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启元

如果再现中国人民的百年革命风云录，无论如何，红军长征都是重要一页，而且应该浓墨重彩。

80多年前的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斗争史和世界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正是这一伟大壮举，才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战胜了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所遭受的空前惨重的挫折，转危为安，并一步步走向了最后的胜利。因此，它在中国人民的革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家丢了——被动的战略转移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于1927年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高举革命大旗，率领广大群众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建立了一支支红军队伍和一块块红色革命根据地，并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内普遍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各级工农兵政权，革命烈火重新在广大地区燃烧起来。为了消灭蓬勃发展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蒋介石从1930年底开始接连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但都被英勇的红军所粉碎。1933年9月，蒋介石绞尽脑汁，调动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最大的一次“围剿”，也就是第五次“围剿”。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后，正一步步向关内逼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猖狂“围剿”红军，这是大背民心国势的失道之举;而且当时的中央苏区红军已经发展至10万人，赤卫队近20万人，如果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不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在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掌握红军领导权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李德却实行了错误的军事领导。

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只有正规战、阵地战的经验，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但是，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却对他十分信赖，把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他。

据当年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李德第一次与毛泽东会面时就否定了毛泽东的想法，说“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于是，李德和博古相互支持，完全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排斥了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更抛弃了红军在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采取阵地战、堡垒战，“分兵把守”“节节防御”。结果，在强大的敌人进攻下，红军反“围剿”战斗节节失利，根据地一天天缩小，战斗力不断下降。

1933年11月下旬，正当红一方面军反“围剿”陷入被动之时，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对蒋介石的势力，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决裂。蒋介石为了镇压第十九路军，急忙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11个师，与江浙一带的部队编成“入闽军”，去讨伐第十九路军。这样，中央苏区东面、北面的压力就大为减轻，形势对红军十分有利。当时，周恩来及时致电中革军委，建议侧击蒋介石的“入闽军”。张闻天也认为，红军应在军事上与第十九路军采取配合行动。毛泽东向中共临时中央及时建议：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以“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李德拒绝采纳毛泽东等同志的建议，错失了打破“围剿”的一次极有利时机。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打击和分化下很快失败，蒋介石又得以腾出手来全力进攻中央苏区，从而使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陷入最困难的境地。

反“围剿”失利最典型的是广昌保卫战。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歼敌2626人，自身伤亡5093人，约占参战总人数的1/4。对于广昌保卫战的失败和红军遭受的重大伤亡，红军广大指战员极为不满，彭德怀当面批评李德由于军事指挥错误而断送了苏区，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张闻天也开始怀疑：这样打下去，我们能够胜利吗？并与博古发生了激烈争论。在后方的毛泽东也对广昌保卫战提出尖锐的批评：广昌战役对红军来说，是个灾难，毫无战绩。就连曾支持过“左”倾冒险主义的一些人，也开始对李德的指挥表示不满。

国民党军占领广昌、建宁等地后，再次集聚兵力，拟从六个方向向中央苏区之中心发动全面进攻。这时，经过近10个月的反“围剿”作战，中央苏区的生产已遭到严重破坏，部队供给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已十分困难，可博古、李德等人根本没有吸取失败的教训，仍决定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方针，从而使中央红军开始了更加艰苦的防御作战，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境地。到1934年9月上旬，根据地已大部丧失，红军几无立足之地，博古、李德等才被迫放弃在苏区内部抵御敌人的计划，决定实行大规模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的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连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及后方工作人员共8万多人，分别从江西瑞金、于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出发，向西突围转移，离开了自己创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这个“家”，告别了苏区的亲人，踏上了前途渺茫的长征之路。

新转折——遵义会议的光芒

为适应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的新形势，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并明确了转移方向，即到湘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建立新的根据地，在人力物力上也做了相应准备。然而，准备工作又是很不充分的。首先，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应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中充分讨论，达成共识，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有力的政治动员，而李德却荒谬地认为突围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结果，许多工作只在“三人团”中秘密进行，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讨论过，直到9月底，才在政治局和中革军委作了传达，而此时红军中的许多高级干部还蒙在鼓里。其次，军事行动过于仓促。至9月底10月初，中央苏区还有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瑞金、会昌、于都等县之间的地区，中央红军还可以利用敌人暂时不敢长驱直入的空档，让部队进行必要的休整和动员教育，然后实施突围转移。但是，此时的博古、李德已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犯了战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从9月29日《红色中华报》发表张闻天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公开透露红军准备长征的信号，到10月l0日中央机关和直属部队离开瑞金，只有11天，到10月21日总突围攻击开始，只有22天，时间太仓促了。而且又是搬家式的行动，坛坛罐罐，一应俱带，累赘不堪。

蒋介石对红军的战略意图已有判断，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之间先后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调集了粤军、湘军、桂军达16个师、77个团的重兵进行围追堵截。红军一方面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一方面发扬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前仆后继，顽强拼搏，连续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但是，由于博古、李德指挥失当，搬家式的行动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在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时，仍以两个军团在左、两个军团在右、军委两个纵队居中、一个军团在后的甬道式的部署前进。几个主力兵团主要起保卫军委两个纵队的作用，等于用主力来保卫“大搬家”。8万多人中，军委两个纵队就占了1万多人，每个军团又有自己的后勤部，携带大批物资，多达1000多副担子。一支由上千名挑夫组成的运输队伍拥挤在崇山峻岭的羊肠小道上，停停走走，走走停停，行动十分迟缓，有时一天只走10到15公里。这种大搬家式的仓促转移，既严重影响了红军主力的机动能力，又失去了一些主动出击歼敌的良机，也为后来突破第四道封锁线造成了被动。

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是长征以来最紧张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使红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由于湘、桂军阀间的矛盾，敌方防线曾出现一个缺口。1934年11月27日，红军先锋部队占领湘江重要渡口界首，如果整个部队轻装前进，是有可能迅速抢渡湘江的，但由于重负行军，速度太慢，中央机关两天后才赶到渡口，这时湘、桂两军已在飞机支援下向渡口猛烈夹击……战役后，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少到3万余人。

湘江战役后，红军广大指挥员对“左”倾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指挥的怀疑和不满情绪“达到顶点”，部队中出现了积极要求改换领导人的呼声。一些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血的事实的教育下，逐步转变了态度。重挫面前，博古那往日总是熠熠生辉的眼睛变得灰暗沮丧，一筹莫展;李德也不再像往常那样趾高气扬，而显得有些垂头丧气。

1934年12月上旬，红军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之后，在这里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议，研究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在这个紧要关头，毛泽东提出，应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避实就虚，寻求机动，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他的主张得到了许多人的赞成，于是部队立即向贵州进发，于12月18日一举攻克了黎平。随即在黎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决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战略方针，采纳了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为遵义会议彻底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打下了基础。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由于红军从通道会议后突然改变行军方向，甩开了尾追和堵截之敌，因而在遵义得到了十多天的休整。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其中心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時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和教训”。其实，遵义会议的召开并非偶然，经历了一个长期而紧张的酝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始终起着主导和决定作用。早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就曾多次提出战略性建议，均被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人所拒绝。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对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尖锐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经过激烈争论，多数与会者形成共识，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如博古所讲，归结于敌人力量的过于强大，而是战略方针的错误所致。王稼祥提议，撤销李德在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都相继发言，支持毛泽东。林彪没有多讲话，担任少共中央书记的凯丰则公开反对毛泽东的意见，甚至对毛泽东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读了些《孙子兵法》！”李德也曾发言，但拒绝大家对他的批评，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

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气氛紧张激烈。最后作出四条重要决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指定洛甫（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后来形成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会后，在红军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会议，会议全力纠正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为取得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和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出奇兵——摆脱围追堵截

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仍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蒋介石除以湘军、鄂军各一部围攻红二、红六军团，以川军、陕军各一部对付红四方面军外，调集“中央军”薛岳兵团两个纵队、黔军全部、滇军主力和川、湘、桂敌军各一部约40万人向遵义地区进攻，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边境地区。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放弃原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迅速撤离敌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北上渡江到川西或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

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开始北上，一面放出“红军将攻綦江、重庆”的风声，一面兵分三路向土城、赤水方向急进。24日攻占土城，28日在土城东北之青岗坡重创川军郭勋祺部，29日从猿猴、土城南北地区一渡赤水河，进至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准备从泸州上游北渡长江。此时，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川军为阻止红军渡江，以12个旅的兵力向我军进行追击和截击，并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薛岳兵团和黔军主力亦从贵州分别向川南猛追，滇军向毕节、镇雄急进，企图截击我军西进。红军北渡长江已不可能。毛泽东当机立断，指挥红军转兵向南，集结扎西，休整待机。各路敌军扑向川南，黔北地区兵力空虚，毛泽东抓住这一弱点，指挥我军由扎西突然掉头东进，由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向敌兵力薄弱的黔北进攻。我军回师黔北，出敌意料，打了蒋介石一个闷棍。我军胜利地进行了遵义战役，5天时间，连克桐梓、娄山关和遵义，击溃和歼敌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气焰（蒋介石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遵义战役后，蒋介石坐镇重庆，亲自策划对中央红军新的围攻。毛泽东则部署以红军一部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敌向东，主力在遵义以西地区寻机歼敌，这使蒋介石产生错觉，认为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方针未定之表现”，于是采取東西防堵、南北对进的战法，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3月15日，红军集中主力进攻鲁班场周浑元部未果，遂转兵西进，三渡赤水，再入川南。蒋介石认为我军又要北渡长江，立即命令各路“追剿”军前堵后追，一直压向川南。我军为迷惑敌人，用一个团的兵力大张旗鼓向古蔺地区前进，以诱敌向西，主力则从敌人间隙中四渡赤水，折回黔北，接着南渡乌江，逼近贵阳，把敌人甩在乌江以北地区。

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红军兵临城下，蒋介石慌了手脚，一面命令各路“追剿”军急速增援贵阳，一面准备逃跑。正当各路敌军向贵阳地区猛进的时候，毛泽东又指挥我军急转南下，绕过贵阳，向西挺进，渡过六盘江，乘虚进入云南。云南当局急忙调兵固守昆明，红军又突然掉头向北，胜利渡过金沙江，从而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四渡赤水和巧渡金沙江，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也是整个长征战略转移中最具决定意义的胜利之役，更是我军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还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正如《长征组歌》中所唱：“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就连李德也不得不承认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战略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

创奇迹——征服雪山草地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在会理进行了短期休整，然后继续北上。在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时，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同彝族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并争取了其他彝族部落的保持中立，从而顺利通过大凉山，急速向大渡河兼程前进。红军来到水急山陡的安顺场渡口一带，滔滔河水咆哮奔腾，仿佛还在讲述70年前太平天国著名将领石达开在此全军覆没的悲壮故事，蒋介石也正企图凭借天险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然而，蒋介石高兴得太早了，一部分红军在安顺场由17名勇士开路，强渡成功;大部分以无比顽强的毅力，两天两夜急行军160公里，抢在敌人之前赶到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渡河成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那变化莫测、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那一幕幕惊险壮烈的战斗场面，在老红军记忆的屏幕上久久定格，形成讲与后人的永恒故事。有正确路线的指引，有无所畏惧的英勇红军，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强敌，就没有征服不了的天险！

夺取泸定桥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在泸定城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北进军，避开人口稠密地区，过雪山草地一线，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这座雪山就是夹金山，中央红军长征中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化无常，时晴时阴，时雨时雪，忽而狂风大作，忽而冰雹骤降，有“神山”之称。当地有首歌谣说：“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广大红军指战员长途转战至此，又衣着单薄，要越过这人迹罕至的雪山，困难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红军是钢铁铸成的英雄汉。他们在“征服夹金山，创造行军奇迹”的口号鼓舞下，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进军夹金山。先头部队边开路边行进，稍有不慎，就会滑下雪崖而葬身雪窟。他们手拉着手，艰难地前行，饿了就啃一点干粮，渴了就抓把雪解渴，累了也不敢休息，因为一坐下就有再也站不起来的危险。有的伤病员倒在雪地上就再也没有起来，他们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长眠于此，融入了那个圣洁的冰雪世界。不少战士在冰天雪地里还穿着草鞋，有的人找到破布把脚包了起来，大多数人没有包，脚都冻伤了。许多战士的脚被冰碴划破，鲜血直流。越往山顶走，空气更加稀薄，让人觉得胸闷腿沉，攀登也更为艰难。但是，红军指战员们怀着必胜的坚定信念，以坚忍不拔的顽强毅力和团结友爱的精神，互相携扶，执著前行，克服重重险阻，硬是用血肉之躯征服了“神山”。

在征服雪山的英雄群体中，年长者有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朱德这些50岁左右的人，他们都不骑马，和年轻战士们一样，徒步行进在雪山之上。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虽然年轻，但体质较弱，在夹金山顶由于缺氧几次晕倒，在同志们极力协助下才渡过难关。毛泽东是6月17日登山的，那天早晨，他喝完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手拄木棍，沿着前面部队踏出的又陡又滑的雪路，向山顶攀登。他把马让给伤病员使用，并且给大家鼓劲说：“多有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最困难的还是女同志，她们有的体弱多病，有的刚生过小孩或正在怀孕，爬起雪山来特别困难，但她们和男同志一样勇敢顽强。女战士王泉媛正赶上来例假，严寒之中小腹疼痛难忍，脸色苍白，战友们都关切地询问她，她咬着牙说：“没事，能走！”李坚真看到身边的马夫、运输员都晕倒了，便和战友们咬紧牙关，跪着爬行，不但自己过了雪山，还把伤病员及担架、药箱也都拉过了大雪山。艰苦卓绝的人间奇迹就是这样诞生在红军脚下。

翻过夹金山，中央红军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懋功会师后，红军实力大大增强，士气空前高涨。在两河口会议上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战略方针，即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迎接全国抗日民族运动高潮。但是，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却主张向川、康、藏边境退却，中央否决了张国焘的退却路线，决定继续北上。1935年7月上旬，红军连续翻越几座大雪山后，到达四川松潘的毛儿盖。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再次强调北上战略。会后，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北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英勇的红军又踏上了征服大草地的艰难途程。

川西北草原又名松潘草原，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连接地段，纵横几百公里，海拔3000—4000米，远远望去，像一片灰绿色的海洋，茫茫无际，不见一棵树木，一片村舍，没有人烟，没有生气。茫茫草地，无路可走，担任探路任务的红四团好不容易才请来藏族向导，踏着千年沼泽的草甸，在水草深处寻找出一条曲折的小路来。但由于连日阴雨不断，先头部队设置的路标很容易就被淹没了，战士们一不小心就陷入沼泽，越用力挣扎，陷得越深，竟于没顶，被污泥所吞噬。要是掉了队或迷了路，尤其晚上误入泥潭，往往九死一生。

饥饿，时时困扰着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成为草地行军中最大的威胁。尽管进草地前各部队都做了一些筹粮准备，但因条件所限，所筹粮食离实际需求相差很远。进入草地后战士的身上背着的一小袋青裸麦粒或麦粉就是他们的第二生命，数着颗数或一小撮一小撮省着吃。行军未及一半，有的部队即告断粮，为了生存，只好沿途挖野菜充饥，有时会因误食有毒的野菜而牺牲生命。可食的野菜吃完后，便不得不宰杀坐骑或其他牲口。当牲口也没有可宰的了，战士们只好吃草根，咽树皮，甚至煮食自己的皮鞋皮带等。有的战士体力渐渐不支，走着走着就突然倒下，再也起不来了。

草原的天氣变化莫测，昼夜温差很大。红军战士体弱衣单，饥寒交迫，夜晚来临，风卷雪花扑面而来，寒彻体腑，每当黑夜过去，露营地上便留下许多长眠的英灵。残酷邪恶的草地，不知夺去了多少红军战士的生命，拖垮了多少热血男儿，但是英雄的红军并没有被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战友的牺牲所吓倒，他们心中珍藏着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前仆后继，勇敢前行。红三军某连的炊事班共九个人，进入草地后，为使全连战士有热水饮用和烫脚用，炊事员们轮流挑着那口沉重的铜锅，一个倒下了，第二个含泪挑起锅继续走下去，最后这口铜锅挑在了司务长的肩上，因为炊事班的同志全都牺牲了……

草地跋涉过程，自然条件之恶劣，饥寒交迫之袭击，超过了人体所能承受的生存极限，但红军战上不是普通人，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革命者，所以他们能在人迹罕至的亘古荒原上，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不怕困难、征服自然的壮歌，奏响高亢的战斗进行曲，从而创造了中外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这样的军队一定是战无不胜的！

经过六天六夜艰难跋涉，右路军走出松潘草原。随后，在毛泽东率领下（俄界会议后，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进入甘南地区，突破敌军“渭河封锁线”，越过六盘山，于1935年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历经千难万险、千波百折，共同北上，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将台堡会师。至此，历时两年，长达数万里的红军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长征，对于中国工农红军，是一种考验，对于中国革命，则是一种厚赠。笔者粗线条勾勒中央红军长征足迹之时，会时时想起孟子那段富有深意的评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红军经历了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前的空前惨重的挫折之后，战胜自身的错误，战胜强敌，战胜自然，成就了前所未有的壮举，其理想、信念、精神、情怀，臻于炉火纯青，战斗力大为增强。他们把真理的种子播撒在艰苦转战所至之处的人民心中，然后肩负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北上抗日，迎接新的战斗。

长征，推进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这是毫无疑问的。血染湘江的悲壮惨烈，四渡赤水的用兵谋略，飞夺泸定桥的传奇故事，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卓绝，不管是作为直观实在的英雄事迹，还是作为逻辑实在的革命精神，都将被一代又一代地传颂和继承下去，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它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贵如生命的革命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