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呈祥

摘 要： 艺术是人类用来审美地把握世界的一种生存方式。艺术尤其是要养心灵，而不只是养眼。要养心为上，好的艺术品都应该给人以精神上的美感、心灵上的陶冶。艺术学学科建设首先要审时，应当把审美作为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维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思想宣传工作、包括文化艺术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同时也是为中国当下的艺术学学科建设所提供的强大的理论指南。中国当前的、本土的、民族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应该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原则和道路，我们要坚持走一条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自己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特点的发展道路，而不是一说搞艺术学学科建设，就全部都成了套用、照搬西方的理论、思维方式和方法。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创建拥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体系。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审美；艺术学理论；艺术学；学科建设；审时；艺术真谛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我历来尊重学音乐的，因为法学家曾经告诉我，他们调查过罪犯的犯罪成因，发现有经济成因，有政治成因，还有文化成因。就文化成因论，真正学音乐的人犯罪率最低。我读《傅雷家书》，就感到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父子通信，而是心灵的文化沟通。前段时间，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的新作《艺术的真谛》出版了。孙家正副主席当过江苏省委副书记，当过宣传部部长，又当了五年的国家广电部部长，然后当了十年的文化部部长，再当了五年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如今还是中国文联主席。《艺术的真谛》这本书一出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王一川院长就很锐敏，他马上写了一篇文章推荐，尤其看重这本书的后记。《后记》里面两句话讲得太精彩了。王一川说：之前我自己也写过几本书，那些书大概都跟工作较近，而这本书离我的思想更近。所以，我也抱定一个宗旨：说点真话，述点真情，求点真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们当前在集中讨论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建设问题，第一个要素是要懂得艺术的真谛。艺术的真谛究竟是什么？孙家正副主席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开学典礼上讲话时，首先向所有在场的的博士生深鞠了一躬，全场掌声热烈。他说：“我是由衷地向大家表示敬意。为什么呢？在当下这个浮躁的岁月、功利主义泛滥的时代，诸公选择了艺术来进行潜修，我对大家的明智选择，表示一种由衷的敬佩！”全场再次热烈鼓掌。孙家正副主席接着说，艺术是干什么的？艺术不是拿来赚钱的，不是单纯当作自己谋生的手段的。他说，艺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艺术是人类用来审美地把握世界的一种生存方式。他曾跟东南亚的一个十四五岁的宗教界领袖谈话，问他：“你年纪这么小，才十四五岁，不想玩吗？”这位宗教界领袖答道：“当那些侍从盯着我的时候，我就诵经；他们出去办事了，我就出去玩。”孙家正副主席说：“可见，人类的天性是要娱乐，是要玩。”接着，又问了他第二个问题：“人类有那么多种宗教， 西方有基督教，中东、东南亚那边有伊斯兰教，我们中国也有称为道教、佛教、儒教（虽然还不能称为是完整意义上的宗教），究竟哪种宗教最高明？”他笑一笑就回答我说：“关键在于人要慈悲为怀，你真正慈悲为怀了，信不信教、信什么教，都无关紧要。”听至此，孙家正副主席就说：“我立刻对他肃然生敬，我没想到他小小年纪，懂得宗教的真谛。”他由此衍生出来说，艺术是干什么的？在和平环境里，艺术就是教人慈悲为怀的，就是陶冶人的性情的，培养人健全人性的。艺术的真谛正在于此。那么，我们搞艺术学的学科建设，必须懂得艺术的真谛。为什么学科组从上世纪90年代张道一先生、于润洋先生、靳尚谊先生一起奋斗过来到交班交给我们，十余年来，艺术学终于升格成了门类，我们深刻认识到艺术学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至关重要。写到这里，我想起我的老师钟惦棐先生。四川江津出了个钟惦棐，至今引以为荣，他是真实意义上的当之无愧的中国的头号电影美学家。钟惦棐先生主张搞艺术必须审时度势，不管是拍电影还是写文章，关键是能够审时。其实，搞艺术学的学科建设也要审时。不懂得艺术学科为什么要升门类，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它有独特的地位，我们怎么搞得好呢？他这个审时主张是哪里来的呢？武侯祠里清人赵藩为诸葛亮写了副对联，写得非常好，“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意思是说，诸葛亮七擒孟获，攻心为上，真正能够攻心为上了，反侧自消，对立面就自然化解了；不能够准确地把握那个时代的情势，那么他的政策该宽的就不能宽，该严的就不能严，就造成“天下已治蜀后治”，所以审时很重要。钟老认为这在艺术上也是通的。艺术尤其要懂得是养心灵，不是只养眼；要养心为上，所有的艺术品都应该给人以精神上的美感、心灵上的陶冶，这才是好的艺术。好的艺术通过养眼进而养心，而现在的很多艺术品却止于养眼。艺术学在当下，特别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发表之后，我们该怎么看待艺术学学科的建设？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们这条道路该怎么走？这首先要学会审时。钟老自己的电影评论，就是审时的榜样。比如评论谢晋作品，我们非常尊敬的文化部原副部长陈荒煤同志给谢晋下的结论，“谢晋的方向，就是中国电影的方向”。这是很好的评论，但是我个人认为，真正对谢晋电影做出科学的、一针见血的、实事求是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评论的是钟老。他说：“时代有谢晋，而谢晋无时代。”这就是钟老对谢晋作品审时的结果。为什么说“时代有谢晋”呢？新中国诞生之后，谢晋朝气蓬勃地响应党的号召，拍出了《女篮五号》，拍出了《舞台姐妹》，拍出了《红色娘子军》。这些红色电影都是新中国那个时代的产物，时代有了谢晋。“文化大革命”来了，谢晋也是个凡人，他生活在那个时代氛围里面，于是拍了《春苗》。《春苗》是部什么电影？打走资派，批邓小平，也是时代造就的。到了改革开放时期，谢晋要走在时代前列，他要踩着时代的脚步，说出着人们的心声，于是他就与文学紧密联姻，踩在小说家的肩上，他发现鲁彦周写了《天云山传奇》，马上把它改成电影了，引领中国的电影观众去反思“极左”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来的。当时《天云山传奇》就把镜头延伸到了“反右”斗争，仲星火演的那个地委副书记吴遥看上了他下面一个叫宋薇的女干部，人长得很漂亮，于是想把人家弄到手，怎么办呢？就借搞“反右”斗争，把宋薇的丈夫罗群打成右派，然后逼宋薇嫁给了他。张贤亮写了小说《牧马人》，他就把它改成电影。《牧马人》写什么呢？也是反思“反右”斗争的。这些电影出来一部，轰动一世，它们应和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时代思潮，是具有浓郁的反思意味的现实主义深化的创作：所以说是时代养育了谢晋。

《天云山传奇》引起了轰动和争议：一派认为“好得很”，很深刻；另一派针锋相对，认为“坏得很”，污蔑了党。他们说：那时，我们都是积极分子，我们想的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们没有哪一个想把人家老婆抢来给自己当老婆，这是诬蔑我们党的。钟老写了一篇《预示着矫健发展的明天》说：“《天云山传奇》对生活的怨尤，引来了某些人对《天云山传奇》的怨尤，‘怨尤之于‘怨尤，我看，都是不必的。”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否认生活中吴遥们的存在。他就把问题讲清楚了，历史是不能道德化的，简单地把那场悲剧归咎于个人的道德品质，不是唯物史观；但艺术是不能排斥道德的审美评判的。即使不出吴遥，也会出“张遥”“王遥”的。结果两边都服了，一致肯定这部影片。这就是他“审时”谢晋作品的结论。那么，我们现在学习钟老“审时”对艺术学学科建设，是极有裨益的。2013年8月19日，我们党召开了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思想宣传工作、包括文化艺术工作的施政纲领，也可以视作为艺术学学科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南。习总书记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一百年不能变”——这话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定的，他接着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两者是什么关系呢？不能是此非彼或重此轻彼，而应当互补共补，都要抓好。那么接下去的任务，应是弄清文艺工作的位置和作用。马克思指出，在经济基础上面的上层建筑上端悬浮着的那个东西便是文艺。我当时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同志都共同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工程的文学组，组里的成员们争了半天，有人说文艺是人类的审美形式，有人说是人类的审美形态。这两种意见，有人说完全一样，有人说是两回事。我就觉得差不多，文艺就是人类独特的审美的意识形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既有商品属性，更本质的是审美的意识形态属性。只有把这一条理直气壮地肯定下来，我们的艺术学学科建设才会堂而皇之地进入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范畴，得到应有的重视，获得必要的投入。我们必须把这一条说清楚，这是一个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接下去讲了“两个巩固”：一是 “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二是 “要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在艺术学学科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亟须加强。以攻读艺术学博士学位的论文为例，那么多讲电影、电视剧的婚姻道德题材的论文，学术资源大都引用西方弗洛伊德的。其实，恩格斯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讲得最深刻，但大家都不用。我很奇怪，几位博士生都说怕“盲审”时遇到哪位教授说“这个太陈旧”，一票就把我否决了。这是一种担心，担心是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就折射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动摇。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个事情。总书记讲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是中国化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的。他强调的共同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就是他反复强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着，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两个结合”：“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这确有深意藏焉！相当一段时间，我们最爱讲的一句话是“看人民喜不喜欢、高不高兴、欢不欢迎”。喜欢的、高兴的、欢迎的诚然是重要的，但全都是对的吗？这非常值得深思。一个执政党，如果只讲“服务群众”而放弃了“教育引导群众”，也就取消了自己带领群众推动历史前进发展的先进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上，将文化的方略用了16个字即“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作了坚强有力的概括。倘若否定了文艺的审美的意识形态属性，就必然要否定文艺的教育功能和认识功能，而片面夸大文艺的娱乐功能，为过度娱乐化思潮、为“娱乐至死”推波助澜。这是极其危险的。我一直认为，高等学校是民族思维的先锋阵地，高等艺术院校是民族艺术思维的先锋阵地。如果在高校里“教育引导”一味迎合时趣、追逐时尚，那么民族前景堪忧。时尚的未必是永恒的，而永恒的往往并非是时尚的，而是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会感到高校的担当、责任。那么多研究钱钟书的文章，我最欣赏的是陆文虎的文章《论钱钟书的孤独》，写得很好。他当然是专门研究钱钟书的，也当过总政的艺术局局长，当过军艺的院长。他高度评价钱钟书，绝不随波逐流。

联系现实，现在一说电影就看票房，把票房吹得很高，说票房已经达到200多个亿，今年向300多个亿奋斗。好像重视票房就是尊重群众。光看票房能行吗？我想给大家说真话，我也搞过电影，现在200多个亿的票房，每年到电影院看电影的观众上座人次是多少？2014年是8.5亿人次。20世纪80年代，我受命在国家广电部从事电影工作。比如《人生》《人到中年》等影片放映时，那时候中国电影每年的上座人次是293亿左右，也就是今天的30多倍。现在电影观众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当然，我们要客观分析，如今人们文化生活的样式比当年更多样化了，不可能像当年一样集中都去看电影。但量的减少是事实。再从质上来说，当年的电影观众是覆盖了工农兵学商、知识分子、干部，从年龄段来说是覆盖了老、中、青、少四代人，都在看电影。而如今呢？电影院的观众群体大部分局限在“90后”，主要是白领的“90后”群体。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能改变成只为白领的“90后”的青年群体为中心吧？现在客观事实是，好电影往往上不了院线。比如说金鸡奖评出来的最佳故事片提名，写伟大女性写得最好的《额吉》，娜仁花演得也非常好，还荣获最佳女主角奖，但根本上不了电影院线。又比如说刚刚过世的吴天明导演的最后一部电影《百鸟朝凤》，很简单地就写了这么一个故事：在中国一个农村里，吹唢呐不是简单的娱乐生活，而是一种对人盖棺定论的道德评判。这个村里，人故去了要送行，这个人如果很一般，就给他吹两台，好一点就吹四台，再好一点就吹八台，如果这个人道德高尚，是人们非常怀念的榜样，就要给他吹《百鸟朝凤》。《百鸟朝凤》这曲子只有焦家班班主会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焦班主由陶泽如（南京艺术学院影视学院院长）扮演，演技非常高。他患肺癌了，要考虑传人，乡俗有规矩，只能传一个人。于是，他就收了两个徒弟，一个徒弟学习非常投入，但是天分不好，他就叫他练气，在湖边去用麦秆吸水，不论风吹雨打，每天从早到晚，吸上一大缸，一练就是几个月，增大自己的肺活量。另一个学生聪明，天分很好，很快就学会了。但是他在考查人品的时候，就分出高下了。意外的火灾来了，前一个学生先去把师兄弟们的唢呐抢出来，自己烧伤了，先人后己；而后一个却只顾自己，且学会了就去做生意去了，改行了。于是他就选了前者当接班人。[JP2]村子里的村书记过世了，后人来请他吹《百鸟朝凤》，他说不行。人家就说多给钱，他说这不是钱的问题，因为这个唢呐不是随便吹的，这位村书记干了两届，只富了自己一姓，村里另外两大姓都未致富，所以不够格。另外一个村庄的老村长打过游击，在建设村子的过程当中被压断了几根肋骨过世了，他说这个要用《百鸟朝凤》送殡。结果他的接班人正好生病，他就亲自吹。一曲《百鸟朝凤》，全村人泪流满面，他最后倒在了送殡路上。这部电影可以看作是吴天明自己的电影情缘、人生感悟和人格力量的表现，其间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和美学精神，有一股精气神，中华民族的精气神。他八方奔走，就是希望能上院线，结果到他去世，这部优秀的电影作品都没有上院线。[JP]我本人曾经经历了一件事情，一辈子也忘不了。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叫丁荫楠的电影导演，晚年集中精力拍了几部为伟人立传的电影，如《孙中山》，王铁成演的《周恩来》，描写李富春和蔡畅的电影《相伴永远》，再往后拍了《邓小平》，最后一部是《鲁迅》。他把五部电影集中起来，取名“时代·伟人”，办个电影周，献给党的生日。谁知一问，电影院线没有人接，认为这赚不到钱，没有票房。列宁当年曾说过电影是最重要的宣传工具。利用电影来传扬伟人的精神风貌，功德无量，因为伟人集中了民族思维的最高成果。多亏李默然有一个儿子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工作，他帮助联系了朝阳区的紫光电影院。我们就在紫光影院里面拉了一个横幅，办了电影周，在那里开了一个会，我把电影局局长请去支持。我说小小的紫光影院，很可能因为举办了这个电影周，在中国当代电影史上大放一次红光。我问诸位经理：“你们为什么都不接这个电影？”下面还有一个人站起来就说：“我们正在齐心协力打造《夜宴》。”说实话，《夜宴》这个作品是拿老祖宗乱伦编出来的一个故事，那不是中国的优秀文化，那不是各美其美，那是在“各美其丑”；加上“美人之丑”，最后搞的就是“丑丑与共，人心会乱”。费孝通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现在怎么反过来说“各美其丑，美人之丑，丑丑与共，人心会乱”呢？我再举个很实际的例子，近来有部新创作的电影《无人区》，剧情大概是，一个律师给人家办案子，人家给了他一辆车，他就开到西部无人区去旅游，这个车牌子清清楚楚写的是新疆的“新”。车子开进去，与一个团伙发生矛盾。前面车子有驾乘人员往驾驶室外面吐痰，吐到后面车子前挡风玻璃上了，他不高兴了，追上去把打火机往别人车子上满载运输的木柴堆里扔。于是，两辆车你追我赶，两伙人打得头破血流，整个过程充满了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汽车的油消耗完了，整个无人区的公路上只有一家个体加油站，本来加油只要300块钱，老板说，我们这里不行，这里要2000元，因为这里是捆绑消费。那个小车司机，也就是那个办案的律师就去房间里面消费，原来铁皮屋子里面有一位妓女，要跳脱衣舞，他吓得赶快就跑。片末，这位妓女摇身一变，又变成了传播真、善、美的富有真情的舞蹈艺术教师。两个人之间是什么交易呢？——看天真烂漫的少年儿童跳舞。就是这么一个荒唐的电影，报纸上却吹上了天，说是“人性的自我救赎”，是“一次类型电影成功的本土化移植”。甚至导演还自诩是不知不觉拍了“一部伟大的作品”。这里有些问题是需要澄清的：这部电影第一次送国家电影局审查，那部小车牌照写的是“新”，但是，新疆能有这种荒唐事发生吗？审查不过关。于是，第二遍又把车牌后面的那个“新”改了一个台湾的“台”。我们国家的台湾省有沙漠吗？这是发生在沙漠里的事啊！还有一个问题是，这部电影中还闪过穿制式服装的人民警察的英姿飒爽的身影。我国的台湾省有大陆的公安局和人民警察吗？于是，第三遍，又把“台”字变成了合川的“合”。中国机动车牌照的审核、登记、编号、发放、管理都是按省、[JP2]自治区、直辖市划分的，没有哪个地区是用一个单独的地级市或者一个县城来编发机动车辆号牌的。那就证明了这部电影所反映的不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而是瞎编出来的。这是什么“人性的自我救赎”？全部都是风马牛不相及。可是，有人把它当成了戏曲经典《伐子都》了。《伐子都》才是人性的自我救赎：子都为了爬上去，丧尽天良地把主帅在战场上射死了，结果当上了主帅。他返国之后，不断地受到良心的谴责，最后自我救赎。这是什么“本土化的成功范例”？完全是美国公路片“本土化”的模仿之作，不是本土化，而是把中华文化都化完了。这部糟糕的影视作品里哪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子？全部充斥着感官娱乐的刺激和低层次表现，哪里叫本土化呢？ [JP]比如，我再举一个更加荒唐的例子，大家看那个电影《小时代》，《小时代》表现了当前“90后”的某些青年的一种生态。《小时代》上映两天票房过亿，有人马上写文章，说《小时代》展示了“大意义”——《小时代》两天票房过亿就证明当今“90后”的青年急需这样的精神食粮，我们应该满足他们的需求，多生产这样的作品。同样是在这张报纸的“文艺理论版”上，主编很有正义感，亲自写了一篇文章对《小时代》价值取向进行质疑，批评它宣扬了不合国情的超前消费观念和消费主义价值取向，说不能纵容《小时代2》《小时代3》出笼。没几天，《小时代2》就上映了。再过了几天，一位年轻的记者出来打抱不平，在这家报纸海外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小时代》鸣不平：“让一个拜金的人看100遍《焦裕禄》，他也不会变得省吃俭用；让一个不拜金的人看100遍《小时代》，他也不会出了电影院就去狂shopping。”这岂不是说，电影只有商品属性，没有审美的意识形态属性，电影只是消遣、娱乐，不承担艺术的教育功能？习近平总书记说：“虽然焦裕禄离开我们50年了，但焦裕禄精神是永恒的。”他把焦裕禄精神和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并列起来讲，称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自己朗诵了他上世纪90年代填的一首词《念奴娇》，称颂焦裕禄“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习总书记在号召我们学焦裕禄，“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中央电视台又播放了电视剧《焦裕禄》。

面对这样的艺术氛围，艺术学学科建设没有理论支撑，能行吗？我今天是有备而来，带了一本《习近平论中国传统文化》，习总书记说，“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我认为学艺术的人不能离开历史。为什么艺术学理论专门有一个研究方向是“艺术史”？原因正在于此。他又提到学诗。我觉得他在这个地方讲的诗不只局限于诗歌，有点像马克思用“诗”这个概念，指人类诗意地以审美方式把握世界的一切文艺方式，即整个文学艺术都包含在里面。习近平总书记说，“学诗可以神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点艺术，人都变得灵秀，灵秀两个字有品位，灵带有智慧色彩，秀就是美德。他还说，“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明确讲清楚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求我们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立特点。究竟哪些是我们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忠孝节义，礼智仁义信，等等，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用人民喜闻乐见的、广泛参与性的方式，包括影视作品、音乐作品，推广开来，从而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的、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发展起来。所以“两个结合”的内容极为丰富。他又在北京大学考察时指出三个“需要”： “需要哲学精神指引，需要历史镜鉴启迪，需要文学力量推动”。这些对于理论建设都非常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还精辟地提出了“四个讲清楚”。一是“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自己的特色”。用总书记这个要求来对照一下我们艺术学里面的问题，如中国的电影，中国电影百余年的传统是什么？中国电影在20世纪40年代曾经走在世界的前列，令世人瞩目，那是以《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乌鸦与麻雀》《小城之春》等等一批为代表的进步电影传统。新中国诞生之后，从《桥》《翠岗红旗》到《女篮五号》《舞台姐妹》《红色娘子军》，从《青春之歌》《闪闪的红星》《铁道游击队》到《阿诗玛》等等，都是新中国的人民电影传统。尽管当时有“左”的影响，但这些电影主流还是写人民、为人民、服务于人民的。当前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们的传统是什么？是《人生》《牧马人》《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芙蓉镇》《野山》《黑炮事件》等等一系列与改革开放的时代共同着脉搏、与人民解放思想的思潮共同着呼吸的现实主义深化、带有反思意味传统的电影。西方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一句话，“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文化自觉就体现在自觉地反思历史，为了明天站在今天反思昨天。这就是正确的唯物史观。西方哲学家不是讲时间和空间吗？有一种时间观叫本真的时间观，就是一种为了明天站在今天反思昨天，把时间看成一个发展的、流动的、相联系的、整体的、科学的时间观。1983年我和我的老师钟惦棐先生到大足石刻，那里有个卧佛，他留了墨宝：“佛有如是气魄，我不当更胜于佛耶！”意思是说佛是有气魄的，我是无神论者，当更强过你。一个大艺术家气魄就是不一样。他作诗道：“且看佛作态，唐宋以俱来。荆州作潮州，锣鼓敲起来。现世存疾苦，众心向如来。吾辈明乎此，便知过去现在与将来。”他的历史观便是从历史的镜鉴中洞察将来。前一段时间，张国立主演的《原乡》，写台湾老兵的乡愁写得好。写得更好的是余光中的诗歌《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弯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这就是一种时间观。他其实是在回忆往事，站在今天，他想的是明天国家统一，是为了明天。但是我们现在的某些电影，像《泰囧》，拿到美国去演，连美国的华人纷纷都说，现在大陆的电影作品怎么搞的那么低俗啊！光是挣票房就行了？像《小时代》《心花路放》这类电影已经完全背离了中国电影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而走了一条鹦鹉学舌“好莱坞”西方文化模式加香港商业片创作模式的发展之路。在继承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创新是最好的创新。离开自己民族独特的电影发展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基本国情，是万万不行的！ 习近平总书记的第二个“讲清楚”是，“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他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中华文化，包括优秀传统文化，也包括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红色文化、革命文化。这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经济只能致富，文化才能致强。再不能用经济思维去统领文化思维了。要看到，确实有一种以经济思维制约文化思维的倾向，没有充分认识到文化对一个民族来说才是根，才是血脉。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在和平环境下竞争，归根到底是文化力的竞争，而不是其他。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德国、日本后来都成为了世界强国。什么原因？靠的是他们的文化。德国出过马克思、恩格斯，出过康德、黑格尔，德国的民族历来是一个自觉反思的民族，所以说德国很快就站起来了；而日本，虽然没有反思传统，却靠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也迅速变强了。四川成都有个新都川剧团，原来有很好的剧目如《芙蓉花仙》，团长跑到北京来，说他们现在的文化正在“走出去”：找几个武功好的演员，从京剧移植几出比如《三岔口》等，每年都到日本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中小学演出，每个演员赚个10万8万不成问题。因为日本有法律，中小学生每年必须欣赏几个课时的世界艺术。我说：“团长，我们川剧团不好好为祖国人民服务，却跑到比邻日本为别人培养后代，结果年轻一代看不见你们演的戏，这叫‘走出去吗？”我们自己的中小学生基本不看民族戏曲，甚至电影都很少看。如此下去，长此以往，未来培养出来的将是民族艺术鉴赏缺失、艺术思维残缺的一代人。一天到晚都是只要考重点学校。这样的人格是不健全的。习近平总书记第三个“讲清楚”就讲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他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软实力在哪里？在优秀传统文化里。比如，讲到民族传统艺术鉴赏，刘勰在《文心雕龙·鉴赏篇》里说得很清楚，鉴赏主体要进入虚静状态；只有虚静，才能沉思。看齐白石的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进入虚静，才能品出味来。现在，艺术欣赏哪里是靠虚静？综艺晚会开场之前，执行导演都是拿着麦克风，煽动大家鼓掌，然后指挥大家挥舞彩棒，还没有进入鉴赏，就先把大家搞浮躁了。我到维也纳金色大厅，奥地利民族不论男女老少，不论是呀呀学语的孩童，还是白发苍苍的老人，男士西装革履，女士一身晚礼服，都提前15分钟坐在金色大厅里，鸦雀无声地接受一次经典音乐的洗礼，把它当成一生当中一个重要的生命环节；演出结束，大家彬彬有礼地起立鼓掌。这才是民族的文明标志和文化软实力。我们应当反思，像《泰囧》《三枪拍案惊奇》这样的影视作品，走出去越多，软实力就越软。我们应该深刻认识我们这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所以，艺术学学科建设，要首先强化民族学理。我不反对吸纳西方文明好的东西，但是对西方的艺术理论，我赞成李瑞环讲的八个字，“见好就拿，拿来就化”。现在却是管它是好还是坏一概拿来，拿来了还没化，没有化到民族文化里面去。要感谢李瑞环主席，是他领头把“京剧音配像工程”搞成了，使中国京剧优秀传统经典保存、传承下来。功不可没，利在千秋。金雅教授写了一本书《人生艺术化与当代生活》，讲人生论美学，她不赞成提日常生活审美化，认为应该承接梁启超、王国维、丰子恺，强化民族学理，讲述艺术的人生化、人生的艺术化。她提出中国的艺术学学科建设主要应该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传统美学当中吸取学术资源。在这一点上，叶朗先生主编的熠熠大著《中国历代美学文库》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去北京大学，燕南园56号小院里面种了50颗日本樱花，这些景观由朱良志教授亲手设计，精心装修，没有改变原小院的格局。叶朗先生在里面有一间办公室，一进去，中华美学典籍和西方美学名著历历在目，学术氛围极浓。和他在那里喝茶、聊天，其乐无穷。我最近出了本小书，叫《自厚天美》。“自厚天美”是我生造的词。我在“序”里说，这是在叶先生那里受张世英先生教诲启发得来的（那篇“序”《人民日报》刊登了）。我说：张世英先生已经90多岁了，他现在思考的问题就是中华民族当代精神建构，这个当代精神建构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一辈子搞西方美学，明白了西方美学最大的特点，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主客二分”。这个美学的好处是，强调调动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培养人的个性。正因为如此，当下的美国教育也把个性化放在首位，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他说，一直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出来，就越来越暴露出西方哲学也有短板，有弊端，过分地强调个人的作用，极端的个人膨胀就会危害他人利益，破坏人与他人的和谐，破坏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简单来说，看到伊拉克的石油，就要抢，就要打人家，还美其名曰“文明冲突”。进而还要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科技发展了，他们就要抢先开发自然资源，不顾后患。回头来研究中国哲学，张世英先生说，中国哲学也是四个字——“天人合一”。从老子、孔子开始，都这样讲。天人合一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后来习近平总书记归纳的“尚和合、求大同”。李瑞环主席讲大和合文化，最善于协调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看陶渊明《桃花源记》，彰显一种人文生态要依赖于自然生态发展的和谐关系，包括园林美学都建立在这个上面。但是，我们也有短板，“天人合一”调过度强调之后，就会压抑个性的成长，压抑个人的创造能力的发挥。因此他主张将中西文明两者共存互补，取长避短，兼容整合，建构一种中华民族的当代精神。这种当代精神就是“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互补生辉。我教过小学，教过中学，也教过大学，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激励自己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留下我经常写的八个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因此取了两个字“自厚”，意思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听张世英先生一番话，胜读十年书，我懂得了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妙处。再一想，费孝通先生又说，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不能光坚守中华传统文化，还要吸纳西方有用的文化，要美美与共。于是我造了个词叫“自厚天美”，我解释是因自厚而天美，天美是指和谐世界。前几天中央电视台说要拍老子的《道德经》，让我到老子的家乡去考察。“道德”两个字为何这样写？为什么老子的《道德经》能流传5000年？因为深刻。我曾经发过一个谬论，目前的博士论文规定至少需要写到十到十二万字才能达到规定的合格标准。我说我反对。哪个博士能写得出像《道德经》这样的论文？不能看它的长短。“道德”两个字，为什么上篇叫“道经”下篇叫“德经”呢？从语义、说文解字上说，不外乎就是形意字。为什么“道”字是这个样子？“道”字是个首选的“首”、首都的“首”，加上一个“辶”。什么叫“道德”？“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跟路联系起来，人类首选的第一条最佳人生道路为“道”。“道”是如何形成的？要有“德”。“德”字为什么这样写？左边是个“彳”，双人旁就是一个人与他人发生关系，至少两个人发生关系才有“德”的问题；而且双人旁就是行走的“行”，行为的“行”，所以“德”字右下面是个“心”，“心”就是人的思想，“心”上面立了个正直的“直”字，连起来就是一个人与他人发生关系时从行为到思想都正直，所以叫做“德”，有德才能行道。繁体字都是有道理的，比如“切”字，左边是个“七”，右边是个“刀”字，是形声字，念快了“七刀七刀”就是“切”，绝对不会写成一个“土”一个“刀”。染料的“染”，左边是“三点水”，右边是“九”字，下面是“木”，它是形意字而不是形声字。古代染东西要有水，就是三点水，不能写成两点水；染东西要多遍，九者，数之极也，寓意染色要多遍反复，所以是个“九”字；燃料从哪儿来？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是从树木来的，所以下面是 “木”字。这便是中华传统文化、文字的独特魅力。习近平总书记讲的第四个讲清楚是，“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在中国几千年延续不断的历史传统中，有一个规则，就是凡是历代的名君，要么上泰山找信仰，要么登曲阜找孔子，他们必须要找到文化的根，以接上、延续中华传统文化的血脉。我们看习近平总书记在那么忙的情况下到了山东曲阜，与孔子研究院的学者一起座谈。清华大学的陈来教授写了一篇文章《新儒学之后：儒学何为》，我读了很有感触。还有位长期驻外的女作家边芹，写了几本书，中央编译局出版了。她是一个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的女作家，她说，西方现在正在打一场文明战争，这个文明战争的重要战场是艺术。边芹特别指出，中国的电视剧主要是新时期以来发展的，基本上走的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在当前唯收视率的影响下，不可避免地出了一些不好的作品，但是每年毕竟有一些好看的电视剧，都是充满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我们现在的舞台艺术，还是坚守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道路上。她提了一个这样的概念：西方文明冲突主要目的是要改变一个民族的审美权和道义权。当年前苏联大量播放所谓斯大林暴政时期的一些作品，为解体造舆论，犹如一个民族的文化大船，到沉没那天，还不知道哪儿出了漏洞，因为评判电影的标准已是别人的标准了。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说这部电影符不符合美国的类型片标准，这很危险。 我从来不反对借鉴别人有用的东西化到我们的创作当中来，我反对的是东施效颦。比如有部作品，就仿效西方人性复杂的写法，乱改历史。西施是中国的四大美女，不仅是貌美，更是精神美。西施懂得在吴越之战当中站在弱小的一面，她牺牲个人与范蠡的感情，深入虎穴（实际上是当时的碟战片），到夫差身边迷惑他，最后帮助勾践实现了卧薪尝胆的民族抱负。所以，西施在我们民族的艺术画廊里面是个正面形象，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那么勾践是什么形象？勾践历来在我们民族的历史画廊里面，是一个卧薪尝胆的民族英雄。夫差是什么形象？夫差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是以强凌弱的侵略者形象。范蠡是什么形象？范蠡是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南阳人（南阳出了范蠡、诸葛亮、张仲景、张衡等人），是一个站在正义的一面辅佐勾践完成复国大业实现民族梦的人物。而这部作品用西方的那种人性深度复杂性予以解读：勾践把夫差打败了，要迎娶西施回来，在十里长亭，勾践一看，心想，“如此貌美，她回来要跟范蠡结婚，岂能让范蠡享用？本王要纳妃”，于是抢进宫去——就这一笔，把一个卧薪尝胆的民族形象改写为一匹色狼。一进宫，上龙床，勾践愤怒地发现，原来她腹中已经怀有夫差的敌种了，于是大怒，把西施发配到荒郊去——这一笔，把一个精神美、容貌美、顾全大局、牺牲自我的西施形象改写为一个荡妇。后面大量的剧情是写范蠡闻听此言，怒发冲冠，赶到荒郊，怒斥西施背叛了跟自己的爱情——这一笔，把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典型改写为一个头带绿帽子的小肚鸡肠的小人。把民族艺术大厦拆卸掉了，艺术大厦就会坍塌，这个民族就会失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边芹说，所谓市场决定文艺作品的价值，西方人从来不相信这些。他们高喊靠市场来解决，其实资源都是掌握在社会高层手中的，他们的市场就像田埂一样，入水处和放水口都被掌控起来。她说他们称在西方社会中由市场决定艺术的价值，是给那些傻乎乎的人听的。这话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关于文化体制改革，大家目前一致关注的是改什么，怎么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说，无论怎么改，导向不能变，阵地不能丢。我们想一想中国丢了多少阵地？前人大副委员长、原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语言学家许嘉璐问过我：“这还是属于人民吗？我们太相信市场的力量了，市场经济是要坚持的，不这样经济搞不上去，中国没出路。”但是我还是想起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深刻分析了资本，他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运作，资本生产的最大原则只有一个，即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然而人是一种精神动物，不只是经济动物，人有精神家园需要坚守。因此，马克思、恩格斯都分析过，人把握世界，不能只是物质的方式、经济的方式，同时还需要政治的方式、历史的方式、宗教的方式、哲学的方式、艺术的方式（他是并排起来讲的）。我们现在讲宗教问题的时候，记住了马克思讲的这一句话，“宗教是人类的鸦片”，但忘了马克思还讲过，“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类宗教也会继续存在下去”。人是精神动物，是要讲信仰的，现在庙里面烧香的人越来越多了，是因为现实生活当中理想的缺位、信仰的失落。所以，马克思认为，艺术的方式掌握世界，即审美的方式掌握世界，与人类经济的方式掌握世界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要重视这个问题。从孔子、老子、庄子一直到朱光潜、宗白华，那么多美学家都说人类的审美活动的最佳境界就三个字——超功利。陶渊明为什么讲“不为五斗米折腰”？那是讲给搞艺术的人听的。现在矛盾就来了：一个是资本运作，靠资本靠市场，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一个是人类的精神生产，坚守精神家园，创造精神产品，创造艺术，最好的境界就是超功利。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这是一种翻译，还有一种翻译成“是死敌”），他早就揭示了这两者的矛盾。我们只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视这种矛盾，分清楚在什么样的度上市场才会产生作用，而不能一味地把文化精神产品市场化、商品化。当然我这个看法可能有些搞经济学的人不赞成，因为我看到最新出版的《资本论》，已经在“资本生产”中间加了两个字——“主义”；似乎马克思讲的是资本主义，我们今天讲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你不要拿来乱比。那我又想不通了，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是在一百六七十年以前，那个时候人类社会还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也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哪来的什么“资本主义”这个词？还有，既然这个地方可以加两个字，是不是书名也可以加两个字，叫《资本主义论》，不要叫《资本论》，你敢吗？当然不敢。马克思这本书就是研究资本的，哪是研究资本主义的？不能这样乱加，要忠实于马克思的原话。其实我们的实践已经证明了习总书记讲的这段话。过去，我们四川县里的农民过年过节进城赶场，一般都是花两毛钱买张票去看川戏，现在看什么？那个剧场都变成什么服装展销会了，剧团都解散了。这就是我们正在面对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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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同明白了如此大势，那么当前我国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走一条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而不是一说到搞艺术学科建设，全部都成了单纯套用西方的理论、思维和方法方法。我就不相信中国没有艺术学学科，我们拥有那么多的画论、书论、印论，包括文学理论、新兴起的广播电视艺术理论，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创建拥有中国特色的、中华民族自己的艺术学理论体系。

目前的整个艺术学门类，下面现在分的是五个一级学科，实际上这是不尽科学的。首先，音乐与舞蹈学这就是乱捆绑，音乐是一种声音的艺术、听觉的艺术，舞蹈是一种造型艺术、视觉的艺术，这两个东西怎么成夫妻？世界上哪有一门学问叫音乐舞蹈学？只有音乐学与舞蹈学。但没有办法，不准你搞多了。其次，把戏剧与影视捆绑在一起，戏剧是传统舞台艺术，影视是现代传媒艺术，哪能捆在一起啊？但惟有美术学与设计学是独立的，因为当时的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是搞设计学学科出身的，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说设计学要独立。本来是美术与设计捆到一起，还算有道理，现在的设计都不能离开美术，因为中国的设计不能只图经济效益，而是长远的社会效益，要和谐人文生态环境，要看自觉注入的审美思维的程度，所以设计要隶属于艺术学。他开始说要把设计学拿到工科去，我说我们不能违背钱学森的意愿，钱老主张美术、设计都要拿到艺术下面，学理工科的都要学点艺术，把艺术里面的设计搬到工科去，不行。结果，现在设计学是独立的，美术学是独立的。但是长远地看，将来音乐学、舞蹈学、戏剧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都和美术学、设计学一样，都需要独立成艺术学门类之下的各个单独的一级学科。（责任编辑：楚小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