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泽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作为“导学者以从入之途”的基础学科，目录学对研究古代文学、学术乃至历史文化有重要意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堪称中国目录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本文聚焦于三者中的集部书目，从部类名目的演变现象出发，蠡测中国古代文学及文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一、部类生成与名目演变

集部脱胎于西汉刘歆《七略》之一的诗赋略，该书目已亡，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尚保留其大致面貌。切合着略属称谓，《汉志》将诗赋一类文章按体裁分为赋、杂赋、歌诗；“赋”中又各自以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为首划出三小类[1]。《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引顾实《汉志讲疏》谓其依次为主抒情者、主说辞者、主效物者，可见在文体基础上又有内容划分[2]。

西晋荀勖、张华所撰《晋中经簿》改六分为四分，诗赋同图赞、汲冢书共置丁部，反映出四部书目草创阶段分类思想的含混随意，然而后世将文学作品著录于四部之末的举措似应溯源于此。

宋齐王俭《七志》、梁代阮孝绪《七录》皆祖述《七略》而作。《隋书·经籍志》谓《七志》其三“曰文翰志，纪诗赋”；然《七录》序称“王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似乎文翰志收录了诗赋以外的文体。阮序又云“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七录》之“文集录”包含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杂文部。楚辞、杂文定位于文章体裁，而别集、总集则反映汇编形式；这种内部分类标准的不统一于后世集部书目中一直存在。

《隋志》采用四分法著录图书，集部正式成立；其称谓命名与门类划分皆受阮《录》影响，但剔除了杂文，保留楚辞、别集、总集三类[3]，后被《古今书录》《旧唐书·经籍志》《郡斋读书志》等承袭。

唐人吴竞撰《西斋书目》设文史类，收录《文心雕龙》《史通》等文学、史学理论著作，然一时影响较小，北宋《新唐书·艺文志》仍遵《隋志》分类标准，唯将“文史”附于“总集”之下；至《崇文总目》则删“楚辞”，设总集、别集、文史三类。“文史”作为集部独立类目方被后世公私书目普遍采纳。

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在《崇文总目》基础上增设章奏、乐曲二类；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又增诏令类、诗集类，同时将“乐曲”改“歌词”，并进一步分为乐府、曲、词三类。

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将集部“文史”改为“诗文评”，文史理论著作杂处一区的局面首次得到调整。《四库全书总目》则总前代之大成，将诏令奏议归于史部，集部设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类，词曲类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六子目[4]。

二、目录学现象背后的文学与文学思想演变

（一）汉代：文学起步期与政教实用化的文学思想

汉代可视为纯文学的起步期，具体表现有二。一方面是专业作家及作家群体的出现。《四库总目》集部总叙称“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书无称屈原宋玉工赋者，洎乎汉代，始有词人……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遗书……”[4]1971司马相如本为梁王文学群体中的一员，后以《子虚》《上林》二赋见幸于武帝。《汉志》又录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由刘安门下作家群体创作。另一方面，赋作为斯时“一代之文学”，“不歌而诵”[1]1755，且“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1]1756，已经从先秦诗乐舞一体、文史哲交融的混沌状态中走出，创作目的指向了审美娱乐。

当然，所谓“汉代文学”，不免是今人的一厢情愿，因为早期“文学”的含义与近现代大相径庭。“‘文’被先秦知识者用来表示自然界中森罗万象的形态及人工彩绘装饰、道德仪则、典章制度、诗乐舞蹈及文辞著作等”[5]；而“文学”二字连用，最早见于《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引东晋范宁注释为“善先王之典文”。在两汉儒术独尊的文化背景下，“文学”具有偏指儒家经典的倾向，如《汉书·西域传》颜师古注“文学者”为“学经书之人”。但同在《汉书》中，班固已将讲究修辞的“文章”写作与学术意义上的“儒学”研究分立开来：

汉之得人，於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

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1]2634。

辞赋连同实用性的政论、历史散文同归“文章”一类，歌诗由乐府机关掌管，带有音乐成分。诗、赋皆非汉代人眼中的“文学”，但二者的独立成略足以说明汉人意识到了它们的独特性，在把握（包括创作、阅读、编辑、评论等）两种独特文体的过程中总会流露出某些观念或主张，班固所撰诗赋略后序即是如此。姑且仍从今人视角出发，以“文学思想”称之，概括如下：其一，先秦时代通过断章诵《诗》来表达外交意愿、彰显才德、了解世情，骚赋文学作为“变风变雅”的产物，在受到推崇的同时也被附着上类似的政治内涵——“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1]1755，并重视“风谕之义”[1]1756。这一点为后世文学注重言志载道的社会实用功能提供了合理依据。其二，将楚辞视为“周道浸坏”之际的衰世之作，谓其承载了贤人君子忧谗失志之思，流露出政教范畴内对作家个体心灵的关注；一定程度上上承司马迁“发愤著书”精神，形成了中国文学的悲怨美传统，后世一系列命题——如钟嵘之“离群托诗以怨”（《诗品》），韩愈之“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欧阳修之“诗穷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乃至王国维之“百凶成就一词人”（《人间词话》）等等——皆由此衍生。其三，引杨子云语褒扬“诗人之赋丽以则”，贬抑“辞人之赋丽以淫”[1]1756，纠正时人创作弊端，作为服膺于儒家中和之美的表现，对后世为情造文、反对淫靡的文学主张有重要塑造作用。其四，汉乐府歌诗“观风俗，知薄厚”[1]1756的实用属性也深深影响了后代文学。杜甫、白居易等人书写国家命运和百姓疾苦的诗篇即打着“新题乐府”、“新乐府”的旗号，后者明确提出诗歌“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新乐府序》），可以视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之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续篇。

从《汉志》序言来看，汉代文学思想很大程度上依附于经学与政治，具有政教实用化色彩；但在主流意识形态允可的情况下，个人情感的抒发也具有合理性。以上两种倾向均对后世起到沾溉作用。

（二）唐代：文学繁荣期与独立近情化的文学思想

魏晋六朝时期，文学走向自觉，诗、文、赋等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结合图书目录来看，在数量上，不同文体的作品大量以“集”的形式出现，拾摭散篇的情形几乎不复存在，《隋志》录作品卷帙之繁，作家人数之多、身份之广，皆非《汉志》所能企及；在质量上，所存别集多“高唱绝俗者”[3]1081，总集更成为后世文人取法的渊薮。

汉末以来，随着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动摇，“文学”一词的含义有所扩展，在经学之外，也作为佛学、玄学、文章的泛称，《世说新语·文学》中记载的诸多轶事即是明证。刘宋文帝设儒、玄、文、史四学馆，文章之学独立；南朝时期关于文、笔问题的讨论亦使“文”的含义一步步向今天意义上的“文学”靠拢。梁代萧绎抱着对刘勰“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总术》）定义的不满，提出“至如文者，唯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漫，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金楼子·立言》），强调文学的情感特质和艺术属性。隋唐文学正是沿着文学独立化，抒情、审美自觉化的道路走向全面繁荣的。《隋志》集部成为我们窥探魏晋以至初唐文学思想的窗口。

首先，文体意识进一步强化。《隋志》在类目上承袭阮孝绪《七录》，将“屈原赋”独立为楚辞类，改变了《汉志》骚赋不分的含混模式。由于文章体裁的增衍和分类的细化，“登高能赋”不再是“为大夫”的唯一条件，“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3]1090列举出祝、盟、诔、铭多种文体，此前刘勰《文心雕龙》、陆机《文赋》、曹丕《典论·论文》中对其美学风格有过不同程度的说明。而这几种文体的实用功能也使我们认识到《隋志》集部书目的杂文学性质。

其次，关注情感与个性。擅文者可作大夫，不为“材美图事”，而因“情灵无拥”[3]1090。可见即便在实用性文体中，政教功利色彩也明显淡化，让位于真挚丰富的情感。而真情的凸显缘于对主体个性的尊重与肯定。以个人为单位之“别集”的诞生，即体现了这一思想。《隋志》小序称：

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3]1081。

当然，近情随性不等于情欲泛滥，编者在强调独抒性灵的同时，也将宫体诗斥为亡国灭道之本：

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彫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讫于丧亡。陈氏因之，未能全变。其中原则兵乱积年，文章道尽[3]1090。

说明《隋志》并没有越出“正统”边界。

再次，对“清风”与“盛藻”的双向重视。

（楚辞）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3]1056。

宋玉、屈原，激清风于南楚，严、邹、枚、马，陈盛藻于西京。

黼藻相辉，宫商间起，清辞润乎金石，精义薄乎云天。

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彫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

齐宅漳滨，辞人间起，高言累句，纷纭络绎，清辞雅致，是所未闻[3]1090。

“清”作为美学概念兴起于魏晋，由人物品鉴名词演变为文学批评术语。大体说来，“清”具有超脱尘俗的道玄文化品质，滤除了世俗功利成分；以明晰省净为基本内涵，又能够沟通、融会一些与之相反的因素，如审美自觉化过程中流行于文坛的繁缛、绮靡、赡藻等等。清代李联琇《好云楼初集》云：“未清而遽求赡，则杂揉而已矣。甫清而即造淡，则枯寂而已矣。”[6]《隋志》未做如是的精辟阐释，但却表现出清韵与赡辞并举的思想指向，对于六朝以来被极端表现的形式美来说，无疑是一种商榷和补救，同时比汉人“丽以则”的主张更为具体。

（三）清代：文学总结期与理性正统化的文学思想

郭绍虞先生有言：“以文学论之，周、秦以子称，楚人以骚称，汉人以赋称，魏晋六朝以骈文称，唐人以诗称，宋人以词称，元人以曲称，明人以小说或制艺称，至于清代的文学则于上述各种中间，没有一种足以代表清代的文学，却也没有一种不成为清代的文学。盖由清代文学而言，也是包罗万象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的。”[7]可以说，清代文学进入了集大成的总结阶段。

中唐及至宋代的古文运动改变了诗赋骈文统治文坛的局面，韩柳欧苏等人将“文”的情感与辞采移植于“笔”，增强了实用性文体的文学性，也使六朝以来趋于分离的“文”、“笔”概念再度走向融合。至《四库总目》，集部遍及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等各类作品。

我们依然以文学为分析对象。站在古代历史的终端，清人首先获得了异常开阔的视域优势，以海纳百川的气魄总览历代文苑英华；明末清初兴起的经世实学，乾嘉时期流行的考据朴学，奉为官方意识的程朱理学又在不同方面培养了文人学者的理性精神，使他们能够脚踏实地、平和慎重地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审视、思考与总结。

《四库总目》集部交叉存在着文章体裁与编集形式两种分类视角，但与前期书目相比，辨体意识更加自觉。如从体裁嬗变的角度剖析楚辞类独立的原因：

《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4]1973。

对于诗歌内部体式流变亦有所认识：

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派……[4]2779

《汉志》《隋志》集部后序已经不同程度地勾勒出文学史的脉络，以现象描述为主，性质评价为辅；《四库总目》则轻直观描述，重思辨评价。以诗文评提要为例，对于文学批评以外的事记、史志性内容，往往也有所指摘：

菊坡丛话二十六卷

是编大旨，欲配胡仔之书……仔书多论文，此书多记事；仔书多考证，此书但抄撮旧文[4]2768。

豫章诗话六卷

是编论其乡人之诗与诗之作于其乡者……然多据郡县志书，所采未免芜杂……又如房璘妻高氏碑刻之类，无与于诗话[4]2771。

介绍前代诗话文评的文字大多采用转折句式，既肯定长处，又指出不足，正目、存目皆然：

彦周诗话一卷

乃宋代许顗撰。

顗议论多有根柢，品题亦具有别裁。……其他杂以神怪梦幻，更不免体近小说。然论其大致，瑕少瑜多，在宋人诗话之中，犹善本也[4]2742。

诗话补遗三卷

明杨慎撰。

……引据疏舛。然其赅博渊通，究在明人诸家之上。去瑕存瑜，可采者固不少也[4]2757。

存馀堂诗话一卷

其说皆确……亦皆有理。惟所称明人诸诗，多涉芜杂……[4]2770

诗文评从无到有，本身即是文学思想史上值得讨论的话题。魏晋六朝之际文学批评论著的产生，伴随着文学自觉化，文学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的进程；唐宋时期文史类的设立，是文学批评著作受到重视、形成规模的结果；明代“诗文评”的出现，反映出诗话文论的蔚为大观，以及时人文学意识的明朗化；清人以官修书目确立诗文评类的称谓命名和著录标准，并以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于提要中进行了文学批评的再批评，可以看作文学思想积淀过程中的理性升华。

在考据学风浸润下，四库馆臣主张“以根柢之学抒发鸿裁”[4]2660，极为看重作品的文献价值及作者的考证功底。试举数例如下：

苑洛集二十二卷

虽不免小有偏驳，而序次明晰，可资考据[4]2315。

三家宫词三卷

足以考当日之轶事，不但取其词之工也[4]2655。

宋元诗会一百卷

披沙简金，往往见宝，亦未尝不多资考据也[4]2663。

中山诗话一卷

其考证论议，可取者多，究非江湖末派钩棘字

句、以空谈说诗者比也。

临汉隐居诗话一卷

考王维诗中颠倒之字，亦颇有可采。略其所短，取其所长，未尝不足备考证也。

诗话总龟前集四十八卷后集五十卷

宋阮阅撰……摭拾旧文，多资考证[4]2740-2742。

某些作品仅留存目，理由即是“无所考证”、“殊未深考”，如明人《归田诗话》《诗脍》《雅论》等。

对于各类书籍的定性评价，也广参前著予以甄别考订，有理有据，方下结论；或提出设想，以待来人：

珊瑚钩诗话三卷

论杜牧“拟把一麾江海去”句，以为误用颜延年语，以麾斥之麾为麾旄。然考崔豹《古今注》……未可云误。表臣所论亦非也[4]2743。

观林诗话一卷

其中如辨陆厥《中山王孺子妾歌》误用安陵君一条，李善《文选注》已先有此论。聿抒为新得，盖偶未及检。又引《摭言》赵牧学李长吉歌诗一条，《摭言》无此文，盖记杜牧语又误增学李长吉歌诗一句，亦为疏舛。卷末录谢朓事三条，不加论断，殊无所取。核其词意，似乎欲解王安石、欧阳修倡和诗中“吏部文章二百年”句，而其文未毕。或传写有所佚脱，又误分一则为三则欤[4]2746？

对作家作品的考证核实亦严谨慎重：

断肠词一卷

宋朱淑真撰。……是集前有《纪略》一篇，称为文公侄女。然朱子自为新安人，流寓闽中。考年谱世系，亦别无兄弟著籍海宁。疑依附盛名之词，未必确也。

杨慎《升庵词品》载其《生查子》一阕，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语，晋跋遂称为白璧微瑕。然此词今载欧阳修《庐陵集》第一百三十一卷中，不知何以窜入《淑真集》内……今刊此一篇，庶免于厚诬古人，贻九泉之憾焉[4]2801。

然而，作为封建末世，清王朝的政治集权及文化控制较汉唐时期明显加强；《四库总目》作为钦定御撰的大型书目，更需要向官方意识看齐，将文学思想规范在儒家正统雅文化领域内，以此对抗、压制明代中后期以来流行的唯情尚趣、嗜奇贵俗等倾向。我们依然结合提要中对不同书籍、文类的臧否态度来看：

一山文集九卷

好奇之弊，其失不免犷而野[4]2251。

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

国朝黄宗羲编。

宗羲之意，在于扫除摹拟，空所倚傍，以情至为宗。

虽游戏小说家言，亦为兼收并采，不免失之泛滥[4]2661。

岁寒堂诗话二卷

其论唐诸臣咏杨太真事，皆为无礼。独杜甫立言为得体，尤足维世教而正人心[4]2744。

诗家直说二卷

但为流连山水、摹写风月、闲适小诗言耳，不知发乎情，止乎礼义[4]2770。

词曲类小序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品厥颇卑……其于文苑，同属附庸。

曲则惟录品题论断之词，及《中原音韵》，而曲文则不录焉。王圻《续文献通考》以《西厢记》《琵琶记》入经籍类中，全失论撰之体裁，不可训也[4]2779。

崇雅归正的思想倾向被推演到极致，鼓吹正统、称颂皇权的内容即在所难免：

御选唐宋诗醇四十七卷

然诗三百篇，尼山所定，其论诗一则谓归于温柔敦厚，一则谓可以兴观群怨。

宋人惟不解温柔敦厚之义，故意言并尽，流而为钝根。士祯又不究兴观群怨之原，故光景流连，变而为虚响……兹逢我皇上圣学高深，精研六义，以孔门删定之旨，品评作者，定此六家，乃共识风雅之正轨[4]2660。

《四库总目》将此类“御定”“御选”“钦定”之作奉于当朝诗集之首，并于提要中极尽阿谀。为了突显本朝的文化优势，在评价明人著述时，常常表现出傲慢的否定态度：

唐文鉴二十一卷

明代书帕之本，其纰缪往往如此[4]2683。

然脂集例一卷

明以来选本至夥，猥杂殊甚[4]2777。

逃禅词一卷

明人刊书，好以意窜乱，往往如此[4]2791。十五家词三十七卷

标榜声气，尚沿明末积习……[4]2807

虽所言并非杜撰，但在揭露明代创作、学术弊端的同时，也暴露出妄自尊大的心态，有失公允。带着这种偏见，尽管“诗文评”的设立直承焦竑《国史·经籍志》，小序里竟一字不提。对于“贰臣”钱谦益其人其作，更给予措辞激烈的抨击：

至钱谦益《列朝诗集》，更颠倒贤奸，彝良泯绝，其贻害人心风俗者又岂少哉[4]1971。

实已超出文学批评的畛域，融入了过多的政治立场。

有学者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国人对于文学的评价“主要是从政治伦理和历史价值的角度来进行的”[8]。经、史之学于中国古代传统学术领域占据着决定性的优势地位，对文学有潜在的规定作用；关于文人、文学作品及文学发展历程的研究活动长期以来未能成为独立学科。自成立之日起，集部书目都不是文学作品的单纯集合；也未能囊括现代意义上古代文学的全部内容。在研究理念、学术思想、学科划分之外，似也关涉到文体演化、目录体例等诸多复杂问题，本文不便逐一探讨。需要承认的是，于众多目录学现象中，集部演变能够最为集中鲜明地反映出文学及文学思想的变化轨迹。从政教功利到审美自觉，从抒发情灵到理性升华，有关文学的实践和理论活动在总体走势上是趋于进步的；同时也应看到，无论哪一朝代的文学思想，作为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的一部分，都不能从根本上脱离正统观念及意识形态的束缚。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166-175.

[3]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4]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

[5]罗宗强，陈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165.

[6]蒋寅.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J].中国社会科学，2000（1）：146-157.

[7]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11.

[8]郭英德，过常宝.困境和出路：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历程[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2）：2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