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

1933年2月16日，北平《世界日报》第五版头条，刊载了一封吴敬恒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报社记者给这封公开信加了一个醒目的标题《吴敬恒妙论，古物是臭东西》，这吴、蔡二人是要谈论什么呢？且酌加整理，照录该信全文如下：

孑民先生执事：

弟近顷已在南京半个月，前天曾一度上无锡证婚，回来身体不佳，郎当得狠，预备将息将息。顷由溥泉先生转来赐书，说起故物，弟都当他是虞舜进瞽叟的钵头，周公挞伯禽的杖，孔夫子设教书坛的席，年来虽也跟着人称说故物，骨子里还是对牛操琴。半月前，我从家中到市上去，经过马霍路，在洋车里看报，刚看见政治会议决议，派我为古物保管会员委员之一，对面梅白格路口，刚有两个石人，我便联想到吴县江弢叔的诗调，冲口而出，吟曰：“行向仲翁成一笑，吾身今与尔同看”（翁仲原来是仲翁，不是我杜撰的，凑韵聊一用）。于是想到我这老而不死，自己已成故物，需人保管，安能保管别的故物？讲起故宫故物来，最初只是北平的一班人，如江（瀚）、马（衡）、易（培基）诸先生，主张不迁，我说对啦，只种臭东西，迁他做什么呢？现在日本小鬼，没有情理讲的来欺侮我们，我们跪在地上迎接他，终不是事，所以应该抵抗，应该积极抵抗，应该死守很久如常山、睢阳一样，只叫做维持人格。说起打胜仗，可怜自甲午以来，四十年被故物讲坏了，恐无把握罢，北平抵抗到三年，全城陷落，故物让他拿去就是了，可是临去的时候对他说，前车之鉴，不要像观象台的天文仪器一样，抢回柏林，再请轮船恭恭敬敬送回来。我们历史上也有所谓璧则犹是也，而马齿加长矣。日本小鬼也一定读过的，然弟所怕的，还是我们一班世界公有的学者，居世界，应行世界之道，世界进化，我们也有一分义务，骇得科学工艺先生，低头服小，不敢在中国扬眉吐气，还请老大哥“精神文明”二百五的当家，那就是精神罪孽深重，祸延显考故物府君，一去不回，也未可定。然而兄弟尽人拿去的主张，还是不负妄言的责任。后来可佛先生为别的讨论，说道：宋部长要取点故物在上海陈列，过后送还，你也预一个名去商量罢。我漫应曰：好极好极，我想把几件臭得可以的东西，叫上海洋鬼子开开眼界，也是要的。不料嗣后接到北平的诘问书，说道：你说故物不必搬迁，何以主张搬迁？又是列名第一呢？我知道牛头已不对了马嘴，刚刚故物已经装箱，也就不必分辩。弟本来根本瞧不起只类的臭东西，然弟又相信我的朋友，处置只类的臭东西，个个十分忠实，他们主张搬西安，如何如何安全，如何如何合式，我觉得十分有理，又有人主张搬洛阳开封，弟觉得同样的有理，又有主张迁南京，弟觉得他的理由也充足，又有人说迁上海，弟觉得理由同样的充足，弟根本则不惜愿再出个人之主张，或说迁杭州或迁广州，弟亦不来附议那一位，不是怕麻烦，而是伤心我认识的朋友，都是些号称精神物质兼顾的朋友，其实，……（我也不说了），那一天政治会议，讨论故物，刚刚我在镇江，我不知就里，我既不愿过问，并且也不便问。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还请先生来领导我们，领导一切青年，走上一条干净无味的科学工艺路上去，至少学了苏俄，做一个五年计划，故物府君必康强无恙，否则二百五的再让精神大哥来说痴话，一旦脱神，故物府君寿终正寝，就是追想文献，替他作一篇有声有色的哀启，哀启而已，则亦何益之有哉？先生知其老毛病发作，容纳了一生了。恕其狂诞，复叩道安。

弟敬恒顿首。二月十二日

从这封篇幅不短的公开信来看，国民党元老、与蔡元培同为故宫博物院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的吴敬恒，对故宫古物南迁实际上是持反对意见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危急，故宫古物应迁移别处保存的计划也迅即被提出，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等坚主南迁，以免故宫国宝沦落日寇之手。但由于南迁涉及环节众多，运作不易且社会各界阻力极大。一来普通民众对战局的判断不一，有相当一部分民众认为，日寇未必敢于进占北平，或者说不相信中国军队无力抵抗；二来当局高层人物如孙科等也颇重视“民意”，认为此时不保土守民，而大费周章地去迁移古物是舍本逐末，会失去民心。此外，一些著名学者也明确反对古物南迁，如鲁迅、胡适等也都为此发表意见。鲁迅就曾赋讽刺诗一首，诗云：“阔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胡适也提出，不赞成迁移之举理由有三：第一，因在国际人士监视之下，未必有人敢于破坏文化古物；第二，因故宫古物数量极巨，迁移并非易事，万一发生意外则责任谁负；第三，在南京上海均无适当地方存储，非万不得已时，绝不应轻易迁移……此外，社会上更谣传有当局变卖古物抵偿国债、故宫内部已在倒卖古物等骇人听闻的所谓“内幕”，一时风雨如晦，人人提古物南迁而色变，群情激愤的反对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在这种情势之下，故宫博物院内部意见也极不统一，比方说后来押运古物南迁的吴瀛，起初的意见也是不支持南迁的，他在《故宫尘梦录》（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中忆述称：“我一度与易寅村发生争执，我以为应该观望一下，我说：‘古物一出神武门的圈子，问题非常多，责任既重，闲话也多，内外的敌人都等待着！我们最好不做此事！’”

当然，吴敬恒的反对意见与上述种种还有区别，这种反对意见在当时显得极为特别，也极为与众不同。说直白一点，吴对故宫古物的观点就是听之任之，置之不理；他认为，抗战大局才是关键，打了胜仗自然古物无虞，打了败仗要那些古物何用。古物之所以是“臭东西”，就在于其无用；而在日寇进逼的危局之下，还要去为这些“臭东西”争来争去，更是莫名其妙。在信中，他引用了一个当时在国际文博界非常著名的成例，即所言的那个“前车之鉴”——“不要像观象台的天文仪器一样，抢回柏林，再请轮船恭恭敬敬送回来”。这是指一战后，战败国德国所履行的《凡尔赛和约》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即“所有1900年及1901年德国军队从中国掠去的天文仪器，在本和约实行后十二个月内概行归还中国。所有实行此项归还之举所需费用，包括拆卸包装、运送北京建设之费用在内，亦由德國担任支付。”

原来，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在侵占北京城期间，德军掠得古观象台天体仪、纪限仪、地平经仪、玑衡抚辰仪、浑天仪等五件仪器，并运回德国收藏。1919年一战结束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德国应归还曾掠走的天文仪器的要求，并最终将这一要求写入《凡尔赛和约》条款。1920年6月10日，德国当局将这批仪器在波茨坦拆卸后，装入日本“南开丸”号轮船运回中国。轮船于1921年4月7日辗转到达北京，由荷兰公使欧登克代表德国将仪器交给北京观象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避免为日寇掠夺，当局又决定将明代制造的浑天仪、简仪、漏壶、圭表和清代制的小地平经纬仪等七件仪器运往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吴敬恒之所以举这样一个成例，用意相当明显，即战争取得胜利，国家权益自然得到保障；战争尚未分出胜负，搬家逃避毫无意义。言下之意是说，全国民众不仅应有如此大局观，你蔡元培等主张古物南迁者更应有此大局观，无须为一堆古物殚精竭虑。

当然，无论吴是出于怎样一种立场去反对古物南迁，从信中的内容来看，古物已然开始南迁。再从这封公开信中所涉及的古物究竟迁移至何处的各方意见来看，这封信也并不是吴自己在古物南迁之前的率先表态，而应当是在收到古物南迁途中蔡元培的某种要求或建议之后，才有感而发遂一发不可收拾的表态。查阅《蔡元培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可以看一看故宫古物南迁途中究竟出了什么大事，以及蔡向吴求助所为何事。

原来，1933年2月10日和11日，蔡元培曾两次致信吴敬恒，皆因“忽接中央政治会议命令不准过江，并有即运洛阳之说……洛阳既无保险之建筑，尤无充分之军警，恐不妥当”。应当说，这是两位故宫博物院理事之间紧急磋商的公函，吴对此应答与否、怎样应答，都不应当以公开信的方式发表出来。但吴偏偏就这样做了，其态度显而易见，一句话，给蔡送上一碗“闭门羹”。吴本来就不支持古物南迁，至于南迁到哪儿，洛阳还是上海，他都毫不关心。那么，之后的南迁线路如何，蔡又究竟如何应对？

事实上，从目前可以寻获的文献资料来看，蔡元培之后再未就故宫古物南迁事宜致信吴敬恒，蔡、吴两位故宫博物院元老理事的相关工作交流就此中止。当年，仅从北平《世界日报》对古物南迁的跟踪报道来看，自第一批二千一百十八箱古物于1933年2月7日出发，2月9日即抵达南京之后，南迁古物终将迁往何处的相关报道几乎天天见诸报端，迁去洛阳的动议及计划，似乎一步一步将成为现实。但一个月后，1933年3月6日的报道，同时见诸于北平、上海两地，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最终去向——第一批古物中的一千零五十四箱于3月5日中午顺利运抵上海，其余部分则暂存南京行政院内。北平方面的报道原文如下：

古物千零五四箱

昨运抵上海

存储于仁济医院

【本报上海五日下午九时专电】运京故宫古物一千零五十四箱，冬（二日）由江靖轮装运来沪，已于微（五日）抵沪，停泊全利源码头，事先军警戒备，非常严密。法捕房亦派巡捕照料。随江靖轮押运来沪者，为故宫博物院秘书吴瀛，及职员八人外，行政院并派陈锐、朱宗良等帮同照料。首都宪兵司令部亦特派机枪连一连，随轮负责警戒之责。此一千零五十四箱古物中六百零二箱为图书，四百五十二箱为古物，分储于江靖轮之四个货舱内，因防水涨，舱门以外围以橡皮，并满贴故宫封条，关防严密。存储地点，仍为天主堂街之仁济医院旧址。此屋当中因会议决移存汴洛时，本已退租，迨运沪这议仍复决定，乃重由故宫秘书李宗侗，再订租约（期为半年），并于屋之四周围以铁丝网，与外隔绝。

【本报上海五日下午九时专电】古物千零五四箱，歌（五日）故宫秘书长李宗侗，即指挥人员，雇用运货汽车十四辆，及小工数十名，分别运至仁济医院旧址，分储于该处三四楼。直至晚八时，始运毕。随来人员则于即晚夜车返京复命。

【本市消息】故宫博物院职员某君向记者谈：故宫古物第一批已抵京，即转运上海存储。至第二批待运古物，中央以华北局势严重，已令饬从速起运，现已装箱完毕，约七百余箱。将俟专车返平后，即行起运。至中央是否再派监运员来平，则尚未有所闻云。

【按：故宫第一批南运古物，二千一百十八箱，运入南京后，除以一千堆五十四箱，运沪外，余均存南京行政院内。】

报道可称详尽，两则来自上海的专电，一则北平本市消息（第二批故宫古物也将起运），外加一条编者按，将第一批故宫古物运抵上海暂存的讯息及时公布了出来。该篇报道中，还捎带透露了一个细节，即这批古物起初的确有“会议决移汴洛”的动向，在上海的原拟存放地仁济医院旧址的租约都曾退租，后来才又续租半年。而上海《申报》的同日报道，与北平《世界日报》所报道的内容相近，只是更为“花边”一些，提到了该批古物中有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四库全书》等国宝珍品，并附有一张押运古物来沪人员的照片。

至于古物为什么没有迁至洛阳，而仍按原计划迁往上海、南京等军政核心地区，则北平、上海两地都没有相关报道予以披露，蔡元培从中做过哪些努力，对古物南迁的策略有过怎样的坚持与调整，至今仍不十分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蔡元培一直全力支持古物南迁，并且凭借自己在国内文教界的号召力与影响力，让蒋介石、宋子文等当局高层人物对此予以高度关注，为古物南迁获得了更多的、来自国家权力顶层的强力支撑与资源保障。正是在当局高层人物的亲自过问之下，古物南迁去向的种种争论得以遏止，最终都以统一暂贮上海法租界及中央银行，再分批转运南京而尘埃落定。事实上，故宫及其古物保护的头绪纷繁，在当时国内军政各种势力交错之下，除了要为古物南迁出谋划策、铺平道路，蔡还要坐镇北平，为整个不可迁移的故宫及其遗存文物之保护而四处奔走、呼吁呐喊。

就在蔡元培等通力协作之下，1933年5月23日，由故宫运抵上海的第五批古物安全送达中央银行暂贮。在这最后一批古物运抵上海之前，北平的故宫及其文物保护工作并未中断，还有所加强。当年5月9日，蔡还向蒋介石致电呼吁，请其“勿在故宫内驻兵”，但同时又要求其为故宫安设防御工事，“免使代表国粹及伟大建设被破坏”（这封电文由《世界日报》摘要刊出，《蔡元培全集》未辑入）。

一年之后，1934年4月4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首次会议在南京召开，一致推选蔡元培为理事长，并决定存沪古物中的一部分文献档案运至南京保存。5月8日，蔡元培又在南京行政院组织召开了首次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会会议。除了审议人事任免、年度預算等，还特别提到正缜密计划，要彻底清查整理故宫的家底。而故宫文物保存库的建设经费，也增拨了二十万元，即刻可以开工。之后，蔡三届连任理事长，直到“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占领北平，蔡才离开北平。就这样，他南北交驰，在动荡时局与战火绵延中，为故宫及其古物的守护全力以赴。

在蔡连任三届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期间，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中央博物院）正式成立，专为保存古物的库房也相继建成，南迁抵沪的故宫古物又分批转运南京。不久，“淞沪会战”爆发，南迁古物也因之开始了更为崎驱多舛的大迁徙，全力向更为偏僻、相对安全的西南方向分散保，分批多路转运至长沙、贵阳、巴县、宜昌、重庆、乐山、成都等地贮存，直至抗战胜利，方才再次运回南京。而遗憾的是，这些负载着中华文化精魂的国宝还在跋山涉水、辗转四方之际，蔡元培已于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终未能亲自见证这些国之瑰宝聚散依依的最后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