惨案到抗日战争，爱国华侨一次次在历史重要节点上出钱出力。同时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播也跨越了南洋社会普遍存在的以地缘或者血缘为纽带形成的各种“帮”，有了一个更高层次的目标——国家意识，地缘和血缘因素逐渐淡化，从而增强了华社内部的凝聚力。

当然，也不能过于夸大《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报》论战的影响，它们作为革命派与立宪派在海外论战的一部分，确实传播了民主思想并冲击了满清政府的统治。但是，无论如何，清政府仍然是中国合法的政府，无论是革命还是立宪都被当作一种离经叛道之举，因为无论革命派还是保皇派都是被清廷驱逐的反对派分子。华侨出于自身财富和安全的考虑，绝大部分都不愿从事革命或者立宪，在政治上还是归顺于清政府。特别是清政府在南洋各地设立领事馆，并派考察团来南洋或者派舰队巡视，宣扬朝廷的威严，增强了华侨对于清政府的向心力。[46]只是在辛亥革命成功后，清政府被推翻，海外华侨的政治倾向才明显发生改变，因此，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在华侨政治倾向转变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宋旺相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对于这场论战的记述从侧面反映了这场论战的影响有限。在书中关于两报的记载只有两处，并且十分简略。第一次记载是1908年7月双方在振武善社的演讲会上大打出手，会议因而草草结束；第二次记载《总汇报》经理梅在其住宅“永和楼”宴请嘉宾。如果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的话，大抵出于以下原因：首先，宋旺相政治上倾向于英国并且习惯于英文，而这场论战的内容则是关于中国的前途问题，并以中文进行，宋旺相很难融入这场论战；其次，宋旺相属于当时殖民地社会的上层人物，这场论战的受众人群则主要是中下层华侨，因而有些“下里巴人”意味的论战也很难吸引宋旺相的注意。而关于两报的记载，第一处与振武善社有关，当时的主持人是林文庆，作为宋旺相的好友，林文庆肯定对两报大打出手的现象印象十分深刻，可能转述给宋旺相听，宋也因而印象深刻。还有一种可能是双方大打出手的事情也惊动了警察，扰乱了殖民地秩序，因而“出名”，所以宋旺相也因此对两报稍微有些关注。但从总体看，这场论战的影响似乎并不如双方宣称得那么大，两报号称“声势浩大”的论战似乎并不那么“声势浩大”。[47]

《南洋总汇新报》和《中兴日报》的论战虽然是《新民丛报》与《民报》论战的延续，但是也因地点、受众人群等情况的改变而具有自身的特点。这场论战的结局也不是以往所认为的是革命派取得大胜，实际上没有胜负可言。不过，双方都通过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获得一批支持者，促进了民主思想的传播，增强了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日后华侨多次爱国救亡运动的精神源泉。

[注释]

[1][2]任贵祥：《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88页。

[3][7][32][46]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1982年，第207、207、231、47～48页。

[4]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中华书局，1933年，第95页。

[5][29]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174、966页。

[6]彭剑：《清季宪政大辩论——以<中兴日报>、<南洋总汇新报>之论战为主体的探讨》，华中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

[8]云：《斥康有为引满汉为同舟共济之谬说》，《中兴日报》1907年9月14日和16日，第2版。

[9]龙腾：《驳政论社宣言书》，《中兴日报》1907年7月12日，第2版。

[10][33]黄建淳：《新加坡华侨会党对辛亥革命影响之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8年，第155、161页。

[11]亦市：《论革命不能行于今日》，《南洋总汇新报》1908年7月4日，第2版。

[12]精卫：《申论革命绝不至瓜分之祸》，《中兴日报》1908年7月28日到8月18日，第2版。

[13]亦市：《论革命不能行于今日》，《南洋总汇新报》1908年6月29日和7月13日，第2版。

[14]亦市：《论革命不能行于今日》，《南洋总汇新报》1908年7月1日，第2版。

[15]精卫：《革命之决心》，《中兴日报》1908年9月4日，第2版。

[16]精卫：《革命之激进主义》，《中兴日报》1908年7月24日、26日、28日，第2版。

[17]《政闻社宣言书》，《政论》第一号，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7页。

[18]勇：《论定期召开国会为中国富强之基础》，《南洋总汇新报》1908年9月14日，第2版。

[19]锄：《论革命之趋势》，《南洋总汇新报》1908年8月1日，第2版。

[20]旧民：《于式枚又阻挠立宪》，《南洋总汇新报》1908年7月21日，第2版。

[21]龙腾：《驳<政闻社宣言书>》，《中兴日报》1907年12月2-11日，第2版。

[22]昆仑：《天下古今之无耻者当之于希望清廷立宪者为最》，《中兴日报》1908年2月10日，第2版。

[23]恨海：《泣告同胞之希望立宪者》，《中兴日报》1908年3月21日，第2版。

[24]恨海：《振兴实业之方法》，《中兴日报》1908年5月8日，第2版。

[25]警：《斥中兴报记者恨海》，《南洋总汇新报》1908年7月4日，第2版。

[26]警：《反诘中兴报记者恨海》，《南洋总汇新报》1908年7月11日，第2版。

[27]警：《斥中兴报第三次战约之妄言》，《南洋总汇新报》1908年7月25日，第2版。

[28]崔贵强：《<中兴日报>：新加坡同盟会的喉舌1907-1910》，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究会编：《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委员会，1986年，第65页。

[30]希：《怪怪怪请开国会之陈景仁且做罪耶》，《中兴日报》1908年8月13日，第2版。

[31]锄：《陈景仁革职不足为国会阻力》，《南洋总汇新报》1908年8月13日，第2版。

[34]张应龙编：《海外华侨与辛亥革命》，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51页。

[35]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第5到7章。

[36]两篇文章分别刊登在《中兴日报》1908年10月17日第2版、1909年1月14日第2版。

[37]汉民：《详纪<总汇报>最近之大失败》，《中兴日报》1908年9月1日，第3版。

[38]《南洋总汇新报》1908年7月15日、16日、18日，第6版。

[39]《不愿中兴报污眼帘者来稿》，《南洋总汇新报》1908年7月13日，第6版。

[40]《钟子鸣来函》，《中兴日报》1908年7月29日，第4版。

[41]知我：《革命者无能为》，《南洋总汇新报》1908年8月1日，第6版。

[42]观战员陈宪虞：《<中兴报>之邹凯》，《中兴日报》1908年8月5日，第6版。

[43]《泗水转坤来稿》，《南洋总汇新报》1908年8月10日，第6版。

[44]革命者一人：《何不为革命试画策》，《中兴日报》1908年12月5日，第2版。

[45]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40页。

[47]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中华总商会出版社，1993年，第355、361页。

[责任编辑：乔印伟]

The Debates between the Union Times and Chong Shing Yit Pao and its Influences on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YIN Yao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119077)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national democratic movement; patriotism; overseas Chines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theUnionTimes;ChongShingYitPao; constitutionalist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origin,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wo newspapers. It argues that the debates betweentheUnionTimesandChongShingYitPao, on the one hand, were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debates betweenMinBaoandXinMinCongBao; on the other hand, the debates ha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due to the changes of location, target audiences, and the setting. The debates did not signify the victory of revolutionists according to the past scholarship. Instead, it was not a competition and there was no winner. Both sides gained supporters through their political propaganda, which promoted the spread of democratic thoughts and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debates enhanced overseas Chinese’s patriotism and changed their political leanings.

2015-10-20；

2016-01-25

尹瑶(1993—)，女，目前就读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研究硕士课程。

D634.333

A

1002-5162(2016)01-008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