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赛男+冯建辉

国内当代出版史研究在总体上呈现一种宏观叙事，多着眼于社会历史发展，话语偏宏大，本文在梳理国内当代出版史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认为有必要引入口述史的视角，通过对当代出版人物的访谈， 抢救和收集一批不为人知的珍贵史料，实现当代出版史宏观与微观视角的双重融合。

出版史学既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出版学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开展并深化出版史研究，有利于加深我们对过去出版实践活动的理解，归纳总结出版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把握人类出版活动的内在规律，促进精神文化繁荣，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一、当代出版史研究现状概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出版史研究取得了可喜的丰硕成果。当我们把视野聚焦到当代出版史上，不难发现，近年来，在当代出版史研究方面，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理论著作。

其一，在关于史料的整理与编纂方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95年5月出版了第l卷，到2013年12月，第一阶段编的15卷，全部出齐）;宋应离等人编纂的《中国当代出版史料》全8册（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宋原放等人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版）;方厚枢所著的《中国当代出版史料文丛》（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

其二，在当代出版史的纵向勾勒方面，有宋木文所著《亲历出版30年——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商务印书馆2007版）;有历经8年编纂的《中国出版通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共分9卷;有宋应离、刘小敏编的《亲历新中国出版六十年》（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以上所提理论著作，均在不同层面上对当代出版史的研究有新的推动。出版界、学术界诸位前辈的评价，我们也完全赞同。不过，在肯定上述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可以看到，从叙述视角和话语方式看，现有研究多着眼于宏观社会的历史发展，视野略显宏观，话语略显宏大;从所依赖的史料来源看，现有研究多依据档案、文件等文献资料的爬梳与考证;从研究方法看，多依赖文字资料的考证和诠释，方法略显传统。

二、口述出版史的提出及其展开

当代出版史的面貌可以而且应当更加丰富一些，不妨换个角度来对当代出版史进行观照：从宏观叙事适度转向微观叙事，从“现实的个人”角度来回顾历史、解读历史;从“书上的字”适度转向“人说的话”，对口述史料予以应有的重视;开拓视野，合理借鉴西方新史学的做法，搜集和整理一批亟待抢救的珍贵史料。

因此，有必要在当代出版史的研究过程中引入口述史的视角，开展口述出版史研究，即通过对当代人物的访谈， 将储存在当事人或知情人记忆中的各个时期、各个历史事件、自己或他人的各种经历， 采取记录、录音、录像等手段， 为历史留下真实而生动的记录。

作为唯一的国家级新闻出版科研机构，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原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历来重视出版史研究，先后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5卷本）、《中国出版通史》（9卷本）等理论著作。鉴于口述史是近些年来行业史研究的一个新的亮点，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领导班子也一直有这个科研设想。2011年2月11日，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石峰同志致信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提议“研究院成立一个项目，用音像等形式收集新闻出版历史资料，采访新闻出版界的历任领导，谈当时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重大事件的处理过程”。考虑到这样的项目带有抢救意义，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决定以基础理论研究室为依托，抽调传媒、印刷、发行、版权等多部门业务骨干，成立专门的研究团队，列出具体计划，运用口述史的方法，逐个进行访谈采集、整理研究。自2012年该科研项目正式启动以来，在研究院领导的直接领导下，项目组凝聚心力、攻坚克难，陆续开展了对宋木文、刘杲、王仿子、袁亮、方厚枢、郑士德、武文祥、邵益文等老领导老同志的访谈工作。截至2014年11月底，实质性访谈（不含上门预访和访后沟通在内）达30余次，形成视频音频时长约4800分钟，速记稿约400 千字，如果把老同志的手写稿算在内（不含会议速记稿、项目组制度文件、受访人访谈提纲），全部史料文字不少于1000千字。

口述出版史项目的长远计划是拟用5-10年时间，集中完成对100名以上当代出版业老领导、老专家、老编辑的访谈。本项目的受访对象拟分为如下五个层面：一是国家及省市区出版管理机关主要负责人，二是重要出版发行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三是重大事件、重要文件、重要政策的参与者，四是重要行业组织的负责人，五是其他层面的受访对象，如老一辈一线编辑。

三、口述出版史的基本观点

口述出版史项目以受访对象为单位，主要考察该受访人的童年、家庭、求学、参加工作、思想转变、时代变幻下的个人际遇、个人在出版业重大政策出台前后、重大出版事件发展过程中的亲历、见证、感悟与反思。在采访初期，我们立足于专业史，又不局限于专业史，既有利于缩小采访人与受访人之间的距离，又有利于突显个人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关联。在采访中后期，我们因人而异，设立若干采访专题，重点考察重大政策出台的经过和重大出版事件的发展始末。

在访谈过程中，项目依据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创设出“我眼中的文革”“干校生活”“出版界拨乱反正”“80年代的出版业改革”“若干出版热点事件”“出版法起草始末”等访谈专题。经过受访人和采访人的有效互动，通过开展较为系统的口述出版史研究，形成一些启示性认识。比如，关于“文革”与五七干校，首先需要像否定“文革”那样否定“文革式”的五七干校，但同时也要看到，苦难的历程可以磨练干部，可以出好作品。通过回忆“五七干校”经历，深入反思“文革”，以警示今人和后人。

在研究中，项目组秉持如下见解：其一，现实的个人是历史发展的真正主体。每个受访对象的身上都会留下特定时代背景下出版史发展的烙印。其二，出版史与社会历史变迁，既存在一定程度的吻合性，往往是某一特定社会时期的折射，又存在一定程度的距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着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其三，受访人年事已高，采集他们对若干重大问题的回忆，是一项抢救性的科研工作。他们的记忆将成为当代出版史的非常珍贵的史料，为后人研究提供基础性依据，为今后出版业的繁荣与发展提供某种启示与借鉴。

四、参与口述出版史的几点体会

自从2012年口述出版史项目实施三年来，项目组在长期的访谈过程中遭遇并化解了不少难题，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项目经验。结合口述出版史的实际工作，谈谈自己的一些思考和感受，藉此抛砖引玉：

1.要增强口述史的主动性

很显然，用5-10年时间，集中完成对100名以上当代出版业老领导、老专家、老编辑的访谈，这是一个较为宏大的计划。当前，不少行业都在尝试建立自己的口述历史，如戏曲、国画、电影等。好多历史细节，如果没有专门的采集，一旦消逝，就很难复原。由年迈的受访对象讲述行业的发展历程，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公益性的，依靠国家科研经费的支持收集而来的史料相当于国家的档案资料，口述史相当于在国家层面为行业作“家谱”。我们从事口述出版史研究，应当站在这样一个高度来看待自己的工作，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更加主动地去做案头工作、去实施访谈、去主动挖掘与文字史料风格迥异的口述史料，并加以严谨地考证辨析，倡导史德，据事直书，不迷信，不盲从，独立思考，追求真理，敢于负责。

2.要提升口述史的专业性

1967年，“口述史协会”在美国成立，1980年，该协会制订了口述史的学术规范和评价标准，从此以后，口述史建立起了一套被学术界广泛认同的“游戏规则”，这才真正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因此，学科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史”，必须具备专业性，它决不是新闻记者的一两次“采访记录”，它需要做足案头功课，设计好访谈提纲，灵活变通地实施访谈，并在访谈之后做好整理、确认、汇集、保存工作。然而，这只是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口述史研究者必须对林林总总的口述凭证进行比较分析，以辨析真正有学术价值的历史线索，并做好口述史料与文字史料、实物资料的相互印证工作。至于如何从一次长时间的停顿、一次突变的脸色、一声无言的叹息，乃至反复、重复、前后颠倒、回避掩饰中去挖掘受访人与历史真相的关系，去判定口述史料的真实性和学术价值，就更是考验口述史研究者的功力了。

3.要重视口述史的互动性

口述史，不是口述者的独角戏，而是口述者与研究者的共同参与;不是老同志个人的自传或“回忆录”，而是有丰富阅历的相关受访者与有严谨史学训练的访谈者之间良性的双向互动。互动性是区别于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特质。它要求口述史学工作者应重视对访谈问题的设计，提问既要考虑受访对象的接受程度，又应考虑具有一定的深度。在主题设计上，也需要考虑涵盖一定的学术容量。例如，针对上个世纪50年代稿酬制度改革这一主题，简单采访一两个受访者，恐怕很难真实反映当时历史细节的全貌。如果需要，我们应注意扩大访谈的范围，围绕同一主题进行反复调研，直到获得相对公允的历史真相为止。

（作者单位分别系中共中央党校、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