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天玺

中国模式会崩溃吗？（四）

文/王天玺

中国社会已经形成并巩固了以共产党为核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团结。

第四节 中国社会会崩溃吗？

中国政治崩溃论和经济崩溃论的鼓吹者，也在起劲地鼓吹中国社会崩溃论。西方国家挑动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颜色革命”，正在挑动北部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颜色革命”，但他们最终和最大的野心是挑动中国的“颜色革命”，使中国社会四分五裂，直至完全崩溃。

中国社会崩溃论者从制造“八九风波”的那些人身上看到了希望；从少数带有反政府倾向的网民身上看到了希望；从向往西方生活方式，携巨额财富出国的“金色移民”身上看到了希望；也从在新疆、西藏搞恐怖活动的分裂分子身上看到了希望。他们相信自己的假设：中国社会没有人权，没有自由，存在着大量愤怒的人群，只要通过互联网和其他渠道把美式自由、美式民主的思想灌输进来，就可以点燃中国“颜色革命”之火，就可以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走向崩溃。这正是希拉里和美国政府的如意算盘，正是美国政府现在大推“网络自由”的真实用心。

就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来说，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前者的原则是个人的利益和资本的利益高于一切，后者的原则是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高于一切。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是一种处于更高发展阶段的崭新的社会，有明显的优越性。但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从不发达的旧社会中脱胎出来的，不成熟，不完善，还比较脆弱，弄得不好是会崩溃的。苏联那种粗糙而且最后又异化了的社会主义社会崩溃了，东欧国家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崩溃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于初级阶段，困难很多，毛病不少，也是可能崩溃的。

新中国建立60多年了，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处于社会矛盾高发期。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人，往往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有多样的思想观念，当它们得不到妥善的协调时，就会发出不满甚至愤怒的声音。有时候，一个具体事项，如征地、拆迁、林场、矿场的调整等等，可能涉及多方面的利益，如果主持其事的官员不能秉公办事，甚至从中贪赃枉法，就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局部地区社会的不安宁。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互联网上就会热炒起来。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就会把这类事件说成是中国社会崩溃的表象。

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有如下突出的表现：虽然不同人群之间某些具体利益可能有冲突，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是一致的，执政党和执政当局是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上述的群体事件发生时，当地的党委和政府就会及时调查处理，会广泛而耐心地听取相关当事者的意见。如有官员贪赃枉法，会严惩不贷；利益受到损害的群体，会得到合理的补偿；对整个事件，会作出合情合理合法的处置。不仅如此，通过深入细致的处理这类群体事件，官员和群众之间，曾经有利益冲突的不同单位之间，不但化解了矛盾，而且建立了新的友好和谐关系。当地的党委和政府部门也吸取了教训，提高了执政能力。不要小看这个做法，这是以民主的方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伟大实践。

让我们举2008年“7·19”孟连事件来说明这个问题。

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自治县与缅甸接壤，是一个集“边、少、山、穷”为一体的地方，这里民风淳朴，13万多各族群众谦和善良。然而，2008年7月19日，这里爆发了一个震动全国的群体性事件，700多名村民手持长刀、锄头、铁棒、木棍、石块、弹弓等围攻300余名进村抓捕“嫌疑人”的公安民警，围困当时的普洱市委书记和孟连县委书记等长达20多个小时。事件造成2名群众死亡，69名干部群众受伤，致使当地干群关系尖锐对立，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事后查明，这是一次当地干部未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引爆点是橡胶业发展中橡胶厂与胶农的利益分配不合理。

孟连县的橡胶产业起步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是政府广泛动员群众投资、投劳、投粮，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发展起来的，一直存在着产权不清晰、管理不规范、分配不合理的问题。特别是2005年以来，胶乳价格不断上涨，最高成交价曾达到每吨28900元，比2002年翻了3倍多，而企业从胶农那里的收购价并未随之调整，胶乳价格成倍上涨以及国家免征农特税带来的利益大部分被企业老板占有。企业老板甚至封锁道路，阻止胶农到价格高的地方出售自己生产的胶乳。当时的县委、县政府考虑地方财政收入，加之个别领导干部与橡胶公司有利益关系，思想、感情、政策的天平倾向橡胶公司一边，造成了一系列的决策错误，导致干群矛盾、胶农与公司的矛盾不断积累，终至大爆发。

中共云南省委当机立断，调换了孟连县委书记，要求新上任的书记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

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7·19”事件的深刻教训，就是当时掌权的领导干部不仅不能正确地处理橡胶公司和群众的利益关系，反而是受公司恩惠，为其谋利，立场站到公司一边，损害了广大胶农的利益，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冲突。调整后的孟连县委、县政府把倾斜的利益天平重新扶正，立刻打开了化解矛盾的突破口。

县委、县政府派出工作队深入各村各户开展橡胶产业的利益测算，反复求证和实地调查，同时组织公司、胶农、农户多轮协商，逐步理顺了土地权属、胶树产权和利益分配关系，胶农与橡胶公司签订橡胶树产权界定及流转协议，胶农按照协议向公司支付橡胶树部分产权转让金后拥有100％的橡胶林权。同时，政府明确规定胶乳价格随行就市，严禁价格垄断和市场封锁。这些做法符合胶农的心愿，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前后对比，胶农年收入平均增长了3.3倍，橡胶公司的生产经营也得到了发展。

普洱市和孟连县举一反三，从“7·19”事件的处理中总结出新时期做好群众工作的新鲜经验。他们认为，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抓住了利益关系，就抓住了化解矛盾的根本；统筹协调好利益关系，就把握了工作的关键。在统筹群众的利益关系的时候，要做到以下“五个到位”：

一是调查研究深入到位。坚持摸清情况，掌握主要诉求；坚持分析根源，查明事发原因；坚持统筹分析，把握动态趋向；提出处理意见，为妥善处理事件提供决策依据。

二是合理诉求解决到位。群众诉求合理合法的，坚决予以解决；合理不合法的，说明情况，表明态度，正确引导，争取部分解决；所提诉求不合理不合法，但生活困难者，实施帮助救扶。

三是思想工作细致到位。政策宣传到户，感情联系到人，关心关爱到心，与群众“面对面”、“零距离”、”心连心”，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四是法律手段跟进到位。坚持事前服务到位，送法律进村入户，教育群众学法知法守法；坚持事中引导到位，引导群众按照法律理性表达利益诉求；坚持事后处置到位，对经反复说服教育仍然挑头教唆和挑衅法律底线的人员坚决依法处理，防止事态扩大。

五是后续工作完善到位。事件有效处置后，坚持工作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力量不弱，继续巩固扩大成果，做好后续工作，做到案结事了，群众满意。

孟连县“五个到位”的群众工作法效果很好，实施几年来，全县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9％，再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群体性事件。社会经济发展也很好，2010年，全县生产总值增长13％，投资增长26.2％，地方财政收入增长27.8％，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6.3％。更可贵的是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已经亲如一家。当年领着村民带着棍棒、拿着大刀、砍树堵路、打砸警车的芒河村民波岩胆说，我们第一个想不到党委、政府对我们那么宽容，第二个想不到工作队对我们那么真心，第三个想不到五年前我们跟干部水火不容，现在却亲如一家。“有人问过我，现在日子好过了，今后有什么想法，我说给他，‘我要一心一意跟党走！’”现在，波岩胆已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孟连“7·19”事件处理得很成功，得到党中央的肯定。总书记胡锦涛指出：“孟连的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坚持执政为民，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就一定能得到人民的信赖，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中央有关部门都要注意总结类似的好做法，好经验。”

2012年春天，本书作者特意到普洱市孟连县进行考察，亲眼目睹这个民族边疆地区社会和谐安定，经济文化繁荣发展和干部群众亲如一家的景象，心里很踏实。

国外一些带有偏见又不明真相的人，每逢听说中国某地发生群体性事件，就会认为是群众起来反对共产党、反对政府，就会把它作为中国社会即将崩溃的例证。其实，这类事件一般是违背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某些干部造成的，群众反对的是这一类人的错误做法，而不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从孟连事件的妥善处理再一次证明，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而且是有高超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的。事件处理好了，党和人民、政府和群众更加亲密无间了。

令中国社会崩溃论者大失所望的，不仅是中国社会已经形成运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超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已经形成并巩固了以共产党为核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团结。可以正告一切想扳倒中国的人：撼山易，撼中国人民大团结很难。

我们在此不必用长篇大论来谈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国人民大团结是怎样形成和巩固的，只想请读者听听几位不同年龄段的普通中国人对共产党的真情实感，来体悟中国人民大团结的坚强力量。

在人民网推出的庆祝建党90周年栏目中，截至2011年6月29日，网友留言近12万条，微博6000余条，我们分别摘引1921年、1949年、1978年出生者及2011年出生者父母的留言各一则，即可见普通的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感情：

孙柱香，生于1921年，现居江苏镇江。“我曾是一名童养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从苦难的日子到温饱的生活，再到幸福的时光，我想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好生活，这是我90年来的真实感受。子孙们的未来一定会比我们更好，而这还得靠党的带领啊。”

杨烈英，生于1949年，现居四川绵阳。“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成长在五星红旗下，见证了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小时候家里穷，正是有了党的关照，我才上得起学，有了工作，有了幸福的家庭。如今我们退休在家安享晚年，每月有退休金，病了还有医保。感谢党带领我们走上康庄大道，过上美好生活。”

陈刚，生于1978年，现居广东深圳。“祖父是名老党员、老战士，记忆中童年就是在听战斗故事中度过的。没经历血雨腥风的岁月，但我们这代人同样不乏激情，国家创造新传奇，我们也在创造自己的人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总能把握时代脉动，为人们用智慧与汗水创造幸福生活搭好台、铺好路。”

黄宇涵，生于2011年，现居北京。黄宇涵的妈妈：“我们夫妻两个都是改革开放、祖国繁荣富强的见证者和受益者，亲身感受到了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走上幸福路，我们是幸运的，我的孩子更是幸运的。初为人母，满满的幸福感，因为我对国家的未来、孩子的明天充满期待和信心！”

次仁拉姆是一位藏族老人，她说：“我的名字意思是‘长寿仙女’。但在解放前，我曾经是一个农奴，过着非常贫苦的生活。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的新西藏，我才成了“长寿仙女”。

试验1早熟品种KX9384 1穴2株不覆膜种植，增产15.79%，地膜成本减少约600元/hm2，种子成本增加约600元/hm2，其他成本一致，增收3 475.2元/hm2（2 172.0 kg/hm2×1.6元/kg）。试验2晚熟品种覆膜与早熟品种不覆膜4∶4间种，减膜50%，增产15.12%，地膜成本减少约300元/hm2，种子成本增加约600元/hm2，其他成本一致，增收2 978.64元/hm2（2 049.15 kg/hm2×1.6 元/kg-300 元/hm2）。

“我从6岁开始在领主家里当朗生，饿了没人管，冻了也找不到人诉苦。12岁那年，我被迫到温曲庄园当奴隶，从此我再也没有和我的父母见过面。”

“西藏和平解放，我结束了33年的农奴生涯，获得了人身自由。1960年，我在党的指引下，组织了一个互助组，尝到了自由劳动的甜头。那一年，我还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被乡亲们选为结巴乡政府委员。我永远忘不了西藏民主改革时，我分到了一间房子时的情形，那是贵族家里用来堆草料的，有六根柱子的大房子。我还分到了土地，当我们把收成从地里搬回家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时不时要看看粮袋子，心里才能踏实。所以，我对共产党感情非常深厚。我不相信世上有神灵，如果有，我想这个神灵就是毛主席，就是共产党。”

次仁拉姆从一个翻身农奴成为国家干部，担任过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5年退休，现在作为“长寿仙女”，在家安度晚年。

不仅是普通民众，就是广大企业家，也是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的。中国的企业家，不管是民营的，还是国营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企业家，他们的命运同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紧密相连，许多成功的企业家对此是深有体会的，请看他们是怎样说的：

邹建民（奥宸集团董事长）：我们从小就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长大后，从祖辈、父辈和我们这一代的生活比较中，我们亲身感受到新中国比旧中国好，社会主义社会比旧社会进步。共产党的政策都是考虑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且特别关怀弱势群体，重视男女平等。以前受压迫的妇女们得到了解放，像我这样的女企业家很多，还有许多优秀的妇女成为党和政府的领导者，成为科学家、教育家等等，妇女真正顶起了半边天，这是社会主义中国有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林立东（子元集团董事长）：我很庆幸自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企业家。共产党坚强而正确的领导，使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社会长期保持安宁，这太不容易了。因为只有社会安宁，才能使企业家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才能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反观世界上很多地方，战乱不息，社会动荡，企业破产倒闭，普通人民生死无依。什么社会模式好，什么社会模式不好，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在我接触的企业家中间，不管是国营的，还是民营的，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是希望共产党的政策好，希望国家发展得好，都希望为社会进步作出贡献。

陈用胜（成盛集团董事长）：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的政策改变了我们国家的面貌，也改变了我们许多人的命运。我从公务员队伍走出来，踏上了自主创业的新天地。困难很多，挫折不少，但国家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越来越好的社会环境，使我从一个赤手空拳的创业者成为一个产业集团的掌门人。事业发展了，我就想怎样报答社会和人民，怎样报答引领我们走上民富国强道路的共产党。人才是我们国家的未来。这些年，我们集团先后投资几亿元，支持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为振兴中华尽一点力量。

吴黎明（金乡集团董事长）：大学毕业后，我当过几年老师。我们给学生传授科学知识，也给他们讲要有好的思想品德，要有为社会作贡献的理想。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的人生态度。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从教师转变为一个企业家，但我的人生态度没有变。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作为东部地区的企业，我们总是想为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的幸福尽一点力，做一点贡献。这些年，我们到西部地区开办企业，为社会慈善事业捐款，都是在履行一个社会主义企业的责任。

余忠林（天行健集团董事长）：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教育和引导各民族人民要平等、团结、互助，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我们的企业在各民族人民杂居的地区创业和发展，要自觉地促进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多年来，我们企业注意多招收少数民族的职工，帮助他们的家庭脱贫。我们还出资在民族贫困地区建设教学楼和学生餐厅，以改善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并支持保护民族文化遗产。

欧阳应昌（黄中公司董事长）：我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云南、贵州这些边远贫困地区，是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社会主义道路使这些地方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贫穷落后一步步地向文明富裕的方向前进。我自己也从一名卡车司机成长为一名企业家，事业融进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潮流之中，不断发展壮大。我们有一种朴素的感情，就是希望共产党把国家领导好，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21世纪的中国，13亿各族人民是紧密团结的，他们对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对成就辉煌的中国现实社会，对无限光明的民族前景充满了自豪，充满了向往，充满了自信。妄想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会崩溃的人是多么愚蠢无知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