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诚

专家专稿

还原历史鉴往知来［1］

刘锡诚

拙著《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是我在退休后的第7年，即2003年，得到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的仲呈祥同志和理论研究室的同意并报请中国文联党组批准，继续以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研究员的身份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准号：03BZW055），并在中央党校科研部的具体领导和指导下，开始了我的这次“蛮荒之旅”。研究课题于2006年完成结项，经国家社科规划办聘请的五位业内专家评审，获得了“优秀”等级。接着，有幸被时任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副主任的高有鹏先生纳入他所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书系”，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12月出版。出版后，被国内一些有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授予点的高校采用为研究生的参考书和台湾东华大学民间文学研究所的参考书，从而促进了对百年民间文学学术进程和学术思想的研究和探讨，陆续出现了多种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研究。为了促进民间文学学科的建设，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于2007年7月23日召开了一次专题座谈会，与会专家们从多方面对拙著进行了剖析和评论，在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和批评意见。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和从拙著延伸开来的学术论文。从这次会后，我下定决心在余年进行一次较大的增订。这次增订完稿于2012年3月，除了改正一些明显的错别字、引文和标点的误植等外，民国时期有的章节作了调整，也作了一些内容上的修订或增补，如第三章的郑振铎、许地山、汪馥泉等，花费时间最多、改动较大的，是第六章《新时期的民间文学理论建设》，其中有些节、段，几乎是重写的。这次增订再版，删去了一个附录，总字数从原版的85万字达到了110万字，大约增写了十七八万字。回顾这部书的写作和增订，前后历时十年。增订本的出版，要感谢中国文联副主席夏潮、书记处书记陈建文同志促成中国文联文艺基金会的出版资助，感谢中国文联出版社社长朱庆和责编顾苹同志，感谢中国文联和中国民协主持的第十二届民间文艺“山花奖”给予我“学术著作奖”！这个版本仍然留下了一点缺憾。我苦心收集的360幅插图未被采用，原本希望出一个插图本的愿望落空了，无法与读者和同行们共享。

民间文学原理（包括方法论）、民间文学史（包括历史上和当代记录的作品）和民间文学学术史是民间文艺学这门新学科的三个构成部分。相对于前二部分，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研究比较薄弱，对相关问题的讨论也比较少，特别是没有现成的著作可以借鉴。只有30年代中期刊物上发表过几篇中国民俗学发展的概述。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50年代初，意大利学者朱泽培·柯吉亚拉出版了一部《欧洲民俗学史》，讲的主要是欧洲各国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史。1952年苏联有俄译本。1963年我曾翻译过其中的一章《泰勒和原始文化》，发表在《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第5辑（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印，1963年4月）上。作者比较客观，没有政治偏见，连苏联高尔基等的民间文学思想都有论及。60年代，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曾借助《美国民俗学》杂志的介绍，请《译文》杂志一些朋友翻译过许多国家的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发展概况的介绍类文章，也没有发现其他国家有类似这本有系统的民俗学史或民间文艺学史问世。

史学以行使历史裁判为职责，史家要有独立不羁的精神。一部学术史，既要注重学术史料的搜集与编纂，为后史留存下丰富的信史资料，又要有独立的理论观点，做到“鉴往知来”。“鉴往”就要对以往学术发展中的各种人物、流派、思潮、观点、成果进行梳理、鉴别、褒贬、选择。“十七年”时期，在“左”的思想路线影响下，我们基本上没有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十年“文革”后，进入历史新时期，民间文学界批判了“十七年”间“左”的思想路线，摒弃了大跃进中形成的“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民间文学方针，提出并着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开始学科建设，全面恢复和重建被政治化了的民间文学的社会的和审美的价值认识。本课题成果的撰著和增订修改，就是在这个转型时期大背景下上马并完成的。

我自己认为，拙著大体显示出三个特点；第一，牢牢把握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国情特点，一切从国情出发。第二，继承文以载道的传统，建构和发扬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诗学特点。第三，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前提下，发扬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开放和包容精神。

第一第三两个特点，我在过去的文章中讲得比较多了，这里不赘。对第二个特点要多说几句。民间口头文学是下层老百姓的文学（近年来学界有人对“民-人民”的种种阐释，并不能改变民间文学作者的下层地位），而下层老百姓在任何时代都是社会的基本成员和财富的基本创造者，他们的口口相传的文学，往往以形象的、幻想的、诗学的方式直接或曲折地反映着社会现实，臧否人生，承载传统，给老百姓以精神力量，体现着他们的（群体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是非观，因而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民间文学所承载和所体现的这些观念，有的带有明显的时代性，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被新的观念所代替，有的则跨越时空带有普适性和继承性。相比于作家文学，民间文学与民俗之间有更多的粘连或联系，但意识形态性特点使民间文学与悬浮于意识形态之上的民俗相区别。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阐述过“双重的文学”的概念。他的《白话文学史》就是一部以民歌（民间文学）及其与文人文学交互影响（“全文学的民众化与民歌达到文人化”②胡适：《白话文学史》第一编第五章，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初版。此据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下文所引，均见该书，只写章节，不另注出页码。）为主要线索的文学史。笔者遵从和接受了他的观点，在《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中是把民间文学作为与作家文学并驾齐驱、互相给予影响的另一门类的文学来评价、来书写的。

增订本的出版，为我60年民间文学研究历程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民间文学学科十多年来虽然被教育部的某些人所冻结，但学术研究却在一代代年轻学者手中被推向前进，学界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但由于个人的原因未能将这些新成果吸收到拙著中来。如现代文学研究者孙玉石教授在《郭沫若〈民谣集〉序》的真实性及其价值》一文里对郭沫若民间文学见解的“超越性”的高度评价：“有述有议，文势大气，高屋建瓴，笔致优美，短短600字，包含了丰富的美学思想：从民间歌谣的产生看它的性质、价值以及对于新的国风产生的期待。”③孙玉石：《郭沫若《〈民谣集〉序》的真实性及其价值》，《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对于“左联”的理论家们，《学术史》中只讲了两个人，一个是周扬，一个是周文，但潘汉年却被忽略了。至于周扬，由于客观原因，论述也没有到位，在他诞辰百年时，我又写了一篇《周扬与我国民间文学事业》（《传记文学》2015年第8、9期），全面论述了他对中国民间文学事业的贡献，却没有能够吸收进我的这部著作中。

2016年3月15日

刘锡诚，男，1935年2月生，山东昌乐人。文学评论家、民间文艺学家、文化学者。中共党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员。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任中国民研会秘书、编辑、研究人员，新华社翻译、编辑、记者，《人民文学》编辑部评论组长，《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兼党的领导小组组长，《民间文学》《民间文学论坛》《评论选刊》《中国热点文学》主编。1997年退休。主要社会职务：历任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旅游文化学会副会长，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理事。现兼任文化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1958年加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79年加入中国作协。著有《小说创作漫评》、《小说与现实》、《作家的爱与知》、《河边文谭》、《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化》、《中国原始艺术》、《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追寻生命遗韵——我眼中的文化史迹》、《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文坛旧事》、《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民间文学的整体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走出四合院》、《黄昏的眷恋》、《芳草萋萋》、《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等。

①根据笔者《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增订本）》座谈会上的发言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