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伟大的长征之七巴山蜀水
—— 一九三五年春夏·川北、湘西、陕南

王树增*

四川，一个由极度丰饶和极度贫困组合为一体的奇特的内陆省份，是军阀和地主相互勾结压榨贫苦百姓最残酷的地域，因此也是中国国土上发生动乱最频繁的地区之一。1932年正是四川军阀开始大混战的年代，军阀的部队聚集富庶的成都盆地，川北贫瘠的连绵大山因此无人防守，于是抗议苛捐杂税的暴动连续发生。民众手持大刀长矛拥入县城，搜捕团总，在衙门的公堂上张贴“官逼民反”的标语，这种类似打土豪的举动一旦发生便一呼百应——这一切都是红军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因此，经过数次战斗，红四方面军很快就建立起包括23个县、500万人口在内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苏维埃也相继成立。

1934年6月，四川大军阀刘湘为了尽快达到消除川陕根据地的目的，调集了20万大军向万源发动进攻。这时，红四方面军已经退出90%的根据地。徐向前说：“现在是我们的紧急关头，是消灭刘湘的决战关头，我们已经退到根据地的后部，不宜再退，也不能再退了。”因此，万源保卫战成为关系到川陕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一战。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共5个军参加了战斗，而指挥这场空前惨烈战斗的，都是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著名的指挥员：许世友、程世才、李先念、陈再道、陈锡联……

7月11日，万源大雨如注。川军的8个旅在飞机掩护下，向红军阵地发动猛烈进攻，红军的火力居高临下，官兵们从山上推下去的石头碾过树丛草叶和冲击的川军。当敌人被迫退下去的时候，山坡上就只剩了被雨水冲刷流淌的泥浆。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川军投入整团整旅的兵力，但是红军的阻击异常顽强。焦急的刘湘发布了奖惩条例，宣布谁拿下万源奖励3万银元，谁放弃阵地立即处死，师长和旅长不亲临前线格杀勿论。这一仗一直打到8月，在万源的东面、南面和西面，川军分为六路协同作战，向红军发起全线攻击。坚守在万源南面大面山阵地的是许世友的第四军。工事被炸平了，红军官兵就把敌人的尸体头对脚、脚对头地摞起来当掩体。一场拼杀结束，漫山遍野都是敌人的尸体……红四方面军开始总反攻，采取猛烈攻击和长距离迂回的战术，最终使川军对川陕苏区形成的弧形包围圈全线崩溃。

1934年10月，远在江西的中央红军开始军事转移。

紧接着，红四方面军留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也被迫放弃根据地开始军事转移。

尽管与川军的作战取得了胜利，但川陕根据地遭受的损失也是无法估量的。部队因为伤亡严重，从原来的8万余人锐减到6万，不得不把15个师缩编为11个师。更严重的是根据地内良田荒芜，十室九毁，满目新冢，一片废墟。土地都没有播种，因为一来没有种子，二来百姓担心即使种子撒下去，战事一来收成难保。可是根据地内的百姓如果放弃耕种，就等于断绝了红军的生活来源。战争使当地的许多青壮年牺牲了，根据地内的劳动力和兵源都已枯竭。战后，川军对根据地的封锁更为严密，红军必需的各种物资，如食盐、粮食、衣被和药品等都出现了补给困难，兵工厂所能供应部队的弹药数量也急剧减少。随着根据地内饥饿现象的发生，伤寒和疟疾等传染病开始流行。

徐向前预感到，红四方面军最艰难的时刻来临了。

1935年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接到中革军委的电报，电报要求红四方面军派出1个师南下，接应中央红军从贵州进入四川北渡长江。

关于中央红军离开中央根据地之后的走向，徐向前和陈昌浩只能通过电台得到十分有限的消息。接到这封电报后，红四方面军感到很为难。因为仅仅以1个师的兵力自北向南横穿整个四川，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行动，部队恐怕走不到半路就会被川军包围吃掉；但如果派出足以与川军抗衡的兵力，那就势必意味着要将川陕根据地放弃。

1月18日，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第一师独立旅进入四川，接替了川北广元、昭化地区川军的防务。于是，红四方面军决定先向川甘方向的广元、昭化出击，把相对孤立的胡宗南的部队吃掉，寻机向甘肃南部拓展根据地，同时牵制住敌人的大部兵力，以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

22日，就在中央红军攻打土城的战斗即将打响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发动广昭战役。战斗进行得相当艰苦，徐向前亲自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第九军和第三十军渡过嘉陵江，向据守广元以西羊模坝的敌人发动攻击。在持续两天的激战中，八十八师副师长丁纪才和二十五师副师长潘幼卿先后牺牲。在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红军占领了敌人的主阵地，切断了广元与昭化之间敌军的联络。在接下来攻打广元县城和昭化县城的战斗中，红军遇到敌人在坚固防御工事里的顽强抵抗。红军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击，始终没能突破敌人的防御阵地，在川军增援部队到达的情况下，红军被迫撤离战场。

广昭战役开始后，中革军委的电报到达。这是一封对红四方面军的命运有着重要影响而极具史料价值的电报：电令红四方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而中央红军也将“转入川西”。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设想——中国工农红军的两支主力方面军如果真在四川腹地胜利会合，中国革命的历史必将是另一种叙述。

由于中央红军渡江在即，关于这一指示是否能够执行和如何执行，已经没有时间充分讨论。红四方面军决定马上造船，做好西渡嘉陵江的各项准备；同时收缩东部兵力，派出部队出击陕南调动敌人北上，以减轻中央红军的军事压力，并为红四方面军西进创造有利战机。

出击陕南的部队先后向宁羌、沔县和阳平关发动攻击，致使胡宗南的1个旅和川军的4个师开始向陕南移动。红四方面军的战役目的已经达到，作战部队随即返回川北，准备西渡嘉陵江。而此时中革军委的电报再次到达，中央红军因北渡长江受阻而改变了原定计划。但是，红四方面军根据中革军委之前的电报所制定的西渡嘉陵江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川陕根据地东线部队向西压缩之后，川军刘湘的主力部队占领了万源，此刻正向通江、巴中方向推进。西线，苍溪、阆中、仪陇各县在红军部队移动后，也相继被川军田颂尧和罗乃琼部占领。目前的川陕根据地已经被压缩得很小，对于红四方面军来讲，西渡嘉陵江的作战计划已经无法停止。

徐向前说：“箭在弦上，非进不可。”

红四方面军最后的决定：继续执行西渡嘉陵江的计划，实现向陕甘方向扩展生存空间的目标；同时在战役进行中密切注意中央红军的动向，随时准备给予配合和策应。

1935年3月28日夜，黑暗中的嘉陵江，除了水声风声外，万籁俱静。

突击命令发出，双方几乎同时开了枪。

就在枪声响起的那一瞬间，嘉陵江东岸的塔子山上，数十门火炮一齐发射，炮弹在川军的江防工事中密集地爆炸，爆炸引起的巨大火球顿时映红了嘉陵江江面。

即使在以往的数次战斗中受到严重损失，红四方面军依旧拥有可观的火力规模。与中央红军作战时仅仅有一门炮几发炮弹不一样，红四方面军的炮兵在王维舟的指挥下有整整1个团！

在塔子山对岸防御的是川军陈继善旅的1个营。红军八十八师突击队开始渡江的时候，值班的川军官兵正在哨棚里聚赌，对红军的强渡行动毫无察觉。等巡逻的哨兵开枪的时候，营长陈择仁慌忙跑出营部，结果一出门就被红军乱枪击毙。红军突击队迅速攻占了川军设立在滩头的碉堡。第二天拂晓时分，第三十军后续部队大批渡江，塔子山对岸川军的防御阵地全部被红军占领。

在涧溪口渡口强渡的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更是没用一枪一弹就渡过了嘉陵江。

红四方面军全部渡过嘉陵江后，开始对敌人予以追歼。

为了取得战役的全面胜利，红四方面军决定集中主力歼灭位于梓潼、江油的川军邓锡侯部，力求向川甘边界地区发展。

红军第九军和第三十军主力部队一昼夜奔袭近100公里，抵达涪江岸边，并于4月10日突破川军防线，向南推进，包围了江油县城，其前锋直逼江油南面的重要城市绵阳和成都。根据敌情的变化，红四方面军决定以第九军二十七师继续围困江油县城，而将第四军十、十一师，第九军二十五师，第三十军八十八师主力部署在邓锡侯部的必经之路上。

4月17日拂晓，川军开始进攻。红军节节抵抗，但抵抗一阵就稍退一段，川军虽然每推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但终究是在向前推进。这种缓慢的推进一直持续到下午，川军左翼部队已经攻到鲁家梁子的半山腰，右翼部队也占领了一个高地，开始向红军占领的塔子山主阵地发起攻击。

接近下午4时，徐向前下达作战命令。

战斗进行到关键时刻，第四军军长许世友果断起用预备队二十八团。二十八团团长王近山是方面军中有名的打仗能手，这个团坚守在第四军和第三十军的接合部，阵地始终坚如磐石。

二十五师和八十八师的红军官兵从早上6时就开始阻击川军的进攻，已经连续10个小时没有休息，川军在红军突然发动的反击中被截成几段。八十八师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一手拿着驳壳枪，一手握着一柄大刀冲在队伍的最前面。战斗进入胶着状态时，川军集中1个整旅的兵力在中路开始突击。二六八团二营在机枪的掩护下，1个连冒着弹雨在正面阻击，另外2个连开始向敌人的两侧迂回。黄昏时刻，川军各部队开始出现动摇，右翼孙礼旅由于伤亡巨大，率先向中坝方向溃退。孙礼旅的溃退导致卢济清旅三面受攻，卢济清不敢恋战，只得赶紧撤退。红军对鲁家梁子的包抄最后形成合围态势，龚渭清旅和陶凯旅的退路已被截断，被围困的川军只得进行最后的搏杀。龚渭清亲自指挥他的驳壳枪营进行反击，但是已经无法阻挡红军猛烈的攻势，龚渭清自己身负重伤，全旅士兵伤亡过半。陶凯旅在投入预备队后虽然勉强稳住了阵地，但是伤亡也已超过500人。各路川军的溃逃使在嘴头岩指挥部督战的邓锡侯心惊胆战，在命令预备队原地阻击红军的追击后，他自己也卷入溃逃的川军队伍中，直到逃进中坝县城。邓锡侯四处求助无援后，只得把部队撤回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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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油一战，红四方面军歼灭川军4个团。邓锡侯的部队撤退之后，红四方面军于18日攻克中坝，19日攻克彰明，21日攻克北川。至此，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历时24天，歼敌12个团约1万人，攻克南部、阆中、剑阁、昭化、梓潼、平武、彰明、北川8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至平武纵横约300里的广大区域。

在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和川陕省苏维埃政治保卫局局长余洪远的率领下，机关干部和妇女独立团近万人进驻中坝，在那里筹集到的粮食有900多万斤，还有大量的盐巴、腊肉、豆瓣酱和辣椒面。扩充红军的工作也进展顺利，仅江油地区参加红军的贫苦农民就达6000多人，数支游击队也改编成了红军的正规部队，红四方面军不仅使在嘉陵江战役中受到损失的各师、团都得到补充，而且还重新组建了1个补充师。

是役后，徐向前不断给位于作战部队后方的张国焘打电报，反复请示：是否把南边的部队收缩回来，集中力量向北进攻甘南？如果这样不妥，下一步该怎么办？然而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张国焘没有确切的答复。徐向前向北发展根据地的计划，很快就因为战机的失去而无法实现。

张国焘作出的是一个后来在中国革命史中引发剧烈争议的决定：采取大搬家的形式，彻底放弃川陕根据地。

当嘉陵江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由陈昌浩率领的东线部队已经开始向西移动。至嘉陵江战役结束，红四方面军位于嘉陵江以东所有的机关和部队都已撤到嘉陵江以西。4月21日川北腹地苍溪被川军占领，川陕根据地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

当时，在嘉陵江以西狭长的区域内，集中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全部人马，共5个军11个师36个团8万余人，连同地方武装和机关、学校、医院等，总计10万人以上。

作为川陕根据地党的最高决策者，不论张国焘放弃根据地的决定是否正确，至少促使他作出这一重大决定的客观原因是明显的。首先，与江西的中央苏区一样，自1933年开始，川陕根据地始终面临严峻的军事形势和严重的生存危机。四川军阀开始对川陕根据地进行全力合围。红军原来背靠大巴山对付的只是川军，而现在国民党军发起的是六路“围剿”，红军不得不收缩战线——这一战略显然是正确的，因为在有限的空间里死打硬拼是兵家大忌。再者，在敌人的反复“围剿”下，根据地内支持战争需要的各种条件已不具备。从建立川陕根据地到发动西渡嘉陵江战役，在两年多的时间内，根据地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长达16个月，这期间敌人在根据地两进两出，烧杀掳掠，致使根据地遭到极大的破坏。最后，如果一旦需要以军事行动策应中央红军，必定会影响红四方面军对根据地的守卫和经营。尽管中央红军不断改变行动计划，但是红四方面军不顾一切策应其行动的决心是坚定的——如果没有这一行动目标，红四方面军即使要向北发展，也没有强渡嘉陵江的必要，因为从根据地直接进入陕南会顺利得多。

但是，川陕根据地的丧失，带来的后果也十分严重：当这块红色根据地不复存在之后，对于四处转战的工农红军来说，所有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大块根据地都已丧失。

1935年2月，为保障追击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侧后的安全，阻止中央红军与贺龙和萧克的部队会合，蒋介石对红二、红六军团尚未巩固的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为此，湖南和湖北的国民党军达成了联合作战协议，集结起11个师加4个旅共计11万人兵力。“围剿”作战分为进攻和防堵两个部分。

而红二军团兵力为6个团约6500人，红六军团兵力为5个团约5200人，两个军团总计兵力只有1.17万余人，国民党军兵力超出红二、红六军团10倍以上。

1935年3月21日，就在中央红军开始第四次渡赤水河的那一天，在赤水河以东500公里处的后坪，红二、红六军团对湘军李觉部打了一场伏击战。后坪位于大庸至永顺的咽喉要道上，红二、红六军团计划趁李觉部渡过澧水立足未稳之际，打他个措手不及。红军的伏击圈已经设置完毕，但李觉部却因为天降大雨而停止了渡河。军团领导担心敌人察觉红军的意图，便让部队后撤一段距离，只留下1个团在伏击战场警戒。第二天拂晓，负责警戒的五十三团突然和渡过澧水的李觉部接触了。军团当即命令主力部队迅速向敌人靠近并发起攻击。红军第十七师的攻击受阻后，四师接替他们继续进攻。六师的一部迂回到敌人的侧后，破坏了澧水上的浮桥。但是，直到黄昏，敌人的主阵地始终没有攻下来。在新的增援部队到达之后，湘军李觉投入预备队开始向红军的侧后迂回，红二、红六军团为避免被敌人合围，撤出了战斗。

后坪一仗，红军毙伤敌军约500人，却付出了伤亡700人的代价。战斗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国民党军兵分五路向根据地中心区域开始急速推进：陈耀汉部占领桑植县城，并前出到桑植西北的陈家河镇；郭汝栋部占领大庸以西的罗塔坪；李觉部一部推进到石堤溪，一部向永顺推进；陶广部一部推进至永顺西北的农车地区；张振汉部则直接向红军医院、学校、兵工厂和被服厂所在地塔卧镇地区逼近——国民党军各路大军距离根据地中心最近仅有25公里的路程，最远也只有60公里了。

严重的敌情使红二、红六军团意识到，已不可能在狭小的根据地内与强敌进行决战，因此决定暂时放弃以塔卧镇、龙家寨为中心的根据地，突破敌人的封锁，北渡长江，进入神农架大山的南部寻找新的立足点。

3月22日，红二军团政委任弼时致电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目前我们与西方军活动是呼吸相关的，西方军放弃桐梓、遵义，是否将转移于贵州以西地带？万一二、六军团被迫转移，就目前情况只有渡长江到漳［南漳］、兴［兴山］、远［远安］边为便利。因为乌江、酉水、沅江均无渡过条件。施［恩施］、鹤［鹤峰］逼近鄂主力，不能立足。这种预定的方向，是否适宜？对此动作，请给予指示。

4月5日，中共中央复电红二、红六军团：如果渡江对于你们不成一个困难问题时，我们同意你们渡江的意图；但这只是你们认为在原有地区不利于作战，且红军主力非转移地区不足以保持有生力量时，才可实行。

4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在整编了部队并安置好伤员后，最终放弃了刚刚开辟的根据地，开始北渡长江的战略转移。两个军团初步确定的转移方向是：向北进入湖北境内，然后转向东北，于湖北秭归西北方向的香溪镇渡过长江，到神农架大山南麓的南漳、兴山和远安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6月，红二、红六军团突然前出至湖北境内，包围了宣恩县城，并制定了围点打援的作战计划。果然，得知宣恩被围后，鄂军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急忙率部前来增援。红二、红六军团留下1个团继续围城，主力则趁黑夜离开宣恩，连续奔袭65公里到达预定战场。红二军团参谋长李达在奔袭的路上给四师下达了作战命令，令其加快行军速度，一定要抢在敌人的前面占领有利地形，以便在战斗打响时切断敌人的退路，待主力赶到后将增援的敌人全部包围。

14日清晨，红二、红六军团集中所有的主力，从四面向增援宣恩的鄂军张振汉部发动了猛烈冲击。张振汉的鄂军被压缩在一个山洼里，2000多人挤成一团拼死抵抗。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红二军团四师政委方理明、六师十八团团长高利国和政委朱邵田相继负伤。当时，贺龙正在发高烧，任弼时当即任命廖汉生代理四师政委，贺炳炎任十八团团长。双方殊死的搏杀一直持续到下午，最后鄂军被全歼，师长张振汉被活捉。

虽然第二、第六军团暂时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但是根据地一直没能巩固下来，红军活动的区域人口稀少，物资缺乏，部队需要的粮食、兵员甚至冬衣都无法解决。因此，必须转移。但是，北有鄂军死守的长江天堑；南有湘军布防严密的沅江、澧水；西面是不具备任何生存条件的荒凉大山；东面虽人口密集，物产丰富，但却是湘军和鄂军联合防御的地区——那么，哪里才是安全的生存之地呢？

如果在地图上标出红二十五军1935年在陕西南部的移动路线，将比中央红军在贵州的转战路线更为曲折复杂。红二十五军在陕南那片狭窄的区域内，毫无规律地来回穿梭移动，令回首那一段历史的人足以想见他们所面对的险象环生的环境。这是一支仅仅只有2000多人、平均年龄不超过20岁的红军部队，他们不像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那样有浩浩荡荡的队伍，他们行军的时候也没有漫天飞舞的红旗，他们甚至没有像样的军装，头顶上的红星也因为生存的困苦而不那么耀眼夺目了。他们从不奢望能够有一个安稳睡觉的夜晚和一餐足以果腹的食物。但是，这一群衣衫破烂、面容憔悴的红军少年对理想和信念的执著坚守却是无与伦比的，这种坚守给予他们超出常人想象的坚强与勇敢，从而使他们历经一切艰难困苦依然能够迎着敌人的子弹发起冲击。

红二十五军开始向河南、陕西与湖北交界处的群山之中移动，一路大张旗鼓地镇压那些盘剥农民的土豪和地主，没收他们的财产分给当地百姓。1935年1月，就在中央红军第一次占领遵义的时候，红二十五军攻占了秦岭山脉以南的镇安县城。在镇安，红军缴获了大批的棉布和棉花，初步解决了部队的过冬御寒问题。红二十五军占领镇安县城的消息使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大为吃惊，因为他一直认为这股红军经过反复的“围剿”不过只剩四五百人，已经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而四五百人是绝对打不下镇安县城的。杨虎城这时明白了自己已严重失误，立即命令调往陕北的冯钦哉第四十二师回防陕南，并致电蒋介石要求河南、湖北的国民党军急速支援陕西。

国民党军第四十军一一五旅2个团，第四十四师一三○旅3个团，以及第四十二师一二六旅等部队即刻从四面合围而来。这时，红二十五军却突然出现在西安南部的柞水县，大有攻占柞水县城的态势。陕军一二六旅只好快速向柞水增援，红二十五军趁其先头部队二五二团单独冒进之机，发动猛烈的突然袭击，歼灭了该团的1个营。然后，红军掉头就走，连夜翻越了九华山，又出现在离西安更近的蓝田县境内，并占领了距秦岭边缘仅10公里的交通要冲葛牌镇。天降大雪，红军在风雪的掩护下开辟伏击阵地。陕军一二六旅的二四八团和二五一团刚一接近，红军正面与左翼的冲击枪声同时打响。是役，陕军伤亡及失踪100余名。

受到胜利鼓舞的红二十五军乘势扩大红军。他们释放了几名为国民党军队当密探的当地百姓，因为经过审问得知这几个人都是穷人。红二十五军为此专门发布了《穷人不替国民党当侦探，捕杀坚决替国民党当侦探的重犯》的布告，还释放了陕军俘虏。为此，国民党政府蓝田县县长郝兆先在给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信中，不但描述了红军释放俘虏的事，还建议国民党军队在与红军作战时小心为妙。

在得知红四方面军发动了陕南战役后，红二十五军立即向西靠拢，连续攻克了宁陕、佛坪两座县城，紧接着又挥师向东，再次回到葛牌镇，仍是采用伏击的办法，打垮了陕军警备第三旅的2个团，俘虏了1000多名陕军官兵。

不久，红二十五军回到曾经令他们遭受损失的庾家河地区，一举攻占了陕西、湖北、河南三省交界处的重要关口荆紫关。然后部队立即掉头往回走，到达陕南山阳县袁家沟口一带。红二十五军长距离来回机动，把追击的国民党军拖得十分狼狈，同时也使敌人无法判断这支红军部队到底在哪里。在袁家沟口，红二十五军预先设置好了伏击阵地，当陕军警备第一旅到达的时候，红军于前后两面发动袭击，完全没有防备的陕军警备第一旅除了被打死打伤近300人外，包括旅长唐嗣桐在内的1300名官兵被俘。

接着，红二十五军径直向西安开来，其前锋部队距离西安城仅仅还有10余里，令敌人大为惊慌。西安城内的巨富商贾纷纷开始出逃，国民党军各路部队急忙调动，准备保卫西安。

一个偶然机会，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在一份《大公报》上看到了“中央红军到达川西”的消息。虽然消息无法确定，但还是令红二十五军的官兵兴奋不已。于是，他们决定往西走，向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所在的方向靠近。

红二十五军在恶劣的环境中，与20倍于己的追击之敌反复周旋，不但没有被敌人消灭，而且还在不断壮大。他们在陕南山区的移动作战，不仅消耗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随着他们的辗转穿越，红军向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贫苦民众宣传了革命，让人们知道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上有一支叫“工农红军”的红色武装在抗争，工农红军是扑不灭杀不绝的，因为，他们抗争的目的是为了创建一个新的共和国。

（责任编辑：何荷）

*王树增，著名军旅作家，专业技术3级。著有长篇纪实文学《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等，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鲁迅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