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冬琴

（陕西省延安市文物研究所，陕西 延安 716000）

简论陕甘宁边区的文物保护事业

罗冬琴

（陕西省延安市文物研究所，陕西 延安 716000）

陕甘宁边区时期，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对文物保护事业十分重视，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促进了陕甘宁边区文物保护事业健康有序的开展，文物保护和征集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建国以后西北地区文物征集热潮的兴起，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陕甘宁边区；文物保护；事业

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1937年3月，毛泽东主席就亲笔撰写了《祭黄帝陵文》。“祭文”中写道：“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面临着“现今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败，敌欲岂足？人执答绳，我为奴辱”的严峻局势，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各党各界，团结坚因，不论官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忽谖”的号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统一抗日战线旗帜，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团结一切不愿意作奴隶的中国人，谱写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在给予日寇沉重打击的同时，开展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其中文物事业受到了相当重视，根据地军民在物质条件匮乏和战争环境极端险恶的条件下，在抗日烽火中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5月10日，中央军委发出了由军委主席毛泽东、红军总司令朱德鉴署的征集红军历史资料的通知，决定成立由邓小平、陆定一、肖克等11位同志组成的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有红军历史、战史、长征史、史略、报纸、宣传品、书藉、剧本话报、日记、歌曲、照片，纪念品、旗帜、奖章、文件、法令等。这一通知的发布与实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征集和收藏革命文物的活动。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向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中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一报告为中国共产党人研究包括文物在内的历史，指明了方向。

1939年3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保存历史文献及古迹古物的通告》，指出：“一切历史文献以及各种古迹古物，为我民族文化之遗产，并为研究我民族各方面历史之重大材料。此后各地方、各学校、各机关和一切人民团体，对于上述种种，亟宜珍护，如有地下发掘所得之各种古迹古物，更望勿有遗失或损害，并请送至本部保存及供人研究，是所至盼”（据1939年3月8日出版的《解放》第66期）。同年11月2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调查古物、文献及古迹，向下级领导发出训令，训令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教育厅长周扬签署。明确指出：“查我国西北一带，原系祖先发祥之地，而边区又为西北之要地，历代所遗文物胜迹之多，自不待言。此项古物古迹，或已被发现而尚无适当保管，或保存未尽妥善，或有经发现即为私人收存，未被社会所知晓，更有埋没未经发现者，当不在少数。而历代古物、文献与古迹实为研究过去社会历史与文化之发展的必需参考材料。我边区既有丰富之历代文物胜迹，乃过去未加注意，任其弃置散失或深藏，不惟足以抱憾，实亦文化上之损失。本政府现在决定对边区内所有古物、文献及古迹加以整理发扬，并受予保存。”训令还对调查古物、文献及古迹事宜进行了具体部署，要求将下发的古物、文献、名胜古迹调查表3种，“依表填记，统限于本年底查填完成，汇集呈送教育厅。”

延安时期，物质条件十分困难。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仍坚持进行探索考古学与历史研究结合，服务于理论斗争的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在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的著名考古学家尹达于1938年初到达延安参加革命。同年4月，尹达加入中国共产党。尹达到延安后，先后在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研究部工作。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考古发掘无从谈起，但是，尹达仍坚持对一些零星出土的石器和陶器进行研究。尹达对器物出土点进行了考察，发现了白灰居住面。尹达不仅对器物进行了绘图和综述，并且将这些图版收入了他在建国后出版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尹达在延安期间，还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原始社会进行了研究和剖析，撰写了《中国原始社会》一书。尹达在延安期间的研究与探索，在中国考古学历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还十分重视对文物事业基础设施的建设。1940年3月31日，陕甘宁边区蒙古文促进会在延安成立后，即向边区政府建议在延安修建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馆。选区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并很快选址施工。同年7月24日，成吉思汗纪念堂既蒙古文化陈列馆落成典礼在陕北公学所在地杨家湾村举行。毛泽东为成吉思汗纪念堂题写了匾额。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馆由陕北公学少数民族部管理。1941年初，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协议，商定在延安建立大礼堂、运动场、博物馆和俱乐部。但由于财政经济的困难，仅建成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博物馆的修建工作被暂时搁置。5年之后，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对有关建立陕甘宁边区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提案达成一致。5月16日，由赵伯平、邓洁、曾三、曹力如、鲁直、柯仲平、江隆基等同志组成的陕甘宁边区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在延安成立，并开始具体筹备工作。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挑起了全面内战，这一工作再次被迫停止。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我军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1948年2月，西北军取得宜（川）瓦（子街）战役大捷，开始转入外线反攻。在西北战场发生重要历史性转折的时刻，3月2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贺龙、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联合签发了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部、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保护各地文物古迹布告》。这一布告的发布，使西北地区的大量文物古迹得以保护，从而留下了一段文物保护史上的千古佳话。

1948年4月22日，我军光复延安。随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迁回延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领导边区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并支援我军在向新区开进的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仍然十分重视文物的保护工作。7月20日，延属分区领导同志李景林、张育民，联合致信富县县政府负责人苏耀亮、宋居义，信中写道：“据说你县有铜钟一口，林主席对此物很关心，希切实调查。如确有此物，应妥为保存，并函告林老。”。信中所指的铜钟，即著名的宝室寺铜钟，铸造于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3000斤（唐制），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口唐代铜钟，有“天下第一古钟”之誉。

1942年12月，林伯渠主席在富县视察工作时，曾观赏了这口铜钟，并以《宝室寺铜钟》为题，写下七绝一首，诗曰：“霜笼郝峙月如钧，玉女泉清水自流。宝室钟声依旧在，千年金韵想唐初。”经历了国民党军队进攻的战乱，林伯渠十分关心这一稀世国宝是否能够逃脱战火的洗劫，指示延属分区领导发函询问。富县县政府负责人接函后；即亲自调查，证实宝室寺铜钟完好无损，立即致函林伯渠主席，汇报了铜钟的现状，并请示是否将铜钟运往延安保护。8月1日，边区政府秘书处复函富县县政府：“兹经（林）主席批示：你处钟鼓楼铜钟，务请加以保护，免使损失或毁坏，不必运来延安”。林伯渠同志对宝室寺铜钟保护问题的重视，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一片赤诚之心，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陕甘宁边区政府重视文物保护工作的力度和深度。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12月2曰，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签发《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收集革命文献、实物的通令》，将收集内容予以列举：“一文献：凡公开发行之报纸、杂志、图书、表册、宣言、标语、日记、手稿、传记、墓表、信札、墨迹、影片、年画、木刻以及一切有关革命之史料（反革命之文献有关革命者亦在征集之列）。二实物：烈士遗物、雕像、秘密和公开时期的兵器、旗帜、标帜、证章、印信、货币、邮票、印花、土地证以及一切有关革命的历史实物 （反动政府压迫革命实物亦在搜集之列）。”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这一通令，是目前所知建国初期地方政府最早发布的关于保护和征集文物的文献，对建国以后西北地区革命文物征集热潮的兴起，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1］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3（11）.

［2］雷志华，李忠全，等.陕西革命文化史料集（1）陕甘宁边区文化艺术资料选编，1989（1）.

［3］严艳.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研究（1937-1950）［D］.陕西师范大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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