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迪

野夫接受采访

怒见不平事 磨损万古刀

柴静写野夫，说“你看他一半像警察，一半像土匪”。野夫听了，回头哈哈一笑。他的笔名是来自“野夫怒见不平事，磨损胸中万古刀”，他说自己是江湖型知识分子，像《水浒传》中的吴用。

野夫，曾是警察，在20世纪80年代末退出警界。1990年获刑入狱，1995年减刑出狱。

70年前，他的家族在鄂西清江百丈绝壁上，土家族祖父靠背盐酿酒攒下薄田，土改时被划为地主，疑他藏枪，鞭打后投梁自尽。随后大伯暴死，二伯流放，两位伯母一夜间用同一根绳索吊死在同一横梁。服刑期间，父亲癌症去世。他出狱后，发现母亲出走并留下字条说：“请你们原谅我，我到长江上去了”，他沿江驾船搜寻，挨个翻找无果。1995年，他出狱后，身边已再无亲人，妻女也离他而去。

昆德拉说：“一切造就人的意识。他的想象世界，他的顽念，都是在他的前半生。”到目前为止，作家野夫书写的多数是36岁前认识的人和家族史。

出狱后的他开始做小生意卖衣服，油炸早点，开挖沙的厂，都赔得血本无归。偶尔落脚在这两千多米的苍山上，四下没有村落，到暮晚时山黑云暗，一两盏灯更有凄清之感。他说过有时夜里骤雨突来，“林涛如怒，滚滚若万马下山。村居阒寂似旷古墓园，唯听那山海之间狂泻而至的激愤，一如群猿啸哀，嫠妇夜哭。这样的怒夜，非喝酒磨刀，不足以销此九曲孤耿。”

这样的夜里他开始写作。写失踪了十年，“不知暴尸在哪片月光下”的母亲，写二伯服刑29年后，“老得忘了自己的罪名，已失去了土地，也没有了房子，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风烛残年直到死去”。写一生闭口不谈家事的父亲内心的功罪，写狱中被绑赴刑场的弑兄者……

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仿佛从未存在过，他对此耿耿于怀，才为逝者作史。他的故乡是武陵，史书说的南蛮旧地，巫风很盛，在遥远年代，土家族死在他乡的人，是千里赶尸也要接回家的，不想成为无归宿的游魂。他说：“我祖父的横死也不足以令苍天开眼，是我的私人叙述才让他的死找到了意义。”

古典语码的复活

有评论家说，土家野夫、章诒和、高尔泰、陈丹青是当代散文最重要的收获。章老太的文字是贵族的幽怨，高老头的文字是自由鸟的啼血，陈教授的文字是猫头鹰的直视，而野夫的文字则有着青铜的质地、狼的孤独、厉鬼的哀号、楚辞的瑰丽想象，他是以文字完成了对狰狞庙堂的复仇。

野夫是出身于湖北利川县的土家族人，在《乡关何处》的后记中，他自己交待说：“在古代，这里乃巴国的腹心，也因此民俗至今犹带巫风。” “巴人（今土家族）的巫风传承由来已久，虽经历朝羁縻压制，但在我的童年，还能在乡下感染到那些神秘民俗。”这些话其实透露了野夫散文最隐秘的精神来源。

李泽厚在《华夏美学》里写道：“以屈原为最大代表的中国南方文化，开始就具有其独特的辉煌色彩。刘勰所称赞的‘惊采绝艳，是这一特征的准确描述。无论工艺、绘画、文学还是对世界的总体意识，想象总是那样的丰富多彩、浪漫不羁；官能感触是那样的强烈鲜明、缤纷五色；而情感又是那样的炽烈顽强、高昂执着。”它们把远古童年期所具有的天真、忠实、热烈而稚气的种种精神，极好地保存和伸延下来了，正如北方的儒家以制度和观念的形式将礼乐传统保存下来一样。南国的保存更具有神话的活泼性质，它更加开放、更少约束，从而更具有热烈的情绪感染力量。而在屈原的时代，巫楚文化与北方文化进行了交流、渗透、融合——“《离骚》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溶化成了有机整体”。.

以此衡之，巫楚文化在野夫的散文中有三层表现：第一层是在文字的使用上，他喜欢用“萦怀” “冀望”“命途”“ 乜斜”“枯澹”“灰钝”“艽野”之类生僻、奇怪的词语，由于镶嵌得恰到好处，不但没给人做作之感，反倒因陌生感而产生了诗意。这类词语在《诗经》《楚辞》里却很常见，因此，这些词语遇到野夫，就好比明清器具遇到了王世襄，一下子便活了起来。中国古典世界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古典世界里的一些语码（比如词语、器具）仍然存在，如果你通晓这些语码，就能帮助现代人“想象出古典世界”，从而拓宽现代人的诗意空间，比如你说“发如雪”就比说“头发全是头皮屑”有质感，除了陌生化的功能外，这些符号本身就转化了某种古典的语码的提示功能。毫无疑问，野夫就属于拓宽了汉语诗意表达空间的人。.

当然，仅仅使用一些古典词汇，并不一定就能增加汉语的表现力，对于《离骚》以来的文学传统，老侠在《美人赠我蒙汉药》一书里就有批评：“屈原的《离骚》是把楚文化的巫术性、神秘性纳入儒家的世俗道德的开山之作，他的诗中的神话成分，全部服务于君子美人和昏君小人的道德划分……把远古的传说和神话中的有原始生命力的东西、神秘的东西都变成了一种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礼仪注释，结果丰富的象征变成了简单的比喻，男女的情爱变成了‘后妃之德，人与自然的搏斗变成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明君品德。……那些典故都被先秦的史官文化注释成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彻底阉割了开放的多重性。”不得不承认，这一批评是很中要害的，夸示过甚的汉赋和“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且不说，光是1949年后的“散文新八股”就够让人受的。.

然而，野夫的散文却没有这种“为文造情”的毛病，因为他都是出自“真性情”。《文心雕龙·情采》说：“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讳。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也就是说，有了“真性情”，才能有文质。比如，他写母亲：“她艰难的一跃轰然划破默默秋江，那惨烈的涟漪却至今荡漾在我的心头。”他写父亲：“那时父亲刚刚离去半年，他在楼顶奇迹般地种植的一棵花椒树，正盛开着无数只‘眼睛，一如死不瞑目的悬望。”他写外婆：“这些好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承担磨难的；他们像一粒糖抛进大海，永远无法改变那深重的苦涩，也许只有经过的鱼才会知道那一丝稀有的甜蜜。”他写瞎子哥：“他是后天的盲者，据说这样的人比先天的盲者远要痛苦——因为他见过这个世界，他知道每个词汇所代表的美丑。”……这些文字像是血滴出来的，自然够得上“情深而不诡”“事信而不诞”的楚骚精髓。.

相对于“史官文化”的“异端”风采

巫楚文化最深层次的表现是相对于齐鲁“史官文化”的“异端”风采。这种特质上可重启“天问”，教正“伪道政治”，下可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以异族之生猛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繁荣我中华文化。巫能通神，连接天与人，野夫的文字就有着巫的魔力，他把薄幸浇漓的当下与民国乃至古典中国连接了起来。“迷失于这个时代的同道，往往只能拿文章当接头暗号；仿佛前生的密约，注定我们要在今世扺掌，然后一起创世，或者再次站成人墙，慷慨赴死。”这似乎是野夫的“文学宣言”，他表征着一种追求爱、自由与正义的文学在当代中国出现了。比如，他在《大伯的革命与爱情》里对“组织”进行批判：“组织中只有细胞，是不再有人的。发明组织的人，是按机器原理设计的这个怪物。个体的人在组织中，不过类似某个螺丝、刀片一般的部件而已。任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组织所不允许的；组织只会冠冕堂皇地提倡集体主义，会用无数教条来帮助你遗忘作为人的个性和人性。”他在《烈士王七婆》里对“宽恕”进行了辩驳：“在一个真相至今尚未呈现、罪恶不被清算的时代，我从来不屑于泛泛高谈什么宽恕。快意恩仇向来是男人的正业，一个淡仇的人，难免也是一个寡恩的人。同样，一个没有罪感的社会，也必然将是一个没有耻感的社会。”他在《地主之殇——土改与毁家纪事》里对“道德”进行了拷问：“两个地主的儿子在深山中展开了生死相博，彼此都曾数次险遭敌手。……父亲无颜面对，他知道他只能失信于人，因为组织是不需要这些的。……一个民族的人伦天良，是如何在高压下破坏殆尽的，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日后的历次运动中，有那么多的家人内部的揭发和互相残害。要恢复这些基本的人性底线，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啊。”

野夫的笔下，除了亲人外，多是墨客奇侠，人人拥有一番离奇身世，颓废高亢，低吟流连，以笔为剑，诗酒当歌，漂泊无迹。为什么要写他们？余世存说得没错，野夫的招魂意味是显然的。“一个个给过我少年养分的老人，似乎都在夕阳中列队，向一个叫着彼岸的地方出发。此岸的悲苦伴随了他们一世，我没有任何信心和能力，足以把他们留在尘世今生。”于是，野夫只能以笔纪念他们，纪念他们的善良、忠义、任侠、淡薄、执着、爱恋、自由，这是对古典中国的祭奠，也是对未来中国的深情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