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共产党员死了也心甘”

1927年4月和5月，国民党反动派相继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马日事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湖南汝城县，敌人将我父亲等30多名农会骨干作为“共党案犯”逮捕，严刑拷打，逼问“共匪”内情。父亲咬紧牙关，一字未吐。被营救出狱后，在党最困难、革命最危急的关头，父亲主动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完毕后，父亲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在我上次被捕时，差一点被敌人当作共产党员杀了，结果今天真正做了共产党员。做共产党员死了也心甘，死了也光荣。”在此之后，他经历了多次生死考验。

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在草地会师后，父亲到红四方面军的31军任政治部主任。在三过草地的前夕，父亲在给团以上干部作动员时，为了鼓舞已经陷入极端困境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将战报中有关毛泽东率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渡河东征歼灭阎锡山部1500多人，建立了陕甘根据地等消息作为实例，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坚决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但张国焘听说此事后，却认为父亲是“吹捧一方面军，贬低四方面军”，当即决定：“让31军先开批斗会。批斗后，就地解决（枪毙）。”

张国焘说完后，朱老总赶紧给徐向前使了个眼色。徐向前立即说：“我去吧。”批斗会上，面临着天大的冤枉和即将被枪毙的威胁，父亲仍然据理力争。心中早已有数的徐向前果断拍板说：“这个问题复杂，今天不解决，以后再说。”第二天，徐向前与朱德总司令、陈昌浩政委商定，将父亲先暂时降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任副部长。

多年后，当时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大将谈起这件事，对父亲开玩笑说：“刀都架在脖子上了，你老朱的嘴还是那么硬！就不怕真的毙了你？”父亲十分认真地回答：“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我没有说错，干嘛让我认错？就是真的毙了我，也不是我错了！”

“只要我们心中有党，就一定能够找到党”

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在石窝会议上，确定李先念带领左路军向西去新疆，副总指挥王树声与父亲带领右路军向东去陕北。可没走上几天，队伍全拼光了、打散了，父亲就只身一人，徒步去找党、找红军。

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少数民族群众对党、对红军并不了解，而马匪则全是骑兵，来去迅捷，狠毒凶悍。所以，父亲只能白天隐蔽，晚上走路。还不能走大路，只能冒着刺骨的寒风，沿着冰天雪地的祁连山北部边沿地带，钻树林，翻沟谷……渴了，抓几把雪塞进嘴里；饿了，从地上抠草根，找牛粪、马粪中未消化的苞谷颗粒充饥。没几天，父亲就几次饿昏过去。

后来，父亲用自己的好皮袄向一个挖煤的工人换了一件破皮袄，俨然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煤黑子”，才敢在白天行走，到村庄里去要饭。有一天，父亲走在开阔地里，突然有一伙马匪骑兵飞奔而来，父亲情急智生，将皮袄翻转过来裹在身上趴进了附近的羊群里，有惊无险地躲过了马匪队伍。

就这样，在二十几天的时间里，父亲十几次躲过马匪的抓捕，终于来到兰州黄河大桥附近。父亲发现，黄河大桥上，敌人的封锁与戒备非常严密。怎么办？父亲一边琢磨，一边走到河边，不慌不忙地将自己从上到下洗干净，又整了整衣服。正在这时，父亲发现一个敌人军官带着两个勤务兵向黄河大桥走去，他当机立断，迅速跟了上去。到了桥头，哨兵敬礼，军官还礼，父亲也就跟在后边大摇大摆地混了过去。

绕过兰州后，为了摸清情况和补充食物，父亲还主动混进了一支被马匪抓住、正向西安押送的我西路军“俘虏”队伍。在其中教导团俱乐部主任李宽和的帮助下，他一路走，一路了解情况，一路做工作。听到有些同志说“党在哪里都不知道，还不如回家算了”，父亲坚定地对大家说：“党就在我们心中。只要我们心中有党，就一定能够找到党。”然后，他又利用敌人松懈之机，脱离了“俘虏”队伍。

一直到第36天，父亲终于在离甘肃镇原不远的一个村里，找到了红军的驻地。父亲径直来到有红军站岗的一座小楼的院门外，对哨兵说：“我是西路军的红军，找你们领导。”看着拄着一根打狗棍，衣衫褴褛，头发蓬乱，胡子邋遢，又黑又瘦又脏，全然是一个叫花子老头模样的父亲，哨兵根本就不相信他是红军。正在争执时，二楼的一个窗子被推开，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大声问道：“吵什么呢？”父亲抬头一看，脱口叫了出来：“陈坊仁，是我！”楼上的那个红军领导一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顾不得细想，几步就跑到楼下，冲到跟前，拉着已经不成人样的父亲的胳膊，只看了一眼，就禁不住大声叫道：“朱政委，朱良才政委！”父亲正要开口说话，一口鲜血就从嘴里喷了出来，双腿一软，倒在自己的老部下陈坊仁怀中……

经过短暂的休整，父亲又回到兰州，在八路军办事处做接收西路军将士的工作。由于他有亲身经历，对失散红军认得特别准，很快找回了许多红军干部，为我党挽回了一大批骨干力量。

“这个头，我带定了”

父亲自参加革命后，职务几度起伏，先是从县委组织部长到连党代表；然后又从连干部一直升到军领导；再从军降到师；又重新从师升到军；又从军一下降到副师（红四方面军宣传部副部长）；再升到军……几上几下，他从无怨言，不闹情绪，兢兢业业地埋头工作。

职务他不争，名誉他也不抢。当初在红军时，他就是队伍中的“秀才”，可他从来不宣传自己，也反对别人宣传他。一生中父亲公开发表的文章只有4篇：《这座山，它革命》《朱德的扁担》《练兵与御寒》《一根灯芯》。全是讲的井冈山的故事，全是讲的毛泽东、朱德与红军的故事，没有一个讲自己的。而且，《练兵与御寒》的初稿中，为了故事的生动与真实，讲了作为红31团1连党代表的他与连长王良的故事。可定稿时，父亲特意将自己的名字删去了，目的就是不想突出和宣传他自己。

1938年2月，在兰州结束了接收、甄别西路军失散、被俘人员的任务后，父亲奉命来到延安，一面在中央党校的高级干部班学习，一面系统地向中央汇报西路军的有关事项。听完汇报后，毛泽东当着众人的面，夸赞我父亲是“军之良才”。这么重要、这么值得骄傲的事，我父亲竟然到去世也没跟家人说过一次，还是那些叔叔、伯伯们后来提起，我们才知道的。

上世纪50年代时，毛泽东同志已经开始考虑培养接班人和领导班子年轻化的事情了，几次在不同的场合提出这个问题，号召年老体弱的同志主动让位给年富力强的同志。可响应无几，收效不大。由于高级领导岗位上的老同志都是几十年流血负伤打出来的战功卓著、劳苦功高、位高权重的“重量级”人物，毛泽东就决心自己带这个头。

知道这些情况后，父亲决心率先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主动退下来，让位给年富力强的同志。这个消息一传开，登门劝阻的“络绎不绝”。好心的领导、战友都劝他放弃这个打算，甚至工作都做到了我母亲身上。由于我母亲李开芬也是从战火中走过来的老红军，父亲就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开芬呀，咱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呀！都是革命的幸存者！战争年代，我几上几下，不都过来了嘛！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权力是党和人民的，不是我们自己的私人财产。主动让位这个头，我带定了！”1958年，父亲向中央郑重提交了离职报告，成为第一个要求退出领导岗位的开国上将。同年年底，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谈到父亲带头让位的事，毛泽东主席夸他“觉悟高”，周恩来总理说他“开明”，邓小平总书记称赞他“顾全大局”。

尽管父亲早早地就离职休养，三十多年无职无权，可1989年2月父亲去世后，在他的追悼会上，却出现了让我们感到意外的场景。虽然没有广发通知，可追悼会那天，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行的人，既有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杨尚昆、李先念、姚依林等，也有退休多年的老红军、老八路、老干部，还有素不相识的普通老百姓。一些参加追悼会的人说：这种多年未见的场景，实在太让人震撼了！太让人感动了！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是对我父亲这位德高望重的“军之良才”一生战功和高尚品德最真实、最深情、最权威的评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