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宗和

杨耀杰：反腐铁卫出“秘笈”

文_宗和

对方如果已经在寻求‘抓政策稻草’的动摇心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出路递“梯子”，他也会在“坦白从宽”的心理作用下主动交代案情。

在《反贪审讯秘笈》一书中，专门有一章详解了针对犯罪嫌疑人不同心理动摇的对策。

“我从业20余年，没有一个腐败分子在我这里不认罪。”作为一个有着20多年反贪工作经验的全国十佳反贪局长，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耀杰说出这句话时，带着一种满满的自信。

同样可以证明杨耀杰这份自信的，还有他刚刚出版的《反贪审讯秘笈》。自1987年至今，他已参与和组织侦破职务犯罪大要案300余件，亲手把25名厅官拉下马。

杨氏侦查“秘笈”

走在人群里，他并不起眼：中等个头，衣着朴素，总是斜挎着一只半旧黑包，时常一脸微笑，但贪官们却常常闻其名而胆颤。

“每办完一个案件，我都会问办案对象一个问题：是什么导致你走上不归路？”杨耀杰说，他们的回答都一样：当时心情很烦躁、心态失衡，没有抵住诱惑。

杨耀杰分析，一些官员感到委屈、失意、亲人遭遇不公、价值观发生改变时，都是诱发非理性情感出现的重要时刻。此时经受不住外部的诱惑，往往通过权力扭曲导致的腐败行为来宣泄。

他曾列出过非理性情感支配下的典型行为表征：经常性地行走在规则边缘，不该干预的乱干预，不断冲撞规则底限；放任不良情绪长期泛滥，不论对象，漠视后果；是非标准暧昧，为自己的腐化行为寻找理由；对于反腐败过度热心，用民间的话说，就是“贼喊捉贼”；过分关注检察院和法院的一举一动，对自己恐惧的对象进行模仿学习，消除自己的恐惧心理。

关注贪官的心理，正是杨耀杰的办案突破口。“俗话说‘做贼心虚’，每个贪官在面对侦查时都是很焦虑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检察机关掌握了他多少证据，这种焦虑的心理支配着他求宽求情，会驱使他做出认罪的态度。因为最后他们都会意识到坦白从宽是最好的选择。”杨耀杰称。

在《反贪审讯秘笈》一书中，专门有一章详解针对犯罪嫌疑人不同心理动摇的对策。比如，对方有时一反常态的沉默，是一种空虚；答非所问、闪烁其词的话语，显现出矛盾；看似不相干的打探，道出权衡利弊，选择供与不供的动摇；对法律政策的全神贯注，显出“抓政策稻草”的心理；暴跳如雷、神情激愤，足以窥见其底牌将露；异常的生理反应和不由自主的小动作，折射出即将崩溃……

杨耀杰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他在办理开发区一国有企业主要技术人员刘某收受贿赂款10余万元案件之初，刘某先是不屑一顾，后百般抵赖。检察官针对其法律知识欠缺的特点，为其讲解了相关的法律条款，谁知，这时刘某停止了申辩，开始认真关注法律政策。“这就说明刘某已经在寻求‘抓政策稻草’的动摇心理。”杨耀杰表示，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出路递“梯子”，他也会在“坦白从宽”的心理作用下主动交代案情。

湖北省财政厅助理巡视员刘某因涉嫌受贿被传讯到案，经过数小时的沉默，他突然痛哭流涕，称：“我彻底交代，争取从宽！”在其交代了受贿3万元的犯罪事实后，讯问人员不为所动，继续端证据、点破绽。刘某再次痛哭，跪倒在侦查员面前，哀求道：“我还有2万元的问题，这一次彻底交代，求求你们对我从宽处理！”

对于刘某的夸张“表演”，讯问人员迅速作出判断：交代5万元可能就是他的心理底线，在触动这一底线时，刘某才这么激动。询问人员严厉地说道：“宽大是有条件的，你是不是真的忏悔，你心里有数。只有彻底坦白，才是唯一出路。”刘某渐渐放弃了最后的防线，后又交代了数万元的受贿问题。

除了讲策略，更要抢时间。2004年初，在侦破武汉市政府经委机关处长杨某受贿串案时，杨耀杰又发现市政府科技机关的处长牛某亦有受贿嫌疑。立即请示批准，果断决定下午下班后传讯牛某。此时主管副市长已经知道牛某被传讯的消息，如果第二天上班之前，“拿”不下这个案子，就必须放牛某回去上班。

凌晨3时许，已回到家的杨耀杰又急忙赶回院监控室。他一边询问进展，一边仔细观察牛某的反应，并不时与战友分析案情，寻找突破口。凌晨6时许，牛某终于在法定讯问时间内彻底交代了受贿20余万元的犯罪事实。通过这条线索，侦破了5起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受贿大要案。

杨耀杰的《反贪审讯秘笈》一经推出，洛阳纸贵。

他把25个厅官拉下马

杨耀杰的一句口头禅经常被同事们引用：“让一个人承认错误比较难，让一个人知道将要承担的法律后果而主动承认犯了罪，更是难上加难。我们是搞反贪的，必须依法办案，攻坚克难。”

在上级眼里，杨耀杰能够从一封封措辞微妙的匿名举报信里，大体判断出举报人与被举报人的复杂关系；能够从一大堆混乱不堪的账目中，透视出背后的种种“猫腻”；能够从调查对象的不经意小动作中，推测出其心理动摇的临界点。

1995年，在查办一家单位的行贿案中，一张8000元的报账发票引起了杨耀杰注意。发票上填的是工作服，由一家童装厂开出。

杨耀杰假扮购衣商到童装厂参观，问明会计、出纳、经理都在，当即亮明身份，查出这张发票的底联金额仅为80元。行贿单位负责人不得不吐真话，由此引出了湖北团省委原副书记杨泽林受贿案。

其实，面对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和调查对象，位高权重的官员、关系网复杂的社会名流，办案人员除了要业务熟，更需要一份耐心和担当。

当年的江城巨贪张建国是高干子弟，曾任汉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因其工程在武汉市创下多个“第一”而知名。群众多次向反贪局举报其涉嫌受贿、贪污，1999年，杨耀杰带领干警展开调查，找到了作案证据。

身为武汉市、区两级人大代表的张建国却“先发制人”，在市人代会召开前指责反贪调查。杨耀杰指着汉鹏公司承建的大厦对办案干警说：“这是武汉市的窗口，耗资几亿元却一直穿不上‘衣服’，时过多年还是一副光秃秃的框架孤零零地立在那里。这是为什么？”2001年，该案终结，张被判处无期徒刑。

当然，在侦查讯问过程中，出现犯罪嫌疑人翻供的情形也大有人在。书中披露，在武汉市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宁某特大受贿案之初，宁某一下子懵了，交代了很多受贿问题。但之后宁某忽然“回过神儿来”，认为自己交代多了，想要翻供，一会儿将受贿的8万元说成2万元，一会儿又把几个人的行贿说成礼尚往来等。

“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是宁某与外界串通，必须形成再生证据，推翻其翻供理由。”在杨耀杰及其同事的努力下，他们发现，宁某将找人串供的想法写在烟盒纸上，在通过其妻送衣物时与外界串通。“当这些再生证据摆在宁某面前时，也是他彻底败下阵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