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鸿星

银行业激烈竞争图景下，需要满足多项各样的监管要求，如长期横亘在银行业放贷激情路上的“存贷比”红线指标。该指标始于1995年5月10日通過的《商业银行法》，至今已逾20年。2015年6月2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正案（草案）》，并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获通过而正式施行。此次商业银行法修订将存贷比不得超过75%的指标删除，将存贷比由法定监管指标转为流动性监测指标，标志着商业银行获得了更大信贷投放空间，被认为是银行监管改革的重要一步，并有利于利率市场化深入发展，对国内银行业乃至金融业运行形势等都有重要影响。

存贷比指标设立的初衷是为了控制银行信贷盲目投放，加强银行流动性管理，尤其是在经济周期上行时，大量的融资需求刺激银行业放贷冲动，存贷比监管红线可以约束银行信贷规模的快速增长。同时，“量入为出”的稳健信条影响下，留存25%的资金被认为可保护储户安全，防范银行流动性风险。存贷比指标执行20年来，有两方面需要重要关注：一是指标的临界状态时期有多久，二是指标的计算规则是否有变。有学者统计，1995～2003年，75%的存贷比监管指标失效，此阶段银行业整体存贷比高于75%，2004～2010年，存贷比整体低于75%，2011年至今，部分中小银行存贷比接近75%。由此，存贷比指标在最近十年才真正对银行业发挥了红线作用，将贷款余额占存款余额的比重调整到监管框架内。而此阶段，一方面是中国银行业改革深入发展的黄金十年，另一方面又是中小银行蓬勃壮大的关键阶段。鉴于种种因素，四大行对于满足存贷比指标压力较小，而努力拓展壮大的中小银行急需更多地投放资产、获得宝贵成长空间，存贷比红线对它们的约束影响更为强烈。从监管指标的计算规则来看，公式简单的两因子“存款余额”“贷款余额”的各自组成也在不断调整。这一方面是由于银行业金融工具形式的改名换姓、变相腾挪，需要溯本求源，穿透计算到各项“创新”名义下的真实存款或贷款本身，另一方面是从监督和管理的综合角度，实现存贷比指标的有效运用，这内含两方面出发点：防范银行流动性风险、引导促进实体经济发展。2015年1月，央行正式修订各项存款和各项贷款统计口径，增加存款基数。

但动态调整下的存贷比指标构成，随着经济金融形势的复杂变化，原有的约束和监管作用实际上在淡化，特别是在影子银行快速发展冲击下，存贷比指标作用不断散失。同时，为满足横亘的硬约束红线，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有需要在特定时点等突击揽存，造成银行经营成本上升及金融市场资金波动，这种徒增的成本和波动将最终传导到真实承担的主体，无疑增大整体社会成本。此外，存贷比出发点的加强监管的作用，也在因整体影子银行的冲击而日渐式微。监管层需要引入新的监管方式保证银行业监管安全，需要按照“巴塞尔协议Ⅲ”要求，引入新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指标、流动性覆盖率等，按照监管层的说法，这套监管指标对于银行流动性的监管将更加科学。

取消存贷比作为监管指标，保留指标监测功能，并未削弱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在此方面的管控力，其他的流动性监管指标等将发挥充分作用。而且，资本约束、信贷额度、窗口指导等强有力措施，仍然保证了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顶”。存贷比取消虽然解除了商业银行扩张规模的一根箍，但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更多将从自身稳健经营、战略转型和资产负债管理等综合出发，尤其是在当前寒冬经济形势下，更是谨慎为上。

其实，存贷比监管指标取消可以帮助扭转一种误解，即信用扩张来源于先有存款后有贷款，存贷比指标字面体现的也是存款创造了贷款。实际上，从真实信用货币创造机理来看，贷款才是创造了存款。对于银行来说，越是多元化的资产运用，越有助于降低存贷比，而多发放贷款本身不会减少存贷差，存贷差大也未必意味着流动性充足或资本闲置。因而无论从银行经营发展动态形势，还是信用货币创造及至货币政策管理角度，都应推出更加先进、完善、科学的流动性管理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