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志，卢凤君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国内现代种业发展问题研究综述

张国志，卢凤君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现代种业是决定农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在保障粮食安全、生物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世界各国日益重视现代种业的发展，国内学术界也开始从不同角度对现代种业发展问题进行研究。主要从种业改革、科技创新、并购重组整合、知识产权保护与利用、国际化发展战略以及国际经验借鉴等6个方面对目前我国现代种业发展问题的研究进行评述，对现代种业发展与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代种业发展；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与利用；国际化

粮安天下，种筑基石。现代种业是农业发展的“生命线”，种子技术创新带动着耕作栽培、植物保护、农业工程、农业环境保护、农产品加工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有研究资料表明：过去100年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60%来源于种子技术；从中长期的发展趋势上看，由于受资源约束的影响，未来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75%～90%仍将来源于种子和与其相关生物技术（詹琳，2013）[1]。

自2000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实施，开启了现代种业的快速发展之路。政府相继出台多项政策文件，全面规划部署种业发展工作。2011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的核心产业，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2013年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提出要深化种业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种业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突出以种子企业为主体，推动育种人才、技术、资源依法向企业流动，构建商业化育种体系，加快推进现代种业发展，建设种业强国，为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农林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根本性保障。由此可见，当前现代种业的战略性地位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鉴于现代种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重要性，本文将从种业改革、科技创新、并购重组整合、知识产权保护与利用、国际化发展战略以及国际经验借鉴等方面对目前我国现代种业发展问题的研究进行评述。

1 种业改革

我国种业发展历经了3个主要发展阶段：1995年以前的计划管理、科研、繁种、推广、集体调剂阶段；1995—2000年实施“种子工程”，进入市场各环节开始融合阶段，但发展还不成熟；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颁布实施，种业进入开放、竞争阶段。随着现代种业的发展，国内许多学者意识到深化种业改革，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种子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体系的重要性，并对种业改革的途径也进行了研究。

1.1 种业改革的意义与路径

黄季焜、徐志刚等（2010）[2]分析了种子对于现代农业的重要贡献及种业发展面临的挑战，提出要推进种业研发体系和管理体制改革、调整经营发展战略、完善政策法规、加强市场管理；郭然（2011）[3]认为应从4个方面创新，即从科研、管理、市场营销以及企业文化等4个层面创新，来提高现代种业的核心竞争力；刘石（2012）[4]认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必须具备信息和育种资源共享机制以及与产业紧密结合，是现代商业化育种与传统课题组制育种的最大区别；刘军杰、袁国保等（2014）[5]分析了我国深化种业体制改革确保粮食安全的现状，以及面临的粮食增产压力、外资种业企业进入、种子企业研发实力不强、需要调整种植业结构等挑战，提出要节约保护耕地资源、提高农业科技转化率、加强种业政策支持以及法律环境建设等措施；李立秋（2015）[6]认为做强种子企业是现代种业发展的关键，要做好科技、体制、机制创新以及文化建设，根据定位发展生产型、经销型、育种型、特色型以及区域型种子企业；彭玮（2015）[7]研究了农作物种业发展路径问题，认为目前中国种子在国外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市场化是种业改革发展趋势。

1.2 种业产业链整合相关研究

种业产业链整合是种业改革的重要内容，我国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张伟、赵海军等（2012）[8]从粮食安全角度对种业产业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进行了分析，提出创建商业化育种中心和企业商业化育种机制，构建“育种单位—龙头企业—生产基地—种植户—粮食深加工食品企业”产业化运作模式，促进种业成果转化，实现种业链的价值最大化。张永强、单宁、王刚毅（2015）[9]研究认为种业产业链环节是种业有效发展的核心，为此要解决育繁推环节关键问题，进行产业创新；推动产业链环节主体单元优化重组，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建立区域性现代种业产业集群，进而实现产业链整体价值最大化。李长健、朱维维（2013）[10]研究了种子产业链内外部影响因素，即内部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市场需求、人才要素、科技要素、资金要素等，外部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种业企业、高等院校以及相关科研机构等，认为种子产业链协同发展模式是种业国际化、现代化、集团化的重要路径。侯军崎、朱军让等（2015）[11]在对价值链理论、国内外整合比较以及北京种业现状分析基础上，研究了北京种业价值链体系构建、模式选择、整合程度测量与评价以及风险评价管理，认为要构建价值链整合团队、服务平台等措施实现种业价值链整合。佟屏亚（2016）[12]从种业供给侧改革视角，分析了种业的产能过剩、品种审定、制种面积等问题，认为市场规范要促进种子企业兼并重组。

2 种业科技创新

2.1 关于种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许多学者针对种业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及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展开了研究。万钢（2013）[13]分析了科技创新的机遇、成效、形势以及举措，认为推动现代种业发展的关键是科技创新；张兴中、陈兆波等（2011）[14]提出要加强种业创新人才建设，构建分工明确的种业科技创新体系，实施种业科技创新国际化战略；刘春香、闫国庆（2012）[15]研究认为我国在农业技术创新、现代种业、前沿和关键技术研究、农业科技转化和推广等方面取得较大成效，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农业集约化水平、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及农业技术推广和应用等方面还比较落后，认为要科学选择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的农业技术，加强现代育种技术创新和推广，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信乃诠（2013）[16]分析了农业所面临的全球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农业资源环境、农产品质量等问题与挑战，借鉴了国际上推动农业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举措，提出我国实施农业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在优先领域和重大项目上突破，以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为重点，不断提高种业自主创新能力，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优化农业科技创新环境；李军民、唐浩等（2014）[17]认为推进种业科技创新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要从强化政府主导的基础性、公益性研究，构建以市场为主导、种子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体系，推动产业间各环节合作等方面保障种业科技创新；信乃诠（2014）针对粮食安全处于紧平衡的状态，提出要依靠农业科技进步和集成创新促进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廖西元（2015）[18]分析了我国种业科技创新基础研究能力一流、规模大且经验丰富的研发队伍，但科技创新产出不高之间的“悖论”，认为要通过建立种业科技创新体系、集成分子育种平台、激发研发人员活力机制等措施推动种业科技创新；黄季焜、杨军（2014）[19]分析了玉米新品种对于中国玉米及其他农产品供需以及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玉米新品种在玉米生产及保障粮食安全方面至关重要，还能够促进其他农产品生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提出要加大新品种的自主研发、引进以及推广，通过加强科技创新保障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

2.2 关于现代种业生物技术

在现代种业生物技术研究方面，姜娜娜、曹广平等（2016）[20]综述了细胞工程、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转基因等现代生物技术在种业领域的发展应用，认为生物技术是种业创新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杨旭红、唐浩等（2015）[21]分析了DUS测试体系面临的问题，认为应从组织体系和技术体系等方面来完善DUS测试体系；刘旭霞、周锦培（2012）[22]认为在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上，要以社会秩序、以人为本、公共安全为价值定位、理念、追求；黄季焜、胡瑞法等（2014）[23]分析了国内外转基因技术研发现状及发展趋势，认为基础创新和竞争力都面临严峻的挑战，要通过改革和完善国家科研体制以及转基因重大专项研发体系来实现转基因研究目标；信乃诠（2013）[24]认为要从发展现代生物、农业信息、节水灌溉、农业工厂化、生物制品研制、应对气候变化、农产品加工、农业机械工程以及农业前沿等10方面技术来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黄勇、王刻铭（2016）[25]选取湖南6家代表性企业，利用Mamlquist-DEA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法衡量种业安全，研究认为创新能力是影响种业安全的重要因素。

2.3 关于种子品种管理

在种业科技创新品种管理研究上，马淑萍（2014）认为品种审定制度是现代种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刘石（2013）、李媛辉（2015）等认为我国品种审定制度要逐步过渡到品种登记制度，适应市场发展规律，政府的审查重点是行业标准、监督执行以及产品安全性的评价与风险防范，而产品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应由市场和客户来决定；李洪杰、张小燕等（2015）[26]认为从种质资源利用、大品种组装、优良品种组合的多点筛选、多区域推广授权等方面发展我国种业品种众筹模式；李洪杰、陈丽、张小燕（2015）研究了育、繁、推各环节的品种众筹模式，探讨了品种众筹的操作方法与利益分享问题。

2.4 关于现代种业平台建设

在种业平台建设研究上，李军民、宋维平（2013）等[27]提出通过构建种业科技成果托管平台来解决提高种业科技成果转化率问题；陈会英、高华（2008）等[28]以电子商务交易理论为基础，研究了植物品种权电子商务交易服务平台建设的必要性，并以种子企业为例，从拥有知识产权和组织保障两个角度分析了植物品种权电子商务交易服务平台建设的可行性。

3 种业并购重组整合

3.1 种业并购重组的路径模式

从国际种业巨头做强做大的并购历程可以发现，种业的演化发展史是一部企业并购史，纵观全球，种业并购重组整合是大势所趋。闫书颖（2007）[29]研究了种业横向、纵向以及混合并购等类型，认为通过并购能够促进规模扩大、集中度增强、投入增加及产业关联度增强；田惠、周爱莲、赵宇华（2007）[30]从种子特性（即科技含量高和信息不对称）、种业环境（即集中度低垄断严重和链条脱节）等角度研究了种业并购重组的原因，认为种子企业应该结合自身产品和销售特点进行并购重组，在目前横向并购是种业并购的主要方式。

田冰川（2011）[31]对《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进行了解读，认为种业兼并重组要坚持发挥种子企业的主体作用、市场化运作以及促进种业市场竞争有序和维护种业企业与社会和谐稳定等原则。种业兼并重组一是要注重在产业政策导向上要落实“企业为创新主体、扶优扶强、做大做强”；二是鼓励优势龙头企业与优势科研单位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兼并重组实现战略性、深层次结合；三是支持跨地域性的兼并重组；四是要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五是要维护国家种业产业安全；六是对种业发展各项新政策要执行好、落实好。

3.2 种业并购重组整合管理

王晓明（2012）[32]认为并购后期的融合是并购重组成功与否的关键，要注重种业并购重组后的融合管理，注重并购后的企业文化、人才和团队以及有效管理的融合问题，提出在管理融合上要建立起全面的风险内控体系、引进或优化管理的模式和工具、科学有效的决策系统以及并购双方有效的沟通机制；张宁宁、潘勇辉（2014）[33]基于种业市场均衡模型和财务回报分析，研究了种业跨国并购对于我国种子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提出创新产学研一体化合作模式，加快产业链整合以及培育我国种业跨国公司发展。

洪惠塘、侯军崎（2016）[34]通过层次分析法和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构建了种业并购重组过程中种业整合风险评价体系，通过案例研究认为种业整合风险并不是足够低，其中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的权重相对较高，要予以重视；任智、侯军岐（2015）[35]分析了种业并购重组的3种模式，即横向并购整合、纵向并购整合以及通过合资、契约性协议等方式组建种业战略联盟模式等，并基于协同效应理论分析了每种并购重组模式对并购绩效影响的机理分析；徐岩、王佳（2015）[36]以荃银高科为例，分析企业兼并重组前后费用控制水平、盈利能力、运营能力、成长能力等比较，发现企业并购4家企业之后效果并不明显，认为要加强兼并重组后的整合效率、新品种研发以及营销策略。

4 种子知识产权保护与利用

4.1 种子知识产权保护

在种子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上，戴海英、王旭清（2008）等分析了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认为应从信息服务、监督管理以及发挥种子协会作用等来加强种子知识产权保护；陈艳娟、邓岩（2011）认为种子知识产权与种子企业发展战略的协同是种子企业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内在发展需求以及实现不同战略共赢的有效模式，在模式上包括知识产权与国际化战略、战略联盟、纵向一体化战略协同发展，其中知识产权对种业企业发展的协同效应体现在提高竞争、市场开拓、盈利、创新等能力上，企业发展战略对知识产权的协同效应体现在指导、支持、监督、保障等作用方面；陈艳娟（2012）认为种子企业战略联盟能够提升种子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能力、降低风险与成本，能够提高企业知识产权的运用能力，在联盟模式上可以采取交叉许可、育种科研合作等方式；陈艳娟、袁国保等（2013）研究了种子企业海外知识产权布局在国际竞争、提高创新收益以及降低知识产权风险以及“走出去”等方面的重要性，提出在品种权和技术专利上实施知识产权海外布局的战略路径；陈艳娟（2013）[37]对种业发展环境进行了分析，利用SWOT分析法确定种业知识产权战略备选方案，对备选战略进行测度与评价，研究认为国际化战略、战略联盟和后向一体化战略是符合中国种业现实情况的优先选择；陈艳娟（2014）认为从提高知识产权战略意识、育种创新能力建设、国家化水平以及外部环境保障等措施来推进我国种业知识产权战略。

4.2 种子知识产权利用

知识产权是种子企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利用种子知识产权融资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袁国保、张春桂（2005）分析了种子企业品种权质押担保贷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具体的操作思路上首先要合理确定作为出质物的品种权，然后要建立科学的品种权评估体系；邢岩、陈会英（2008）研究了植物品种权证券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具体操作思路为：合理确定证券化植物品种权、组建特殊目的载体购买证券化资产、信用评级增级、证券发行以及管理等，并提出要完善政策导向、法律法规、中介服务、相关监管等体系促进植物品种权证券化融资发展；仇书勇、龚明华、陈璐（2009）[38]研究了知识产权抵押贷款风险问题，认为提高银行知识产权抵押贷款的风险防控能力以及知识产权变现交易等措施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发展；邢岩、孙兆东、陈会英（2010）[39]通过对种子企业和科研院所135份调研问卷，运用因子分析、归纳总结等方法，研究发现影响种子企业品种权入股的因素主要是预期收益、市场占有率、核心竞争力增强等，影响科研院所品种权入股的因素主要是预期收益、经营能力、成本和风险等因素，提出建立健全利益分享机制、激励机制、信誉机制以及品种权保护制度；李长健、乐明凯、易飞云（2011）以植物新品种权为切入点，对种业知识产权质押涉及的客体、渠道、评估、环节、风险、保障等进行了研究，可以有效解决种业融资渠道问题；刘旭霞、周锦培（2011）分析了植物新品种权质押融资的重要意义、必要性以及可行性，认为应从质押标的的确立、价值评估、质押合同、出质登记等几个方面设定植物新品种权质押；陈月红（2011）[40]提出应该完善立法、政策支持、完善服务体系等措施来解决种子企业知识产权融资问题。

5 种业国际化发展战略

国际化是现代种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前相关研究主要包括现代种业“走出去”“、引进来”以及种子国际贸易等3方面研究。

5.1 种业“走出去”的研究

在现代种业“走出去”研究方面，金龙新、易卫平等（2000）[41]分析了加入WTO对我国种业国际贸易环境改善、引进外资、加快市场化建设等影响，提出合理利用WTO有关规定、“外引内联”进行全面改革，产业化、市场化操作等建议；朱微微、包峰等（2014）[42]分析了非洲农作物种业的多重利益博弈现状以及规模化经营的趋势，提出投资主体、投资环境、投资功能优化的投资策略，以积极开拓非洲农作物种子市场，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吕波、郑少锋（2014）[43]分析了我国种业“走出去”的市场份额低、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以及市场集中度不断增强等现状，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表明：花卉种子竞争力较强、蔬菜种子竞争力逐渐凸显、农作物种子竞争力具有增强趋势，提出应加强种业人才建设、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支持以及平台建设；朱维维、包峰、袁国保（2015）研究认为种业“走出去”面临的有技术、政策以及资本金的障碍，分析了种业“走出去”的动因、依据、契机以及路径。

5.2 跨国种业进入的相关研究

在跨国种业进入研究方面，李军民、唐浩（2012）研究认为孟山都、先锋等跨国种业集团进入我国种业领域呈多样化趋势，一方面对改变我国传统种植模式、丰富品种资源等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对我国种业发展构成潜在威胁，要增强现代种业发展的战略意识、加强外资进入的审查与有效监管、支持国内种子企业做大做强；靖飞、陈宇（2014）[44]在分析巴西和阿根廷跨国种子企业进入对玉米和大豆品种生产产生影响基础上，认为要合理利用国际跨国种子企业进入中国的机会，推进种业改革，促进种业发展，不断提高种业科技创新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5.3 关于种子国际贸易研究

在种子国际贸易研究方面，陈龙江、方华（2013）[45]分析了我国种子进口规模和结构的现状与趋势，在规模上，我国种子进口增加，但在国际贸易中与全球种子贸易大国还存在较大差距；在贸易结构上，还存在差异性，进口种子主要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研究预测种子进口规模将继续增长，价值也将继续上涨，而结构变化不大。陈瑞剑、蔡亚庆、井月等（2013）[46]利用水稻种子出口实地调研，分析了水稻种子走出去面临的市场、成本、政策、竞争、关税等方面面临的困境，提出要放宽政策支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促进行业整合等政策建议。陈艳娟（2014）研究认为国家化、提升竞争力以及种子企业发展需求是种业“走出去”的战略动因，要抓住政策支持、市场发展、技术创新等机遇，加大扶持力度、有效管理以及知识产权保护。

6 种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借鉴

由于我国种业市场化发展时间较短，与国外发达国家种业发展具有较大差距，为此许多学者对国外发达国家种业进行了研究。

6.1 产业视角的发达国家种业发展经验研究

周志魁（2005）研究了国外发达国家种业发展产业化、科技化、国际化的特征与趋势，提出要实施CIS创建品牌、提升科技创新获得知识产权、加强种子质量管理与认证、加强资本运作以及实施精细管理等战略措施；杜志雄、詹琳（2012）[47]研究了种业发达国家如美国、印度、巴西等的种业市场集中度、研发技术、政策法律环境等方面，认为在提高市场集中度、建立公私结合研发体制以及市场管理法律体系等方面要予以借鉴；赵海燕、李硕、刘芳（2014）[48]研究比较了国内产学研“合作开发”、“共建产业联盟”、“基础研究+商业化育种”以及国外“委托育种”“、联合培养人才”“、公共技术知识研究+商业开发应用”等6种模式，提出要提高专业化水平、提高科研院所基础研究水平、建立利益分配机制；陈秋捷、陈杨莹、霍成帅（2016）[49]对中外种业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从法律体系完善、加强人才培养、提高管理技术等建议；李强（2011）[50]分析了国外种业科技创新经验趋势，认为要建立以种子企业为主体研发模式、不断拓展种业产业链、发展现代生物技术等措施来发展我国种业；贺利云（2014）基于中美育种分工、投入、评价、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等5个方面比较分析，提出改革种业科技投资体制、公共育种与商业育种分开以及科研转化机制等措施；陈瑞剑、仇焕广、栾江（2015）[51]分析了国外种业发展集中度提高、技术人才竞争激烈、兼并重组发展迅速等现状，对玉米、小麦、水稻以及大都种子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提出实施种业振兴计划，加强人才、资金、研发技术投入以及扩大走出去等建议；贺利云（2016）[52]研究了美国公共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提出完善科研投入结构、评价机制、知识产权管理以及转化机制等建议；王磊、刘丽君等（2014）[53]利用统计分析和市场份额分析指数对中国种业国际竞争力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种业在国际市场份额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比较优势不明显但是处于上升的趋势，具有种子质量竞争力且各类型种子质量上升趋势明显，为此提出要利用好现有种质资源、加大育种研发投入、提升育种技术创新能力、扩大品种研发的类型、不断开拓国际市场以及搭建平台推进种业发展战略。

6.2 企业视角的国内外上市种子企业比较研究

在国内外上市种子企业比较研究方面，靖飞、李成贵（2011）[54]通过从发展历程与经营状况角度比较研究跨国种子企业与中国上市种子企业，认为中国种业发展阶段而产生的规模小、获利能力较差以及研发投入不足等现状，提出要建立分工明确的科研创新体系，加快兼并重组完善产业体系；黄毅、肖国安（2012）[55]比较研究了14家国内外上市种子企业的规模、成长性、盈利性以及效率，研究发现我国上市种子企业与国外上市种子企业在规模上具有较大差距，在成长性和盈利性上具有显著差异，在相对效率上相当也有的甚好，而规模效率处于递增阶段，认为要整合资源、扩大投入与保持目前经营效率；张世煌（2014）分析了种业内外部环境，认为应调整产业结构，防止种子企业垄断，提高种子企业素质与能力，发展“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陈生斗（2016）从我国种子企业的数量、资产、经营规模、利润、科研投入等几个方面探究了企业发展水平，通过对玉米、水稻、小麦、棉花、大豆、马铃薯和油菜等7种主要农作物种子市场规模、种子市场集中度和品种集中度的分析，研究表明我国种业创新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具有价值增量的市场规模拓展空间、品种集中度以及市场集中度提升难度较大；黄钢、李颖等（2007）[56]通过对发达国家种业发展演化以及跨国种子集团发展趋势的分析，认为实施种子科技价值链创新管理是提升我国现代种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路径。

7 目前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的展望

随着种业改革的深入推进，现代种业正在不断地创新发展。通过上述对于目前种业改革、科技创新、并购重组整合、知识产权保护与利用、国际化发展战略以及国际经验借鉴等6个方面的研究进行梳理发现，已有研究针对现代种业发展的阶段属性、关键环节以及面临的现实问题，从具体的某一角度、某一方面展开并提出了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对策、观点，不仅解决了现代种业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也丰富了现代种业发展的研究内容。但仍存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对现代种业发展的研究缺乏体系性，从而影响了对现代种业发展研究的多维度、大尺度和精刻度，进而影响了研究结论以及解决对策。现代种业发展是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应该进一步从多层次、多方位以及多学科交叉角度全面系统地研究现代种业发展问题。

第二，目前对于现代种业发展的研究属于定性研究较多，而实证研究相对较少。虽然也有建立了现代种业发展相关研究的指标体系，但是其效果还有待于进一步检验研究；现代种业发展虽然已有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仍须从我国的国情、种情的实际出发进行研究，既要体现中国特色，又要兼具国际化视角。

第三，目前关于现代种业发展的研究从宏观层面、中观产业层面展开研究的较多，而基于微观层面种业创新主体——种子企业的研究相对较少，从种业全产业链层面的研究更是少见。一个国家种业的竞争力，在某种程度体现在大型种子企业的竞争力上，从这个角度而言，应该进一步加强种子企业，尤其是“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创新发展的研究。

随着现代种业产业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对现代种业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必将更加深入和丰富，这些研究将有利于我国现代种业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民族种业做强做大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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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2690（2016）10-0032-06

：F326.6

：A

2016-08-03）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商业化育种技术模式研究与应用（2014BAD01B09）”子任务“：金融资本进入种业的利益分享模式研究”；北京市软科学研究专项“发挥首都优势建设农科城推动农业科技创新”（Z121108002212039）。

张国志（1981-），男，辽宁喀左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金融、区域产业经济研究。卢凤君（1960-），男，吉林东丰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战略管理、系统分析、供应链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