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庸

从1988年至1990年两年间，笔者曾三次访问东北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张光奇同志，记录下大量珍贵史实。其中，她和我党杰出女干部夏之栩同志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沈阳女子监狱并肩战斗、组织斗争的光辉事迹，至今鲜为人知。

“女监的大救星”

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后，张学良为体现民国政府的“公正、廉洁、文明”，在政治、经济、司法、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和完善，对省内的监狱在政策和管理方式上都有很大的改进。张学良认为“愚昧是犯罪的根源”，号召社会名人、贤达人士到监狱里搞扫盲活动。

中共满洲省委抓住这一良机，派张光奇打入女子监狱办识字班，借机联络女犯中的党团员，组织她们同监狱当局开展斗争，并教育被捕的党团员坚定信仰，等待党组织营救。

1929年1月，张光奇通过车向忱办的贫民学校的关系，进入女子监狱搞扫盲。在狱中，张光奇在工作之余，广泛了解女犯人的情况。她了解到，大部分在押的女犯人都是劳动人民，冤案较多。张光奇不仅教她们识字，还为她们讲解人生道理和法律知识，同时帮她们写申诉书、家信、答辩词等，为没有文化的女犯人解决了很多困难。她发现有些家庭贫穷或者没有社会关系的女犯人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就在社会上募集了一大批衣服分发给这些女犯人。不仅这些女犯人很高兴，连一位副监狱长都说：“张光奇，你真是女监的大救星！”

1928年12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在党员牛思玉家召开扩大会议，受到警察搜查，省委书记陈为人等13人被捕，满洲省委遭到严重破坏。牛思玉的妻子张甦生被关入女子监狱后，敌人想从她嘴里知道陈为人等领导的情况，就对她严刑拷打。张光奇得知这一情况后，帮她写了一封给张学良的申诉信，信的大意是：“我是文盲，是家庭妇女，男人的事不参加，什么都不知道，我尚有两个幼子在家无法生活，请张将军开恩关照。”这封信由张光奇送到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后，张学良并没有看到，边防军办公厅直接给沈阳警察局写了批示：“按民国法律，女妇家有幼，不必关押，取保候审。”1929年3月，沈阳市警察局来人将张甦生释放。张甦生出狱后，以摆茶水摊作掩护，继续做党的联络工作。

“共进会”的斗争

为更好地开展斗争，张光奇联合在押“政治犯”、共产党员黄老师（名字不详，入狱前为铁岭某中学教师）以及几个工人骨干分子，组织起了“共进会”，作为女犯人同监狱打交道的代言人。“共进会”的公开意图是“共同进步”，实际上是党的外围组织，活动地点设在女子监狱的图书阅览室。

女子监狱关押着200多名女犯人，几乎每周都有被押送到法院过堂的。押送班中有个外号叫“李大个子”的法警，每次押送时都借机猥亵女犯人，受到侮辱的女犯人敢怒不敢言。张光奇了解这一情况后，发动“共进会”写出抗议申诉书，并亲自将申诉书交给监狱长。申诉书中提到，如狱方不处理“李大个子”，就将这一恶行公诸社会。监狱长怕事情闹大，只好将“李大个子”调走，此后女犯人过堂时配一名女看守押送。这次斗争的胜利，鼓舞了“共进会”成员和广大女犯人的斗志。此后，大家有什么诉求均由“共进会”去同狱方谈判。

1930年5月，延吉广大朝鲜族群众开展反日示威游行，多家日货商场被砸、被烧。当地政府在日本领事馆的抗议下，抓捕了一大批青年人，其中50多名女青年被押送至奉天，关入女子监狱。狱方将监狱西北侧的一个大仓库改装为“韩人监室”，集中关押这些女青年。她们每天高唱革命歌曲，高喊口号，语言又不通，弄得狱方无法管理。

被狱方请去教她们汉语的张光奇得到满洲省委指示：“延吉党组织向省委报告，请求党组织照顾一下这批朝鲜革命者。她们不习惯吃高粱米饭，大部分都饿肚子，口吐酸水。”张光奇建议她们联名写了一份请求改善生活的书信，由她转到省高等检察厅。

此后，她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狱方从新民、铁岭调来一批小米改换高粱米，又派人到沈阳县搞来一批苞米馇等作补充。她们都是“未决犯”，本不该发囚服，但她们来时都没带衣服。经过斗争，狱方被迫同意特批每人发一套单囚服，冬天发棉囚服，适当发褥子。张光奇又从社会上募集了一批内衣分发给她们，解决了她们生活上的大困难。张光奇调查发现，她们中有许多是党团员，遂将这些骨干组织起来成立了“共进会”，被捕的朝鲜族女青年与狱方打交道都由“共进会”来完成。

并肩战斗

就在沈阳女子监狱的斗争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又一名女共产党员夏之栩也来到沈阳女子监狱，为党在这里开展斗争增添了新生力量。

夏之栩，1906年生于浙江省海宁县，1919年毕业于湖北女子师范。受陈潭秋等同志的影响和共产主义启蒙教育，1922年，夏之栩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她的母亲黄友梅同志在腥风血雨中，勇敢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多次掩护革命同志，人称“革命母亲夏娘娘”。

1923年，夏之栩在武汉搞地下斗争，被敌人发觉，于是党决定调她去北京任北方区委委员，负责宣传和妇女工作。其间她接触了党的早期领导人赵世炎，与其结为革命伴侣。1927年，夏之栩被派到苏联，入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1年3月6日，夏之栩越境回国时被捕，但敌人始终没有掌握她的真实身份。

1931年4月末，夏之栩被从长春看守所转到沈阳女子监狱。此前，哈尔滨党组织已报告满洲省委，希望派人与夏之栩接上关系。按照省委指示，张光奇于5月4日来到女监阅览室，见到了夏之栩。张光奇用手指蘸着水，在书桌上画了一把镰刀，夏之栩立即画了一把斧头，两人顺利接上了关系。张光奇向夏之栩介绍了女监的情况，两人共同研究了下一步的工作。由于夏之栩的罪名是“非法入境”，不涉及政治问题，本人又有文化，狱方将她安排在阅览室服劳役，两人有很多机会见面。

为团结女犯人开展斗争，夏之栩带头搞室内外卫生，帮助女犯人拆洗被子，为她们剪头，还充分发挥“共进会”的作用，大家有什么要求她带头同狱方交涉，得到大家的拥护。在识字班上，夏之栩为女犯人讲解“妇女为什么受压迫，我们为什么这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道理，讲妇女解放和妇女斗争，开阔了她们的眼界，进一步鼓舞了她们的斗志。

1930年，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到关内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无暇东北政务。1931年年初，女子监狱调来一名姓宋的监狱长。此人贪心很重，为节约开支，撤销了女监的伙房、豆腐坊和专用接见室，禁止外界送食物等，女犯人生活待遇大为下降。夏之栩同张光奇研究决定，搞一次绝食斗争，争取提高犯人的生活待遇。为保证大家的健康，只搞晚饭一顿绝食，以保持体力。另外，制装车间犯人开展罢工。

绝食开始后，张光奇派人到中街、北市、南市、南站等地张贴海报，把女监绝食一事公之于众，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一些省城女犯人家属纷纷到监狱大门前抗议，一些社会名流也对此表示关注。绝食和罢工三天后，狱方被迫答应恢复原状，绝食和罢工取得胜利。

殊途同归

1931年6月，党组织安排张光奇去哈尔滨工作。女监的斗争任务及办识字班的工作由夏之栩和“共进会”来完成。1932年2月，中共满洲省委将夏之栩等12名“政治犯”营救出狱。1932年夏天，夏之栩来到上海党中央工作。1933年3月，夏之栩遭叛徒出卖被捕，关押于南京监狱。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叶剑英亲赴南京，将夏之栩、钱英、熊天荆三人保释出狱。夏之栩留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她开列了狱中同志名单，使大批同志获救出狱，奔赴抗日战场。

1941年，夏之栩到达延安，1945年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夏之栩历任武汉市委组织部部长、第一轻工业部副部长、中顾委委员等职务，1987年12月2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1931年7月以后，张光奇与党失去联系，辗转于北京、陕西、山东、四川等地从事教育工作，在教育战线和救亡运动中做了许多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张光奇一直在沈阳教育界工作。1982年，经中组部批准，张光奇恢复了党籍。晚年为党史工作提供了大量史料和线索。1993年春在沈阳病故，终年84岁。

张光奇与夏之栩的革命道路虽然大不相同，但她们在女子监狱并肩战斗的光辉事迹，她们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作出的努力和牺牲，都激励着革命后来人奋勇向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