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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白先勇作品中对边缘人物的书写
——以《纽约客》和《台北人》为例

2016-01-28王秀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100024

名作欣赏 2016年20期
关键词:台北人白先勇边缘

⊙王秀琳 路 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24]

白先勇研究

论白先勇作品中对边缘人物的书写
——以《纽约客》和《台北人》为例

⊙王秀琳路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北京100024]

对边缘人形象的书写是白先勇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本文以“边缘人物的书写”作为研究白先勇小说的一条线索,从其笔下边缘人物的类型、特点、写作手法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和总结,从而在整体上把握白先勇小说的文学意义和艺术追求。

边缘人物白先勇 《纽约客》《台北人》

一、边缘人形象的存在形态

在白先勇的小说作品中,从内地人到台北人,从台北人到纽约客,大多数人物由于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变化而不得不面对外部环境和自己内心世界的不协调或者不统一。如果人物没能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就会造成自我与时代、社会的疏离和隔膜,被迫被排挤到一种边缘化的状态。在《台北人》和《纽约客》中,我们可以发现白先勇塑造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边缘人形象。

(一)逃离与沉沦——文化边缘人形象的塑造

在《纽约客》中,白先勇对文化错位的生活进行了多方面的表现与刻画,塑造了一批文化边缘人的形象。这些20世纪60年代随父辈从大陆撤退至台湾,又从台湾飞赴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载体而置身于西方文化的包围之中,正是他们所代表的母体文化的弱势地位使得他们频频遭受挤迫和重压,造成他们找不到中心、被边缘化、最终被迫沉沦的悲剧命运。

《谪仙怨》中的黄凤仪是这类人物的代表。在书中,她的母亲举债送她留学,因家境窘迫,黄凤仪在酒吧中做陪酒女来维持生活。生存境遇并不如意的她却“爱上”了纽约:因为在这成千上万人的巨型城市中,她可以“淹没”自己,这才是她心中真正的自由。纽约最大的好处在于能让她“忘却了自己的身份”。在纽约,黄凤仪被认作“日本姑娘”“蒙古公主”或者“神秘的东方女郎”——在西方人看来,东方各国人的区别并不明显。而黄凤仪对于别人错误的国籍指认从不争辩,将自己的国籍身份隐匿,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充满时髦女郎气质的“纽约客”,正是她希望的。家乡的食物总是能由口及心地给身在异乡的游子一些心灵的慰藉,但黄凤仪却拒绝了母亲寄给她的中国罐头,在身和心两方面,她都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纽约客”。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黄凤仪进入西方社会是以主观上抛却了或者说逃离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为代价的。

《谪仙记》中的李彤,因容貌出众、出身名门,曾是一个天之骄女,出国时和同伴开玩笑自称是“中国”,因为“她的旗袍红得最艳”①。即使在美国念书时,她也是学校女孩子中风头最劲的一个。然而不久后,父母遇难,家财散尽,她在突如其来的打击前沉沦下去,从此游戏人生。无常的命运对她的打击,使她迷失了人生的方向,沉溺在一个虚幻的梦境中拒绝醒来。笔者认为,她的沉沦,不是因为家族的没落,也不是因为爱情的聚散,而是被抛离了文化母体,从而成为一个漂泊无依的精神流浪者。在她的眼前,没有彼岸,没有目标,生命的意义因此而显得绝望和虚无。

白先勇笔下的纽约客们经历的是无处皈依的漂泊之痛。他们原有的文化身份与现实中的西方社会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冲突与矛盾,这使得纽约客们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对母体文明的逃离,而这种逃离带来的无根感,以及西方社会的不接纳,又造成了他们的沉沦。白先勇曾说:“流放的中国人在文化上未能承继过去,成了精神上的放逐者……于是只好不断迁徙,像尤里西斯一样,漂洋过海,但他们的旅程却没有终点,没有终向,没有希望,只有黑漆一片,因此注定永远要浪迹天涯。”②用这段话来描述文化边缘人的形象,也许是再精准不过了。

(二)失落与追忆——历史边缘人形象的塑造

《台北人》中的“台北人”并非一直祖居台北的原住民。随着国民党战败退台,许多国民党政要、军人和他们的眷属也流寓台湾孤岛。这些原本处于国家统治阶级、站在政治中心的人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被历史边缘化。从占据中心到困居孤岛,这些大陆客们经历着巨大的身份落差,他们的生活景象也发生着不可逆转的变化。在这样的历史洪流中,对现状的失落和对往昔的追忆成了这类历史边缘人的主要生存状态。

从《台北人》的开篇《永远的尹雪艳》到终篇《国葬》,每一篇小说都离不开台北人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失落,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大陆魂牵梦萦的思念。富商贵族们喜欢尹雪艳的新公馆,因为尹雪艳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在那里“大家都有一腔怀古的幽情”。在尹雪艳台北的新公馆里,精致的陈列摆设和舒心清雅的环境让流落的贵族们忘却了台北的溽暑,重回上海的繁华。《梁父吟》本是古代用作葬歌的一首悲切凄苦的民间曲调,白先勇以它作为小说的题目,显然也是在为漂泊台湾的国民党元老唱一曲挽歌。故事的主人公是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元老朴公,他早已不复当年的意气风发,而成了暮年老者。当年和他一起参与辛亥革命的挚友孟养、仲默已然辞世。朴公只能在对叱咤风云岁月的追忆里遥想当年的辉煌。《思旧赋》中,曾在南京风光无限的李长官来台后频遭变故,妻子病故,家仆背叛等等,使得门庭逐渐败落下来。现实社会的巨大落差逼迫着李长官要到庙里出家当和尚。李长官本是最入世的政要,却不堪现实的打击要成为最出世的僧人,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只能在寺庙中追忆往昔的点点滴滴。《国葬》中,年迈的秦义方去参加昔日长官的葬礼,和旧日同僚在葬礼上相遇,当年的三员猛将如今都已到了暮年。当秦义方听到向灵车敬礼的口令时,想起的仍是当年追随长官去中山陵谒陵的情景:脚蹬马靴,佩左轮枪,英姿飒爽,威武气派。他在脑海里追忆的依然是当年的荣光。

《台北人》各个篇章中,上至军官政要、富商贵妇,下至风尘女子、仆从佣人,都怀有大陆情结——大陆有他们往昔的风光无限与美好韶华,是他们真正的情感归属所在。所以《台北人》中,时时处处都流露出这些大陆客们的大陆情结,他们总是沉浸在对故乡风物的回忆中。然而回忆掩盖不了现实的苍白,从大陆移居过来的台北人,愈是对生活感到失落,愈是怀念往昔的逍遥快乐。殊不知,愈是追忆过去,失落感就会愈发强烈。

(三)绝望与救赎——主流边缘人形象的塑造

在主流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中,同性恋一直是被视为禁忌的存在。异性恋为人类社会婚恋关系的正统和常态,同性恋者因此承受着社会道德、自我认知、家庭亲情的三重压力,被视为异类,只能在黑暗处遁隐,在边缘处游走。白先勇的文学创作一直关注同性恋这一特殊的边缘人群体。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同性恋群体往往一方面处于被主流边缘化的绝望境地,而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这类形象进行自我救赎的努力。

与《纽约客》中的其他作品有所不同的是,在《Tea forTwo》中,东西方文明并不再是故事的主要矛盾,甚至在文章中,中西文明的融合得到了较为明显的体现。但是这种和谐的景象却因为艾滋病毒的到来瞬间崩落。纽约的“欢乐客”们没能逃过这场浩劫,都逐渐感染上了艾滋病。大伟感染了艾滋,东尼中了风,在无比绝望的境地下,他们最终选择了一起上天堂。

在另一部反映同性恋群体的作品《Danny Boy》中,这群被放逐的边缘人在互助中完成了自我的救赎。云哥曾是学校里的模范教师,因为其隐秘的性取向被学生告发而逃离台北,来到曼哈顿。在中央公园和“青春鸟”们一样放纵着自己,在欲望中沉沦。艾滋瘟疫的到来使这个隐秘的群落陷入死亡的阴霾。身染艾滋的云哥自杀未遂,在“提香之家”受到修女的指引,开始参加义工活动。在照料临终艾滋病患者的过程中,云哥实现了自我的救赎和灵魂的净化,得到了心灵上的宁静。“提香之家”成了艾滋病患者们实现灵魂救赎的精神家园。

但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虽然这两篇小说中中西文化的冲突被作者刻意弱化了,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同性恋者摒弃了国别、种族、文化的隔阂,互相帮助,互相救赎,但即便如此,这也并不意味着白先勇认为他们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在小说中,丹尼身染艾滋,他的父母唯恐他把疾病传染给家人,从而拒绝了丹尼回家的请求。因为这场可怕的疾病,真正的主流世界反而更加排斥同性恋者。因此他们之间的相互照扶也就显得尤为悲怆苍凉。

二、边缘人形象的创作手法

白先勇在塑造这些边缘人形象时,融合了中国传统写作技巧和西方现代主义写作技巧,其中又以叙事角度的变化以及象征、意象、意识流等手法的使用最为突出。

(一)多元化的叙事角度

《永远的尹雪艳》中,作者采用了一种“半上帝”的叙事视角——读者不但了解尹雪艳现在的一举一动,而且竟然也了解她过去的一切经历,好像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全知叙述,因为某些细节,比如尹雪艳的内心世界,作者是没有交代的,而只是站在绝对客观的立场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叙述。她似乎不缺钱,也似乎没必要出现在葬礼上。因为叙述者对其心理的有意遮蔽,使我们直到故事结束也无法得知尹雪艳的动机和真正的情感。但小说并不因此而减低其价值,反而大大增加了尹雪艳这一人物的神秘感,尹雪艳越神秘,就越增添了她的魅力,这正是作者通过全知视角叙事所营造出的美学效果。

而在《一把青》《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花桥荣记》《谪仙记》中,白先勇采用了另一种不同的叙事视角。在这些小说中,作者设置了几位重要的知情人作为主人公故事的见证者和叙述者,一切皆由这些叙述者眼中看出,一切皆由见证者的口吻向读者讲述人物的命运和历史的变迁。这种叙事视角让整个故事的框架更加清晰,可信度和真实度也大大增加。

白先勇小说还经常采用外视角叙述,即叙述者与故事人物没有关系,他们隐藏在人物背后,就像一架摄像机,将人物在某一特定场景下的动作、对话客观地记录并呈现在读者面前。作家置身于小说之外,不对事件做任何评价。如《岁除》写退役老兵赖鸣升到老部下刘营长家过除夕的经过,客观记录了赖鸣升与主人一家在饭桌边的活动。

(二)象征手法的运用

白先勇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法。最经典的一处来自《游园惊梦》中的“梦”。蓝田玉由伶人变为钱夫人,又因为时代的变迁来到台北之后逐渐没落。而与她同样出身梨园的桂枝香的命运则与之相反。两个人相似而又决然不同的命运如梦一般变化莫测。窦府宴会上的人和景自始至终触发着钱夫人“梦幻”般的联想和回忆,而作者给这篇小说起的题目中也有一个“梦”字,贯穿小说的情节线索又是昆曲《牡丹亭》中《游园惊梦》这一出,这一切都在象征着“人生如梦”。

酒吧,是白先勇作品中另一个典型的象征符号。与其他都市文学不同,在《纽约客》等作品中,酒吧并没有以我们司空见惯的那幅喧闹、迷乱、幽暗的形象出现,相反,却给人一种亲切、温柔的感觉。在《Tea for Two》中,白先勇将酒吧命名为“fairyland”,光从名字上我们就能感受到白先勇赋予酒吧的“世外桃源”的象征意味。

而在《谪仙记》中,李彤因为家庭突遭变故而在异国沉沦,她疯狂地打牌、赌马,流连于赌场中。小说中用退出赌桌、戴着白手套招手的照片等细节,暗示了她即将退出人生这场赌局的黯淡结局。

白先勇对象征手法的成功运用,大幅地拓展了其文学作品的深度和表现空间,也赋予了其作品更深刻的文学意义。

(三)无处不在的意象

如果说白先勇象征手法的应用是借鉴了西方的文学技巧的话,那么在他的作品中无处不在的意象就是对中国传统的文学技法的继承。

花草是白先勇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象。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花草来比喻人物性格、人生无常的传统。《梁父吟》中,白先勇用“上品素心兰”来象征朴公高洁的品质:兰花素有君子的美誉,朴公是国民党元老,虽然赋闲在家,但在“冬日的暮风”中,仍“一条条的发得十分苍碧”③;在《秋思》中,华夫人最珍爱的“一捧雪”实际上是其落寞失意的象征:“在那一片繁华覆盖着的下面,原来许多花苞子,已经腐烂死去,有的枯黑,上面发了白霉……”④这败落的菊花,实际上就是华夫人自己。

白先勇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这就导致诗歌和昆曲成为其作品中极为重要的意象。《台北人》和《纽约客》中,《登幽州台歌》和《乌衣巷》无疑是统领两部小说集的主题意象。“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说出了纽约客们久居他乡的漂泊之苦;“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更是点明了台北人对往昔的迷恋和对如今的失落。相比诗歌,昆曲显然更直接地参与了具体的故事进程。在《花桥荣记》中,昆曲《薛平贵回窑》正暗合了米粉店老板娘以及卢先生的身世经历,老板娘在那一刻脱去了平日的庸俗和聒噪,变得纯净而高贵。

(四)意识流

白先勇的意识流手法在《游园惊梦》里达到了高峰。在宴会开始之初,钱夫人还是知道自己是在回忆的,可待喝下几杯花雕酒后,她便迷糊了理性,有些分辨不清今昔,恍惚之间好像又把陈年旧事重新经历了一遍。于是,过去和现在的人与事便成了混沌一片。在此,作者便巧妙地采用了意识流叙述方法:宴会上的灯红酒绿使她仿佛又置身于自己当年举行豪华气派的家庭宴会的场景中,然而那曾经的“姹紫嫣红”却都付与了“断井残垣”;而此时宴会上程参谋对她礼貌周到的照顾则让她联想到昔日情人郑彦青对自己的柔情蜜意。上述联想都是通过意识流叙述手法得以实现的,通过这种手法的运用,可以将过去和现在混沌一片,今与昔熔为一炉,分不出明显的界限,这样就可以创造出旧事重演的印象效果,也容易使人产生梦幻境界的联想。于是,通过这段意识流叙述所追忆出的钱夫人个人身世的沧桑史,其实也传达出了“人生如梦”的悲剧性主题。

三、结语

对作家进行研究,不能只停留于作家和其作品,还应将其纳入文学史的视野进行考察。1949年后,海峡两岸被政治强行分割,两岸的文学似乎都在某种程度上摒弃了五四以来“人的文学”的精神。白先勇的出现,填补了这一空缺。白先勇始终坚持关怀个体生命,尤其是那些被边缘化了的个体。在他所塑造的众多边缘人形象背后,是他对人类本身的深深关切和对人性广度的充分了解。

白先勇对边缘人的书写,不仅填补了两岸六七十年代在表现人性方面的空白,更由于其作品浓厚的人文关怀和家国情怀,在当代华文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白先勇为我们叙述了一批批被放逐了的中国人的精神悲剧,其作品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和文学意义。

①白先勇:《谪仙记》,《纽约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②白先勇:《流放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白先勇自选集》,花城出版社1996年版,第407页。

③白先勇:《梁父吟》,《台北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0页。

④白先勇:《秋思》,《台北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8页。

[1]白先勇.台北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白先勇.纽约客.[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白先勇.白先勇自选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

[4]白先勇.第六根手指[M].台湾:华汉文化事业公司,1998.

[5]白先勇.访问白先勇[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6]白先勇.蓦然回首[M].台湾:尔雅出版社,1978.

[7]陈欣然.认同此曲——浅析白先勇短篇小说意象[J].时代文学,2014(8).

[8]林盈.“边缘人”的书写——白先勇小说论[D].华东师范大学,2008.

[9]刘芳.白先勇小说中的边缘人形象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2013.

[10]程远旺.论白先勇对人的存在困境的探索[D].山东师范大学,2010.

[11]李文昕.空间焦虑的书写——白先勇小说论[D].山东大学,2013.

[12]田敏.孤独者的悲剧化生存——论白先勇小说的创作母题[D].山东大学,2006.

作者:王秀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路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4级研究生。

编辑:杜碧媛E-mail:dubiyuan@163.com

本文为北京市教委项目“比较文学形象学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的应用”成果之一。项目编号:SQSM 20141003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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