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喜阳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已从通史转向更深入、更具体的地域文学研究，而全国已有九个省市出版了本省市的地域文学史。因此，编辑出版《安徽文学史》，对于展示安徽的文学文化全貌，落实文化强省战略，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图书编辑出版的过程，是编辑为作者书稿“加分”的过程，这也是编辑这个职业存在的重要理由。在书稿的立项、内容、体例、装帧等方面给予不同程度的“加分”，正体现出编辑的眼光和水准。“加分”越多，编辑的“含金量”则越大。另一方面，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人们常提及“教学相长”，而在图书编辑出版过程中，则存在作者和编辑良性互动、相互学习、共同完善书稿的“编作相长”的现象。这种“编作相长”对于完善并提升书稿质量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作者和编辑双方取长补短，对各自的学问也是有促进的。“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朱熹的这两句诗，的确道出了学问越辨越明、越商讨越深入的情境。以下我以责编《安徽文学史》为例，简要介绍我为该书“加分”所做的点滴工作，以及在编辑出版过程中，与作者方沟通交流，自己所得到的教益和收获。

一、选题立项前的不谋而合

安徽是个文学文化大省，在文学创作和研究方面常走在时代前列。先秦时代有“南音之始”的《候人歌》，老子和庄子分别代表中国最古老的哲学思想的文学表述，庄子还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一人，传记文学也首次出现于《管子》中。而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较完整又自成体系的文章学专论，他的《燕歌行》是我国早期七言诗走向成熟的标志;故事发生地在安徽庐江的乐府《孔雀东南飞》，则是我国古代第一篇最长的叙事诗。安徽文学的首创性在现当代依然独领风骚。陈独秀、胡适提倡白话文学，成为开启新文学的两员主帅。新中国成立后，以陈登科、鲁彦周、完颜海瑞、梁小斌、季宇、潘军等为代表的老中青几代皖籍作家在全国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我们安徽文艺出版社自立社以来即立足本土，重视本省文学文化的传承。曾出版多部断代安徽文学、文化、艺术方面的学术史著作，而推出一部涵盖先秦至当代的“安徽文学史”，更是几代安徽文艺人的心愿。安徽文艺出版社朱寒冬社长对原安徽省社科唐先田院副院长、原省社科院文学所陈友冰所长的学术路向极为熟悉，而我已熟读唐先田、陈友冰先生有关当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的专著、论文多部（篇），为安徽文学立史成为作者（唐先田陈友冰两位主编）和出版者双方的共同兴趣。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已从通史转向更深入、更具体的地域文学研究。而全国已有九个省市出版了本省市的地域文学史。因此，编辑出版《安徽文学史》，对于展示安徽的文学文化全貌，落实文化强省战略，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书稿撰写时的良性互动

自从作者方和出版方确立《安徽文学史》项目，出版社即指定由我作为本项目的统筹联系人，与作者方进行日常接洽和交流。而我觉得在书稿编著阶段即注入编辑思路，这对于今后的编辑出版工作将极为有利。而我之所以能顺利实施这一方案，一是两位主编虚怀若谷，非常愿意择善而从，另一方面是我与两位主编早就熟悉，所以能开诚布公，坦率交流。

本项目的唐先田主编，学术专长在当代文学方面，而陈友冰主编，学术专长在古代文学方面。由他们两位领衔主编，并集合安徽省社科院、省文联等学术机构和安徽省高校的专家学者来共同编纂“安徽文学史”，确保了本书稿的学术质量。

在书稿编纂之初，两位主编商议订立基本的编写体例，由他们散发给每一位参与编写者，这样既避免了主编在统稿时的工作量，又为我们之后的编辑出版扫清了障碍。另外，唐先田、陈友冰两位主编在广泛征求省内外专家学者的基础上，决定本书稿分为两部分，即古代部门和现当代部门。我们认为这是符合安徽文学的实际情形的，但是考虑到古代部分篇幅较大，所以我们认为分成三卷本较为适宜。在共同讨论的基础上，最后决定不用“安徽文学史”古代卷（上）、（下）和现当代卷的说法，而采用“安徽文学史”第一卷（先秦至北宋）、第二卷（南宋至近代）、第三卷（现当代）的说法。

三、编辑出版中的交流切磋

在两位主编交出沉甸甸的三卷本书稿后，我们安徽文艺出版社非常重视，所有参与的责编人员均为硕士，学术构成也兼顾到历史学、艺术学、比较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专业等多学科的特性。我们在审稿过程中，既注重详略取舍的得当和学术思想的评判，也不放过任何一个知识性疑点，甚至小到标点符号的改动也与作者方沟通。

文学史的撰写本来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以对作家取舍和论述详略就显得至关重要。既要突出经典作家，又不能遗漏任何一个文学史上的小作家。在我的建议下，作者陈友冰先生增补了有关唐代宣州人刘长卿、旌德人吕从庆、宋朝宣州宁国人吴渊的论述。又如既然作者有意引入比较文学的观点，来探讨安徽作家的国际影响，我就提议应补充俄国文学巨人托尔斯泰对老庄思想的接受与共鸣。在交稿后，我省著名旧体诗人邹人煜女士不幸逝世。此时全书正处于编辑阶段，唐先田主编根据编撰体例——凡是当代旧体诗家只收录已故世的作者，建议收入关于邹人煜旧体诗的论述。我们深表赞同。唐先田先生立即约请对邹人煜旧体诗创作素有研究的作者加紧撰写，并将其内容增补进第三卷第五章第七节中。

再以我责编的第一卷为例，我改正了以下知识性错误。如常识错误，原书稿说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应改为“朱熹十四岁时父亲去世”;如引用书名、篇名错误，原书稿提及嵇康重要散文著作《圣贤高士传》，据鲁迅校本《嵇康集》和戴明扬《嵇康集校注》，当改为《圣贤高士传赞》;如注释错误，原书稿引用朱熹评价陶渊明，本来出自“《朱子语类》卷140”，原书稿误作“《朱子语类》卷14”;如人物身份错误，原书稿前文既指出嵇含系嵇康之侄孙，后文又把嵇康称作嵇含的祖父，致使两者前后矛盾，其实嵇含祖父是嵇喜，乃嵇康之兄，故把嵇康改称为嵇含的“叔祖父”，等等。这些改正都得到作者的认可。当然也有经我改正，而作者又改回去的。比如在介绍刘禹锡的长诗《历阳书事七十韵》时，我认为既然原诗是148句，我就把它改成《历阳书事七十四韵》;后来作者告诉我，刘禹锡这首诗习惯上称作《历阳书事七十韵》，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所以不宜改动，而我也尊重作者的意见，保持原来的说法。

由于作者方和出版方本着互相尊重、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在编辑出版过程中，虽然感到很辛苦，特别是查证引文、核对事实方面费心费力，但是我们双方感到互谅互信，合作非常愉快。尤其我自己，非常全面地获得了一次对于安徽文学演变和作家作品的检阅机会，增强了我的地域文化信心。

四、成书后的良好反响

除了在图书内容上，我们做好责任编辑应尽的义务，我们还在图书装帧上做足功夫。我们在硬封和扉页上采用了唐先田先生的手书作为书名，同时采用特种布纹纸作为护套，乳白色布纹纸上凸显出黑色书名，加上红色篆体、设计成印章形式的“安徽文学史”字样，封底只保留了红色篆体印章“安徽文学史”，整个图书给人厚重、典雅、大气的印象。作者在拿到样书后，纷纷打电话或者发短信赞扬并感谢出版社的精心制作，安徽师范大学杨四平教授特意到出版社向我们表示感谢。在《安徽文学史》新书首发式上，来自安徽省人大，省文联、省作协、省社科院、省文学学会和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都对本书的内容和装帧设计给与高度好评。作为作者方和出版方的我们，此时此刻的快乐是无可比拟的。

随后，《安徽日报》《新安晚报》《合肥晚报》《市场星报》和国学网、中国社会科学网等多家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都对本书给予不同程度的报道和推介，图书销量也逐步攀升，我自己也接待了好几起上门购书的读者。看到融入了自己的学识和汗水的《安徽文学史》获得社会的认可，我感到特别自豪。

                （作者单位系安徽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