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米·巴拉诺夫斯基，袁淼叙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杭州 310058)



契诃夫小说在英国的早期传播

罗·米·巴拉诺夫斯基，袁淼叙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杭州 310058)

摘要：本文讨论了19世纪末英国出现“进口”俄罗斯文学，尤其是契诃夫小说的需求，并逐步成为整个欧洲文化发展的动因。关注这段时期文学中间人，包括俄罗斯的托尔斯泰、诺维科娃以及法国的莫泊桑、左拉在构建俄英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文中指出他们作品间的相似性并印证“对流说”理论，即英国人紧随法国人在契诃夫小说中发现“自我”，而契诃夫也在狄更斯，更准确说是自然主义者莫泊桑、左拉的作品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因此，英国民众在理解契诃夫时表现出的复杂性、双重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契诃夫的接受度与他在评论界的声望有关(先被称为“俄罗斯的”狄更斯，之后是“俄罗斯的”莫泊桑)；另一方面，英国民众的需求不清晰：一部分英国人受到法国新文学流派的影响，而另一部分人在关注“俄罗斯问题”的同时解决自身任务。

关键词:比较文学；翻译；文学中间人；类型相似；英国的契诃夫

一、 十九世纪末英国民众对契诃夫的两次偶然关注

英国民众首次认识契诃夫要追溯到伦敦唯美主义小组领袖、英国象征主义理论家、诗人阿瑟·西蒙斯宣告现实主义时期危机的到来。基于法国浪漫主义者，如戈蒂叶，以及象征主义者，如波德莱尔、魏尔伦、马拉美来理解并确立新艺术原则是理所当然的*参见Arthur Symons:The Symbolist Movement in Literature, 1899，p.10，及Arthur Symons：The Decadent Movement in Literature ,载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1893, November.。新原则之一，就是拒绝描绘“现象的表层”①，下达的任务很明确：与当时聚集起来的自然主义作斗争。我们说的自然主义，实际上起源于接受了象征主义滋养的福楼拜(结尾处还会提及他)。考虑到以不同传统，特别是法国传统为基础的不同斗争趋势，我们较有把握地推测，所有与之无关的都不被提及。由此俄罗斯文学渗入了英国土壤中。

在这种文学斗争背景下，纽约一本名为ShortStories,aMagazineofFact&Fancy的杂志上完全偶然地出现了契诃夫小说的第一篇英译稿[1]。这篇译文在批评界并未引起重大反响，且成为之后八年中唯一的此类出版物。译稿由美国女作家伊莎贝尔·弗洛伦斯·哈普古德翻译，她在此前不久翻译并发表了果戈里、托尔斯泰和雨果的作品。现在很难评论，19世纪90年代初到底是什么激发了这第一次，且毫无疑问是偶然的一次对契诃夫的关注。但是不能不看到，被更改的标题(Philosophy“athome”改自1887 年契诃夫小说《在家里》)，发表的译作本身(在原作出现仅四年之后)都被认为是在向“世纪末”致敬。与当时左拉频繁再版的自然主义论著、勃兰兑斯哲学政论作品，或是托尔斯泰训诫文章一样，契诃夫小说也有了英文译本。我们发现，1899年勃兰兑斯、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三人的名字甚至出现在同一本书里——伦敦出版的《综合诗集》*内含契诃夫小说《伤寒》(英译本题目被改成《姐妹》)，托尔斯泰训诫小说《一个人是否需要很多土地》《纵火容易灭火难》以及勃兰兑斯的文章《俄罗斯虚无主义界》。详见：Garnett :The Universal Anthology, A Collection of the BestLiterature,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1899, vol 31-32.为了能够说明摆在当时英国图书馆工作人员、收藏家、作家、评论家们面前的任务之重，列举几个出现在《综合诗集》中的名字，如加尼特、瓦利、布伦德尔。在上文提及的专栏中出现过的俄罗斯作家还有普希金、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而专栏中刊登的欧洲文学作品要丰富得多：从古罗马作家阿普列尤斯、古希腊作家阿基利斯·塔蒂乌斯，到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莫泊桑、龚古尔兄弟，以及他们共同的先驱巴尔扎克。。契诃夫小说的译文未能标注作者，刊登在“日常、骑士侠义类长短篇小说及特写”专栏中。值得一提的是，法国自然主义作家们和契诃夫被分别安排在相邻几期的刊物中。

二、 英俄文学社及诺维科娃组织的活动

由于很难获得英国民众接触契诃夫初期的直接证据，我们以间接证据为准。其中之一就是1893年成立伦敦皇家学院下属的英俄文学社。根据米·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统计，爱德华·卡扎勒特组建该社团后仅两年，会员人数已达到311人，其中138个俄罗斯人。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其中包括作家格里高洛维奇，托尔斯泰，文学家、莎士比亚研究家尼·斯托罗任科(他还是“西欧文学爱好者小组”发起人之一)，社会活动家、政论家、精通多种语言并在英国宣传俄罗斯文化的诺维科娃[2]。尽管在社团公布的“报告”中提到过翻译，对俄罗斯的文章进行过评论，但社团的宗旨仍然致力于发展英国的斯拉夫学和图书馆学，而不是进行翻译。比如，社团的其中一项任务是：“建立以俄罗斯书籍和其他英国人感兴趣的出版物为主的图书馆。”除了一些专门的科研工作(俄语语音学、词典学、正字法的相关问题)，还要解决其他实际的问题，如他们希望降低英国人学习俄语的难度，而当时的困难是不可想象的[3]134。这一切与契诃夫、与他生前的英译作品有何关联呢？我们知道的就只有法国外交家、东方学家、评论家德·沃盖，他曾向法国民众介绍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他还是为数不多的既对契诃夫感兴趣，又撰写有关契诃夫文章的人之一*德·沃盖子爵的名字作为社团活动参与者出现在1898年1-3月的“报告”中。详见：The Anglo-Russian Literary Society Proceedings. January, February, and March. MDCCCXCV1U. L., 1898, p. 86. 德·沃盖以1886年出版的《Le roman russe》(《俄罗斯小说》)扬名。他关于契诃夫的一篇批评性言论，同时也是整个欧洲相关主题的较早文章，参见E. M. de Vogüé:LittératureRusse. Anton Tchekhoff // Revue des DeuxMondes, 1902, LXXI Année, T. VII, pp. 201-217.。

如果考虑下一个间接证据，那么上述这些事实会以另一种形式呈现。这里我们要提到诺维科娃在英俄文学社团内组织的伦敦沙龙。虽然无法一一列举在俄罗斯和英国认识她的所有人，但还是要简略介绍其中一位。伦敦沙龙上有一位尊贵的客人，即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记者威廉·托马斯·斯特德。他创办了月刊《评论的评论》(ReviewofReviews)，撰写了一系列有趣的文章。其中一篇题为《俄罗斯的真相》，依据1888年的旅行记录所写，是英俄关系史上有趣的重要文献资料之一。传闻诺维科娃和威廉·托马斯·斯特德不单单是沙龙里的交谈双方，更是关系亲密的朋友。通过《评论的评论》杂志编辑，英国的“俄罗斯宣传”支持者诺维科娃结识了爱尔兰裔英国文学家、政论家罗伯特·爱德华·克罗泽·朗，此人很快就以翻译契诃夫作品而声名鹊起。有关他的译作稍后再提。这里我们还需要注意到，自1888年罗伯特·朗迁居到伦敦后，机缘巧合遇见了畅销杂志《懒人》的合作编辑、此后又是《今日》杂志的编辑杰罗姆·克拉普卡·杰罗姆。这一会面在罗伯特·朗的记者生涯中起了巨大作用。与杰罗姆长达五年的交流，撰写简讯和大量有关文体、风格类书评的经历让这位未来的翻译家受益良多。1897年到1904年期间罗伯特·朗担任斯特德的秘书一职，此时的斯特德已经是诺维科娃的亲密友人。如果说罗伯特·朗是通过斯特德认识诺维科娃的话，那么罗伯特·朗早期对康·波别多诺斯采夫的关注就有了一个鲜明的理由。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思想通过俄罗斯政论作品传入英国。最终出版了由罗伯特·朗翻译的《莫斯科选集》，其中收录了他有关俄罗斯教堂和国家的文章*参见英译本K.P. Pobyedonotseff:Reflections of a Russian Statesman, trans. R. C. Long, L.: Grant Richard & Co., 1898.。

三、 罗伯特·朗和契诃夫：由托尔斯泰充当中间人

可能，这段时期一个重要的事件是罗伯特·朗三次派驻俄罗斯的经历。他以(DailyChronicle)《每日记事报》记者的身份被派往俄罗斯，身负加强英俄文化联系并与托尔斯泰会面的任务。罗伯特·朗与托尔斯泰数次会面的回忆弥足珍贵*回忆录全文参见威廉·托马斯·斯特德：《评论的评论》，1901年第137-138期，特别是其中《托尔斯泰和英国文学》一文，刊登在138期，第538-541页。。尽管目前没有其他更多的证据来证明罗伯特·朗对契诃夫的关注，但在回忆录中能够发现他的确曾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回忆录的价值还在于另一方面，就如同用另一幅插图来解释亚·维谢洛夫斯基的“对流说”理论。罗伯特·朗回到英国后，回忆了自己和托尔斯泰就英国文学进行的谈话。回忆录中谈到，青年时期的托尔斯泰将现实主义派的狄更斯视为感伤主义派斯特恩幽默讽刺、人道主义传统的继承者，而后期托尔斯泰对现代英国文学转持冷淡态度。即使狄更斯也被其批评为严肃性不够。现实主义时代结束前，托尔斯泰对同时代人所热衷的冒险主义、大量“吸引人的情节”“服务于所处时代偶然出现的需求”都做出了批评。这其中不仅包括英国作家安冬尼·特洛勒普、鲁德亚德·吉卜林，还包括当时英国所有的文学作品。在和罗伯特·朗交谈中，托尔斯泰坚决主张解决“那些被视为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大问题”[3]114-116。似乎，这样的“见解”足以令文学对话失去以往的强度，或者彻底消失。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罗伯特·朗撰写的通讯稿。“我已将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十二个短篇小说从俄文译成英文，1903年2月5日在给托尔斯泰的信中写道，英国几乎无人知晓契诃夫。”而接下来的叙述更令我们感兴趣：“当我有幸跟您交谈时，您对他的艺术手法大加赞赏。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尽管您对他作品中缺少道德、哲学思想表示了遗憾。”[5]112从这段表述中可以推测，罗伯特·朗参考托尔斯泰的评价后挑选了翻译对象，因为大多数出版的英译本首先反映的是“托尔斯泰式”的契诃夫观点，其中汇集了托尔斯泰所有高超的艺术价值。按照托尔斯泰的评价，被划在“第一等级”的作品有《困》《在家里》等。而罗伯特·朗在翻译的同时，想必不可能不加入自己的观点，包括对当时俄罗斯问题的看法，当然还有对契诃夫作为作家、医生以及记者不同身份的关注，而这些看法是非常重要的。1898年7月契诃夫从罗伯特·朗那里得知《评论的评论》月刊旗下的《俄罗斯图书馆》打算发表英译稿[4]。同年他再次给契诃夫写信。在7月7日的信中他请求契诃夫同意其发表译文，并提及了一些挑选出来待译的作品：“如果您同意翻译您的作品，我愿意翻译《第六病室》《农民》《黑修士》和其他一些小说。”[4]紧随其后的还有来自编辑部的请求，很显然，他们不想被落在其他欧洲主流杂志之后。

从罗伯特·朗的生平中我们发现，热衷于自学的他精通德语、法语和英语，能适当说一些挪威语，还懂芬兰语。遗憾的是，无法确切得知他是通过哪种译文初识契诃夫的，而他是否通过译文首次接触契诃夫也同样无从得知。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在英国帮助读者认识契诃夫的并不是资深翻译家，而只是翻译新手。同时，他们不是在向俄罗斯的契诃夫文学前辈们致敬，而是向思想家们致敬。我们重点关注的不是俄罗斯“英国与契诃夫”研究中提到的由罗伯特·朗译介的波别多诺斯采夫著作。本文并不适合回答如下问题：罗伯特·朗是怎样胜任不同杰出人物作品的翻译工作的？更何况假设这些工作同时进行？但是，这些译文都体现了同一风格或都围绕同一目的，是毋庸置疑的*波别多诺斯采夫和契诃夫都被认为是杰出的修辞学家。但是，如果认为罗伯特·朗翻译契诃夫小说比翻译波别多诺采夫著作来得容易的话，那就过于武断了。还需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英国的杂志社和罗伯特·朗本人更感兴趣的不是艺术手法，不是叙述技巧，也不是当时俄语的状况，而是波别多诺采夫政论作品和契诃夫文学作品中涉及到的俄罗斯人的“社会类型”和“共同的思想”呢？。

四、 契诃夫小说的历史渊源与时代特征：与法国小说相比

下面具体谈谈耗费了罗伯特·朗1890年到1900年10年时间的译作本身。世人皆知，契诃夫是19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家之一，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对短篇小说和喜剧体裁的改革做了不少贡献。这些已无需证明。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创作了《决斗》《阿莉阿德娜》的作家契诃夫，虽然有创新之处，但与之前的俄罗斯经典作家相比，他还是与19世纪的传统联系更为紧密。比如，必须同意尤·洛特曼的观点。他认为，就时代的看法而言，契诃夫和普希金最为接近：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复杂艺术体系的终结和开端，该体系“通过自身存在的事实，类似于生命，得到证实”，也就是说，“已经无需在公民性、道德性或宗教性方面去证实了”[5]601。但是，即使普希金从古典主义到早期现实主义中吸收了许多养分，且契诃夫也获取了此后的全部精华，我们在谈到两者相似性的同时，不得不指出两者由于时代不同而产生的本质区别。

正如那·别尔科夫斯基力证的那样，契诃夫某些命中注定的事件已经被多次书写。他是经过谨慎理智的思考得出这一结论的，“就像是把玻璃制品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6]。从契诃夫的一些书信中可以直观地发现，他是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在同时代人中需要承担的责任，并且如此深刻又敏感地察觉到“哪些人哪些事已经不能再书写了，因为那些主题早已不止一次出现在了文学作品中”[6]。那么还剩下什么了呢？既然已经没有“主题”，而且“学习”，甚至“发现”“宣称”也几乎是陈词滥调。首先，在所有日常生活和“小事件”中描写新的、“契诃夫式的”现实存在。契诃夫早期的大多数纪实性、趣闻性的短篇小说——小品文和幽默作品——即是如此。但在他后期成熟的作品中也经常出现时代的印记。不论早期还是后期，同时代人都从自身所处时期的“标记”，即“用来钉在自家大门上的照片、名片、铜片”[6]出发，将契诃夫置于“他们自己所理解的世界中”。就这点来说，契诃夫与法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编年史作者”龚古尔兄弟齐名。另一位重要且可以相提并论的人物是巴尔扎克，他“创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类”[7]，或者说创造了19世纪法国风俗的“百科全书”。这样一来，类型学上的渊源，即使不是故意为之(区别于契诃夫，巴尔扎克以及后来的左拉都将作者的角色视为“社会的秘书”)，那也至少体现在作品共同的主题和源自生活的故事情节中*列·奥博连斯基在《小说杂集》的书评中曾提到此观点。参见Л. Е. Оболенский:Обо всем, Русское богатство. 1886. No 12.p.178.。这些截然不同的生活场景和情节似乎可以证明艺术结果的共通性，尽管它们的构思各不相同。由此可以发现，如果把契诃夫的作品看作一个统一的系列，而非单独审视的话，那么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有了某种相似性，而在情景与社会类型多样性之后开始出现的是全景式的描绘，甚至也许是源于托尔斯泰史诗性的叙事。

除此之外，无论是巴尔扎克，还是契诃夫，他们作品中的历史背景常常靠自己调查研究、收集统计数据、与同时代人及各个领域专家会面通信而形成。比如，1885年至1890年初契诃夫的创作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他所从事的“俄罗斯医疗状况”研究相关。而巴尔扎克的整部《人间喜剧》，正如“前言”中所写，反映了作者对比较解剖学、哲学、法律和其他学科的热衷。这两位作家创作的其他作品也呈现出这一特点。例如，巴尔扎克《高布赛克》是从注重生理学描写的作品《高利贷者》发展而来，契诃夫《萨哈林旅行记》则是根据早先撰写的旅行札记创作而成。当然，这些不是唯一例证，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写作本身的特殊性。在作品复杂的相互关系中，可以分别找到巴尔扎克和契诃夫的真实观与虚构观，总体上说是两位作家从不同学科，以及不同学科最新成就的角度出发，对现实生活产生的看法。而这种作品间的相互关系，自然使得两位作家更具相似性。

这仅仅是一个方面。正如我们已经发现，契诃夫在描绘现实生活的同时，预感到了整个时代尾声的来临。此外，他极敏锐地意识到：历经几个世纪，目前处于大变革边缘且遭到质疑的俄罗斯及欧洲社会制度正在衰落[8]22。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早在1884年，初入文坛的幽默作家契诃夫就与幽默周刊《碎片》的主编尼·列伊金产生分歧。后者指责契诃夫偏离了小品文的风格，不具备“真正的”记者才能*参见《契诃夫作品和书信全集》第4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4—1983年陆续出版。。这是否就是契诃夫从民族“报刊小说家”走向全世界的分水岭呢？显然，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在俄罗斯，有可能是整个欧洲经典文学中发出最后的声音——有关经典文学本身，有关远逝的“漫长的19世纪”(艾瑞克·霍布斯邦)。在俄罗斯和法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做出历史性总结的并非浪漫主义者，而是现实主义者。在现实主义者中并不是屠格涅夫或巴尔扎克，而恰恰是契诃夫和莫泊桑。这是因为“契诃夫是如何结束了俄罗斯经典现实主义，莫泊桑也就如何结束法国现实主义的”[6]22，26。由此围绕“契诃夫在文学中的历史作用问题”进行了针对契诃夫、雷纳尔和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所谓的“其他作家”是在需要描述“已经描述过的内容”时被提及的。在我们看来，这项比较研究十分令人信服，且同时对“世纪末”所有潜在的疾病进行“诊断”。还有一个若干研究者都指出的参照物：契诃夫与福楼拜作品中主人公类型的相似性，以及莫泊桑与左拉作品中主人公类型的相似性。“世界性的忧郁”情调即承继于此，它产生于18世纪末，在19世纪末再次兴起。忧郁情调与“世界的平庸”相关(莫泊桑《水上》，1888)*详见于Л. П. Гроссман:Натурализм Чехова//Гроссман Л. П. Цех пера: Эссеистика. М.: Аграф, 2000,pp. 181-210.及Е. А. Махов:Мировая скорбь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ерминов и понятий / гл. ред. и сост. А.Н. Николюкин. М.: Интелвак, 2001,p.552.，或与进入“毫无出路的魔力圈”相联系(契诃夫《第六病室》，1892)。

五、 契诃夫和罗伯特·朗：对翻译持共同观点

众人熟知的罗伯特·朗是当时一位学识渊博的人，曾多次到访欧洲和俄罗斯。而作为记者和杰罗姆的同行，作为契诃夫的同时代人，他似乎又从19世纪80年代的俄罗斯幽默作品中收获良多。特别是当时俄罗斯的幽默作品都发表在诸如周刊《碎片》和《彼得堡报》这类最新刊物上。罗伯特·朗还能近距离接触到一些契诃夫早期的声明，声明中契诃夫将作家的耕耘和记者的工作进行了对比。在1887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文学家“跟任何一个普通的记者一样”[8]13。尽管如此，甚至罗伯特·朗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就善于讽刺幽默，但契诃夫的幽默特质依然未被察觉。即使这一特质曾被他提到，也仅仅是在将契诃夫与斯威夫特的讽刺作品相比较时一带而过[9]8。当时罗伯特·朗翻译的作品是“严肃”题材的中短篇小说以及契诃夫1886年至1894年的散文。

作为英国文学，同时也是法国文学评论家和鉴赏家，罗伯特·朗似乎可以漠视契诃夫作品的民族历史性，更何况其中包含许多契诃夫对文学前辈的记忆(这里特指独树一帜的中篇小说《决斗》)。但只粗略浏览，我们就能肯定，罗伯特·朗并不关心契诃夫针对文学传统的态度。例如，英译本小说《在路上》不知因何缘由没有收录源自莱蒙托夫《悬崖》的卷首题词。而在我们看来，契诃夫借该题词预示了主题，即无情节的“比较短篇小说”中蕴含的“内部”情节*在那·别尔科夫斯基看来，这类短篇小说是“简单的事实罗列……有A，有B，找一下它们之间有何联系”。参见Берковский Н.Я:Чехов. Отрассказов и повестей к драматургии,Русскаялитература. 1965.No 4.p.35.。“一朵小小的金色云彩，投宿在悬崖巨人的胸怀……”[10]473，契诃夫借用莱蒙托夫的这首抒情诗，赋予其某种浪漫主义色彩。“金色云彩”停留在为路人准备的“客房”中，意外的见面，伊洛瓦伊斯卡娅，即“多余人”里哈烈夫的谈话对象。里哈烈夫本人类似于“悬崖”：这一对比在小说结尾处得到体现。主人公们发生在第二天早上的事情，是最直接引用莱蒙托夫“隐喻情节”的例证。意外见面的欢愉、里哈烈夫意外的自述都体现了俄罗斯历史上——从斯拉夫派到托尔斯泰主义——遵循的“信仰和热爱”，即所有一切终将变得毫无意义。主人公们承认各自不同的命运，不得不告别，但仍然留下了永远追寻着“某种东西”的“痕迹”：“伊洛瓦伊斯卡娅就最后看一眼客房，沉默地站一忽儿，慢腾腾地走出去。里哈烈夫也出去送她。……不久滑木的痕迹消失了，他本人浑身是雪，看上去像是白皑皑的悬崖，可是他的眼睛仍然在雪片的云雾里寻找什么东西”[11]477；试比较莱蒙托夫的诗句：“可是在古老悬崖的石缝里，到底留下了她湿润的足迹。孤独的悬崖兀立着，沉思着，不禁在荒原上轻声地啜泣”[10]473。尽管英语中有若干词汇可以表达“岸边的悬崖”(сliff, crag, scar)这一概念，罗伯特·朗还是任性了一回，用boulder代替“悬崖”：and he, covered with snow, became to resemble white boulder。这是偶然为之还是译者迁就自己的传统？大圆石、陡峭的悬崖都是英国西南海岸的特色风景；“高耸的悬崖”(lofty cliffs)是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笔下威尔士农村风光的特征之一*参见罗伯特·朗的诗歌:The Essential Wordsworth, selec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eamus Heaney. 1st ed. N.Y.: Ecco Press, 2006,p.34.；还有柯勒律治描绘的“光秃秃的峭壁”(bare crag)。可见，问题并不在于传统，而是译者前后不一致造成的。罗伯特·朗虽然没有传达莱蒙托夫的诗句，但在其他地方还是保留了俄历圣诞节祝词的诗歌变体(“嗨，小伙子……”——Hey, boy, bold and fearless…)。又如，罗伯特·朗将隐喻标题具体化(标题“在路上”意为“在寻找中”，译者用On the Way来转换)的同时，依旧忠实于结局反映的思想。一贯热衷于运用借代和其他变通手法的罗伯特·朗最终还是将借用自《悬崖》中的隐喻“痕迹”，即“他的眼睛仍然在寻找什么东西”保留了下来。

六、 罗伯特·朗英译本：留有法国作家的印记

我们还是回到罗伯特·朗的英译本上。契诃夫小说按照首次发表年份先后是这样排序的：1886年《在路上》《变故》，1887年《仇敌》《在家里》《父亲》《问题》，1888年《困》，1892年《在流放地》，1894年《在庄园里》《洛希尔的提琴》《黑修士》及1892年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1903年罗伯特·朗不按年份先后，将这些小说汇编成集，题为(TheBlackMonkandOtherStories)《黑修士和其他短篇小说》。按照英译本中的标题，它们是如下排列的：TheBlackMonk(《黑修士》)，OntheWay(《在路上》)，AFamilyCouncil(《问题》)，AtHome(《在家里》，InExile(《在流放地》)，Rothschild’sFiddle(《洛希尔的提琴》)，AFather(《父亲》)，TwoTragedies(《仇敌》)，Sleepyhead(《困》)，AttheManor(《在庄园里》)，AnEvent(《变故》)，WardNo6(《第六病室》)。所有这些都是按照1898—1899年陆续出版的俄文版进行全译的。除了小说《在流放地》稍早前曾在英国进步杂志《两周评论》(The Fortnightly Review)上发表外，其余都是首次发表。这些在小说集篇幅不长的前言中提到。按照最先的设想，前言部分将由托尔斯泰撰写。最终罗伯特·朗自己撰写的前言里没有加入任何有关契诃夫创作的新评价(当时的俄罗斯批评界以及德·沃盖子爵都曾发表新观点)[12]，适合我们拿来引用的就只有关于翻译目的的那部分内容。罗伯特·朗写道：“从上百篇小说中挑选出这些，我遵照的不是最好原则，而是对那些不熟悉俄罗斯风俗和思维方式的读者来说最易接受原则。”[9]9所谓“易接受”，既不是体现在完整民族细节描写上，也不存在于展现俄罗斯人“思维模式”的各种意识中，而是融入在一连串事件和叙述中。但是罗伯特·朗绕开早前情节波折的幽默小说，相比《瑞典火柴》而言，更钟情于《黑修士》和《第六病室》，似乎承认契诃夫具备“明确成型的思维方式”*有关屠格涅夫、契诃夫以及他们所特有的文学思维详见：А.П.Чудаков. Предметный мир //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ерминов и понятий / гл. ред. и сост. А.Н. Николюкин. М.: Интелвак, 2001,p.797.。他虽然并不乐意，但依然保留了小说中关于日常社会的描写。当然，英译本中对“俄罗斯风俗”场景的描绘比原作减少很多。罗伯特·朗试图避开的有关民族性格的细节描写仅仅出现在个别片段中。例如，《第六病室》中关于莫斯科城市地形学和宗教习俗的翻译转换就非常困难。大多数情况下，俄罗斯风俗习惯缺失的遗憾通过一些特写镜头来弥补。比如：英译本中原封不动保留对室内装饰、人物肖像或外部环境的描写。这体现出罗伯特·朗作为文学家的特质。总的说来，他偏爱情节中所谓“大众舞台”的戏剧成分：哲学争辩或是任何紧张的对话，其中伴随着小说叙述者喜爱的情景说明，即“无特点的细节”*关于借契诃夫作品阐述的情景叙述类型，参见丘达科夫著作：А.П. Чудаков. Поэтика Чехова. М.: Наука, 1971,pp.148-153.。

在罗伯特·朗看来并非无关紧要的一点还在于：相较俄罗斯民众对契诃夫的理解，英国人眼中的契诃夫小说即使不能说更悲惨，也至少是更富戏剧性的。在英国，他被称为“俄罗斯的狄更斯”。罗伯特·朗翻译的唯一一篇契诃夫早期幽默小说《变故》的结尾处，仆人讲到了三只小猫的死亡，象征着孩童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从此破灭[11]426。小说《仇敌》从不带感情色彩地陈述死亡开始：“在地方自治局医师基利洛夫家里，他的独生子，六岁的安德烈，害白喉症死了”。紧接着，场景被出场的另一个人物点亮：患者阿包金担心妻子快要死了，因为“她父亲就是害动脉瘤症死的”[13]30。以后一波三折的情节都围绕这一预想中的死亡展开。主人公已成为对立的双方，医生和患者成为了“仇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灭扭转了妻子的“死亡”。照例发生，但已历经磨难的杀害行为为小说《困》画上了句号：贫穷的十三岁小保姆瓦尔卡“想到马上就可以摆脱这个捆住她手脚的娃娃，不由得感到畅快，心里痒酥酥的……”[14]。小说《在庄园里》的结尾是家长拉谢维奇未写完的信。信中他抱怨自己已经老了，要求生气的女儿们“忘掉他，等他死了，就用一口普通的松木棺材埋葬他，用不着举行什么仪式，要不然，索性把他的尸体送到哈尔科夫的解剖室去”[15]341。小说《洛希尔的提琴》中，老提琴手亚科甫经历了妻子的过世，最后在对自己命运的喃喃抱怨声中死去。幻想小说《黑修士》中的男主人公，硕士柯甫陵的结局同样悲惨：“他看见地板上，在他的脸旁边，有一大滩血，他衰弱极了，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然而有一种说不出的、无穷无尽的幸福充塞了他的全身心。阳台下面，有人在拉小夜曲。黑修士对他小声说，他是天才，他死，只是因为他那衰弱的人的肉体已经失去平衡，不能再充当天才的外壳了”[15]257。小说《第六病室》中的人物安德烈·叶菲梅奇曾是医院的主治医生，长期忍受痛苦和疾病的折磨，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才思考死亡，最后死于“中风”[13]126。在某种程度上说，列·格罗斯曼是对的，他在这些人物身上看到了契诃夫曾作为一名医生的痕迹，看到了他受到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运用他们“研究人体构造”[16]的新方法，接受他们把人看作“生病的动物”[17]186的观点。尽管这一评价是正确的，但仍需注意到，罗伯特·朗选择的翻译对象，除了《在庄园里》以外，并没有那么地注重于“生理”细节的描写。但契诃夫后期的作品则不然，如《凶杀》《阿莉阿德娜》《我的一生》《带阁楼的房子》，而列·格罗斯曼的结论又恰恰是以契诃夫后期作品为基础得出的。比如，契诃夫借鉴福楼拜“包法利夫人”这一人物，重新创作“女盗匪”，或是“女妖”形象，但新形象在英译本中并不是那么重要[17]201-203。同样，如果罗伯特·朗对照19世纪90年代末的契诃夫小说，就会发现在英译本中没有大量的动物形象——受伤的以及被打死的鸟和动物——可以用来与主人公作对比，如《凶杀》结尾处“人与兽”的隐喻，《我的一生》《带阁楼的房子》中与不同动物的对比。

虽然作品中的细节各有侧重，但我们仍看到了作家整体上的自然主义风格特征。具体体现在：作品主旋律(如以疼痛、疯癫、凶杀形式出现的大自然的“复仇”)、象征形象(试比较：象征死亡的“无底洞”，《第六病室》中预兆死亡的“深红色、冷冰冰的月亮”)、主人公类型(《黑修士》中的学者，《仇敌》、《第六病室》中的患者与医生)。最终，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融为一体，成为小说的基调。它与当时法国文学的风格相似(试比较：左拉作品中的退化主题，莫泊桑后期作品中的疯癫形象)，并被完整地传递到了英译本中，没有任何细节的遗漏和形象的替换。但在处理个别情况时，罗伯特·朗还是采用了描写方法，由此产生的解释性文字更加突显了自然主义动机。比如，即使契诃夫作品中出现有关自然科学经验的次级主题，那也是暗含在字面意义之下的，像上文提到的《在庄园里》家长的信：so he begged his children to forget him, and when he died to bury him in a plain deal coffin, without ceremony, or to send his body to Kharkoff for dissection in the Anatomical Theatre” (At the Manor)[9]202。在契诃夫的原作中仅仅是“送到解剖室去”[15]341，并没有说明文字for dissection。如此看来，有学者认为契诃夫受到“博学大家福楼拜、左拉和莫泊桑”的影响；格罗斯曼把契诃夫的中篇小说《在峡谷里》和《三年》分别视为左拉的《土地》和莫泊桑的《一生》两部作品的微缩版，都是有据可考并值得深入研究的[17]187-190。

最后还值得关注的一点，即大多数英译作品的故事情节源于真实事件，是契诃夫根据早先或不久之前亲身经历创作的。在《黑修士》中可以找到作家在梅里荷瓦生活的痕迹，小说《困》映射了作家中学时代的日子，《在流放地》描绘了1890年在西伯利亚地区渡河的场景。而小说《第六病室》更是糅合了19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契诃夫整个创作周期内的各种思想，以当时的日记和书信为证。至于小说《仇敌》则反映了1887年第二届全俄医生莫斯科大会的情景，《在庄园里》对1892年特列季亚科夫将私人画廊收藏捐献给莫斯科市这一重大事件作了评论。

类似的例子还可列举许多，但接下来需要对英译作品中反映的世界文化史上重大事件作一番阐述。在《第六病室》中宣扬苦行主义理想的医生拉京引用古希腊哲学家锡诺普的第欧根尼的话[15]97。在与病人格罗莫夫就痛苦的本质进行争辩时，拉京提到了罗马帝国五贤帝时代最后一个皇帝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的斯多葛主义哲学思想，而契诃夫也正是在该小说创作过程中首次接触这一思想的。近代达尔文主义理论的支持者、小说《在庄园里》中的老人拉谢维奇思考的“白骨头”，即贵族出身问题，若“从博爱、平等之类的观点看来”是不存在的，小说喜剧化地将牧猪人米特卡跟歌德、腓特烈二世相提并论。主人公的“机智”同样可以从对大自然的描写中感受到：对他来说天空的星星是一种“配得上弗拉马里翁文笔的现象”[15]333。弗拉马里翁是法国天文学家和科普作家，写过小说《在天空中》。很显然，契诃夫知道这部小说。《黑修士》第七章中这样描写因渴求名望而发愁的青年学者：“在一个漫长的冬夜，柯甫陵躺在床上，看一本法国小说”。随后这个年轻人回忆起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名著《历史》中的一个神话故事：“我也像波利克拉特斯那样，开始为我的幸福感到有点不安了”[11]247-248。如同之前罗列的所有事实一样，这依然印证契诃夫涉猎的著作不仅仅局限于俄罗斯作家。

七、 罗伯特·朗英译本在英国的反响：一些结论

至此，我们已尽可能全面考察了直接或间接与契诃夫小说在英国早期传播相关的基本问题。一些地方仅仅提出问题，并给出大概假设性的见解，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在认识契诃夫的早期，英国民众最感兴趣的是那些符合19世纪末英法进步文学特征的作品。尤其是法国文学，凭借福楼拜开创的“呼唤式手法”，以视觉上高度的精准性和完整性来描写事物和现象，使法国文学对整个欧洲文学的影响力大大增强。

“19世纪后半叶整个法国文学的叙事手法”[18]，即以龚古尔兄弟、左拉、莫泊桑为鲜明代表的自然主义流派，即使没有对罗伯特·朗本人产生影响，至少也对他英译本的崇拜者、英国作家、评论家阿诺德·贝内特产生过一定影响。有关罗伯特·朗译本的成功仅仅从贝内特对契诃夫作品的理解就足以证明。在1909年的一篇日记中，贝内特讲到自己对契诃夫小说情节构思的兴趣，分享自己想要模仿的愿望，甚至认为自己若干年前、尚未读过罗伯特·朗译本时就已完成的小说《西蒙·菲尤奇之死》(TheDeathofSimonFuge)中运用了契诃夫叙事的艺术预测方法[19]312。十年之后贝内特再次强调在契诃夫小说中有“自己的影子”，而这次他以《第六病室》为例[19]729。所有这些都指向了一点，那就是由罗伯特·朗带到英国民众(包括贝内特在内)面前的俄罗斯作家契诃夫，在英国人看来，显然已经超出了一个普通短篇小说家的范畴。因此，英译小说集以英国唯美主义者和未来象征主义者心目中包罗万象、富于隐喻的“黑修士”来命名，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我们还发现有关契诃夫本人及他的翻译小说在英国早期接受的另一种趋势。罗伯特·朗译本的崇拜者、英国(如阿诺德·贝内特)及美国(如哈姆林·加兰)“地方色彩文学”的代表人物均是从自己熟知的法国自然主义流派角度去理解契诃夫。而契诃夫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他自己的书信以及1903年在英国出版的翻译小说都证实一点，那就是契诃夫对法国所有最新的文化、社会大事件表现出极浓厚的兴趣*从契诃夫的书信中可以发现，1891年他参加了位于法国的沙龙活动，在那里了解了印象派绘画作品。详见1891年5月3日契诃夫写给亲人的书信。。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契诃夫与左拉、莫泊桑的友谊，他们在文学上的交流使契诃夫生前在法国和英国的知名度大大提升。相比法国，英译本在英国的出版发行要稍晚些。由此契诃夫生前在欧洲的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越了莫泊桑。而在俄罗斯情况恰相反，相较于契诃夫，一开始莫泊桑的作品更受人追捧。时光流逝，不管是“俄罗斯的莫泊桑”，还是“法国的契诃夫”都只不过是文学交流终结时代的一种现象而已。

与契诃夫同时期的英国文坛找不出跟他相似的人物。虽然狄更斯曾经被拿来与其相比，但随着契诃夫跨出幽默文学领域，并在19世纪80年代向日常生活的悲剧化描述及社会心理的深度分析转型，他便与狄更斯不再有可比性。由于历史原因，尽管19世纪末不少英国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但要进行深度挖掘还是绕不开那些中间人——那些推崇契诃夫，同时也受到契诃夫推崇的人，如托尔斯泰和法国自然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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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文欢)

Communication of A. P. Chekhov’s Novels in U.K.

BALANOVSKII R.M., YUAN Miao-xu

(SchoolofInternationalStudies,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58,China)

Abstract:The article throws light upon the emergent situation in England near the close of the 19th century, when the necessity to “import” Russian literature, particularly of the prose of A. Chekhov was gradually becoming a prominent factor in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whole Europe. Figured in this process of the recept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termediaries from both Russian and French literary circles become the objects of special attention. The Russians, such as L. Tolstoy and O. Novikova, are given as examples of those who played key roles in direct literature contacts between Russia and England, meanwhile, the French authors, like Maupassant and Zola, are considered as the front runners for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literatures. The typological parallels between Russian and English literature are explained through A. Veselovsky’s theory of the “meeting of opposing currents”. The concept of a double, complex reception of Chekhov in England will be developed. On the one hand, Chekhov’s reception will be linked with his evolving reputation in Russian criticism (first, “Russian” Dickens, later “Russian” Maupassant) and, on the other hand, associated with the multiple, potentially conflicting needs of the English literary community (including writers, critics, and readers). These responses can be identified in part by those English participants attending to contemporary French influence in the Russian “flood” and others approaching uniquely English problems by directly seeking out Russian literary authorities.

Key words:comparativ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literature intermediary; typological parallels; “English” Chekhov

收稿日期：2016-03-01

作者简介：罗·米·巴拉诺夫斯基，男，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袁淼叙，女，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讲师，语言学博士，主要从事俄语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6)03-002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