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洁勉

2015年9月22日，美国西雅图华人华侨欢迎习近平主席抵达当地开始访美行程。

如何评价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9月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王毅外长在习主席代表团自纽约启程回国之际向媒体作出了详细的总结，中国学术界、媒体也进行了种种概括，而中国高层仍在对访问成果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评估。在我看来，这次访问可以用“五个一”来概括。

首先，这是一次非常必要的访问。这种“必要性”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完成国事互访的必要性。在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6月在加利福尼亚州与奥巴马总统举行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奥巴马于2014年11月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利用多边国际场合多次会面之后，完成这一轮的中美元首国事互访是题中之义。

二是稳定发展关系的必要性。习近平主席就任中国最高领导职务以来的首次对美国事访问，以其在诸多领域获得的巨大成功为中美互利合作注入驱动力，为两国妥善、理性处理彼此摩擦和分歧涂抹润滑剂，进一步增加了两国元首经常性会晤的累积效应，成就了“习氏外交”第一任期的一大“期中亮点”。

三是推进总体外交的必要性。访问有力发挥了中美高层交往的应有效应，开启并引领了2015年年底的外交高潮。习主席访美之后，又对英国、越南、新加坡进行了访问，荷兰、德国、法国等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问了中国，此外还有中日韩领导人会议、20国集团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东亚峰会、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等高端议程，形成了一股多个方向上、不同领域内“重点外交”轮番叠次取得硕果的积极模式，共同汇聚成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又一华章。

四是协调经济政策的必要性。习主席访美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转入匀速稳健增长的“新常态”，这对包括美国经济在内的整个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习主席此次访美，经济议题成为首要议题，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经贸合作在双边关系中的稳定舵和催化剂作用，突出了中美继续协调合作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共同利益和愿景，达成了包括共同维护全球经济金融体系格局在内的广泛共识，增加了我国国内提振经济的兴奋点和凝聚力。

五是排除2016年美国大选干扰的必要性。同以往历次中国最高领导人访美相比，习主席此次访美是距离美国大选最近的一次访问，通过广做美方各界人士工作，直接面向美国地方省州和普通民众讲述“中国故事”，有利于中美关系在今后一年多时间里克服美国选举政策的不利影响保持平稳发展的势头并且稳中求进，也有利于我们争取中美关系基本顺利地过渡到美国下届政府任期之内。

再者，这是一次十分困难的访问。由于白宫在今年2月率先发布了习主席将访美的消息，中方紧随其后，就造成了本次访问利好效应的提前释放和消费。进入7、8月份之后，中美经济形势发生了“美国上行、中国下行”的新变化，与此同时南沙争端、南海局势趋向紧张，围绕网络安全、亚投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问题表现出的规则制订权之争突出。特别是美方不断加码，在亚太战略态势和领导权、网络窃密、中美投资协定（BIT）等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施压换成果的态势，两国民间、舆论、智库等也大多提高质疑、批评、指责对方的调门，使得这次访问面临被负面议题主导的压力，而双方在有关问题上的趋强姿态增加了相互达成谅解和妥协的难度。此外，奥巴马执政接近末期，其对美国内政外交大局的掌控能力继续下降，同中方改善关系、加强合作的意愿并不十分强烈。

在这样并不有利的氛围中，习主席访美能取得五大类49项成果，而且绝大多数非常实质，扭转了一段时间以来两国关系不断下滑的态势和内外舆论观察、评论中美关系过于负面的偏差，实属不易。尽管成果清单是中方单方面对外发布的，但事先经过了与美方逐字逐句的磋商和相互认可，毫无疑问是双方共识的严肃体现。

第三，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访问。在此方面，习主席访问的筹备工作有不少经验值得总结。比如“排雷拔牙”。访前，由两位特别代表习主席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和国务委员杨洁篪）先后访美，分别就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和地方省州合作等问题与美方各层级、各部门进行面对面的沟通，把工作做到最后一分钟，起到了为元首会晤扫除障碍、释放压力、积累成果的显著成效。

再比如，“多管齐下”。配合此次访问，中方多部门、多机构统筹协调齐出动，在地方、经济、企业、文化、智库、民间等层面同时开展工作，达到了预期效果。访问期间，外交部部长王毅、党委书记张业遂双双出动陪同活动，这在外交部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反映出访问的极端重要性。还有就是“调低预期”。基于对形势的客观判断，我们及时调整整个访问的舆论造势与配合工作方向和重点，主动和实事求是地释放信息影响舆论，把那种不切实际地将此访历史意义等同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9年邓小平访美的说法所造成的“虚高”降下来，引导公众对中美关系和此访成果形成合理预期，尽最大努力塑造了访问所需的舆论环境。

第四，这是一次相当成功的访问。我们看到，在如此复杂和困难条件下进行的访问仍然能够做到平稳、顺利，礼宾安排几乎尽善尽美，这本身就是成功。美方也可以说做到了尽心尽力，还配合我们采取措施将那些在以往中国领导人到访美国时必然相伴的“五毒”势力的聒噪挡在视线、听觉之外。我们更看到，中美在对方重大关切问题上展现了相互谅解的精神。为了维护两国合作的主流，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做出了必要的相互妥协，涉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网络安全、经济金融政策协调等方面，并且在两军交往、风险管控等难点问题上取得了新的进展。巴马总统承认，美方工作层处理亚投行问题给外界留下的印象有违他的本意。不仅如此，两国元首会晤还开辟了很多新的合作领域，比如发展问题、在非洲的第三方合作等。

第五，这是一次富有启示的访问。一段时间以来的中美交往可以看出，双方阐释对中美关系愿景的思想理论和话语系统存在较大差异。中方率先提出的理念和口号总是阳春白雪，国内老百姓不易懂，美方又会心生战略疑虑，因而往往需要进行“二次详细论证”，影响了对话沟通、增信释疑的效果。我们需要结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积极进行外交话语系统的创新，探索更加直白的理论构建、表达方式和对话路径，关键是要争取形成中美双方都能理解的共同话语。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对外影响力的扩大，我们也要在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全球治理、世界秩序等重大问题上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推进理论建设，取得自己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然后才有可能真正对美国的战略政策形成引导。

启示同时又是对美战略和政策方面的。中美关系从来都具有两面性、长期性、复杂性、反复性的特征，两国间的敏感和分歧问题绝非一次高访就能解决。在奥巴马政府任期行将结束之时，中国的智库机构应当像美国同行们已经在做的那样，围绕当前和今后的中美关系走势进行认真、深入的探讨甚至辩论，为下一周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新的战略思维、准备新的政策思路。两国政府也应广泛吸纳社会各界的看法和建议，为今后的中美关系发展演变备下更多的政策选项和战略储备。总之，是要能够凝聚合力，在困难之间看到前进的方向。

我们这一代经历了中美关系解冻以来的种种风雨，总是希望中美关系好起来并且持续稳定发展下去的。然而世界在变，中美两国也在变，形势总是比人强。今天在场的有不少年轻学者，也有很多来自复旦大学和其他高校的国际关系专业青年学生。在此请允许我作为长辈向你们提出告诫：你们可能是能够阻止中美滑向全面对抗的最后一代人，也可能是全面创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第一代人，希望大家充分做好准备。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本文根据作者2015年10月30日在“21世纪的美国与世界”——2015年中华美国学会年会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成立3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