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溯源

《汉晋春秋》是东晋史学家、襄阳人习凿齿的代表作。习凿齿字彦威，约生于晋元帝建武元年

（三一七）前后，卒于晋孝武帝太元九年（三八四）。习凿齿之所以名垂后世，主要是因为他的史学名著《汉晋春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部史书却在一千多年前散失了，仅存佚文一百多条 ，不足二万字，今人能看到的清人辑本，不过是断简残编，几近绝学。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汉晋春秋》这本书甚少关注，除少数专修中国史学史者外，包括地方高校历史系教师在内的许多史学工作者，大都无缘得见此书辑本。二○一○年末，国务院批复同意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新襄阳市委决心弘扬襄阳历史文化，于是

《汉晋春秋》的发掘和整理工作开始受到各方关注。柯美成是襄阳人，也是我多年的朋友，他对《汉晋春秋》佚文进行了深度整理，探其幽隐，“补苴罅漏，张皇幽眇”，以增强其可读性，扩大其传播。最终以三年半之功，撰成《汉晋春秋通释》一书，既难能可贵，亦具有创新、开拓的意义。

《汉晋春秋》称得上一本奇书 ：在中国史学史上，自刘知几创作《史通》以来持续了一千多年的正统论之争，无论持何种主张者，没有不提及这本书的。顾炎武著《日知录》，尝言 “正统之论，始于习凿齿 ”；饶宗颐的《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则称：“自习凿齿改撰《三国志》为《汉春秋》，对后代影响至大。”

《汉晋春秋》卓异的史学价值，因其矫枉《三国志》饱受后世诟病的三大缺憾而得到充分的体现。一是，《汉晋春秋》“变三国之体统”，以季汉（蜀汉）继后汉，以晋承汉统。换句话说，就是以蜀汉为正统，从而黜《三国志》之帝魏，以魏、吴为僭国，不承认所谓 “三国鼎立 ”。刘知几认为，这正是 “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二是，矫《三国志》曲笔之失，据事直书，传信后世。《史通 ·曲笔篇》曾尖锐地抨击包括陈寿在内的若干史学名家，指斥他们为

“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 ”。唐刘肃也批评陈寿 “容身远害，既乖直笔，空紊旧章 ”（《大唐新语 ·总论》）。二刘言虽近苛，而事出有因，主要是对《三国志》曲笔回护曹氏、司马氏的书法不满。而《汉晋春秋》则表现出鲜明的直书特色，而且这种特色处处与《三国志》形成对照，泾渭分明。三是，以蜀汉为纲，以编年为体，钩沉索隐，足成《汉春秋》。《三国志》之简略，于《蜀志》为甚，史家早有共识。而《汉晋春秋》既以编年为体，用蜀汉纪年，自然以记载蜀汉君臣事迹为主线展开，浓墨重彩书写蜀汉史事。正是在这一点上，

又突显了《汉晋春秋》叙事详明的史料价值。清代梁章钜尝言： “按诸葛公一身事功，即《三国志》一书关键。”以诸葛亮这一历史人物为例，其南征、北伐中为后世

《三国演义》所吸收，至今脍炙人口的许多生动战例，几乎都发源于《汉晋春秋》，而《三国志》大都因某种忌讳忽略了。宋时苏东坡曾言：“《三国志》注中好事甚多。”这在裴注引《汉晋春秋》佚文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汉晋春秋》对后世的影响尤其明显：几乎没有哪本失传已久的史书，能像它那样深刻地影响着后世。首先，它不仅开启了中国史学史上的正统论之争，而且自唐宋以降一波又一波的论争，无不以《汉晋春秋》为言，而所有改修《三国志》的史著，无不 “以凿齿言为宗 ”。清代彭孙贻《茗香堂史论》曾赞曰：“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继汉，以晋承之，削去魏统，以著篡代之实。此论开乎凿齿，可谓万古卓识。”其次，它直接影响了三国故事在民间的传播，从而成就了蜀汉在三国文化中的主体地位。根据现有史料，三国故事至迟在北宋时的传播，不是按照《三国志》帝魏伪蜀的取向，而是按照《汉晋春秋》尊刘抑曹的旨趣。正是因为二书的相辅而行，才催生了《三国演义》这部经典名著。清代学者陈康祺指出：“罗贯中《三国演义》，多取材于陈寿、习凿齿之书，不尽子虚乌有也。”（《郎潜纪闻二笔》）这个说法应当说是公允的。

由此可见，对《汉晋春秋》进行深度整理，无疑是一项有价值的重要工作。

《汉晋春秋通释》一书的主要特色在史补。鉴于《汉晋春秋》佚文现仅存不足二万字，如果仅对断简残编进行通常意义上的整理，如字面的注译和翻译，难得要领，无太大意义。故柯美成的整理工作虽以校勘佚文为基础，重点则放在史料的补充与笺注上，以史补史、以史解史，着眼于一个“通”字。所谓 “通”，取疏通、贯通、会通之义。即对《汉晋春秋》辑本及每条佚文的整理，不仅做静态的文本考察，而是将其置于当时历史的大背景下，置于一千余年来变动不居的历史评价语境中，以史补、笺注为手段，通过补充史料，将仅有十几个字、几十个字、充其量几百字的片断佚文，扩充为相对可观的册页，做到对佚文所涉历史事件、人物行为的叙述相对完整，从而实现了打通历史脉络，探其幽赜，索其微隐的目的。使普通读者能饶有兴味，使研究者能开阔视野。正如张法祥教授所评论的那样，史补为该书的最大亮点。该书史补从整体上讲就好比一个平台和桥梁，读者借助之可以尽情观览后汉、季汉、西晋三朝的治乱兴衰和忠奸贤愚的各式表演。而从个体上看，该书的各组史补，大抵均依其所从属之习书佚文的内容或取向，分别围绕某个主题，将不同时期、不同论者、不同史著之丰富纷繁的史料，去粗取精，删繁就简，跨时空地有机组合起来，以解读片段佚文所蕴蓄的丰富内涵。如佚文第十九条记习凿齿论议 “玄德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 ”云云，其史补先引据《纲目》关于刘备当阳之败因人多归之致拥众不进的纪事，次引述西晋张辅关于曹、

刘优劣之论，再引述宋、明、清三代诸人的相关论议与纪事，如此由感性到理性、由远及近、由浅及深地解读，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即三国之主曹、刘的为人用人，刘氏以得人心为本胜出，从而考信了习凿齿关于 “其终成大业，不亦宜乎 ”的结论。再如佚文第三十一条记诸葛

亮南征七擒孟获之事，历代多有

文人质疑其为儿戏不可信，而其

史补以破解武侯兵法为主题，在

史实部分先引据《纲目》补叙马

谡之献策，提出 “用兵之道，攻

心为上 ”的命题，次引据《华阳

国志》补叙诸葛亮南征前后形势，

突出其 “攻心为上 ”已收到 “给军国之用 ”和“南人不复反 ”的效应，从而考实了七擒七纵乃深谋远虑，绝非儿戏。进而在史论部分先引据《唐李问对》，探究了诸葛亮兵法之精髓，如唐李靖言： “诸葛亮七擒孟获，无它道也，正兵而已矣。”亦如唐太宗举武侯言： “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

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

从而借兵家权威之口，肯定了诸

葛亮南征用正兵的选择。接着又引宋叶适之论，进一步提出：“自战国以来，能教其人而后用者，惟亮一人。”引金赵秉文之论，针对“学者或疑焉 ”指出：“丞相亮讨孟获七擒纵者，此古帝王正义明道之事，固非浅浅者所能议也。”如此一来，诸葛亮七擒孟获不仅得以考实，而且彰显了武侯兵法之高明，还捎带佐证了武侯祠楹联，将习凿齿称为诸葛亮 “异代相知 ”并非虚语。

总之，作者通过调动大量珍贵史料，包括他编纂的《汉晋春秋纪元要略》及若干重要人物事略，使全书及各卷首尾完具、重要历史事件叙事相对完整。这样，就使该书在学术上有了高屋建瓴的大视野和深度的历史思考，显示出规模宏、意量大、见识卓越的总体性特征，并由此烘托出《汉晋春秋》在体例与书法上的独特性创造。

从现有体例来看，该书史补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从大处着眼对全书和各卷做史料补充。鉴于原著严重散佚，以致开国之君光武帝无一条佚文涉及，其后诸君则若断若续。为使读者开卷即可对东汉、蜀汉、西晋三朝帝王传承有一个概略认识，该书参考明代杨元裕《读史关键》和清代陈景云《纪元要略》二书，于卷首编制了《汉晋春秋纪元要略》，作为全书总冒。与总冒相呼应，于每卷之始、末，酌补该朝代开国、亡国之君的相关史事，或选录当世或后世史家相关的论议，或二者兼取，从而使全书及各卷首尾完具、过渡连贯，给读者以比较完整的感觉。二是在每条佚文下做史料补充。条文下的史补实具某种笺疏性质，所以立史补为目，是因为有些佚文太过单薄，而笺疏有一定局限，难以广征博引，包罗珍贵史料。佚文下史补之内容，一般又包括史实和史论

品 书 录

罗志田

两部分：史实以补叙与佚文相关

的历史事件、人物言行发生的背

景、过程及后果，使残缺的记事

变得相对圆满；史论列举时人及

后人之评议、论说、辩难等，以

开阔视野、启迪思考。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该书做

到了从文本表面层次，深入到文

本内里层次，从对文本的字面做

校释，提高到对文本的历史思维

做探析，广征博引，互相发明，

以窥见原著者习凿齿的历史观和

他对王朝兴替的认知，体察《汉

晋春秋》虽久已亡佚而享誉不衰

的史学价值。（《汉晋春秋通释》，[晋 ]习凿齿著，[清 ]

汤球、黄奭辑佚，柯美成汇校通释，人

民出版社二○一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