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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在南大“卖废报纸过日子”?

2016-01-29程千帆述张伯伟编

中外书摘 2016年1期
关键词:南大南京大学武汉大学

程千帆述+张伯伟编

程千帆(1913—2000),中国古代文史学家、教育家、南京大学教授。

我1978年重新回到南京,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武汉大学的极左思潮很厉害。我还没有到南京以前,武汉大学有个想法,就是尽量不让我出来继续工作。那时沈祖棻(夫人)已经出事了,我的情绪很不好。他们的办法就是迟迟不让我回武汉,还在沙洋。一旦回来,马上就宣布我“自愿退休”,一点余地也不留。他们的话讲得很冠冕堂皇,就是“安度晚年”。我当时已六十多岁了,生活也很困难,沈祖棻过去了,已经没有工资,一个大学生毕业的最低工资是七十元,我就按这个标准打七折,每个月四十九元。他们把我过去三级教授都不算了,就算我是一个大学毕业生。我就在那所破房子里住着,有些对我比较好的人就对我说,他们没有意思要我回武汉大学工作,劝我赶快离开。有的人不太了解学校内幕情况,还劝我留下。两种人都有。但是我想得很清楚,他们并不想我回武汉大学,因为我政治上的问题解决了,真正活动起来,对他们也很不利。

那时在苏州开一个语言学方面的会,殷孟伦先生、徐复先生、洪诚先生都参加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副主任李格非也参加了,他们就住在他隔壁。他们三个人就私下谈到我的事情,洪诚先生说,我知道南大需要人。于是背后商量定,洪诚先生一回到南大,就向学校汇报了。当时匡亚明先生在南大当校长,他就派叶子铭先生到武汉来找我。叶先生到了武汉,花了几个小时才找到我的住处,因为我住的地方很偏僻,是过去苏联专家的汽车司机的住宅。那些苏联专家是修武汉长江大桥的,大桥已经修好了多年,专家也已经撤走很久。那个房子一直没有人住,我就住在那里。难怪他找不到。当时还有其他几个学校要我去,一个就是南京师范大学,孙望先生很希望我能够去,但是他胆子很小,他知道我的事情比较麻烦,就不敢向学校提出。其实南师对孙先生还是非常尊重的,他真的要推荐我,也不是不可能。还有一个学校就是安徽师范大学,有个张涤华先生要我去,他研究语言学,是刘博平先生的老学生,学问也很好。他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是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时我就觉得,到芜湖地方很小,去外面活动很不方便。所以他们要我到南京,我就很愿意。叶先生到了武汉,看到我就问:“你到南大去,有什么条件?”我说:“我没有什么条件,我要工作。”叶先生想了一下,就说:“那好办,我包了。你到南京去吧。”结果他回去就向匡老汇报,匡老回答得也很干脆,立刻恢复教授待遇。工资不好算,匡老就说:“每个月先给程先生一百元,其余的以后再说。”我到南大后,武汉大学听说南京大学对我很好,就很奇怪。一次在北京开会,武大的一个头头碰到南大的人,就问我的待遇是怎么样。南大的人就回答说:“给一百元钱,等恢复工作以后再说。”那人又问:“这一百元钱从哪里来呢?”南大的人就开玩笑说:“南大订了很多报纸,除了图书馆保留以外,其余的都卖了。每个月卖废报纸的钱就有一百元。”这当然是子虚乌有的事。那个人回到武大,就说:“程千帆跑到南大去了,很狼狈,每个月卖废报纸过日子。”整个来说,我在武汉大学是被迫离开的。我在那所学校有三十多年,沈祖棻也是在那里过世,我的父亲也是在那里去世。所以,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愿意离开武汉的。还有个感情在那里。

我才到南大的时候,匡老也不认识我,只知道在武大当过系主任,是个教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也不清楚。他们也很慎重,我刚开始上课,上的是大一语文。第一堂课的时候,范存忠,匡老,党委书记,可能是章德,都来听课。听了一次课下来,好像也还过得去。我开始送稿子给《南京大学学报》,他们也要拿去给范存忠先生审查一下。

后来张月超先生也想来南大,他是中央大学毕业的,是南大的校友。张先生到了南大以后,同我的情况不怎么一样。他有点以过去在武大当“右派”为戒,不太愿意多管事。我还是老脾气,比较见义勇为,该管的还是管,或者给校长写信。

不久在昆明开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我也去参加了,当时就成立了全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把我选成了理事。那时几乎没有学会,是拨乱反正以后的第一个学会,所以很重视。云南的省长、省委书记都请客、照相,等等。理事的名单在报纸上也登出来了,武汉大学的人就感到很奇怪,怎么程千帆还有人选他当理事。

我才到南大的时候,就住在十三舍,随身的就几个木书箱,书也几乎没有什么了。我后来的书,多数是到了南京以后再买的。我离开武汉到南京,真可以说是落荒而走,几乎一无所有,家破人亡。以后怎么过下去,自己心里也没有把握。钱也没有,名也没有,但是我的业务还在那里,我想,只要真正在业务方面认真做的话,我总还是有出路。

但我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要安一个家。那时程丽则他们还没有来,我到南京以后,就和陶芸联系上了。我们原来就认识,是同学,也有感情。她那时也是寡居,我就和她谈一谈,希望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生活。那时她已经64岁,我65了,比她还大一岁。因为我们是老同学,彼此了解,所以很快就结婚了。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家。她那时已经退休了,但还在继续教课。我们结婚以后,她就不教课了,帮我做些事情。我就等于在南京重新开始生活。有一次,下课回来,天上下起雨来,我看到陶芸拿了把伞匆匆忙忙地走出来,她是给我送伞的。我当时就觉得,沈祖棻去世以后,这样的事情就不曾有过。当时我们结婚时年龄都大了,我们想,要是能够一起生活十年也就够了,没想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这在当时的确是想不到的。

匡老不愧是个大人物,是个有气魄的人,是个能够用人的人。我没有对他特别地恭敬,从没有委屈自己去取得他的满意。意见相同我就支持他,不同我就提出来。我也从来没有去看他,总是他来看我。最初的时候,在课堂附近没有休息室,课间老师只好在课堂周围转,我看了觉得不像话,就写信给他,他马上就办好了。还有一次,是关于培养研究生的,我有许多看法。我在武大也培养过研究生,我不满意当时的一些做法,就给他写了很长的一封信。匡老是怎么处理的呢?他把信发到全校每一个教研室,大家念一遍,然后提出意见。所以这些地方使我感觉到,如果我在南大不认真工作,就对不起匡老。一直到他临死前两天,我去看他,我还对匡师母讲:“如果没有匡老,不会有我的今天。”我的一些想法,是通过他的权力才能够实行的。我在南京,安了一个家,找到一个很好的领导,这是我在南京有所成就的关键。

有一回研究生院院长在做报告,全部讲的理科的事情,我听他讲完后就说:“我今天听了院长的报告,我很奇怪,我以为我们学校是清华大学,不是南京大学。如果是南京大学的话,怎么会没有文科的事呢?”他很难堪,我也不管。慢慢地,我们自己也做出成绩了。我们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个文学博士,后来你们也都上来了。总的来说,我到了南大,有一个很大的愿望,但是没有完全做到,就是要把在武汉大学去放牛的二十年时间抢回来。现在虽然也出了十几本书,但是比我所想象的还是要少些。

我到了南大以后,有几条我是比较注意的。第一,如果学校有事情,外面也有社会活动,我是尽量地要保证学校里的工作。我不大出去开会,如果要出去的话,可以整个月都在外面。第二点是,我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摆在第二位,而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我拿出相当多的时间来和你们谈话,改你们的卷子,大概你那里也还保留了一些。改卷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对你们来说,改一回就进步一回。并不要讲很多,但是要把扼要的地方讲出来。改卷子很麻烦,改得不对,又涂掉重改。这是一件需要很顽强的耐心的事情。我感觉到自己在南京大学最大的成功,就是培养了你们这些学生,而且多数还留在学校。凡是没有留在学校的,将学问传下去就比较困难。孙望先生的学问很好,殷孟伦先生的学问很好,但是他们的学生毕业以后都散掉了。最开始的时候,莫砺锋他们三个做我的研究生,每个星期都来我家,谈一个多小时。包括英文,那时陶芸也辅导他们。当然我自己也很抓紧时间,我和陶芸结婚以后,从二号新村搬到汉口路,一直到这里,几乎没有玩过。第一次出去是到徐州搞校对,《古诗今选》先是中文系内部印来做教材,是在徐州印的,我们就住在那里一个多月校这部稿子。两个人一起校,抓到一个错字就很高兴。后来大概是1980年,还是为了《古诗今选》,那是上海古籍印,要重新修订。我们就自费到了庐山,有一个广播室有空房可以出租,还供应伙食。每天我写,陶芸抄。只是黄昏时散散步。后来1986到1987年,我们又到武汉,在湖北大学讲学,我上课之外就是修改《两宋文学史》,还是陶芸抄,大概有三四个月。我在南京二十年,认认真真工作,带了几个学生,而这些学生在工作事业方面都很有前途,还可以发展下去。老话说死不瞑目,我是死也可瞑目了。自我感觉还是比较好的。当然我有的时候脾气不好,自己觉得有理时,讲话不够客气,我觉得朱家维先生还是很能容忍的,他当个书记还是蛮好。我如果说还做出了一点成绩,和朱书记的帮助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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