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宁，张永祥，杜冠华

（1.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北京 100850；2.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药物研究所，北京 100050；3.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北京 100850）

·学术争鸣·

新思路·新方法
——中药药理学研究与中药新药研发

蒋 宁1，3，张永祥1，3，杜冠华2，3

（1.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北京 100850；2.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药物研究所，北京 100050；3.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北京 100850）

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中药药理学研究与中药新药研发思路研讨会”于2016年8月5日在山东省滕州市召开。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永祥教授主持会议，刘建勋教授和李林教授分别做了主题报告，3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委员会委员参加了研讨。与会专家围绕中药药理学研究与创新中药研发的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研讨。本文整理了部分专家关于中药药理学研究与创新中药研发的思路和方法，以期为我国中药药理学研究与中药新药研发的创新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思路；方法；中药；药理学；新药研发

2016年8月5日下午，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中药药理学研究与中药新药研发思路研讨会”在山东省滕州市滕州宾馆召开。研讨会由中国药理学会副理事长、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永祥教授主持，中国药理学会理事长、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杜冠华教授，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春福教授、刘建勋教授、吕圭源教授、余林中教授和常务委员李林教授，以及3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委员会委员参加了研讨会。会上，刘建勋教授和李林教授分别做了题为“中药复方功效的‘拟临床’研究与评价”和“中药治疗神经精神疾病的多靶点策略和实验研究”的主题报告。与会专家围绕中药药理学研究与创新中药研发的议题畅所欲言，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研讨，达到了各抒己见、亮明观点、碰撞思路的目的。在专家们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将部分专家对于中药药理学研究与创新中药研发的思路和想法进行了整理，予以刊载，以飨读者，希望能够为我国中药药理学研究与中药新药研发的创新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主持发言

张永祥（研究员，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从事中药神经和免疫药理学研究及新药研发）

各位委员，下午好！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前来参加本次研讨会。今年是国家实施“中药现代化”战略20周年，中药现代化的基本任务是“继承、发展、创新、国际化”。在过去的20年里，我国先后启动了一系列研究项目支持中药现代化研究及中药新药研究开发，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攀登计划和国家“973计划”等。“九五”期间国家启动了“1035工程”，“十五”期间启动了“创新药物与中药现代化”重大科技专项，“十一五”期间国家启动了“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是我国建国以来投入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科技计划，其中中药新药创制是该重大专项的重点任务之一，对中药新药创制、中药大品种技术升级、中药国际化发展以及中药研发相关技术平台建设、关键技术研究以及中药制药工业创新给予了支持。

中药药理学是中药现代研究及中药新药研发极为重要的领域。中药，尤其是中药复方，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按照“辨证施治”原则、根据中药的药性配伍组成，具有明显的特色。如何在中西医学理论的指导下，充分考虑中药的作用特点和特色，借鉴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建立能够揭示、反映中药作用特点的药理学研究思路与方法，包括用于中药药理学研究的动物模型，一直是我国中药药理学科研人员努力的方向。历经20年的努力和发展，我国中药药理学研究与中药新药研发取得了显著成绩和进展，跨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然而一些重大科学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解决，一些技术瓶颈有待突破。

本次研讨会是一个思路研讨会。首先，邀请刘建勋教授和李林教授做主题发言，然后围绕中药药理学研究及中药新药研究开发所面临的问题进行研讨。会前专业委员会秘书已将研讨的主题发给了大家，想必大家都做了准备。希望各位在交流研讨时能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亮明观点，也可结合自己的研究谈一下体会和认识。同时，也希望大家对我国中药药理学研究及中药新药研发提出意见和建议。

主题发言

刘建勋（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从事药理学和中药学研究）

——以证候研究与评价为核心，以病证结合动物模型为关键，以中药药理、中药化学和中药药代动力学为手段，建立中药复方功效研究与评价体系

中药复方功效是指在传统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对多味中药对人体综合调节作用的总结概括，其概念内涵和表述方式与现代药效学具有实质性差异。中药复方功效通常以“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或“消痈散结”等4字一组的方式表述，这种“动宾+动宾”结构中的动词表述了中药作用的类型或性质，宾语表述了中药作用的对象。中药复方功效是中医临床用药的基础。然而，现代中药复方研究常常忽略了中药复方功效与中药复方药效之间的本质区别，对中药复方功效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未给予足够的关注，或者片面地把中药复方功效归纳为多个药效学作用的综合。实际上，中药复方功效是在中医药传统理论对疾病认识的基础上，对中药复方综合作用的阐述。传统中医药对疾病的理解是以“证候”为核心的，因此，辨证论治、病证结合是中药复方功效体系构建的基础。我们以此为理论基础提出中药复方功效现代研究与评价的新思路，即以“证候”研究和评价为核心，以病证结合动物模型为关键，以中药药理、中药化学和中药药代动力学为手段，建立中药复方功效研究与评价体系，阐释中药复方发挥功效的机制及物质基础。

在上述思路指导下，我们建立了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拟临床研究的新方法，即首先通过临床文献数据挖掘，提取了5种常见疾病的25个证型的临床特征；选取5种常见疾病的6个证型进行了前瞻性临床研究，总结证候及客观指标特征；应用病因病机与病理生理相结合的造模方法，制备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动脉粥样硬化痰瘀互结证大鼠模型、气虚血瘀证大鼠模型和气滞血瘀证大鼠模型等接近临床、重复性强且稳定性好的动物模型。

在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拟临床研究的基础上，创建了中药复方功效评价的新方法与新技术，即将代表证候主症、兼症、舌象和脉象的客观指标进行分级评分，建立了反映中医“四诊”的中药复方功效评价方法；通过研究行为、生理、生化和形态等多种指标与证候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以病理生理指标群为表征的中药复方功效评价方法；通过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等系统生物学研究，建立了以分子标志物群为表征的中药复方功效评价方法；应用血管造影、血管内超声、彩色超声心动和无创血流动力学等临床无创、微创和可视化的先进设备，建立了中药复方功效评价的在体实时同步检测技术。

在中药复方功效与药效学指标之间关系的研究方面，提出了以证定法、以法组方、以效定量和组效相关的中药新药研发策略，自主研发了治疗冠心病气虚血瘀证的双参通冠方、治疗脑梗死毒损脑络证的解毒救脑注射液、治疗糖尿病气阴两虚和痰瘀互结证的降糖消脂片等12个复方中药新药；建立了中药复方功效与药效关联的研究方法。针对中药复方功效物质基础的复杂性，提出中药复方“功效指征物质基础”研究思路，应用多种质谱联用技术建立了基于中药化学、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数据的稳健变换、基线漂移处理、Bootstrap抽样、数学建模、有效性判断和差值分析的多成分/多药效指标相关性的中药功效物质基础分析方法，发现了双参通冠方的12个功效指征成分、通脉颗粒的6个功效指征成分和塞络通胶囊的14个入脑功效指征成分。研究结果显示，中药复方中的不同成分在不同时段以及不同部位发挥作用，体现多成分协同作用的功效特点。在药物相互作用及配伍研究中，还发现复方给药可消除单一组分对代谢酶的诱导作用，配伍可提高功效成分的生物利用度，显示了中药复方配伍的独特优势。

源于中医临床的中药复方功效现代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体现了传统中医药理论对中药现代化研究的指导作用，丰富了中药复方现代化研究的内容，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药复方的研究和发展。同时，由于中药复方功效相对复杂，在研究的思路方式上仍需借鉴和吸取其他学科的先进技术和手段，多角度、多层次地阐释中药复方功效的科学内涵，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的发展。

李 林（教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主要从事中药治疗神经系统重大疾病的药理学研究与新药开发）

——中药治疗神经精神疾病的多靶点策略

神经精神疾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多因素相关的复杂性疾病，例如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 disease，AD）和精神分裂症等。AD的病因不清，发病机制复杂，包括β-淀粉样肽级联反应、Tau蛋白过度磷酸化、氧化应激、神经炎症、线粒体功能缺陷和神经营养因子减少等，导致突触丢失和神经元死亡。危险因素包括老化、脑血流低灌注和脑外伤等。近年来，国际上研发的一些AD治疗药物在临床试验中不成功，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药物仅针对AD的单靶点或单致病途径。因此，目前国际上许多学者提出，应当转换思路，应用多靶点、多途径的治疗策略来研发治疗AD的药物。在这方面我国的中药具有优势。

中医药传统上多以复方配伍治病，其精髓在于辨证施治，特点在于多靶点治疗。中医理论认为，老年性痴呆的病理机制为本虚标实，本虚主要为肾脾亏虚，标实主要为痰浊血瘀；治则以补肾健脾、豁痰化瘀为主。而且中药复方含有多种成分，可以作用在AD复杂发病机制的多靶点和多途径，有望产生较好的疗效。我们自行研制的中药新复方参乌胶囊由6味中药组成，具有补肾健脾、豁痰化瘀的功能。同时我们在大量实验研究中发现，部分补肾中药的提取物（如何首乌二苯乙烯苷、山茱萸环烯醚萜苷和淫羊藿苷）具有神经保护和神经营养/再生作用。因此，首次提出这可能是中药“补肾填髓”与脑相关的现代生物学基础的新观点，并可能用于治疗多种与神经元变性和死亡相关的疾病。

为了验证中药复方或提取物作用在多靶点和多途径，可应用多种AD动物模型进行研究，包括淀粉样前体蛋白/早老蛋白-1双转基因小鼠、P301L突变Tau转基因小鼠、淀粉样前体蛋白/早老蛋白-1/Tau三转基因小鼠、胆碱能损伤致痴呆大鼠、线粒体缺陷致痴呆大鼠、SAMP8快速老化小鼠和慢性脑低灌注致痴呆大鼠等病理模型。我们应用这些动物模型，研究了参乌胶囊、二苯乙烯苷（泰思胶囊）和山茱萸环烯醚萜苷（思吉胶囊）抗AD的药效学作用及其机制，发现它们能够作用在AD复杂发病机制的多靶点和多途径，尤其具有神经保护和神经营养作用，可阻止及延缓神经元死亡。目前，参乌胶囊已完成治疗AD和轻度认知损害的Ⅲ期临床试验，泰思胶囊已完成治疗AD的Ⅱ期临床试验，取得良好疗效，表明中药在治疗AD方面具有较好的前景。

此外，对于精神分裂症这类多因素复杂性疾病，也可考虑应用多靶点策略进行治疗。在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制中，主要有“多巴胺活动过度”假说和“谷氨酸能传递减低”假说。近期研究发现，神经炎症和脑白质病变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密切相关。现有的抗精神分裂症药物副作用较大，而且缺乏改善认知障碍的药物。为了研发作用在多靶点的抗精神分裂症药物，我们以具有抗炎和改善脱髓鞘作用的淫羊藿苷为先导化合物，在进行化学合成时增加了拮抗多巴胺受体的基团。经体外和体内实验研究表明，新合成的二氢黄酮化合物——7，8-二羟基黄酮具有抑制多巴胺2型受体活性、增强胆碱能神经功能、改善脑白质病变和抗神经炎症作用，并且在多种精神分裂症动物模型上能够改善其阳性症状、阴性症状和认知障碍。研究提示，以中药单体为先导化合物进行结构改造也可以作为多靶点药物的来源之一。

综上所述，中药治疗神经精神疾病的多靶点策略为创新药物的研发提供了新的思路，可望获得较好疗效。创新药物的来源可以包括：①中药复方，符合中医理论，有临床经验，并结合现代药理学研究结果；②组分配伍新复方，作用在不同靶点的数个中药有效部位或成分进行组合；③能够作用在多个靶点的单味中药的有效部位或成分；④以中药单体为先导化合物，可化学合成，结构改造，使之能够作用在多靶点。在药效学研究方面应采用作用机制不同的多种动物模型。

交流研讨

杜冠华（研究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从事药物发现、高通量药物筛选、神经药理学和心脑血管药理学研究）

——中药复方有效成分组是中药药理作用机制研究的基础

中药药理学研究是中药发展的基础。在中药发展的数千年历史中，对于药物作用机制的研究和探索始终受到重视。与现代医药科学一样，中药药理学成为指导临床用药、研发新药和促进医学科学发展的理论基础。现代西方医药科学的发展，对中药药理学研究的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中药药理学已不适应现代医药科学发展的需要，新的认识在探索中不断出现。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对现代中药药理学的认识依然非常肤浅。

中药药理学的基本理论是中药发展的基础。中药是复杂体系，而现代药学的药物作用机制是基于对靶点和受体的作用，不适合中药的复杂体系。而传统中药药理学理论则是归纳表述了中药作用的现象，不适合现代医药科学的理论结合。因此，创新中药药理学理论成为中药现代研究重要任务，也是探索新型治疗模式和药物作用模式的基础。因此，我国研究人员围绕中药药理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探索，提出了多种认识和研究方法，如多成分多靶点、组分中药、作用叠加学说和散弹理论等等，这些探索都从不同的侧面表述了中药作用的特点，但仍不能反映中药的整体作用。

中药复方有效成分组学是中药复方药理学的综合表述。根据中药复方特点，饮片的组方依赖于对“君、臣、佐、使”的认识，而在有效成分和化合物分子层面，这些作用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众多的化学成分集合在一个复方之中，起作用的模式必然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既表现为成分的复杂性，又表现为相互作用的复杂性，还存在着动态的变化过程。因此，将中药复方中发挥作用的所有成分进行整合分析和认识，成为有效成分组。中药复方中有效成分的有机组合形成的有效成分组，包括有效成分、活性成分、相关成分和辅助成分。而在中药复方中也包含无效成分、干扰成分和有毒成分，而这些成分则是应该通过现代技术手段进行排除的物质成分。

有效成分组研究的另一方面是与药物治疗直接相关的病理变化相关的靶点组研究。深入认识药物治疗疾病相关的作用靶点相互作用，探索与疾病发生发展相关靶点网络关系，成为有效成分组治疗疾病的基础。药物治疗疾病相关作用靶点网络，包括主要治疗靶点、辅助治疗靶点和相关治疗靶点，探索靶点之间和靶点与药物之间相互作用的特点和规律，成为有效成分组发挥治疗作用的药理学基础。

有效成分组的研究需要先进的物质分离和鉴定技术、活性评价技术、疾病相关靶点研究技术和网络分析技术。通过新技术的应用和整合，获得能够发挥最佳治疗效果的基于中药的有效成分组，形成治疗效果更为理想的现代中药，发挥更好的治疗作用。通过有效成分组的应用，提高药物的治疗效果，准确应用于疾病的治疗，发挥中药在维护人类健康中的作用。

吕圭源（教授，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从事中药药效、毒理和工艺质控等中药新产品开发研究）

——加强整体药效研究，研制高效特色中药新药

没有足够强度药效的物质是很难成药的，没有优势特色的中药是很难做大的，用名医经验方研制新药的过程中无药效监控而成药是很危险的，在中药新药研究阶段通过临床试验比较药物的作用强度是基本不可能的。

中药通过“辨证论治”等合理应用，对不少疾病或不少疾病的某个阶段具有独特的疗效，或优于现代化药的疗效；在某些情况下，通过与化药等联合应用，可产生更显著或突破性的疗效，这是中药的独特优势。但中药成分复杂，大多中药复方是多个成分共同产生药效，且药效成分及作用机制均不太清楚，这是中药的基本现状。中药是在人体应用的基础上产生或形成，其药效物质和作用机制自然不太清楚；而化药等现代药主要是在实验的基础上产生或形成，药效成分基本清楚。但也有化药在开始阶段成分不清（如青霉素）或作用机制不太清楚（如苯妥英钠）、而仍被作为新药批准上市并长期广泛使用，说明新药上市不一定要药效物质和作用机制完全清楚。

现有中成药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疗效平平或特色不明显（中药传统应用时疗效好，影响大，且无化药等其他药物与其比较），搞清中药的药效物质和作用机制是中药新药研究的一个方面。一味中药至少有成百上千个化合物，已发现烟叶有3千多个化合物。中药也可能有几千个化合物，中药复方化合物更多，短时间内搞清其化合物的可能性很小，搞清其成分间相互作用和作用机制更难。中药由于其形成背景和独特优势，在其药效物质和作用机制尚不太清楚的前提下研制高效特色新药仍然是有可能的，最应该是当前中药的主体。提高疗效或展示特色是中药新药研究的关键或重中之重。

多数中药是通过辨证后应用，辨证用药最好的研究是进行临床试验，但多数情况下无法先进行临床研究，法规不允许；与临床最接近的方法是整体动物实验。整体动物实验主要包括应用证候动物模型和应用疾病动物模型开展药效研究（虽然不是新药审评的最重要内容，但研究者应予高度重视）。证候动物模型虽不太成熟，但仍有不少模型，如气虚血瘀证冠心病模型和肝阳上亢型高血压模型等，这些模型对新药研究时进行药效筛选具有重要意义。疾病动物模型虽不能反映“证候”，若结合现代医学分类，中医辨证论治可出现3种情况，即有证无病、有证有病和有病无证，后2种通过疾病动物模型研究，可以初步选定拟研制新药的适应症。证病同时存在的患者，如疾病的指标很明确，如血压、血糖和肿瘤等，虽然中药通过改善“证候”也有治疗价值，但通过疾病模型筛选到能够显著改变疾病指标的中药组方或部位，治疗价值会更大。

整体动物研究新药可以做3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通过疾病模型药效研究，选择适应症；二是通过药效比较研究，了解拟研发药物的药效强度，初步判断成药性（只有具有足够药效强度的物质才有可能成药）；三是阐述拟研发药物的优势特色。中药的优势特色可以表现在3方面：一是其对疾病和证候均有作用，证候疗效也很有意义；二是中药既对主要疾病有效，对伴随症（如高血压伴高血脂、高血糖等）也有效；三是可发现新的作用机制。如我们研制康脉心降压是通过拮抗钙离子、抑制血管紧张素转化酶、保护血管内皮和改善胰岛素抵抗等发挥作用，远超出了现有一线降压药的作用机制范围，也为治愈高血压病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展示了中药作用的特色优势。

一直以来，不少中药新药研究人员和项目管理人员等不太重视整体药效研究，而把研究重点放在符合国际高水平论文发表的要求上，使拟研发新药的药效可靠性难以保证，药效强度更未深入研究，结果拟研发新药的成药性很有问题。因此，必须加强中药新药研发过程中的整体药效研究，特别要重视药效的可靠性，更要开展药效强度比较研究，再进一步阐述拟开发新药的优势特色，为新药临床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期望成功研制出高效特色中药新药。

余林中（教授，南方医科大学，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从事中药及其有效成分、中药复方与治法药理学研究和中药新药研发）

——基于中医药理论指导的中药药理学研究思路

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有关中药（或天然药物）的药理学研究已有90多年历史，但中药药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还比较年轻，对中药药理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仍在探索之中。

我们讨论中药药理研究思路与方法首先应明确中药药理学学科形成的背景。众所周知，由于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中西医学虽同属生命科学范畴，但又有很大的差异。中医药学科的自身特性决定了它虽属自然科学门类，又融汇了大量人文哲学的内容。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医药学的进步，促进了中西医药的交流与沟通，人们既肯定了中医药防治疾病的某些优势与特色及其理论体系的指导作用，同时也开始尝试运用现代科学的理论、技术和方法来探寻中医药防治疾病的原理，以期进一步发展中医药，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中医药。中药药理学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形成的新兴学科，并已成为中医药诸多领域进行现代研究的重要理论与技术支撑。正是基于以上背景，我们将中药药理学定义为：“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药与机体（包括病原体）相互作用及其作用规律的科学。”

关于中药药理学研究，从大的方面来说目前主要有2种基本思路，即“天然药物”研究思路和中医药理论指导研究思路。前者将中药作为普通天然药物进行成分分析并分离提取活性部位，鉴定结构乃至人工合成，然后进行药效学、药动学和毒理学研究，再过度到临床研究。这种研究思路，西医药研究机构采用较多，是新药发现的重要手段之一，并取得过骄人的成就。但作为中医药现代研究的重要手段，我们特别强调并极力推崇基于中医药理论指导的中药药理学研究思路，我们希望这类研究能够在探讨中药防治疾病的现代科学依据、阐明中医药理论的现代科学本质、指导临床合理用药、研究新中药、发展新药源及发现新药材等方面有所助益、有所促进。我们倡导中医药研究机构对此应予特别关注。以上2种研究思路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将并行不悖，在相关理论和技术方法上相互借鉴并深度融合，亦将促进药学体系的中西医结合。

如何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开展中药药理学研究，是我们探讨的重点，也是难点。总体上还是应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精神，鼓励从多层次、多维度进行探索。例如，遵循“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复方配伍是中医用药基本形式，“证”是核心和枢纽，理法方药都是因“证”而设的中医理论。近年开展了“方-证对应”相关药理研究，特别是从疾病病理机制以及中医某些常见“证候”的病理生理基础出发，采用多因素进行生物学模拟，建立了适应于中药复方研究特点的整体性动物疾病模型、病证结合模型和证候模型，促进了“证”本质和与复方功效密切相关的药理效应研究。这类研究工作仍是值得推崇并期待有所突破的研究方向。此外，以临床疗效为基础，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传统理论与现代方法（包括系统生物学、网络药理学、生物信息学、循证医学以及转化医学等）相结合，从整体、系统、器官、细胞和分子等不同水平进行经典方药、临床效方与病证相关性药理研究，围绕中医药治疗优势病种及防治重大疑难疾病中药新药创制药理研究，中药药性理论、中医治则治法、方剂配伍理论、中药复方药效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研究等，仍将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开展中药药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戴 敏（教授，安徽中医药大学，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主要从事中药及其有效成分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及其炎症反应分子机制研究）

——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的中药药理学研究思路

中药药理学领域现今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中药某一化学成分对某一信号通路的影响，多是为了体现现代技术的运用、满足体外细胞实验的要求以及发表高影响因子学术论文的需要，对于中医药的传承、创新与发展少有贡献，也难以体现中医临床复方用药的现实需要和优势，一味地跟踪化学药的药理研究模式而失去了中药药理研究的思维和特色。

建议：①以临床需求及解决临床用药过程中的问题为导向，积极探索中药复方的药理作用及机制的研究与评价方法，体现复方多成分综合作用的整合效应。②探索评价中药复方药理效应的多指标评价体系，建立符合中医临床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的评价方法。③探索对中药及饮片质量控制中如何快速而客观评价药材品质的药效学方法。④对临床治疗某些疾病中常用的中药和西药联合使用进行研究，阐明在有效性和安全性方面的科学性及特点，也为临床用药提供参考依据。⑤以国家出台的促进中医药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为指引，围绕重大、疑难疾病等临床需求，挖掘一批已有一定临床疗效基础的医院院内制剂进行新药创制的开发推广。

杜力军*，谢伟东（*教授，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主要从事心脑血管、神经和分子药理学研究）

——应用模式生物研究复杂中药靶点

中药有其独特的中医药理论体系的指导，这为中药现代化研究方向的锁定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也是其他化学药和生物药所不能比拟的。然而，自我国进行“重大新药创制”计划以来，中药特色新品种的出现仍然寥寥数几，相对落后于化学药和生物药，这除与新药研发周期较长有关外，主要原因之一与中药特有的物质基础不清晰、作用靶点不确切有关。一个新品种的出现，一方面需要新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需要确切的疗效和独特的作用机制或靶点。化学药和生物药为何上市成功率较高，除物质基础清楚、疗效确切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靶点相对比较清楚，而这些靶点的鉴定背后有一个庞大而又相对完善的生物医学基础研究技术体系的支撑。目前，常规的技术研究体系或相关理论在中药研发的运用相对较弱或起效甚微，不能满足创新中药现代化研究的实际需要。中药重大新药的创制迫切需要相关新型生物技术与理论体系的构建、培育和不断完善。

中药复方组方及成分均相对复杂，绝大部分还只能口服给药。常规的整体动物如小鼠或大鼠实验影响因素众多，不利于分子机制分析。另外，基因敲除动物有利于靶点的确定，但周期较长，维护相对繁琐与昂贵，作为机制或靶点的研究仍不容易推广，从而制约了对中药复方疗效和作用机制的研究。而体外细胞实验对中药复方机制研究有些帮助，但不能排除不能吸收的中药复方组分的非特异性影响。血清中药化学和血清药理学可以解决体外细胞实验中药物吸收不完全的部分问题，但由于血清组分和血清药物组分存在随个体生理时空的波动而不断变化的特点，严格意义上讲，我们无法获取真正的血清对照或药物对照。因此，中药复方靶点的研究需要一种简单、经济但有效的体内研究模型。

模式生物是特定的生物物种，能反映生命或生理现象的普遍规律，在生命与健康领域应用较为广泛。目前，在药理学研究中运用比较多的模式生物除小鼠外，还有秀丽隐杆状线虫（以下简称线虫）、果蝇和斑马鱼等。这些模式生物基因背景清晰，可以模拟糖尿病、衰老、AD、抑郁症和癌症等多种重大疾病，在药物活性评价中开始应用。其中线虫是一种假体腔动物，具有精密的结构器官，包括肌肉、表皮、肠、生殖系统、腺体以及由神经元组成的神经系统。线虫具有功能完善的细胞结构，其与其他高级生物的保守性使得线虫成为一个操作简单、经济有效的高通量体内研究模型。线虫在现代生物医学研究，尤其是药物靶点研究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在应用价值，可以用于治疗神经系统或衰老等疾病活性的筛选。果蝇为昆虫，在遗传学、发育学和神经系统运用较多，具有基因组简单、生长周期短、繁殖力强、易饲养及个体小的优势，是研究人类疾病和药物作用靶点常用的模式生物之一，可用于糖尿病、帕金森病、AD、药物成瘾和衰老等方面的研究。斑马鱼是一种脊柱动物，与无脊椎动物相比更接近人类，其基因与人类同源度>70%，具有较为容易饲养、生长速度快等优点。斑马鱼胚胎及幼鱼透明，可以直接观察到中枢神经系统、内脏器官发育和心跳等胚胎发育情况，可以广泛用于体内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药理活性调节药物以及毒性药物的筛选。模式生物是一整体动物，适合评价复杂中药体系，可以从体内水平观察和研究中药复方的药效及机制，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比如线虫和斑马鱼胚胎通体透明，因而可以在显微镜下进行表型观察。如果构建相关特异性的靶蛋白和绿色荧光蛋白表达系统，则可以直接在荧光显微镜下整体观察到中药复方对分子作用靶点的影响。果蝇基因简单，也容易进行基因编辑或蛋白靶点调控及相关表型的研究。模式生物具有简单、经济、整体、直观、高通量与高内涵筛选的特点，也能较好地将靶点研究与表型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基于此，我们可以开发出一种快速的初筛模型，大规模推广到中药药效和毒理评价方面，从而促进中药复方的研究和创新药物的发现。

在将来的复杂中药靶点研究中，我们可以基于线虫、果蝇和斑马鱼等模式生物，通过分子生物学技术，精准构建重大疾病如糖尿病、衰老、AD、抑郁症和癌症等相关特异性药物的分子靶点活性筛选体系，从而组建模式生物疾病靶点库；基于模式生物的初筛模型，我们可以从整体水平评价多个确有疗效但机制不清楚的经典中药复方或天然提取物的活性，并在临床前其他相关体内模型进行疗效和靶点的确认。我们希望模式生物分子靶点应该具有整体、直观、快速、简单、经济、高通量与高内涵筛选等特点，并且可以全球共享。以后各生物医药研发单位可以组成基于模式生物的复杂中药靶点技术研究联盟，不断补充与完善，最终形成一定规模的模式生物疾病靶点库与研究平台，以推动复杂中药靶点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推广，最终获得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作用机制独特和靶点清晰的创新中药。然而，目前模式生物在复杂中药靶点研究的案例非常少。我们相信模式生物在复杂中药靶点研究项目的启动，将弥补离体实验在复杂中药靶点研究中的短板，架接起复杂中药离体和哺乳动物体内实验的桥梁，减少大动物的使用，从而直接从整体水平提高复杂中药靶点的鉴定效率，因而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李学军（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主要从事分子药理学研究）

——创新中药研发的思路与想法

中药药理学或天然产物药理学研究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我们新药研究的发展机遇。据统计，60%以上的临床用药来自于天然产物或其衍生物。因此，需要从中药中开发新的创新药物，有以下几点考虑：①重视中药单体的研究。几乎每一个单体化合物都有多靶点，有的单体化合物，如姜黄素的靶点有100余个。因此，阐明一个简单的化合物如何能够与如此多的靶点发生相互作用，将有助于中药现代化的发展。确定中药单体的主要靶点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②一些中药，包括中药单体化合物，其临床疗效远不如动物实验，其原因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其中可能包括生物利用度、药代动力学和种属差异等，这个问题需要解决。③创新中药的研究需要借鉴西药研究的模式，如阐明其体内过程、代谢物的活性及改进生物利用度等。④需要重视中药单体的结构改造和剂型改造，提高其生物利用度，考虑吸收、分布、代谢、排泄和毒性以及药理活性。⑤中药临床研究需要选对合适的人群，否则其临床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因此也需要借助二代测序，阐明可能针对的人群和针对的靶点，实施精准医疗，提高药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包括阐明可能的生物标志物。⑥中药复方的研究要借助网络药理学的方法，实施中药复方网络药理学和系统药理学分析，阐明中药复方的作用靶点、复方的吸收、分布、代谢、排泄和毒性，并对复方药物的组成进行进一步的优化。⑦重视中药的老药新用，如作为“毒药”的三氧化二砷已在美国通过FDA审核，并在临床用于白血病的治疗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陈兰英（教授，江西中医药大学，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药药效评价及机制研究）

——中药药理学研究的困惑与思考

自从20世纪20年代初，陈克恢教授等率先对麻黄和当归进行了系统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以来，中药药理学的研究距今有90余年的历史。在老一辈中药药理学家的努力下，中药及成分的药效学及安全性研究已取得巨大的成就。

从1993年开始我一直从事中药药理学研究，开展过中药成分药效学、中药复方配伍关系、中药药理研究方法及中药新药的开发研究。在20多年的科研探索中感受到中药药理学研究的进步、困惑和艰难。①中药药理学研究的进步。在中药研究中逐渐发现有些中药确有其药效作用及特点，但有些却不尽其然。这种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对中药研究思路和方法的不断探索，使研究者对中药产生极大的好奇心，而正是这种让人又爱又恨的情怀使中药药理学的研究在探索中不断进步。②中药药理学研究的困惑。中药药理学的定义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的中药药效作用及机制的研究，事实上大多数的中药药理研究对象虽然是中药，但其研究思路和方法却基本与中医药理论无关，而与现代药理研究很相似，中药药理研究结果对中药在中医临床的使用和中医药理论的发展并未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医可能毁在中药上”，这并不仅仅只是在指责中药的质量问题，而且也在怀疑中药的有效性。这些不得不让一直辛辛苦苦从事中药研究的工作者深感困惑。③中药药理学研究的艰难。中药药理研究者相对于现代药理研究者来说，尽管大家努力的程度相差并不很多，但取得一些研究成果，如发表出高水平的论文、开发出新药等却更难。这不仅与中药的复杂性有关，还与中药功效的不确定性有关。尽管有研究者提出很多好的研究思路，如血清药理学、脑脊液药理学和网络药理学等来解决中药的复杂性问题，但对中药特有的功效问题并未得到很好解释。中医药理论的规范化问题及与中医药理论密切相关的中药功效问题是中药药理学研究面临的关键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中药药理学研究的道路依旧很艰辛。

在中药药理学这么多年的发展中，个人认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采用西医药发展模式，过早地将中医和中药分离开来，导致中药和中医互不了解，两者不能协同发展。我们可以看看历代中医名家如华佗、张仲景、葛洪、陶弘景和李时珍等不仅医术高超，在药物等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如孙思邈更被尊称为“药王”。中医药相互依存，才能共同发展。而目前的中医药教育，中医专业的学生不学中药相关知识，中药专业的学生不懂中医，各自发展，最后导致分道扬镳，相互埋怨。只有中医和中药两者密切结合，尤其中药药理学专业的教育必须结合中医临床，才能解决中药药理学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如“证”的标准化、中药功效的有效性等等。只有中医和中药两者密切结合，中药药理学研究结果才能得到中医临床的认可，才有利于研发出具有中药特色的创新中药。

黄 熙（教授，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药复方体内药效物质-作用机制证方相关生物学机制研究）

——创新中药相关的3个策略：生物方剂分析药理、质量控制及方剂药动和活性导向下分离

自从鸦片中提取吗啡以来的200多年，化学药物新药研发走过高速发展阶段后，目前已陷入高失败、高费用和长周期的困境。在这里，我从我们30年相关研究中提出3个创新中药相关的策略，即生物方剂分析药理（bioethnopharmaceutical analytical pharmacology，BAP）、疗效相关吸收生物活性成分（absorbed bioactive compounds，ABC）质量控制标准及方剂药动和活性导向下分离（ethnophar⁃macokinetics-and activity-guided isolation，EAGI），期待抛砖引玉。

BAP是指在方剂体内成分分析指导下进行方剂药效及其作用机制研究。BAP策略分3步，包括ABC在血中测定、ABC与母方疗效比较及ABC剂量=母方含量。我们用该策略首次阐明冠心Ⅱ号心脏保护作用是由3个ABC引起的，回答了1个长期存在的难题，即方剂疗效是由吸收入体内的什么成分引起的？这一问题被国际顶尖学术界评价非常复杂、极端困难和百年内无法解决。为此，获2001年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可依靠本策略精确阐明代表一大批方剂疗效的ABC。我们在学术界首先提出证治药动学，不同的方剂配伍和证状态可明显影响药动学参数，并与疗效和毒性密切相关。验证该假说，解决了方剂ABC能否测定的难题，为BAP策略奠定了研究基础。以“方剂与证的药物动力学研究”为题，获2001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目前被国内外他引约千次，开创了方剂或中药复方药动学新领域，并成为新药重大专项专门立项资助内容、国家及其相关部门科技中长期发展纲要和（或）重点项目指南等。BAP策略指导下的研究成为分析科学SCI期刊封面论文。关于骨碎补脑保护研究应用的研究，与Johns Hopkins大学合作，在Molec⁃ular Neurology发表论文。

中药质量控制新策略是将疗效相关最佳ABC比值作为方剂质量控制新标准，认为中药制剂的不同药材、制剂因素和制剂过程的不同提取方法均明显影响ABC比值的波动，疗效最佳对应最佳比值。避免目前风行的指纹图谱和中国药典的指标成分作为质量控制标准却不能联系方剂成分与疗效的弊端。

EAGI策略是指靶向未知的方剂ABC，在母方活性导向下进行先导化合物的植物化学分离。EAGI与新药研发流行了200年的活性导向分离（activity-guided isolation，AGI）完全不同，避免AGI讨厌的分离和差的药动学行为，避免AGI（导致西药崛起）使得药物研发高失败、高风险、高费用和长周期。EAGI策略因为靶向体内吸收成分，所有发现成分药动学行为好。因为是靶向吸收的未知成分，因此发现新成分几率高；因为尊重方剂整体性功效，以此为线索发现新靶点成分的概率高。

几个相关的新药创新研究：①用EAGI策略首次发现新靶点整体抗抑郁先导和方剂，挑战了现有抗抑郁策略，发表1年内国际上他引17次。因此，启迪我们提出整体性抗抑郁策略。②我们研究发现，共性调节脑与胃肠失调分子是α2肾上腺素受体。该文引起国外同行高度关注，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合作。③我们首次发现，胃促动力的水合橙皮内酯通过APMA（α-氨基-3-羟基-5-甲基-4-异恶唑丙酸）受体调节发挥了类似氯胺酮的急性抗抑郁作用，而无其毒性作用。

蒋 宁（副研究员，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神经药理学、中药药理学研究及中药新药研发）

——根据中药作用特点，开展中药药理学系统研究，促进中药新药转化医学研究

中医药是一门利用辨证和整体的思维模式、方法来研究和认识人体正常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发病机制和治疗策略、方法、疗效评价等极其复杂的医学科学体系。随着现代药物分离、筛选技术的发展，中药药理和创新中药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表现出一些问题。如中药作用特点是多成分整合调节作用，西药的“one drug，one target”的研究模式无法满足中药研究的需求；创新中药研究脱离传统中医理论与中药临床疗效，导致大量研究成果最终无法获得临床应用等。因此，必须根据中药作用特点，遵循中医辨证论治的思想精髓，坚持中药临床治疗特色，采用现代科技阐明中药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提高标准，创制新药，才能使中药更加安全有效地用于临床疾病治疗。

中药药理学研究要根据中药作用特点，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开展中药系统研究。中医药学是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应用价值的复杂系统，具有非线性、动态发展、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以及整体并不等于宏观等特点，这种复杂性的特点致使中医药药效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的研究非常困难。而多年来有关中医药的研究多借鉴现代西医学分析还原的方法，一般仅仅局限在单一的病理、生理指标上进行研究，忽视了中医学理论的关键问题——整体观，因此其合理性和科学内涵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在中药复方研究方面，多沿袭化学药的研究模式，着重有效成分的分离提纯和结构的测定，仅选择一个或几个与中药复方功效相关的指标或功能系统开展研究，具有一定的偏向性，难以全面、系统地反映中药复方的作用机制。因此，中药复杂体系的研究需要充分考虑到中药的作用特点，即多成分、多途径、多靶点发挥药效的特点，充分借鉴现代生物医学的观念和技术，多视角切入、多技术辅助、多学科渗透融合，建立符合自身特点的研究方法。系统生物学全景式、整体互动性的特点与中医药整体观念、证候的复杂体系及动态连贯性、中药作用的多靶点和突出整体效应等具有很多相通之处，是中药复方药理学研究的良好切入点。Nature上专门谈论中医药的文章指出，“中医药要取得突破性进展必须依靠系统生物学技术”。目前，系统生物学应用于中药复杂体系研究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已经获得广大中药研究者的认可。但在研究中需要注意，必须遵循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采用方证对应和病证结合的原则，选择中药复方药理模型和药理指标，将整体动物、器官组织、细胞、分子水平的药理评价以及系统生物学的评价指标相结合，系统评价所选择模型与临床病证的相关性和合理性，才能够全面、系统、准确地阐明中药及其复方的作用靶点、作用环节和作用过程。此外，中药功效相关的多成分、多靶点、多环节之间组成了密切联系、相互协同与制约的复杂网络，网络药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中药药效机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网络药理学可以发现这一复杂网络的内在联系，揭示各成分间相互协同的机制，明确这一复杂作用关系的整体效应，对于理解中药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具有关键作用。

中药新药研发应该针对临床需求，突出临床疗效，实现有效转化。中医药学有其独特的作用特点理论体系，其发展模式是从临床经验积累到理论总结、再回归指导临床的过程。始终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在临床实践中对生命客观活动规律进行总结，这是中医药学之所以能得以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但目前多数中药新药创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研究未从临床实际出发，而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研究思路多是“从方到药”，即已假定（甚至是确定）此“方”有效，所有的研究工作只是满足注册政策要求的外围研究，或是纯度高些，或是增加些细胞或分子指标，缺少明确的、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数据，使得临床价值受到质疑。临床与科研之间存在脱节，导致科研成果不能够有效地转化。近年兴起的转化医学强调基础与临床双向互动，这与中药从临床-基础-临床的理念相吻合。因此，从临床中发现新药是转化医学趋势下的创新中药研究与开发的重要途径。通过临床-基础-临床的循环式研究，针对临床需求，突出临床疗效，改变中药基础与临床研究间的脱节，实现系统医学与个体化医学的结合，是中药新药转化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方向。

康 永（研究员，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药药理学研究和中药新药开发）

——充分认识中医内涵对指导中药应用的重要性，以疗效为出发点研发创新中药

创新中药研发应以疗效为出发点。现在一提“创新中药”研发，就把这个所谓的“新”理解成对中药进行所谓的现代化改造，认为工艺“科学”、剂型时髦、从西医角度药理作用机制研究“出奇”以及质量控制指标“现代”才叫“创新中药”。还有人认为，目前的注册分类不合适，也需分类创新。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关键，国家对理想新药安全、有效和可控的要求才是关键，其实在三者中间，有效是核心，安全和可控都应该是为保证疗效服务的，而且新药研发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也都是为疗效服务的。任何工作，都应该是围绕疗效进行的，在能够保证甚至提高疗效的前提下，做得精致或现代一些才是可取的。就是说，要追求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不应该只追求形式上的所谓创新，其他方面做得再漂亮，疗效下降或没有明确疗效，都没有意义。如果所谓研发“水平”提高了，但疗效下降，那传统形式就没有改的理由。已经有许多所谓中药传统名方制剂在进行现代化改造后疗效大大下降了，把认为“傻、大、黑、粗”应用数百年上千年的传统“丸、散、膏、丹”用所谓现代工艺提取而改造成浓缩丸、胶囊、软胶囊、滴丸和口服液等现代剂型，都远不如传统制剂疗效确切，多数例子是不成功的，就连西药都有许多新药不如老药的情况。所以，我们在创新中药的研发中也应该吸取这些教训。

疗效如何判定，评价体系要恰当。现在进行中药新药的研发，有不同的模式和理念。中药新药的评价，应该以能使中医药事业发扬光大为前提。现在很多研究都是以西医模式进行的，中医和西医疾病的分类体系内涵、外延都是不一样的。因此，用药原则和理念以及疗效判定标准也是不一样的。用西医理念还是用中医理念评价中药的疗效，结论会相差很大，甚至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很多人认为西医的标准才是唯一科学的标准，认为中医传统的认识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因此，用西医的评价体系套用到中药上，这就造成了他们认为大多数中药疗效都不确切和不理想，这其实是不太了解或者不理解中医药的内涵所致。中医和西医对疾病分类的角度和层次完全不同，所以治疗原则也有很大的差异，互相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甚至有许多名词所指不同。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同样一个词汇中医所指和西医不同，就认为是中医错了，实际上并非如此。西医传到中国历史并不长，中文当中中医所用的很多词汇是从几千年前一直沿用到现在的。西医传入中国以后，很多概念所指是在外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借用了中文的词汇，如果说同一个西医词汇所指与中医不一致，那是西医概念翻译成中文找不到恰当词汇的问题，而不是中医用词的问题。一句话，西医看到中医概念的时候，切忌望文生义，应充分认识中医内涵及其对指导中药应用的重要性。

西医是以解剖学为基础形成的医学体系，对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更注重器官部位、组织构造和相关指标检测等方面，并因此形成了相应的疾病分类体系和诊断标准。而中医是以功能为前提来大致划分脏腑经络的，而且看问题更多的是从整体宏观的角度进行，分析判断疾病推理的成分占有很大比重，但这并不是凭空想象的推理，而是在大量临床实践基础上总结的规律。而且中医疾病分类的角度也与西医完全不同，中医还讲辨证论治，是在众多疾病（它对疾病分类的角度与西医不完全等同）的基础上又上升一个高度，即按照病因病机的属性对疾病进行分类归纳，就是说不同的病属性相同，那就是证相同；同一个病属性不同，那就是不同的证；所以同病不一定治疗方法相同，中医诊断要看证候。证候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一系列规律出现的一组症状和表现，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医的基本理论定名为某个“证”。中医治病是以“证”为根本，不管是不是同一个病，先辨“证”，然后根据“证”的属性来决定怎么治疗，这就是论治，这就是中医一再强调“辨证论治”的出发点。中医辨证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有好多方面，比如八纲辨证、六经辨证、三焦辨证和卫气营血辨证等。最基本的是“八纲辨证”，这是要确定疾病八大方面的根本属性，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辨证明确以后，相应的有滋阴、补阳，以及寒则热之、热则寒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等用药原则。比如患了西医某个病的许多患者，用中医辨证可能一部分是寒证，一部分是热证，如果按病选药，都用温热药，那属热证的那一部分患者就违反热则寒之的中医用药原则了，成了火上浇油。所以，按西医理念没有辨证的概念就认为这个中药能治这个病，统计有效率时，假如只有50%就认为疗效不明显，但其实另50%是因为不对证所致；并不是这个中药没有效果，而是属于不合理用药，不仅不会有效，甚至还会因火上浇油而使热证的问题更加严重。所以如果按西医思维用药，不清楚中医的概念，没有辨证论治的思想，用药不对证，就不会有效，甚至会加重病情。中医的“证”和西医的“病”完全是2套分类体系，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不能往一块套。比如国际上植物学也有不同的分类体系，同一个植物，用形态分类体系来分，有的植物是属于同科同属的，但是还有别的分类体系；如果用化学分类体系来分，同科同属的植物就可能完全不是一类，比如同属植物青蒿和黄花蒿，都是属于青蒿这味中药项下的，用中医药的理论来归纳它们的功效也大多是一致的，但是用化学分类法来分的话，只有黄花蒿里面含有青蒿素，植物青蒿里面是不含青蒿素的，那在这个成分这一点上，它们就完全不是一类。中医把疾病按“证”来归纳和西医按解剖学和相关指标来对疾病进行分类也是一样的道理，那是完全不同的2套体系。所以评价中药的疗效，如果完全不理解中医的这些内涵而用西医病的概念和西医的理念去看待中药，那就做不到充分理解中药的疗效，也就对中药在解决“证”的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视而不见了。所以很多人笼统地说中药疗效不确切，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导致的。不是中药没有效，而是因为角度不同而你看不到。

中药的主流应用形式与中医的理念是相吻合的。很多人认为中药的应用形式显得太粗放了，需要进行现代化的发展和创新。发展和创新是没有错的，但是要全面淘汰中药的传统形式，是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医药的特色和价值所导致的。中药几千年主要是以水粗提取的混合物复方应用（比如汤剂以及现代的复方颗粒剂），更粗的用法还有全生粉入药（如丸、散），还有其他的用法如酒剂是以乙醇为溶剂，那也是乙醇的粗提物。中药大量成分混合应用也是药物应用的形式之一，粗并一定就不好，中药的起源是药食同源，和食物的应用形式很类似。食物能给人提供能量和营养，但也是混合成分综合食用，要是只食用营养素的纯品，会对人有毒副作用。中药也是同样的道理，它不是仅仅应用活性成分的纯品，而是综合应用，发挥疗效的同时，也能避免许多安全性的问题。所以中药如此应用，历史证明也有其合理之处，在几千年的临床实践中以中医的辨证论治理论为指导，证明都是行之有效的。西医直观、具体、数据化的思维模式伴随它产生了成分明确、单一的用药形式。中医整体、宏观、辨证的思维模式孕育了中药综合利用成分、混合物整体应用的用药形式。实践证明，在治疗疾病过程中各有各的优势，如果抛弃了中医的基本理念，中药的这种应用形式用在西医角度分类疾病的评价体系当中，按西医标准判断就不承认其价值，这就把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给抹杀了。当然，从中药当中提取某一部分（中药新药注册中称为有效部位）或某个单一成分的中药研发也不是不可以，但有效部位制剂还有可能与中医理论联系起来应用，还可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中药。单一成分与中医宏观的理念和辨证论治的原则就很难挂钩，那就更适宜研发天然药物意义上的新药，而非中药新药了。国家支持的创新中药研发的重大专项更容易使人们向着天然药物的方向发展，那样的话，本质上是属于以传统中药为原料开发新药，并不全是研发的真正意义上的中药新药。以中药为原料研发新的药物，只要有利于防病治病，也是可以的。我主要是强调什么是中药，这个概念需要搞清楚，不要把中药和以中药为原料研发的其他新药混淆，二者的混淆会引起评价标准的混淆，不利于正确评价中药的作用。

应客观认识中药的药理作用。中药传统应用形式主要以混合物总体综合应用为主，其药理作用特点与西药单一成分应用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成分复杂，任何一种成分在其中的含量都不是占有绝对优势，所以才会有多靶点的特点。但以西医观点来看待，对于其中每一个靶点的作用可能都不太强，那在单靶点上一一看待，可能会认为都没效，所以像有的专家在讨论会上说的那样，要每个指标与其他药物去一一比较，效果都强，才能承认它的作用，但要是那样评价的话，所有的中药混合物制剂都会被认为没有价值。而中医用药是解决“证”的问题，如果与“证”相关的一系列的药理学指标都有所改善的话，那针对它对众多指标作用形成的这种“合力”以及它对“证”的整体改善作用，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它有实际的价值。而且评价中药的疗效，也要结合其体现的临床价值去看待，临床上对某个“证”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在药理学上因为我们药理学评价标准的不合适而去否定它的作用，进而不承认它的临床效果，这就不科学了。不管中药还是西药药理学，都应该是为临床服务的。西药是因为进行药理实验前并没有临床数据，而中药传统的发展是有大量相关的临床实践。我们现代的中药药理学研究是临床后的再研究，更应该重视中药临床上表现出来的疗效。发现与临床不一致的地方，应首先审视我们的思维，不应该用不恰当的评价标准去否定临床。

总之，我们是为发展中医药事业而对中药进行创新研发，应该是继承和发扬两方面并举，完全抛开中医药的体系去单一地进行现代化发展，完全搞成天然药物的开发，并不能使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中医药有很多奥妙，就看我们能不能用正确的思维看到它的真正价值了。

连晓媛（教授，浙江大学药学院，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神经药理学和中药药理学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发挥中药优势，体现中药特色，开展中药药理学的创新研究

针对难治性、复杂性疾病（如肿瘤和神经退化性疾病等），开展中药药理学的创新研究，以期发挥中药的优势，体现中药特色。若中药能解决西药还未解决或难以解决的问题或能克服西药治疗本身存在的问题，自然就有了优势和特色。可以说，以杀灭癌细胞为目的的西药（包括传统化疗和靶向药物）无法杀灭患者体内所有癌细胞，相反往往使癌细胞变得越来越强大，而正常细胞却越来越脆弱。中药则可同时从免疫（扶正）、炎症（肿瘤微环境）和抑杀或/和改变肿瘤细胞等多个角度进行系统的综合治疗，在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和延长寿命方面有用武之地。再比如，在帕金森病（Parkinson disease，PD）治疗方面，多巴胺替代疗法和抗胆碱类等在内的几十种药物只能缓解运动症状（无神经保护作用，不能停止或减慢PD疾病的进程），对非运动症状无效，有效期有限，且具有严重副作用。中枢神经系统错综复杂又高度整合，因此要安全有效地治疗PD和其他脑病需要针对疾病发生和发展的细胞和分子机制，进行调控性的系统治疗，这就赋予了以系统治疗、标本兼治为特色的中药治疗PD和其他脑病的优势。

辨证施治赋予了中药（特别是中药复方）异病同治的特色，其现代科学的实质是这些异病具有共同的病理机制，而基于辨证施治的中药正是治疗了这种共同病理机制。除神经内分泌紊乱外，越来越多的研究提示，代谢紊乱、慢性炎症、表观遗传学改变或紊乱等也可能是很多重大疾病的根源或驱动力。因此，中药对这些共同病理机制的影响值得关注。

在创新的路上，应该重视目标，少一些格式化的东西，提倡多学科交叉融合，提倡、鼓励自由发挥、自由创造。在过去的重大新药创制专项中，以新结构来判定药物的创新性可能使不少安全有效的候选药物失去成药的机会；再比如，在国家某些基金课题的申报和评审过程中，在政策层面和评委评审时，可能会以某些条条框框来界定课题属于或不属于中药研究的范畴。但值得一提的是，也许某个时候外国人用他们的思维方式研究中药也能产生重大成果。

培育成功范例，以点带面，最终建立具有学科特色的中药药理及创新中药的研究体系。如何开展中药药理研究及创新中药研发，应该是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至少现在还没有，但这并不影响开展创新研究。若能针对某种或某些难治性疾病，研究人员用自己的独特方式和方法，解决了西药不能解决的问题，凸显了中药的特色和优势，就能作为成功的范例给人启发。随着十个、百个、更多的成功范例的产生，也许长期困扰我们的难题就会有了答案。

发挥临床自愿患者对创新药物研发的作用，建议建立规范的操作体系。动物和人类对药物反应的差异、动物模型和临床疾病的差异是新药临床试验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近年来国外学者在国际顶级杂志提出了在新药研发早期，临床自愿患者试用的建议。神农尝百草开创了中医药的历史，因此本人也赞成这种观点。对某些疾病的晚期患者来说，现有药物完全失去治疗的希望，如晚期的癌症患者和PD患者等不仅失去治疗的希望，而且饱受疾病的折磨，往往导致一种生不如死的状况。可见，在规范操作的前提下，允许临床患者自愿试药，有利于患者，而且可以早期知晓药效情况，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动物模型与人的差异性导致的有效药物漏筛的可能。因此，可提高创新药物研发的成功率和经济效率。

林 青（教授，云南中医学院，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药药理学研究）

——从中医的临床治疗规律中发现具有新作用机制的药物

用已知的药物靶标进行筛选获得新结构类型的活性化合物和用具有活性的化合物为探针发现新的药物靶标是新药研发的2项基本任务。尤其是新靶标的发现对新药的研发具有重要意义。“要研制一个好的药物，必须先找到一个好的药物靶标。”至今已经开发成功的药物所针对的基因与人类所有的2~3万个基因，加上它们的不同调节版本，近10万个基因的潜在功能相比，显然还有许多基因可作为药物的靶标来发掘。使用具有确切药理活性的中药为探针来发现药物靶标可成为靶标发现的有效途径。而寻找中药治疗疾病的靶标，不仅可以揭示中医药治疗疾病的奥秘，还能利用靶标来开发和设计新型药物，是发现具有新作用机制的原创新药的重要途径。

中医药学与西方医学的不同之处是采用了不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阐释生命和疾病现象。“辨证论治”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是中医临床诊断、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在中医的临床实践中，对由望、闻、问、切”“四诊”所获得的临床信息“证候”用中医学理论进行分辨确认其“证”的类型，进而根据“证”而确立治法、选择处方、加减用药实施对疾病的治疗，“证”的改善是判定中药疗效的唯一标准。“证”与建立在现代诊断和治疗学基础上以疗效评定标准为依据的“病”有若干不同。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一个“证”可以包含多种的“病”，相同的“病”又可辨为不同的“证”。因此，目前所采用的简单地运用现代医学对“病”的认识去评价中药的疗效是不全面的。中药的发展历程是在中医药学理论指导下，经过临床医疗实践，对各种可能成为药物的物质的功效和药性，进行反复不断的验证，然后经过深化、整理、规范并纳入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认识过程。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中医的辨证论治具有科学的生理病理学基础，提示中药与化学药物治疗同一类疾病的环节及治疗机制上可能存在不同之处，具有其特定的靶标。

我们近年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对具有特色、确有疗效的中医临床用药证治规律，如对“解表法”的方剂，从整体、组织、细胞及分子水平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表证是指六淫疫疠邪气经皮毛、口鼻侵入时所产生以恶寒、发热、头身痛、鼻塞、流涕、咳嗽、咽痛等为主的症状，从表证的症状学来看与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症状极其相似。大量临床研究表明，解表方银翘散治疗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有确切的疗效，不仅可以改善患者的症状，还能明显缩短病程。而银翘散的药效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发汗、解热、抗炎和抗病毒等方面，但其作用强度与现有化学药物相比并未表现出显著优势。因此，现有的研究结果难于解释银翘散对急性上呼吸道感染良好的临床疗效。所以，我们认为银翘散防治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机制可能涉及到其他方面。

呼吸道是机体与外界接触最为密切的部位，覆盖在整个呼吸道表面的黏膜不仅具有一般性的屏障作用，还是执行局部特异性免疫功能的主要场所。分泌型IgA是呼吸道黏膜表面的主要效应分子，能有效地阻挡病原体的黏附或定植，使机体免遭侵害。我们以呼吸道黏膜免疫主要效应分子分泌型IgA为指标成功建立了寒冷呼吸道黏膜免疫低下模型，证实银翘散可以提高寒冷模型小鼠唾液中分泌型IgA的含量。银翘散不仅对寒冷模型合并鼻腔接种肺炎链球菌小鼠有保护作用，对寒冷模型合并病毒感染小鼠也有保护作用。还发现银翘散通过提高寒冷模型小鼠口腔及咽喉部黏膜中细胞因子γ干扰素和肿瘤坏死因子α的含量，上调多聚体免疫球蛋白受体基因和蛋白的表达，从而增加了上呼吸道分泌型IgA的含量，从而提高上呼吸道黏膜免疫功能。

聂 克（教授，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药药理学研究）

——经方是创新中药开发的重要源泉

创新中药的研发思路有很多种，对“经方”进行中药新药研发是重要的方法之一。经方，一般指东汉张仲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方剂，后世方剂多由经方加减化裁而来。因此，经方被认为是中医方剂之祖。经方配伍精当，功专效宏，有千年的临床应用历史。经方所含药味很少，平均每方不到5味药，便于进行方剂配伍、化学成分和工艺质量研究。经方在日本倍受推崇。他们研制的“汉方制剂”即源于经方，而且汉方制剂基本上是张仲景的原方，不但在日本国内大量应用，还占据了大部分国际中药复方制剂市场。

从经方中开发创新中药，既有中医理论依据，也有中医临床应用基础，又有市场开发的成功范例可以借鉴，是开发创新中药的一条捷径。因此，强烈建议将经方列为创新中药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

任 远（教授，甘肃中医药大学，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药药理学与毒理学研究）

——突出中药特色，以临床疗效为目标，在继承中创新

中药药理学科和领域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中药药理学未来怎么发展？如何实现创新？不同学人看法不尽相同。发挥学科特色，在中药药理学研究和中药开发研究领域实现“创新”，是本学科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本人就上述问题提出以下观点。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以临床疗效为目标，在继承中创新。中药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使用的药物，这一原则和概念被学界所公认。“理、法、方、药”是中医临床组方的基本理论，“君、臣、佐、使”是中药配伍的重要特点，也是中药有别于天然药物和化学药物的重要特质。中药药理学研究应该在继承中去创新。“继承”是指应以中医理论指导为原则；“创新”是指以现代科学技术方法为手段，以阐明中药与机体的相互作用和作用机制为研究内容；其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中医临床，而不是效仿天然药物或化学药物。中药药理学研究如果偏离了这一原则，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明确中药药效物质基础是中药药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安全、有效、质量可控”是药物三大基本要素。化学药品结构清晰，靶点明确，以纯品为原料，可有效控制药品的质量。中药的特点是多组分、多靶点、多途径、多药效，其成分的复杂性导致绝大多数中药作用靶点不明，作用机制不清。同时，由于药效物质基础不明确，难以建立科学的质量标准，无法有效控制药品的稳定性。这不仅成为中药被人诟病的缺陷之一，也成为中医药不被西方现代医学所认识和接受的主要障碍。中药药理作为中药学科链中最重要的一环，当前应以基本阐明中药药效物质基础为首要研究任务。应集合各方力量，采用现代生物医学和化学的先进技术方法，有计划地进行中药化学组份/成分/药效关系的系统研究，基本阐明中药药效物质基础，为有效的控制中药的质量提供实验依据。

阐释中药的作用机制，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是中药药理学研究的主要目标。中药因其成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绝大多数中药的作用靶点尚不明确。以往由于缺乏有效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中药作用机制的研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大多研究结果不够深入和明确，或不全面，使得中药药理学研究基本没有实现服务于临床的基本目标。随着生物医学和化学的快速发展，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不断出现，蛋白质组学、基因组学和代谢组学等生物医学研究方法使得中药药理学的研究可以从分子和基因水平去进行探讨，高效液相色谱、气相色谱、质谱、液-质和气-质联用等化学分离分析方法的普及，使得大规模进行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的研究成为可能。同时，学科的交叉和协作也为中药药理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条件支持。充分利用系统生物学和化学分离分析研究手段，阐明中药的组分-靶点关系，阐释中药的基本药理（毒理）作用机制，为中医临床合理用药提供现代研究的理论参考，应作为中药药理学目前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目标之一。

创新中药的研发应保持中药的基本特色，有别于天然药物和化药。中药的特点是辨证施治，中医理论是其理论依据，中医师是中药使用的载体，脱离了中医理论的范畴，中药创新就失去了其理论优势，成为无本之木。要体现中药的特色与优势，中药创新就不能脱离中药的范畴。目前部分所谓的创新中药，虽然采用了很多现代科学技术，却失去了中医中药的特色和理论支持，虽冠名以中药，但临床中医师却不用或不会使用，这一现象应引起学界的反思和重视。

创新中药研究的思路。中药的核心或优势是辨证施治，“辨”与“变”是其核心，“辨”者辨病，“变”者变方，性味、归经、功能主治是中药的基本元素。创新中药如何体现辨与变的优势特点，是创新中药研发需要思考的问题。我认为组分中药和组合中药应作为创新中药研发的重要方向。组分中药是目前创新中药研究的热点，在基本明确各组分药理作用的基础上，以各组分组方成药，并仍以中医术语赋予其功能主治的要素，既体现了中医组方“君、臣、佐、使”的特色，又实现了减小服用量的目的。其特点是能基本保持原方的主要有效成分，在基本维持原有疗效的基础上，实现了中药的创新，应作为创新中药研发的主要方向和内容。但组分中药的研究宜“粗”不宜“细”，否则可能会失去大量的有效成分，导致疗效与原方出现较大的差异。组合中药的概念是在基本方的基础上进行加减组合而形成若干个成方，并选择一定的剂型研制而成系列组合中药。组合中药的特点是考虑了疾病变化的过程，在疾病的不同阶段施予不同的组方，以体现中医辨证施治的特点。

中医药不仅是我国传统医学的瑰宝，也是全人类的财富，以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疗效伫立于世界医学领域。如何保持其特色，发挥其优势，在继承中创新，是中药药理学研究领域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上述观点仅为个人之孔见，或有失偏颇，仅供同道参考。

徐惠波（研究员，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药基础和新药开发研究）

——创新中药研发应以临床为基础，适应中医临床辨证用药需求

中药药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以中医药基本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药和机体（包括正常机体、病理机体和病原体）相互作用及规律。中药药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多年，积累了大量的科研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展中药药理学是摆在我们专业工作者面前不可回避的问题。①中药配伍理论是中药复方治疗疾病的理论基础，开展中药复方配伍关系的研究，能很好揭示中药治病的特殊方式和规律。②当务之急应开展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研究，这已经成为制约中药药理学发展的首要问题，因现在实际研究中应用的基础药理学动物模型无法真正反映中药作用的本质。③在动物模型临床症状评价时，应尽可能地应用客观、定量和可评价指标，减少模糊的定性指标。④药物作用效果的观察应以中医临床为指导，作用机制的研究应围绕中医临床作用效果来进行。

中药在我国已经有几千的应用历史，为人民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中医药健康资源，为全人类健康服务。创新中药研发应以临床为基础，适应中医临床辨证用药需求。创新中药源于中药，而又高于中药，应做到其药效物质相对清楚，作用机制相对明确，质量可控，服用量小，安全有保障。其研发途径应包括：①开展中药复方创新药物开发；②开展中药有效组分创新药物研发；③开展中药有效组分配伍创新药物研发；④开展中药有效作用方剂优化的创新药物研发；⑤开展中药经典方剂优化和剂型改造；⑥开展中药有效单体化合物（微量作用成分）创新药物开发；⑦开展作用效果明确的有效单体化合物（合成）创新药物开发。

曾 嵘（教授，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药药效作用机制及物质基础研究与中药毒理学研究）

——中药复方的新药研究要有坚实的临床基础

中药复方的新药研究一定要有坚实的临床基础，从立项研究开始就必须是临床疗效肯定的，有效治疗病证的方药。在实验研究中，也要体现和临床病证的一致性。因此，动物的病证模型是关键问题。刘建勋老师在会上介绍的研究思路可以说是比较靠近临床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临床患者体质不同，个体差异大，在“证”的症状表现上虽然有一些共性，但是有程度上的不同，医生的诊断标准有差异，文献记载也各有说法，所以如何定量确定“证”的判断标准？其次，动物和人存在生物学差异，这些症状模拟到动物身上到什么程度才算成模？另外，动物与动物之间存在品种差异，选择何种动物研究以及症状体现的标准都是有待思考的问题。还有药物进行动物研究应该选择多模型进行验证，方可获得相对可靠的疗效验证结果。总之就是复方的辨证论治，疗效要来源于临床，而实验室研究也要在动物身上尽可能模拟临床的病证，并且要考虑一种模型对疗效验证的局限性。

关于创新药物研究的几点看法：①筛选时可考虑联系临床的一种研究方法。孙建宁老师曾介绍过一种方法，虽然介绍的是复方的方证结合的研究思路，但是我觉得也可用于天然药物的研究中。我们创新药物的研究都是通过基因、蛋白靶点的高通量筛选得到先导化合物，这样的结果已经有很多证明了其弊端。疾病均具有多态性，意味着对单一靶位的控制最终不一定能有好的疾病治疗效果，这也是很多新药到了临床Ⅱ或Ⅲ期疗效不行，最终走不下去的原因。可考虑将新发现的天然产物初筛时，既有实验室研究，也可开展部分临床的体外实验。如选择“证候”患者的血清进行化合物的干预，可以比较干预和不干预的指标变化，而且还不止一个环节，可以通过检测多项指标来发现药物对“证候”患者的作用和可能的作用环节，从而在得到较为可靠的临床提示后，再开展全方位的研究，确保研发的成功率。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在实验室找不到合适的病证模型，导致研究遇阻或研究结果不可靠的问题。②作用机制研究。除了疗效的研究，在作用机制的研究中，可以针对“病”或“证”的明确的病因病机选择几个标志性蛋白、基因或其他指标，来共同研究方药的作用机制，而非单一靶位进行机制分析且作为临床治病的理论和实验依据。当然这个前提就是要对“病”或“证”的生理病理研究有很准确的、共性的认知。③关于中药研究中中药质量的问题。除了上面应该考虑到的问题外，在研究中导致结果不稳定的原因还有可能与中药材质量和工艺有关。所以如何保证中药的质量，确保疗效和研究结果可重复性，也是要关注的问题。

结语

中药药理学研究与中药新药研发都是中药现代研究的重要任务，尚有许多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有待深入研究和解决。中药药理学研究思路、技术与方法的突破对于揭示中药复方的科学内涵和提升中药新药的研发水平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药，尤其是中药复方，不同于化学药和生物药，也不同于植物药。回望我国近20年走过的历程，中药药理学研究伴随生命科学的飞速发展，在探索中进步，与中药现代化发展同行，取得了显著进展，积累了丰富经验，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当今科学技术尤其是生命科学的飞速发展及其与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为深入开展中药药理学研究、取得新突破带来了新机遇。在下一步研究中应继续秉承《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2002~2010年》提出的继承和创新相结合基本原则，在传承的基础上，积极鼓励和支持运用多种思路与方法开展创新性研究，力争在重大科学问题与关键技术研究方面取得新突破。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先生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发言讲到，“重大创新是无人区的生存法则，没有理论突破，没有技术突破，没有大量的技术积累，是不可能产生爆发性创新的”，很受启发。中药药理学研究和中药新药研发是我国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我们要依靠自主创新，解决科学和技术难题，提高研发水平，推动发展和进步。

中药复方药理学研究和中药复方新药研究开发仍是未来中药现代化的重点任务，也是研究的难点。中药不同于植物药，中药复方亦不同于植物药复方。中药复方所含药味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进行配伍组合，形成“有制之师”。中药复方的药效是方中多味中药作用的综合效应，方中单味药物间的组合是复杂的非线性加和关系，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因此，中药复方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疗效的发挥有赖于多味中药在多个生理、病理环节和水平上的相互协同与制约，作用机制十分复杂。因此，科学地揭示中药复方独特的药理作用及其复杂的作用机制难度很大，要有新思路，需要中药药理学研究技术与方法方面的创新和突破，这对当代科技人员的智慧和勇气是一个巨大考验。

发展中医药是我国重要的国家战略，推动中药药理学研究和中药新药研发的发展也是我国老一辈专家的夙愿和为之奋斗的目标。早在1995年11月，时值我国中药现代化战略实施的前夜，中国药理学会中药药理专业委员会在重庆召开了“中药药理专业委员会成立十年庆典暨第五届全国中药药理学术大会”，我国著名药理学家周金黄先生在大会报告中提出了中药研究“五结合”的学术思想，即“中西医学理论的互补与结合、中药化学与药理学的密切结合、中药方剂药物化学与中药单味药药物化学的结合、中药临床药理学与基础药理学的结合、中药研究与开发的结合”，对于中药现代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药药理学及中药新药研发应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秉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力提倡和鼓励在创新思路指导下，运用新技术、新方法进行研究，不断提高研究水平，促进中药药理学学科发展和创新中药的研究开发，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Novel ideas and methods of pharmacological and new drug research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ANG Ning1，3，ZHANG Yong-xiang1，3，DU Guan-hua2，3
（1.Institute of 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Beijing 100850，China；2.Institute of Materia Medica，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Beijing 100050，China；3.Professional Committee of Pharmacology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Natural Medicine，Chinese Pharmacology Society，Beijing 100850，China）

The seminar on novel ideas and methods in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es，and new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organized by the Professional Committee of Pharmacology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Natural Medicine，Chinese Pharmacology Society，was held in Tengzhou，Shandong Province，on August 5，2016.Professor ZHANG Yong-xiang，chair of the committee，presided over the seminar.Professor LIU Jian-xun and LI Lin delivered keynote speeches.More than 30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attended the seminar.The participants had a broad and in-depth discussion on issues concerning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es and new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CM.The ideas and proposals by some committee members were summarized，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in the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es and new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CM.

ideas；methods；pharmacology；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new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ZHANG Yong-xiang，E-mail：zhangyx@bmi.ac.cn；DU Guan-hua，E-mail：dugh@imm.ac.cn

R285

A

1000-3002-（2016）09-0893-017

10.3867/j.issn.1000-3002.2016.09.001

2016-09-06接受日期2016-09-20）

（本文责编齐春会）

蒋宁，药理学博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药药理学与神经药理学研究。

张永祥，E-mail：zhangyx@bmi.ac.cn；杜冠华，E-mail：dugh@imm.ac.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