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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我国分配格局失衡现状及调整对策

2016-01-13武晓光博士生聂爱芹河北师范大学石家庄05004河北传媒学院石家庄05007

商业经济研究 2016年1期
关键词:分配动力消费

■ 武晓光博士生 聂爱芹(、河北师范大学 石家庄 05004 、河北传媒学院 石家庄 05007)



新常态下我国分配格局失衡现状及调整对策

■ 武晓光1博士生 聂爱芹2(1、河北师范大学 石家庄 050024 2、河北传媒学院 石家庄 050071)

内容摘要: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要发挥分配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合理的分配是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动力;是推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有利于劳动者素质与技能的提高,为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提供动力保障;可以倒逼企业技术革新,促进产业升级,从而拉动经济增长。文章指出,要发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必须对我国目前分配格局失衡的现状进行调整。首先要进一步增强和扩大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经济份额;其次要通过制定法律,进一步提高最低工资,刺激消费,为经济运行提供动力;最后要推行分享工资制,进一步提高劳动要素报酬,在全社会确立以劳动为主导的分配机制。

关键词:分配 动力 消费 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达到年增速10%左右,2007年最高到14.2%,然而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变缓,2012年降到8%以下,为7.7%,2013年为7.7%,2014年为7.4%。在这种背景下,2014年11月,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首次从经济发展速度、经济结构升级、经济发展动力转换三个方面谈到目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紧接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一次强调了中国经济新常态问题。所谓中国经济新常态是指我国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要维持经济中高速增长需要结构调整和创新来支撑。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中原有的“三驾马车”,出口和投资已经受到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制约,要想寻求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的健康发展,必须实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需要寻找新的发展动力。

消费和创新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已经成为共识。而如何充分发挥分配对消费和创新的刺激作用,使分配在经济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得到更好的体现,则是不应忽视的问题。马克思曾说过,分配是生产的反面,分配对生产也有反作用。结构合理的分配对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分配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合理的分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一)合理的分配是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是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的有机统一,其中生产起着决定作用,它制约着其它三个方面,其他三个方面对生产也有反作用。只有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四个方面实现有机统一,社会才能和谐发展。片面的重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对整个社会生产有机统一体产生不利影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受追逐剩余价值的驱使,片面的进行生产,扩大生产规模,而在分配上却只给工人最低的、仅够维持生活的劳动报酬,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常常每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一场以生产过剩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危机。生产过剩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其实质是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说,社会生产的商品显得过剩,而不是与劳动人民的实际需求相比的绝对过剩。马克思一针见血的指出:“投在生产上的资本的补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正是因为片面追求生产而不顾生产与分配的和谐,所以破坏了社会经济结构的有机统一,才会出现经济危机,致使社会不能良性发展。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曾经由于追求生产的动力大于分配的动力,因此长期以来经济的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大于对内需的依赖,对效率的追求大于对公平的追求。生产与分配的不和谐导致经济结构不合理,产能严重过剩,长期的投资驱动使资本形成率过高,2011年资本形成率曾达到48.3%,少数对GDP贡献大的产业,产能畸形扩张,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状态。甚至在若干产业领域中,产能过剩已经从结构性和短期性过剩转向全面性和长期性过剩,并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产生严重影响,而当出口受到制约时,国内却消费不足。经济下行的压力巨大,经济结构亟需转变。只有缓和生产与分配的矛盾,形成科学合理的分配机制,建立生产与分配二者在社会生产结构中的有机统一,才会对经济健康发展带来持久的动力。

(二)合理的分配可以促进消费从而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

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初期,百废待兴,需要加强投资。当经济发展已有一定的基础之后,要想保持经济持续良性发展,就需要突出消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要依靠消费需求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对于国民经济来说至关重要。马克思曾指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一方面,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通过消费才能成为现实的商品,而商品也只有在消费中才能实现它的价值;另一方面,消费能够创造新的需求,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已在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得到证明。同时消费也是经济结构提升的助推器,它将通过推动服务业加速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扩大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国的消费需求有巨大增长空间,中国的平均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多个百分点,家庭消费仅占GDP的35%,消费总量还不到美国的六分之一。2011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对GDP 的贡献率为56.5% ,2012 年为55.1% ,2013年为50%。2014年我国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51.2%,而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5%,像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等更是达到80%以上。经济增长过分倚重投资与出口,将会导致经济增长的不可协调与不可持续。扩大以消费为主的内需才是中国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根本选择,而这一切都依赖于收入分配的进一步提高。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指出:“到2030年,如果中国的人均收入能够达到一点六万美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将相当于增加15个现在的韩国。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增长如何在由出口和投资的拉动的增长模式下实现”。要想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拉动经济发展的重心必须从出口和投资转换到促进消费。但是,消费是分配的函数,唯有分配增长,消费才有可能增长。制约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动力的发挥,关键在于分配的不合理。只有进一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建立合理的分配机制,才能有效地释放消费潜力,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动力才会增强。

增强居民的消费水平还会促进经济结构的重心由工业向服务业优化升级。虽然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占比有较大提升,2014年已经提高到48.2%,但和发达国家服务业占比超过70%的水平相比还差很远,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英国《金融时报》曾评价说,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源应该是服务业,目前中国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只占劳动力总数的34%,相比之下,马来西亚占到60%,美国则占81%,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服务业的就业人数本来应该占到劳动力总量的一半左右,很显然目前存在的不足尤为明显。加快发展服务业,扩大消费潜力将会使中国经济发展前途一片光明。因此进一步提高收入分配水平,建立合理的分配机制,驱动消费潜能,也是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保障。

(三)合理的分配为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提供动力保障

马克思认为,工人的劳动力报酬应该包含维持劳动者生存和发展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如果低于这个价值,劳动力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和发挥,因此劳动报酬的多与少、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劳动力素质和技能的提高与否。劳动力是创造新价值的源泉,如何能最大发挥劳动力的主动创造性,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劳动力报酬与地区创新能力之间始终存在正相关关系,劳动力报酬每提高1%,地区创新能力就上升0.2%左右。因此,提高劳动者的报酬,无论是对经济发展、产业升级,还是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都有着重要作用。高素质的劳动者将是经济发展强劲的动力保障。

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也曾高度评价提高劳动报酬对发挥工人积极性的作用:“充足的劳动报酬,鼓励普通人民增殖,因而鼓励他们勤勉。劳动工资是勤勉的奖励。勤勉像人类其他品质一样,越受奖励越发勤奋。丰富的生活资料,使劳动者体力增进,而生活改善和晚景优裕的愉快希望,使他们益加努力。所以,高工资地方的劳动者,总是比低工资地方的劳动者活泼、勤勉和敏捷”。劳动报酬的提高不仅可以鼓励工人积极自觉的投入生产,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发展,而且还为劳动者素质的发展与提高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当人们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需求解决之后,就会有更高的需求,创造力的发挥就属于人们更高需求的表现。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实践。美国、日本、德国等经济强国都进行了巨大的人力资本投资,培养出大量高素质的劳动者,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为实现经济崛起提供了有力支撑与必要条件。随着劳动报酬的增加,劳动者接受教育培训的机会也会增多,劳动者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也得到增强。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对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加速推动经济结构的升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合理的分配可以倒逼企业技术革新进而促进产业升级拉动经济增长

合理的分配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不合理的分配不是导致经济结构低下落后,就是发展畸形。马克思曾经指出,由于劳动报酬极低,使用机器反而会使生产成本变贵,因此在英国发明的机器最初只能在北美使用。相反,劳动成本提高会迫使企业通过改进技术,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来降低成本。技术的进步、产业的升级反过来又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拉动了经济增长。否则,在竞争的压力下,企业只能被淘汰。提高劳动收入看似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实际上是倒逼企业进行革新的动力。企业唯有经常保持技术革新,不断地提高生产效率,才能降低成本,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而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也会在企业的不断创新中得到升级和优化。从这个角度看,提高收入分配对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合理的分配对经济发展有着很大影响,如果企业只靠压低工人的薪水来维持竞争力,那么企业就会被超低的劳动力成本所束缚,而忽视提高管理水平和开发性技术的重要性,企业就会永远在低端产业徘徊。因此提高劳动报酬会倒逼企业改进技术,推动产业结构创新升级,国际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著名的英国经济史家罗伯特·艾伦在其著作《全球化视野中的英国工业革命》中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就是因为英国在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前夜是欧洲工薪最高的地区之一。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实行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倒逼了日本的产业结构升级,淘汰了落后产能,提高了国际竞争力。

所以,劳动报酬的提高是倒逼企业实行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动力。企业越进步,劳动报酬越高,两者在对立统一中推动了经济的良性发展。

我国分配格局失衡现状

(一)劳动报酬低

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太低且在下降。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最高峰后,就持续下降,1996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3.4%。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元,2014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为136782万人,全国居民收入总量是27.59亿元,全国居民收入占GDP总量的比是约43%,31年间居民收入占GDP总量比下降了13.5个百分点。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平均工资占人均GDP的65%-85%之间。2014年,我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1421元,全国居民劳动报酬总量为15.6亿元,占全国GDP总量636463亿元的24.5%。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大幅度上升。资本报酬从1995年占GDP总量的19.5%上升到2014年的35%,20年间升了15个百分点。2014年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收入为140350亿元,占GDP总量的22%,1995年的占比是15.2%,20年间上升了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多年里,劳动报酬的步伐远远落后于资本报酬和财政收入的步伐,全国人民并没有同步分享改革的经济成果。在企业里,资本与劳动在分配新产价值的比例上,劳动分配新产价值数量也显著偏低。从2015年2月2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可以看出,2014年全年国家全员劳动生产率为72313元/人,比上年提高7%,然而人均劳动报酬是11421元,劳动收益与劳动创造价值的比是15.79%。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比例是50%以上,劳动报酬偏低使劳动力在发展方面受到很大限制,极其不利于劳动者素质与技能的提高,进而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居民收入差距过大

第一,从非私营单位的职工收入和私营单位职工收入的差距来看,从2014年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我国人均收入分配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14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36390元,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6339元,两者之比是64.59%,也就是说在私营企业中,职工劳动报酬仅是公有制企业中职工劳动报酬的六成多点,这还只是平均工资上对比。

第二,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从2014年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我国人均收入分配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行业间平均工资差距仍然突出。2014年城镇非私营单位首次有两个行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突破十万元,分别是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平均工资分别为108273元和100797元。2014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和城镇私营单位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分别相差79917元和24182元,而2013年为相差73833元和19415元。最高收入行业是最低收入行业的3.82倍,差距有所拉大。

第三,从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来看,根据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4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89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城市的36.36%。

第四,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4747元,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0887元,中等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7631元,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6937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0968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组的10.74倍。

第五,从不同地区收入水平看,东部地区最高,公有单位人均收入64239元,私有单位人均收入39846元,最低的东北地区公有单位人均收入是46512元,私有单位人均收入是30548元,收入最高地区的人均收入是最低地区的2.1倍。

第六,从不同工作岗位工资看,最高收入岗位是人均收入109760元,最低收入岗位是人均收入40669元,最高是最低的2.7倍。2014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远高于世界上通用贫富差距的警戒线0.4,目前已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研究指出,从1988年到2007年,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从7.3倍上升到23倍。世界银行对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评价是“更富了,但更不平等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无论是从公私不同经济体制上,还是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等上看,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在经济发展中就不能很好地落实以人为本,影响人们积极性的发挥,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对于我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健康发展非常不利,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从目前的基尼系数看,0.469虽然是自2003年以来的最低,但也不算低,收入最高的20%人口所拥有的财产是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11倍之多。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积累,对于发挥消费在新常态下的主动力作用制约非常大。根据消费边际效应递减规律,高收入群体对消费的贡献会逐渐下降,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虽然很高,但是收入低、增长慢,也极大的影响消费在拉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所以,不平衡的财富分配结构会严重弱化社会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而由此引起的产业结构升级也受到牵连,经济运行缓慢。因此平衡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保证城乡居民收入与GDP保持大致相同的增长率,甚至让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这对在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国分配格局调整对策

第一,进一步增强和扩大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经济份额。国有经济是我国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载体,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有经济发展的好与坏,不仅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昌盛发展,而且也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幸福与安康。从国家统计局统计的2014年我国人均收入分配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14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6339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36390元。公有制单位职工人均收入是私营单位的1.55倍,可见,从分配上公有制单位体现了国有经济的优越性和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同时从分配上也可看出,公有制单位的效率并不低,至少不比私营企业低。在私营企业里,由于实行雇佣劳动制度,新增价值的很大一部分被私营企业主占有,致使私营企业的平均工资长期处于低下状态。统计资料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本性所决定的,无限制地追求利润是资本的价值取向。尽管某些外资企业中劳动者报酬较高,但是由于这些劳动者本身素质较高、劳动强度较大和劳动时间较长,所以与劳动贡献相比,实际报酬并不算高。从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在具体行业上,公有制收入最高行业的是金融业,它的平均工资是私有制企业最高行业平均工资的两倍多。由于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我国私有制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私有制企业的低工资无论对提高消费还是劳动力素质的提升都是不利的,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公有制,进一步提高公有制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的中的竞争力和经济份额,进一步扩大就业渠道,让更多职工享受按劳分配的优越性,从而通过合理的分配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健康的动力。

第二,通过制定法律进一步提高最低工资,刺激消费,为经济运行提供动力。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4年我国初步核算的名义GDP是636463亿元,人均GDP是46531元。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元,根据刘植荣(2010)的研究,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值,世界平均为58%(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工资报告08/09》的数据是60%,见该报告第35页),按世界平均水平来算,我国的最低工资应为26988元。目前中国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值最大的地区是深圳地区,2015年是2030元每月,一年是24360元,占人均GDP的52%,还没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58%。而且是中国收入最高的地区,至于其他地区就更少了。如果从全国平均最低工资来说,我国最低工资仍然有很大的上升空间,通过制定法律进一步提高最低工资,将对我国增加消费,拉动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最低工资确定后一般能形成2倍于最低工资的全国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如此计算,我国的人均平均工资应该是53976元。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0167元。可见,如果说创新不足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阻力,收入分配的偏低则是造成创新不足的原始阻力之一,进一步提高最低工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动力之源。

第三,推行分享工资制,进一步提高劳动要素报酬,在全社会确立以劳动为主导的分配机制。从目前我国分配的现状可以看出,劳动要素报酬偏低依然是制约我国经济良性发展的根源性原因之一。劳动要素报酬的偏低会带来劳动者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的低下,无论是从促进生产与消费的平衡来看,还是从通过提高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来推动经济结构的升级与优化来看,劳动要素报酬的低下都是一个不利因素。并且劳动报酬的偏低,也不利于劳动者通过教育和培训提升自身素质和技能,这对于企业的创新和发展都是不利的。因此在目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着力提高劳动者的报酬是一个利国利民的优等选择,这不但体现了对劳动的尊重,而且也体现了对创新的尊重,同时也是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劳动的主体,人民群众也是创新的主体。只有发挥人民群众的创新精神,才能形成人人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

其一,实行分享经济是提高劳动报酬的必要选择。在西方经济学里,分享经济理论已经跨越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生存工资理论、19世纪中叶的工资基金理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边际生产率工资理论和20世纪中期的劳资谈判工资理论,成为主流的工资理论。分享经济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魏茨曼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一个新的工资决定理论。分享经济理论认为,应该把工人的工资和企业的利润挂钩,让劳动者分享企业利润的成果,从而激励劳动者的工作热情与刺激劳动者的创新意识,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分享经济理论的产生,反映了劳动者要求在收益分配中提高地位的呼声,它对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扩大就业和提高产量、激励工人与资本相融产生了积极的效应。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分享企业发展的收益,会增强工人的归属感,使其创新意识得到极大发挥。在目前我国企业里,尤其是私营企业里,资本强势、劳动弱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有推行利润分享的分配机制,才能逐渐扭转劳动的不利地位,为逐步提高劳动报酬争取条件。

其二,在全社会确立以劳动为主导的分配机制。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认识到,劳动代替资本在生产结构中的主导地位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生产力的主体是劳动而不是资本,没有劳动,资本也得不到利润。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由于劳动者不占有物质生产资料,生产条件决定了劳动受制于资本。资本除了追逐利润之外没有任何理性,资本只对创造财富的方法和工具具有敏锐的眼光,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和价值是盲目的。即使是在资本主导下的创新,也只能是对劳动“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并不能使人们摆脱贫困,也并不能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更谈不上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像马克思在1856年4月14日纪念英国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创刊四周年宴会上的演说中指出:“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

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反面。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决定了分配关系按资本主导的逻辑进行,实行有利于资本的分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创造巨大的生产力的同时,由于内部根本矛盾的不可调和,也创造了自我毁灭的力量。资本发展本身所具有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是劳动代替资本,主导生产与分配的必然选择。因此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就是劳动在分配中主导地位的确立,这也是经济进步和生产力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并且资本主导下的分配不会考虑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不利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只有在劳动主导下的分配才会考虑自然,充满人文关怀。

其三,发挥政府在分配上的主导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指导方针,同时也提出了要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尤其是在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人民共同富裕,弥补市场的失灵方面,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2014年,轰动西方经济学界和思想理论界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运用300多年的历史数据证明了自由市场经济由于在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内在机制作用下,收入分配只会向资本倾斜而不会自动向劳动倾斜,劳动与资本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会愈来愈大,单纯的经济作用无济于事,只能靠政府的政策来进行干预,使分配不平等差距缩小从而有利于经济良性发展。因此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政府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国际经验已经证明,在经济发展中,尤其是在经济发展的非常时期,政府的作用往往很重要。历史上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日本20世纪60年代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无不显示出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因此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发挥政府在分配上的政策引导和制度创新作用,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争取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争取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这一切,对于改变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现状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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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植荣.85%的人应该涨工资[M].中国商业出版社,2010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2009

武晓光(1974-),男,河北省永年人,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聂爱芹(1975-),女,河北定州人,河北传媒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作者简介: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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