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燕娜 姜 潮 贾树华

中国.大连医科大学心理学系（辽宁大连） 116044 E-mail：chalkins@126.com △通讯作者 E-mail：shuhuajia@hotmail.com

·论 著·（发展心理）

自杀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进展*

甘燕娜 姜 潮 贾树华△

中国.大连医科大学心理学系（辽宁大连） 116044 E-mail：chalkins@126.com △通讯作者 E-mail：shuhuajia@hotmail.com

自杀是全球都关注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数据报告表明，我国自杀率尤其是农村自杀率明显下降，分析认为与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女性幸福感上升有关。幸福感作为自杀的保护因素，为自杀预防提供一条全新的出口。本文试图综合评述国内外有关自杀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文献，为自杀的预防干预和自杀遗族的创伤治疗及家庭功能研究提供文献依据和未来方向。

自杀；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消极情绪

自杀是全球都在关注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文献报告全世界每年有近100万人自杀死亡，成功自杀者是自杀未遂者的1/10，据WHO预测，全球到2020年约有150多万人将死于自杀［1］。自杀行为的发生，不仅给本人带来身体伤害，还带给与自杀者有亲密关系的亲人即自杀遗族包括父母、爱人、子女、兄弟姐妹和朋友巨大的心理伤害。据美国自杀协会保守估计，平均1位自杀死亡者会给身边6～10人的亲属好友带来长达10年之久的心理伤害。因此，自杀不是自杀者一人的事，而是他所在的整个亲友圈的事，而亲友又有其自己的亲友圈，一层一层地扩大，心理影响之大，昭示着自杀预防与干预刻不容缓，不可松懈，这不仅是对自杀未遂者，也是对自杀遗族而言。

我国自杀数据统计发现1995-1999年每年有28万人自杀死亡，年均自杀死亡率为23/10万，2002-2006年的年均自杀死亡率是15/10万，而2009-2011年的年均自杀死亡率为9.8/10万，可看出我国自杀死亡率呈下降趋势［2-3］。对中国自杀率下降的解释，有学者报告1978-2012年中国自杀率的下降趋势主要在于农村自杀率的显著下降，尤其是农村女性自杀率的大幅度下降，学者分析其原因与中国社会变迁，农村女性幸福感提高有关［4-5］。

但在自杀相关因素的研究中，国内外对幸福感与自杀的关系研究较少，而幸福感的研究能提供学者从积极的角度探求预防个体自杀的保护因素。如Joiner认为，从个人角度出发，主观幸福感是一个有力的预防自杀行为的因素［6］。Koivumaa H Honkanen等指出，自我报告的幸福感和自杀有紧密联系［6］。Jameson K Hirsch等发现，提高幸福感可以降低自杀的风险［7］。但也有文献指出两者无关或负相关，因此在两者关系程度上的研究还有待近一步探究。本文将以“suicide and happiness/well-being/life satisfaction”为主题词在百链外文数据检索库搜索，以“自杀和幸福感/生活满意度”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搜索的国内外文献进行综合述评，为自杀与幸福感相关研究提供文献依据和未来研究方向。

1　自杀与幸福感的定义

1.1自杀

自杀是一种受生理、心理、社会因素影响的复杂行为，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04年将其定义为“自发完成的、有意的行为，实行者完全了解或期望这一行为所带来的致死性结果［8］。”对自杀行为的分类最早提出者是Durkheim，但学术界比较认同的是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1967年在回顾了1910年维也纳自杀会议以来文献的基础上，将自杀分为成功自杀或自杀已遂（completed suicide）（具体指各种有意伤害自己的行为，最终结果导致自己死亡）；自杀未遂（suicide attempt）（具体指各种有意伤害自己行为，最后结果未引起自己死亡）；自杀意念（suicide idea）3类（具体指个体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表达自我终止生命的意向）［9］。

1.2幸福感

在西方，对幸福是什么的探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哲学界中主要存在着快乐论（hedonic）和实现论（Eudaimonic）两种不同的幸福观。快乐论幸福观认为“快乐就是幸福，人生的根本目的就是追求快乐”。伊壁鸠鲁（Epicuros）是主要代表者。“幸福是客观的，人生的最终目的是自我实现，自我潜能的最大开发。”是实现论幸福观观点，其代表人物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10-11］。基于这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现代幸福感的概念和定义显示出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两种取向，这两种取向有各自的研究范式和测量工具［12］。

主观幸福感研究取向上的幸福感定义经历了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和两者结合意义上的3个阶段［13］。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幸福感，以Neugarten和Cantril为代表，将其界定为人们依据自己的标准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满意度评价。可以从总体生活满意度和具体生活满意度两方面评价中反映人们的幸福感状况，前者反映的是对自己生活满意度的整体评价，后者反映的是对自己某个生活领域（如经济、工作、家庭、休闲活动、居住环境等方面）满意度的评价。心理健康意义上的幸福感，代表人物是Bradbum和Watson，认为一个幸福的人是心理健康的，具体体现在个体的情感上，即考察个体在一段时间内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的平衡情况。如果一个人体验到更多的正性情感更少的负性情感，则个体幸福感高。两者结合意义上的幸福感，其代表人物是Diener，他认为主观幸福感是根据自己的标准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和正负情绪的综合评价。他强调评价幸福感需要明确3点：第一，主观性，评价由本人的标准决定，而不是其他人的标准。第二，相对稳定性，指幸福感虽然会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而波动，但在一定时段内幸福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第三，整体性，强调幸福感是3个维度的一种综合评价，认知层面评价和情绪层面评价的综合［14］。有关主观幸福感的结构维度，Andrews和Withey认为，可把它分成正性情绪，负性情绪和认知水平3个维度，之后，又有一种新观点，即把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合并成一个维度——情感平衡度［15］。但一般的学者都比较认同Diener的分法，其中“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是相对独立的，即一个人消极情感多并不代表他的积极情感就低。而“生活满意度”是独立于情感的一个认知因素，是主观幸福感的关键指标［14］。

心理幸福感研究取向上的研究者以Ryff为代表，强调自我潜能的实现，认为体验到自我实现是决定人们幸福的主要内容。Waterman认为幸福产生在能使个体全身心投入的活动中。他将幸福分成两种：一种是个人表现（personal expressiveness）的幸福，是指个体在活动中全身心投入的实现自我的幸福。另一种尽情享受（hedonic enjoyment）的幸福，指在活动中体验自己需要得到满足的幸福［12，16］。

后来很多研究表明SWB和PWB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如Ryff和Keyes发现心理幸福感中自我接受和环境控制维度同快乐情感和生活满意度维度呈中等相关，而机能自主、人格成长、良好关系、生活目标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呈弱相关［17］。现在幸福感研究趋于整合SWB和PWB的研究模式。

综上可知，研究幸福感的角度不同定义便不同。在心理学领域，幸福感指个体认识到自己需要得到满足理想得以实现时产生的一种情绪状态，是由心理因素（认知、情感等）与外部诱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复杂多层次的心理状态［18］。

2　有关幸福感的理论

2.1适应和应对理论

该理论认为，决定人们幸福感高低的是其对现实情况的调节适应能力。Helson认为，适应是对多次出现的同一类刺激反应的减少或减弱，并且对该类刺激及其对生活影响的认知进行重新建构的过程。人们通过这种适应或习惯适时的调整自己，进而保持对自己生活的相对满意度。但这里的适应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心生理过程。当刺激产生了被动的接受，直至自己适应这类刺激。适应需要时间，且刺激性质不同，不一定都能适应。如失恋，丧偶等重大的打击事件。而应对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心生理过程，主动对刺激事件进行积极评价，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寻求帮助等有效的应对策略能使幸福感水平更高［19-20］。

Eastedin根据其研究结果，进一步完善了适应机制理论，即用期望来解释人类的适应机制。他认为，个人满意度反映的是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两者间的差距表示幸福感的不同，高幸福感即实际成就感超出期望值，而低幸福感即实际成就感低于期望值。根据人们对不同事物的不同期望，他将适应分为完全适应和不完全适应。如物质，人们的期望随物质财富的增长同比例增长，致使期望和现实的差值即幸福感水平没有变化，属于完全适应范畴。而对非物质，人的期望并不会因为得到满足而提高或未被满足而下降［21］。

2.2认知理论

幸福感的认知理论着重于决定个人幸福感的认知过程的力量。包含注意、解释和回忆3个方面，即高幸福感的人倾向于注意积极的刺激，积极地解释事件，回忆过去事件的积极部分。注意形成时，集中于积极刺激的个体比集中于消极刺激的人总体幸福感水平更高［22］。

2.3气质人格理论

很多研究已经证明气质和人格对个人幸福感能力的重要决定性。有一种模型认为人快乐或不快乐存在先天基因遗传。不同的气质类型个体体验的幸福感水平不同。研究证明，同卵双生比异卵双生在幸福感水平上更相近。人格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中发现外倾性能预测积极情感，而神经质可以预测负性情感。如一项研究表明外倾者较内倾者易于有更多的积极情感并且体验更强烈［23］。

2.4社会比较理论

该理论主要强调个体和周围其他个体比较的结果，这种结果所引发的对自己满意度及情绪的影响。如Diener发现，幸福的人常喜欢向下比较，而认为自己不幸的人既向下比较也向上比较。且不同性格的人对比倾向也不同，乐观的人倾向于与自己差的比，悲观的人则相反。Emmons，Larson，Levine，Diener研究表明，社会比较是生活满意度的最强预测因子［24］。

2.5目标理论

该理论认为当个体完成目标或需要被满足时就会收获幸福感。Brunstein等人认为，当一个人是根据自己心中的需求而达到自己的目标时，就会体验到很幸福。但目标的性质和选择的不同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同。如Kasser和Ryan发现与外在目标（如物质，权利等）相比，内在目标（如自信的提高）对幸福感更有意义。Cantor和Sanderson表明当个人完成的目标符合其生存环境的社会文化标准时，幸福感会增加。但一些生理需要如饥渴，是所有人类所共有的不受任何文化影响的基本目标［20］。因此一般而言，目标符合生活环境文化标准，容易体验到幸福。

2.6Ryan和Deci的自我决定理论

该理论不仅强调自我实现，还注重自我实现的意义和途径。Deci认为，自我决定是个体内在的需要和个体的一种能力。个体内在的自我决定倾向性引导其从事自己所喜欢感兴趣的事物从而适应环境。自我决定理论强调个体的内在资源对人格发展及自我调节的重要性，注重个体的内在成长趋向及先天的心理需求。经过总结，Ryan和Deci得出了自主需要（Autonomy）、胜任力的需求（Competence）、关系的需求（Relatedness）3个基本的心理需求，满足3个基本需求是感到幸福的根本因素，基本需求被满足后个体才能有整合和幸福感［16］。

3　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3.1人口学变量

早期主观幸福感研究主要集中于外部条件和人口统计变量上，比如性别、年龄、收入、婚姻状况、教育学历、宗教信仰等。结果显示，这些变量与主观幸福感呈现弱相关。如Campbell，Converse，Rodgers发现，所有人口统计量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不到20%［25］。Andrew和Withey的研究也表明，人口统计变量只能预测主观幸福感8%的变异［26］。Fujita，Diener等研究显示，性别对幸福感的预测小于1%，但对情感强度的预测高达13%［27］。Witter，Okun，Stock，Haring研究表明，教育水平与幸福感呈弱相关，教育水平能解释幸福感1%～3%的变异［28］。Mroczek和Spiro发现，40～65岁生活满意度是上升的，一直到接近死亡才开始下降［29］。

3.2社会因素

本文的社会因素包括生活事件和文化。国内外很多研究已经表明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存在一定的关系，生活事件的种类不同对主观幸福感影响不同，且同一时段经历的生活事件的数量也会影响幸福度［30-31］。而对于幸福感的发生机制是全人类所共有的，还是特定文化下的，抑或两者均兼有，是幸福感研究存在的普遍问题［32］。Inglehart等人和Veenhoven等人的研究说明不同国家间主观幸福感水平不同，同一国家不同民族间主观幸福感也不同［33］。某种程度上带有文化特质的人倾向于更幸福。如Fulmer等发现，外向型的人在文化开放比在含蓄文化里更幸福［34］。Diener，Tay，and Myers研究表明，在宗教国家和在美国，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没有的人更幸福，生活满意度更高，但在无宗教国家里这种差异不显著［35］。

3.3心理因素

心理因素包括人格、自尊、应对方式、自我概念、社会支持、家庭功能、依恋方式。Diener等认为，人格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26］。Soto and Luhmann研究显示，人格是幸福感稳定的预测因子［36］。国内学者对人格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大都从“大三”人格、“大五”人格等理论视角展开［37-38］。且国内外大量研究已经证实外倾性因子能预测正性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神经质因子能预测负性情绪［31，39］。如Chico在研究中发现，神经质因子能解释主观幸福感44%的变异［40］。个体的自尊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有文献报告两者存在显著正相关，然而Diener研究表明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两者相关度不高。因此他认为文化背景在两者关系中具有一定影响作用［41］。应对方式对幸福感的影响有研究显示两者呈中等程度的相关，应对方式越积极幸福感越高，应对方式越消极幸福感越低［42-43］。有研究还发现，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应对方式及幸福感有重要影响，积极应对在成人依恋和幸福感间起中介作用［44-45］。而自我概念与主观幸福感，改变不良的自我认识，有助于提高主观幸福感水平［46］。回顾以往研究发现，不同来源、不同方式、不同种类的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同［47］。有研究表明家庭功能好，主观幸福感高［48］。而对于依恋方式，有文献报告依恋方式焦虑高的人主观幸福感低，且青年人受这种关系的影响高于老年人，在恋爱关系中，不同依恋方式的个体对关系和对爱人的诚信显示出不同的信念和感觉［49］。

4　自杀与幸福感的关系

国外对幸福感与自杀关系的研究早于国内，主要从自杀率、自杀风险、自杀意念、自杀干预探讨和幸福感的关系，对于两者的关系，虽然研究结果不完全一致，但大部分研究表明，幸福感对自杀有直接或间接作用或调节作用，两者呈负相关。其中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自杀呈负相关，而消极情感与自杀呈正相关。国内对两者关系的研究较少，共9篇文献中3篇研究生活满意度与自杀未遂的关系，均发现两者呈现负相关。3篇研究幸福感与自杀的关系，发现两者呈现无关和负相关两种结果。3篇研究幸福感对自杀的中介作用，结果均显示幸福感对自杀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4.1自杀率与幸福感

Lester通过1981年世界价值观研究数据发现，18个国家的生活质量和自杀率呈正相关，与他杀率呈负相关［50］。Isabelle Bray等通过1999/2000年欧洲价值观研究数据发现，生活满意度与快乐分别和自杀呈现负相关，且在老年人中的关系较年轻人关系更紧密，有相似自杀率的国家生活满意度/快乐水平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欧自杀率随快乐水平增高而上升［51］。Martin Voracek等通过2005-2007年世界价值观研究数据发现对男性和女性而言，快乐指标分数越高自杀率越低，但不快乐指标和生活满意度指标与自杀率不存在这样的关系。生活满意度，快乐和不快乐总指标能预测男性自杀率，但不能预测女性自杀率［52］。Jing Wu等通过数据分析得出，满意度和快乐因子与65岁以上的老人自杀率呈负相关［53］。而Veenhhoven则发现，在18个国家中的15个工业国家的幸福感与自杀率或他杀率的关系无显著相关［54］。因此，两者的关系机制有待近一步探究。

4.2自杀态度与幸福感

贾存显采用一日重建法（DRM）对山东省西部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与自杀态度关系的研究发现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的因素有体重超重或胖，抑郁和焦虑，而与自杀态度相关的因素有抑郁，主观幸福感与自杀态度无关，但两者均与抑郁有关［55］。而谢杏利等使用幸福感指数量表（IWB）对贫困大学生研究发现贫困大学生自杀态度与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且主观幸福感在生命意义感和自杀态度中起中介作用［56］。可见采用的测量方法不同，得出的研究结果不同。因此在探讨两者关系时需要考量测量方式的适宜性。

4.3自杀行为与幸福感

张玉琦等通过总体幸福感量表（GWB）对抑郁症患者研究发现有自杀行为的抑郁患者比无自杀行为的抑郁患者幸福感低［57］。

4.3.1自杀意念与幸福感 Jameson K Hirsch使用“过去4周里你多少次觉得自己是个幸福的人”单个项目问卷6级评分对60岁以上患抑郁的初级护理患者老人研究表明幸福感与自杀意念呈负相关，且幸福感对慢性疾病和自杀意念起调节作用，对低幸福感和高幸福感的人调节作用不同，在报告幸福次数不多的人，疾病问题与自杀意念正相关，报告幸福次数更多的人，疾病问题与自杀意念负相关［7］。Y-Yao通过对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与自杀意念的调查发现，在女性中，低家庭满意度，学校满意度和生活环境满意度与自杀意念密切相关［58］。Marnin J Heisel等研究表明，生活目标和生活满意度是自杀意念的保护因素，但生活目标与自杀意念联结更强，且显著调节生活满意度与自杀意念的关系［59］。Robert F Valois等发现，有自杀计划，自杀意念者报告了更多的生活不满意，但很难去解释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是源于对生活的不满意。也就是说，生活不满意并非是自杀行为产生的唯一原因［60］。M J Soares等将消极情感加入回归分析中时，发现消极情感是孕期和产后女性自杀意念唯一的预测因子。国内张姝玥等使用生活满意度问卷（SWLS）和正负情感量表（PANAS）对中学生研究表明生命意义感减弱时，主观幸福感水平降低，心理健康程度下降，自杀意念增多［61］。常微微等研究也显示中学生自杀意念与生活满意度呈负相关［62］。柳迎新等采用幸福感量表（GHO）和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对大学新生的研究表明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与自杀意念均呈负相关，即幸福感越高，生活满意度越好，自杀意念越低，且幸福感对生活满意度和自杀意念起部分中介作用［63］。由此可知，自杀意念不仅与幸福感有密切关系，而且与生活满意度及消极情感维度存在显著相关。

4.3.2自杀未遂与幸福感 贾存显通过WHO的自杀行为多中心干预研究量表-生活满意度部分研究生活满意度与自杀未遂关系表明生活不满意，尤其是1个月前生活不满意对自杀未遂有一定影响［64］。宋娟娟等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对大学生自杀研究发现，生活满意度能显著预测个体的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但对曾有过自杀未遂的被试而言，生活满意度对其预测作用不显著［65］。徐东、李献云等通过欧洲国家自杀干预研究调查评估内容（EPSIS）对自杀未遂者不同时期生活满意度研究显示，时期不同自杀未遂者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或期望不同，在自杀的时候满意度最低，在此之前和之后满意度评价较高，而且离自杀的时间越远，满意度评价也越高。但每个时期均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评价低的自杀未遂者容易再次发生自杀行为［66-67］。

4.3.3自杀风险与幸福感 Koivumaa-Honkanen H等通过对芬兰大样本被试询问“你对你现在的生活感到很幸福，幸福，不能言说，不幸福，很不幸福”5点计分方式研究表明，在20年内人类自我报告不幸福与自杀风险相关，自我报告不幸福是健康的全球评估指标，低幸福感应该作为健康不良累积的指标［6］。Yoshihisa Fujino等发现，对家庭环境，居住环境不满意者增加自杀风险，他们认为也有可能是环境影响精神健康从而增加自杀风险［68］。Koivumaa-Honkanen等的20年追踪研究显示，生活满意度对自杀风险有个长期的影响，且通过不良健康行为部分调节，两者呈负相关［69］。而赵久波等对大学生采用幸福感指数，总体情感指数量表研究也指出幸福感越高，自杀风险越大，幸福感是自杀风险显著负向预测变量且在社会支持与自杀风险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70］。

4.4自杀干预与幸福感

Thomas E.Joiner Jr.等发现，在积极情绪下能促进问题解决对自杀个体的干预效果［71］。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更多报告。

5　未来展望

综合评述原始研究文献发现，我国关于自杀与幸福感的研究较少，而对于自杀率以及自杀干预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中尚未见报道。但国外已经在自杀态度、自杀未遂等自杀行为与幸福感的关系上进行了很多探索，多数表明幸福感越好，生活满意度越高，积极情绪越多，自杀相关行为越少。研究对象上大多是正常人群（如大学生，中学生，老人）和精神病患者（如抑郁患者）与自杀未遂者，而对特殊人群尤其是自杀高危人群自杀遗族缺乏研究。

测量方法上，国外对幸福感的测量主要采用问卷法，且大部分是单维问卷，国内除了采用量表还采用了其他方法（如经验重建法），从目前结果看不同的方法可能会显示不同的结果。且国内外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较多，而心理幸福感的测量较少，在未来研究中，可多加这部分的内容。整合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幸福感测量与自杀的关系研究也还未见报告。

统计方法上，探索两者的关系采用了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未来的研究更多的在此方面进行，尤其是幸福感在自杀各危险因素的中介作用需要重点探索，为诠释我国农村自杀率以及女性自杀降低的原因上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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