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　　江

中国古近代维护海洋权益的历史启示

喻江

内容提要：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实践久远，思想内容丰富，特别是古近代维护海洋权益的实践与认识更具有历史启示。纵观世界发展史，一个民族的兴衰大多与其海洋国土意识和对海洋利益关注的程度息息相关，是维护海洋权益的原动力；海上武装在任何时候都是国家维护海洋权益的核心力量，是国家开发海洋、利用海洋的盾牌；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海疆安全威胁主要矛盾的变化发展，直接影响维护海洋权益思想认识与实践，牵引维护海洋权益力量的调整与构建；相关矛盾关系的正确处理是有效维护海洋权益的基础。

主题词：国防理论海洋权益古近代历史启示［中国］

作者：喻江，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副研究员，专业技术6级，大校

中国自古就是海洋大国，但不是海洋强国。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海洋始终与中国兴盛、衰落紧密相连。伴随着中国海洋国土和海洋权益的被认知，中国古近代维护海洋权益的思想认识和实践逐步形成、发展并不断完善。但由于中国历朝历代在传统上受“陆地文明”和“轻海重陆”等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导致中国的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发展滞后，海洋安全意识淡薄，海洋安全力量建设迟滞。特别是在近代，当殖民主义者东渐，中国海洋疆土安全受到侵害、国家安全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时，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羸弱力量和消极保守思想，不仅没能对入侵者构成有力的还击，还带来国家与民族的耻辱。以古鉴今，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启示。

一、强烈的海洋国土意识和超前认识是维护海洋权益的原动力

纵观世界发展史，一个民族的兴衰大多与其海洋国土意识和对海洋利益关注的程度息息相关。

自古以来，海洋就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紧密相连。原始社会时，海洋就已为中华民族的生存提供所需资源；奴隶社会起，中华民族在频繁接触海洋过程中，也已认识到“兴渔盐之利，通舟楫之便”的特性并加以利用。秦统一六国后，沿海疆域纳入中国政治地理疆域，随后历朝历代对海疆都给予重视并逐渐提高。到明代时，中国已将海防线设置到海岛的水寨中。例如，在《武备志》中有福建五水寨概况的记载：“浯屿水寨：原设海边旧浯屿山……南日水寨：原设海中南日山下……烽火门水寨：原设福宁州三沙海中……铜山水寨：漳州府所辖地方，漳浦一县最近海屿……初，水寨在井尾澳……小埕水寨：北连界于烽火，南接壤南日，连江为福郡门户，而小埕为连江之藩翰也。”同时，水寨间设会哨制度，使得每一海域都有明确、细致的分工，并且做到责任到寨。应该说，明朝对海洋的关注程度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具有较强的海洋国土意识。此外，中国古近代对台湾的经略同样表现出对海洋国土权益的重视。从唐代开始，内地人就已渡过台湾海峡，移居到台湾。

中国古代海上疆域的开拓，以及海上商路的开辟，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安全。但是，受传统“轻海重陆”观念影响，历朝历代的海洋国土意识和海洋经济利益认知，总体上又呈现出相对薄弱的状态，这阻碍了中国古近代走向海洋的步伐，导致近代中国海洋权益被侵占。这是由于中国内陆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自给自足的大陆经济已满足中国的生存发展需要，基本不需要向海洋索取资源或向海外拓展；加之中国在明代以前基本没有来自海上的外敌入侵，海洋一直是天然防御屏障，致使海洋在中国的发展处于从属地位。黑格尔在其所著的《历史哲学》一书中写道：“在中国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无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关系。”

然而，中国古近代维护海洋权益的思想和实践历程证明，濒海国家遭敌入侵通常都是陆、海两个方向。邻国征伐，常常陆海并举；远国来攻，则以沿海为突破口。濒海国家要想捍卫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必须设置海防以为屏障。汉、唐、宋、元、明、清诸王朝，在其初期或中期，均重视海防建设，海防强固，外敌一般不敢入侵，即使偶有来犯者，也很快被击溃。到其末期，海防削弱，外敌便乘虚而入，海盗、倭寇迭起，搅得国无宁日。明朝为应对海上外敌入侵，采取了“海禁”政策，抵制和延缓外敌入侵，以达到维护中国海洋权益的目的。但“海禁”的延续又造成中国与世界相对隔绝，使中国古近代丧失了与世界其他国家同步发展的先机，落后于当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导致在近代被动挨打。清末更是出现有海无防的局面，导致侵略者的军舰长驱直入，迫使清廷签订一系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近代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二、海上武装是维护海洋权益的力量支撑和保障

海上武装，无论在古代、近现代抑或是当代，都是国家维护海洋权益的核心力量，是国家开发海洋、利用海洋的海上盾牌。

三国东吴和隋朝，正是拥有强大的水师，才能经略台湾、扩大中国的版图、拓展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明朝郑和七下西洋，沟通中华民族同东南亚、东非各民族的联系，促进技术、文化交流，也是得益于强大的海上军事实力。1910年，中国留学生创办《海军》杂志，载文痛陈：“所谓帝国主义者，语其实则商国主义也。商业势力之消长，实与海上权力兴败为缘，故欲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威第一义。”“立国之道，国防而已，处此弱肉强食之秋，立国之元素，在军备，军备之撷要在海军。”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强大的海军和制海权是现代市场经济和国家发展的领头羊。没有制海权，就很难有稳定和安全的海外市场和资源保障，以及由此产生的海外利润回流，及由回流利润滋养的国家社会稳定和平稳发展。所以，苏联海军元帅谢·格·戈尔什科夫在其所著的《国家的海上威力》一书中指出：“有航海技术的国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发展速度要比其他国家快得多，这绝不是偶然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意大利、英国、荷兰、法国、葡萄牙、西班牙以及美国就属于这类国家。所有的现代化强国都属于海洋国家。”

显然，缺乏整军备战思想的海军在战争中是不可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的，更不具备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能力。明朝起，中国就同时受到来自陆海两个方向的安全威胁影响。明朝时国力、军力强盛，海上安全威胁尚不严重，明军有效抵御了海上安全威胁。清初虽有强大的军队，但满洲贵族掌握政权后，八旗兵迅速腐化，很快丧失了应有的战斗力；绿营兵则平时忙于差役杂务，缺乏训练，战时临时抽调，拼凑成军，兵与将不相知，往往遇战即溃。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清军的武器装备和200多年前明军装备相差不大；军队训练却远不如明朝嘉靖年间戚继光抗倭军队的训练。近代海军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为适应进攻性的军事战略而发展壮大的。16世纪，英国人雷利曾说过：“能控制海洋的人便可控制世界贸易，而能控制世界贸易的人，便可控制陆地资源和陆地本身。”英国政治家克伦威尔则更加直言不讳地说：“炮舰是最好的大使。军舰最能显示一国的军力及对利益的关切。军舰可以采取主动或有利的行动……没有其他军事力量可以提供这种机动和弹性。”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发展海军是为了控制更多的资源。但处在封建社会末期的中国，仍受传统思想的禁锢，认识不到海洋可为国家的发展带来空间和海军建设滞后会危及国家安全这两点。同时，中国的近代海军是在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中被动产生的，也只是为了防御海上入侵，再加上思想的保守性和局限性，自然难以有效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

当然，海防建设耗资巨大，对技术水平要求高，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建设强大的海防，只会心有余而力不足。在海防建设中，海上武装建设又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古近代海防实践表明，中国什么时候国力雄厚、经济繁荣、技术进步，什么时候就能建立起强大的海上武装，并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例如，南宋时，国家经济重心南移，中国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海上经贸往来增多，海防力量增强。三国东吴及隋、唐、宋、元和明初期也都如此。特别是明初将发达的造船术和指南针用于导航，郑和才得以率领庞大的舰队驰骋于太平洋和印度洋。清末也曾想建设强大的海军，但因经济、技术落后，国库空虚，始终未能真正建成有效的强大海上武装力量，更不用说保卫国家海疆安定、进一步开发国家海疆了。

三、积极的国家海洋战略是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规划牵引

当今世界强国无一例外都是海洋大国，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

历史经验证明，国家海洋战略积极，则海洋兴国家盛；国家海洋战略消极，则海洋衰国家弱。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走向海洋的国家，春秋战国时期，“海王之国”齐国借助沿海发展优势，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唐朝时，积极的海上贸易打开了东西方交流、发展的通道，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明朝时，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宣扬了国威，为明朝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周边环境，是中国航海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也是组织最严密、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技术最完善的一次空前绝后的壮举，在中国古代水军史上前所未有，是当时的世界之最；其对世界的影响不仅及至东南亚地区，还远播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郑和舰队每到一处便赠送礼物，并将中国的手工业、农业生产、造船、水利灌溉等工艺技术传授给当地人，这无形中将中华文明传播到西方，增进了西方对东方的了解；同时，充分表明生活在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完全可以成为海洋的征服者。但是明代中期后，实行“禁海”政策，闭关锁国，“重陆轻海”的传统思想不断加重，中国的海洋事业走向衰落，近代更是海权丧失殆尽，在造成国家衰落的同时，还形成了“重陆轻海”的所谓“大陆观念”。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也曾拥有成为海洋强国的诸多文化基因。且不论史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就有先人航海的遗迹；春秋战国时期吴国与齐国之间爆发的海战；秦汉时期就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明朝郑和的一路西行，比西方地理大发现早了近半个世纪，尤其《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部航海图集，郑和舰队所采用的“罗盘定向”和“牵星过洋”等航海技术，开创了人类航海史上的天文导航之先河。

今天，国家的安全和发展与海洋紧密相连，海洋安全事关国家的安全和强盛，海洋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具有不可或缺的战略价值。世界各国对海洋权益的争夺愈演愈烈，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伟大复兴与海洋休戚与共，离不开对海洋权益的维护，离不开面向海洋的积极战略。

四、因应海疆安全威胁主要矛盾的变化发展是有效维护海洋权益的关键

海疆安全威胁的主要矛盾的变化发展，直接影响维护海洋权益的思想认识与实践，牵引维护海洋权益力量的调整与构建，应时刻关注威胁海疆安全主要矛盾的变化发展。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历朝历代对海疆的安全威胁发展总体上关注较少，对威胁中国海疆安全的主要矛盾的认识总体欠缺，导致中国古近代维护海洋权益思想认识的偏离。例如，在清朝，康熙、乾隆、嘉庆等皇帝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以及中国面临的海上安全形势，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和判断，康熙甚至还提出了以海防为“要务”，但实际上海防定位仍主要是防御海盗。乾隆时，西方列强的侵扰活动已经增多，乾隆同样没有认识到这种安全矛盾的变化带来的严重后果，他对海防和水师的上谕，也主要是防御海盗和加强水师的一般议论。嘉庆年间，西方的侵扰日益增多，所以嘉庆比其祖先更多地关注海防问题，特别是“洋盗”危及海防安全方面的问题，但对于中国海防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防御西方列强入侵却置若罔闻。1799年，嘉庆下令“详议”海防之后，大臣们上奏的问题和嘉庆发布的上谕，主要是整顿战船修造中的腐败、提高水师官兵素质、巡航会哨、继续按照民船改造战船等问题。为“洋盗”建设“水师”举行的“详议”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特别是，海防讨论没有认清西方列强潜在威胁日趋严重的局势，没有因应形势建造大型战船，全面加强海防建设，而是继续以防盗为主要任务，改小战船，消极整顿水师。正是基于上述的认知，导致了清廷海防力量建设指导上的失误，使中国水师与西方列强舰队的差距越拉越大，为其后的海战带来不可挽回的失利。

因此，在国家发展中，海洋权益面临的安全威胁主要矛盾的变化应是关注的焦点和重点，尤其应由此积极展开整军备战，规划调整军事力量结构。忽视这些主要矛盾的变化，将难以维护国家的海洋国土权益安全。

五、正确处理相关矛盾关系是有效维护海洋权益的基础

纵观中国古近代维护海洋权益的思想和实践，在维护海洋权益中，需要正确处理好以下四个方面的矛盾关系。

一是处理好平时与战时的关系。即和平时期不忘整军备战。历史上大多数靠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国帝王，对武装力量的地位和国防战备的作用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们从巩固政权的需要出发，一方面，进行政治、经济的改革和整顿，另一方面，居安思危不忘整军备战，实行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结果是国富兵强，民享和平。与此相反，其承继者在长期的和平环境里大多骄奢淫逸，忽视整军备战，致使边关海防空虚。一遇战事，虚弱不堪，最后导致丧权辱国。在中国一百余年的近现代史中，外国从海上入侵中国多达470余次，其根源大多在于此。

二是要处理好陆防与海防的关系。中国是一个陆海兼有的国家，陆疆与海疆既是国土的一部分，又是发生战争的敏感地区。因此，在制定国防发展战略时，对陆防、海防要统筹兼顾，不能顾此失彼。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原王朝强敌多在西北，东南沿海鲜闻烽火，故而通常把陆防作为建设重点。明朝中期以后，沿海一再告急，但海防建设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到了清朝末期，甚至出现有海无防的境地。为此，国家、民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三是处理好睦邻与自固的关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凡对外侵略，必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由于是非正义战争，最后又必然失败。元朝建国之初，自恃武力强大，在陆上扩张的同时，在海上也肆意侵略，东攻日本、南攻缅甸、安南、爪哇，结果不是全军覆没，就是败师而归。但只睦邻不自固，一旦面临外国入侵，就难于抵御。明朝初期，朱元璋实行“睦邻自固”的国防政策，注重加强边关和海防建设，备战慎战，不仅巩固和发展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也保障了国家的安全。

四是处理好海防与开放的关系。开放促进海防，海防保障开放。明朝实行“海禁”，清朝“闭关锁国”，貌似强固海防，结果适得其反。一方面，导致国内经济发展迟滞，国势衰败；另一方面，激化沿海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致使东南海疆祸乱丛生。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唐时期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不仅促进了国内经济、文化发展与繁荣，也建成了强大统一的王朝。后来元朝的忽必烈、明朝的朱棣也都重视对外贸易和交往，采取开放的政策，促进了国家的繁荣与发展。纵观中国古近代发展史，开放促进国势强盛，而国势强盛，才能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维护天赋的海洋权益。同时，一个国家，只有开放不要海防也不行。元朝一度只放不禁，对色目人姑息养奸，最后导致叛乱。自宋后至辛亥革命前，海防几度削弱，海上走私几度猖獗，外国不法商人更是到处寻衅滋事。特别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海外扩张时，总是以军舰打头阵；即使正常的海洋科研和海洋运输，也离不开远洋舰队的掩护。这表明，“开放”需要建立强大的海防给予保障，否则，“开放”就不是健康的开放，必将引狼入室。

［1］皮明勇.关注与超越——中国近代军事变革论.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2］杨金森、范中义.中国海防史.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何荷）

ISSN1002-4484（2016）07-003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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