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农民国期刊文章撷英

2016-01-30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100029

中医文献杂志 2016年3期

关键词：上海辞书出版社周氏小农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100029)

闫立彬　张家玮△

周小农民国期刊文章撷英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100029)

闫立彬张家玮△

摘要：本文通过搜集、整理民国医家周小农于当时所发表的期刊文章，选择其中较有代表性者，从学术观点、临床经验、建言献策等3个方面对其言论进行梳理总结，为系统研究周氏学术思想提供基本素材。

关键词：周小农民国期刊学术思想临床经验

周小农(1876- 1942年)名镇，字小农，号伯华。因清明节出生，故又字明生，江苏无锡人，民国时期著名医家。周氏初随同乡邓羹和习医，后经祝兰舫、荣瑞馨介绍，得名医张聿青之传授，为张氏入室高徒。周氏初悬壶于上海，辛亥光复后回无锡行医终老。曾长期兼任《医钟》、《神州国医学报》、《绍兴医药月报》、《现代医药》等期刊的编辑、特约撰述员等职务，继任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

周氏一生致力于中医学理论研究、临床实践以及文献整理工作，所撰《惜分阴轩医案》(此书经后人整理，于1962年出版，并改名为《周小农医案》)为其学术思想的代表著作。除《惜分阴轩医案》外，周氏于民国时期立论颇多，其言论常被当时中医期刊杂志所刊载，故搜集、整理、研究周氏于民国时期所发表的期刊文章，对于全面认识周氏学术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由于周氏所处时代时局较为动荡，导致期刊文献大多散佚。为系统搜集、整理周氏当时所发表的期刊文献，笔者多次前往国家图书馆、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等处开展文献调研工作。通过《绍兴医药学报》、《三三医报》、《神州国医学报》等10余种民国期刊以及200余册、近12万页的《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系列丛书等资料，查找出周氏撰文120余篇。今择其中较有代表性者，从学术观点、临床经验、建言献策等3个方面归类略述如下，为系统研究周氏学术思想抛砖引玉。欠缺之处，还望同仁不吝赐教。

学术观点

周氏一生勤于诊务，但并未放弃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思考。对于当时颇具争议性的学术内容，周氏不人云亦云，而是有着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并且经受住了学术发展的检验。

1.主张心为藏神之舍，脑为运神之机

周小农认为心可统帅百骸，而脑为百骸之一，故脑无法与心相提并论，更不能舍弃中医关于心的功能、作用的认知，继而完全拘泥于西医所谓“知觉运动属于脑”之说。周氏直言，对于心和脑的正确认识应是心为藏神之舍，脑为运神之机。同时，周氏指出“西医治精神病少可用之药，实缘误知觉运动之纯属于脑而不关乎心耳”[1]89。周氏于百年前即指出西医治疗精神性疾病的局限性，并从中医角度揭示造成这种局限性的原因，即使在今天看来，周氏之学术观点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2.从“肝升肺降”角度解释中医“肝左肺右”之说

《素问·刺禁论》中有“肝生于左，肺藏于右”之说，民国时期许多医家将其解释为肝育于左、肺育于右。周小农认为，这种既无视西医解剖事实，又未能紧扣《内经》原义的解释是错误的。受其师张聿青启发，周氏认为：“肝生于左之生，音甥，起也，动出也，谓肝主生升之气，动出于左也；肺藏于右之藏，音鑶，潜藏也，谓肺主肃降之气，潜藏于右也。”[2]430周氏于临床以肝升肺降理论指导肝升太过、胆汁上泛与肺降不及、气管窒塞之证的治疗，效果显著，从理论及临床两方面对经文作了很好的阐释。

3.主张“五行学说”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民国时期，受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不少西医人士屡以五行学说诟病中医，如余云岫在《灵素商兑》一书中大肆抨击“五行”，甚至中医界内部亦有不少人主张废除五行，如章太炎[3]、陆渊雷[4]、袁桂生[4]等。周小农认为：“欲存国粹，宜自守约，守约之法，义取实用……必去虚奥之弱点，免予反对者口实，用所长以遗所短，此为正确解决五行之职志。[5]”可见，周氏主张保留五行学说中具有临床诊疗意义的实用内容，舍弃故弄玄虚的糟粕内容。周氏严谨务实，不盲目随波逐流的治学精神跃然纸上。

4.丰富赤膈伤寒、黄耳伤寒治法内容

周小农认为，赤膈伤寒、黄耳伤寒实非伤寒，乃为两种疡科疾病，由于非为医家所熟知，故有推广其治法的必要。对于赤膈伤寒，若见身热、头疼、体痛、胸膈疼痛或胸胁赤肿发疱，治宜荆防败毒去参，加芩、连、犀角、紫荆皮；若表证已退，大便燥结，胃热炽甚，则宜凉膈散清阳明而通腑；若寒热如疟，邪在少阳，宜小柴胡去参，加枳、桔以和解，或用三棱针针刺肿处，以泄其热毒；若胸膈赤而不痛，寒热有时，宜加青蒿清肝胆血分伏热。对于黄耳伤寒，若见猝然恶寒发热，耳中策痛，耳轮发黄，脊背强直如痉状，宜荆防败毒去参以散之；甚则小续命汤去附，加白附子、蔓荆子、僵蚕、天麻以祛其风，外用苦参或骨碎补水磨拭之[1]263。

5.考证象贝非经方之药

民国时期，中医界出现狭隘的经方派，其医家盲目崇拜经方，非仲景方、仲景药不用。部分药店于是投机取巧，声称象贝为经方之药，并囤货居奇，肆意抬高象贝价格，致使家庭困难的患者无法使用象贝一药。周小农对无良商家做出如此行径深恶痛绝，遂萌生借考证之意揭穿商家谎言的想法。周氏经考证认为，象贝一药，为明末方才载入本草书中，并非商家所称经方之药，亦非必用之药。周氏此举，有力地揭穿了商家的谎言，为象贝价格回归正常作出巨大贡献[6]。

临床经验

周小农临证40余载，学验俱丰，尤其擅长温病、肝病的诊治。笔者就其民国时期所发表的期刊文章，对周氏临床经验进行挖掘整理，以期为今日中医临床参考借鉴。

1.因人制宜选择中医西医

周小农在《吾国有极效之古方往往有突过西人之处试各举所知以对》[7]536一文中指出，西医采取手术方法治疗肺痈，疗效快于中药汤剂。但当时大多数患者体质较弱，并非人人都适合手术疗法，而中药汤剂则不失为除手术疗法之外的有效治疗途径。周氏称其师张聿青常以苇茎汤加减治愈肺痈。周氏另据个人经验，认为在苇茎汤中加入鲜蕺(即鱼腥草)一味，疗效更为显著。可见，周氏在治疗中不存中医西医之偏见，主张临证应因人制宜，客观选择中医或西医治疗。

2.清热豁痰、育阴熄风治疗半身不遂

周小农治疗半身不遂常宗明代缪希雍的“内虚暗风”治法，初以清热豁痰，继以育阴熄风。前者药用丹皮、石决明、肥知母、钩勾、丝瓜络、羚羊片、钱石斛、花粉、橘络、霞天面、桑沥、雪羹汤代水，方名清肝豁痰汤，用于治疗肝热生风、蒸痰阻络之半身不遂；后者药用首乌、大天冬、杞子、胡麻、大生地、归身、玉竹、甘菊、白蒺藜、桑寄生、阿胶，方名育阴熄风汤，用于治疗风僭血并、阴枯阳结之半身不遂[7]409。周氏治疗半身不遂的治法方药，至今仍不失其临床指导意义。

3.治疗咽喉疾病注重使用通法

周小农指出，咽喉疾病多属于热证，但时有医者不知表邪易于化火而妄投温散之剂。为纠正时弊，周氏强调，治疗咽喉疾病时，应根据病机实质予以通法为主进行治疗。属邪陷于肺者，则在邪气未甚之时，开其闭结，使痧达气平；属痰火凝结于胃，致枢机痞塞者，则应宣气消降；因瘀而痰热阻塞者，应清血活血；因温邪为患，颈现红色，昏谵并作者，为毒归于心，应清营解毒；因食滞火郁，热蒸湿阻者，应通降郁火，使便解浊降，火熄痧透；若妇女经来忽止，喉恙忽剧，或产后恶露不通，喉证甚急，均宜通其瘀血；若素禀肝郁，孤身寡居，郁火内盛，则宜凉润宣通，兼筹为佳[7]408。周氏以通法为主治疗咽喉疾病的经验，条分缕析，观察详尽，可为中医治疗喉证借鉴参考。

4.鉴别伤寒直中与杂证中寒

民国时期，部分医者常将伤寒直中与杂证中寒相混淆，治疗方法亦不甚明了。为此，周小农指出，伤寒直中三阴之中寒，证见猝然恶寒、厥逆、身倦、懒言、口吐白沫、呕亦清水、唇青面黑、脉沉而微，为肾阳素虚，寒从内生，复加外寒，治以白通汤，并用葱熨脐中，兼灸气海、关元数十壮；若魄汗淋漓、脊项强硬，为阴盛于内，阳气飞越，治宜姜附猪胆汁加人参，不宜熨灸，当脉回肢温时加入白芍以和其阴。而杂症之中寒，如霍乱偏于寒者，为素禀阳虚，真火本衰，内停冷食，外感客寒，证见腹痛不甚、呕吐清涎、便泻如水、汗出厥逆、脉沉而迟、唇白舌冷、目陷螺瘪、倦于言语等阳气式微之象，治宜理中、四逆为主方，尤其强调吴茱萸、伏龙肝为必加之药[1]105。

5.妙用西河柳一药

西河柳，学名柽柳，味甘辛，性平，归肺、胃、心经，功效疏风解表，透疹解毒，现代应用较少。《续名医类案》中记载缪希雍将西河柳、石膏并用治疗瘄疹，王孟英却以叶天士、吴鞠通皆言西河柳非瘄疹所宜而质疑缪氏的用法。周小农[2]517认为，西河柳、石膏合用乃为增强发表透疹之效，并受此启发，周氏在治疗瘄疹时，往往用竹叶石膏汤加牛蒡、蝉衣、苇根、鲜薄荷等辛凉清散之品，同时，再入西河柳一味，透疹之效确较前更速，从而证实增效之说绝非空谈。此外，周氏发现单用西河柳一味治疗音哑、鼻衄，效果显著，而周氏之前并无相关记载，可见，其对于西河柳的运用确有自己独到的经验和体会。

建言献策

周氏生活年代，民国政府多次颁布意欲限制甚至取缔中医的法律条例，激起全国中医界的愤怒。周氏虽身处无锡，诊务繁忙，却时刻关注中医势态的发展，并积极撰文，为挽救中医阐发自己的观点主张。其中，较有代表性者，有以下几点。

1.主张慎编教科书

民国时期，因中医并未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各中医学校学制、教学方式不尽相同，致使中医教科书无法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加之“中医理论隐奥难明，伪舛莫分之处甚多，因而历来就有前贤过于信古而执旧，沿袭承讹”[1]263，故周氏主张编写教科书时应采取慎重态度。对于具有学术争议的内容，应选择为学界所公认，且确有道理的观点解释。对于中医界暂未达成共识的内容，则将已有观点一一陈述，置之阙疑厘定，留待后人继续钻研以期达成具有共识性的见解。

2.主张中医自行检定准入资格

民国政府多次颁布管理中医条例，但均未准许世传中医、师传中医以及儒医等考取中医执业资格。规定仅允许中医学校毕业的学生参加中医执业资格考试，且年龄不小于30岁。而当时中医学校数量极少，毕业生大多20余岁，如果照此规定，许多毕业生将面临近十年不能行医的窘境。民国政府此举实欲扼制乃至取消中医。面对这种局面，周小农多次上书全国中医联合会、江苏中医联合会，力主各省县中医学会自行检定资格，给予世传、师传、儒医考取中医执业证的资格，且年龄达到20岁即可[8]。同时，周氏还身先士卒，与他人一道进京请愿，为维护中医界利益、阻挠民国政府中医条例的贯彻执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3.主张大力开办中医学校

民国政府对于考取中医执业资格的限制，意味着间接取消了当时在中医界占主体的世传中医、师传中医以及儒医的行医资格。此举将造成绝大多数中医师就此失业，而当时西医从业人数远不能满足国内医疗需求，尤其是偏远地区，缺医少药的状况必将进一步恶化。为此，周小农多次主张将世传中医、师传中医以及儒医纳入合法地位。同时，周氏呼吁“在各省会建立国医大学，各县建立国医专校，各乡镇建立国医讲习所，各级学校均应配套建设国医图书馆”[9]，以壮大中医队伍，保障百姓健康。

4.主张中医药参与治疗传染病

民国政府卫生部门借口中医不能治疗传染病，意欲出台政策禁止中医参与传染病的治疗。周小农认为，西医进入中国之前，数千年来，国人都是采用中医方法治疗传染病。如果禁止中医参与传染病的治疗，则家境贫困或地处偏僻的患者，往往只能坐以待毙。周氏并举当时香港政府分令中西医治疗鼠疫，中医的临床疗效优于西医一事，说明了中医治疗传染病疗效并不比西医差。因此，周氏积极主张中医药应参与到传染病的治疗当中。当然，周氏亦承认，中医在治疗传染病时，与西医相比，其不足之处在于“但少消毒等手续耳”[10]。

综上所述，周小农不仅为中医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殚精竭虑，还毫不保留地将自己的临床经验公之于世。同时，周氏还积极撰文建言献策，欲挽救中医于危难时刻。周氏为中医事业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其对于中医的赤诚之心值得学习和敬仰，其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需要很好地挖掘与研究。

参考文献

[1]段逸山.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第一辑(第10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89,105,263,

[2]段逸山.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第一辑(第17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430,517,

[3]程伟.略论章太炎的医学思想[J].中医药学报,1984,12(03):25- 28.

[4]周琦.民国时期中医救亡斗争与日本明治时期汉方医学救亡斗争的比较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07:69- 70.

[5]段逸山.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第一辑(第11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459．

[6]段逸山.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第四辑(第16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65.

[7]段逸山.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第一辑(第9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408,409,536,

[8]段逸山.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第二辑(第7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493.

[9]段逸山.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第二辑(第13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418.

[10]段逸山.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第二辑(第12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