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明

(郑州大学 化工与能源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后现代主义文化危机与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
——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张明

(郑州大学 化工与能源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是伊格尔顿在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文化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的文化领导权问题所做出的批判性论证。文化领导应当成为无产阶级在政权上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合法化的重要方式。伊格尔顿在书中对“历史终结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各种反马克思主义论调的批驳旨在通过文化批判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需要在批判中坚持，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的武器;需要在实践中坚持，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的生命; 需要在发展中坚持，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动力。这正是本书对我国的指导意义所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伊格尔顿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是伊格尔顿继《后现代主义的幻象》、《文化的观念》和《理论之后》又一部后现代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力作，是针对西方社会自上世纪末以来近几十年中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种种反马克思主义论调的回应。作为当代西方文论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伊格尔顿对于文化这一问题在当代的发展态势及所遇到的种种困顿有着深刻、独到的理解，他曾经在一系列的著作中对文学、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剖析。《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是作者站在后现代文化危机时代背景下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立场上，对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命题所做出的论证。论证的目的不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观点拿出来老生常谈，或是带着某种马克思主义者的愤世嫉俗来挖苦灰头土脸应付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而是以一种传教士的虔诚和善良(虽然他在斥责资本主义时用词尖酸刻薄而毫不留情)，在人们一度陷入资本主义带来的文化危机、丢失存在之意义的迷惘之际，对带来这些混乱和痛苦现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指认并予以痛斥，而后祭出马克思主义这一“救世法宝”拨乱反正，意图指引人们重新步入光明之途。虽然作者在本书前言中即声明：“本书不会讨论作为道德和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这点很少被人用作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依据。”但是，本书在方法论意义上却依然使用的是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工具，这一点毋庸置疑。

一、文化主义：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悖论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虽然在形式上采取了针锋相对的驳斥体、辩论体，实则不在于一锤定音、勾定对错，而是通过一种质疑、批判的姿态发问、反诘，引发人们对于似乎已经熟视无睹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强烈反思。对于身处资本主义物质巨网之中而被逐步体制化、已经失去对生活的感知能力和反思能力的人们来说，如果你不再觉得身边的一切都是正常的，那么，你已经走向了觉醒和自救之路。

文化从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变成了问题本身的一部分。伊格尔顿认为，当代文化由于丧失了精英意识和普遍价值观，导致了文化概念内涵的剧烈膨胀，出现了所谓的“文化危机”(the crisis of culture)。“文化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过去几十年内出现的情况——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概念会陷入突如其来的危机的主要原因—— 则是，它在本质上已经从解决问题之方法的一部分变成了问题本身的一部分。文化再也不意味着共识的平台，倒成了斗争的竞技场。”[1]这也意味着今天的文化本身，已经成为人们迷惑和混乱的来源之一，它已经无法象过去那样为人们解答疑惑、澄清混乱了。“危机已经假想出一种独特的形式，人们也许可以将这一形式总结为(总体)文化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的对立。”[1]现代性的特征之一便是由总体走向一般，由特殊走向普遍，于是，文化不再是精英团体与知识分子的专利。每一种利益团体都可以大张旗鼓地为自己构建所谓的“文化”进行合法化的宣传，一时间所有存在都是合理的、应当的，我们似乎谁也无法批评，只好转而怀疑自己。在满世界都是“意义”的环绕中，人们失落了自我的意义。

“文化主义”风行是应称道的事情吗？伊格尔顿指出：“当代文化的概念已剧烈膨胀到了如此地步，我们显然共同分享了它的脆弱的、困扰的、物质的、身体的以及客观的人类生活，这种生活已被所谓文化主义的蠢举毫不留情地席卷到一旁了。”[1]人们对于文化概念的理解，从最初的艺术、科学、文献等精英式的文化姿态到如今“生活即文化”、“文化无处不在”、“我的文化我创造”的生活化、物质化的大众式文化姿态，在随大流中不知不觉走到了一个与以前截然相反的地方，甚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文化主义”。“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文化主义加大了有关人类生活所建构和破译并属于习俗的东西的重要性。”[2]“文化这个精美的、转瞬即逝和感觉不着的东西在20世纪被用来作为宗教的替身，这一功能使它置于十分强大的压力下因而它已开始背叛病理症状。”[1]文化狂欢的后果是，文化已经不再可信，失去其原有的重要性和意义了，这好比满世界都用钱来铺路、糊墙时，钱已经是废纸了。

是资本主义本身创造了自己的文化悖论。“并不是那些无神论左派将宗教贬低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具有极大反讽意味的是工业资本主义自身，因为它那无情的世俗化和理性化不可避免地败坏了它需要用来使自己合法化的那些形而上的价值。”[1]马克思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剖析过资本主义的这种文化危机和造成此危机的悖论所在：“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因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正是资本主义疯狂运用一切文化甚至自己创造文化从而使自身合法化的行为，肢解了文化本有的庄严、荣誉、意义与价值。面对这一文化悖论，资本主义无法自解，只能作茧自缚。

文化概念应当收缩——“把它送回它该去的地方”。解决文化危机的途径是把文化拉回到精英生活方式的轨道上，“收缩文化的概念，把其整体分类限定在为数不多的艺术作品中。这样，文化便意味着承载共同价值观的艺术和学术著作，以及生产、传播和调整它的机构。”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已经变得过于自负和厚颜无耻。我们在承认其重要性的同时，应该果断地把它送回它该去的地方。”[1]他甚而还提醒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要谨慎面对文化主义：“文化主义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时间——在我们这里——属于先进的资本主义西方世界，但现在却日益进口到中国以及其他一些‘新崛起的’社会。”[2]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解开资本主义的文化主义狂潮带来的文化悖论，需要一种反资本主义的武器，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对文化进行“价值澄清”。

二、文化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何以存在

“一个成功的统治阶级，就是那个在实际上取得政权之前及已经在精神和道德上取得领导地位的阶级。”[3]因此，一个阶级的领导除了体现在政治上的政权取得与保持，还应体现在精神和道德上的领导，即文化领导权。马克思还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的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3]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列宁强调政治上的领导权，主张暴力革命;而葛兰西强调文化领导权，认为无产阶级需要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展开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对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进行批判和揭露，通过动员和依靠大众，获取和稳固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合法性，获得与传统资产阶级相区别的文化领导权。这种非暴力、非强制的文化领导权所产生的权威不仅能够在政治上提供政权存在的合法性，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为政权提供深层的文化与道德合法性。[4]

在“文化无处不在”的今天，文化大众化与意识形态多元化已成为公认的事实。究竟哪一种文化才是正道？在人们社会生活中占据意识形态主导话语权的应当是谁？《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给出的答案是马克思主义。伊格尔顿在本书前言中即指出：“我们的文化鼓吹贪婪、攻击性、不加思考的享乐主义和日益严重的虚无主义，我们正逐渐失去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要对上述问题进行富有成果的讨论，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积淀。”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何以存在？马克思主义能否担当这一领导责任？马克思主义将我们导向何方？作者在本书中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做出的反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对这些问题的部分解答。为什么马克思是对的？为什么马克思在似乎错误地对资本主义的命运做出即将走向灭亡的预言——资本主义仍然没有走向灭亡，甚至一片繁荣、甚嚣尘上、席卷全球之后的今天也仍然是对的？答案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姿态中显现。马克思对于我们今天最大的社会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诞生初始即做出的深入分析、本质揭露和严厉批判，这种毫不留情、针锋相对的峥嵘姿态正如资本主义病人最负责任的医生，抑或最真实的镜子，它反映着资本主义最真实的面目，尤其是当被席卷其中的人们无法自知自觉时，观照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指导，难道不是最明智的选择吗？只有那些试图讳疾忌医、遮掩病态、把病态习以为健康的“麻木症”患者，才会在文化主义的“糖衣”中逐渐失去自省能力，沦为资本主义“酒池肉林”中的“舞伴”。书中罗列的十类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如过时论、宿命论、经济决定论、乌托邦论、暴力政治论、国家专制论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其他文化思潮的立场和观点，他们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观点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问题所在，这种经错误的思路推演出来的错误观点难道要一本正经地去解答吗？伊格尔顿的聪明(或狡猾)做法是演绎对方的逻辑让其中的矛盾自我显现、不攻自破，以至于甚至有人批评“他根本就没有立论”。但作者的意图就是证明这些反马克思主义论调是站不住脚的，并且是结合当代社会的现实，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观点来证明。一种文化的领导能力正是在价值澄清和现实批判中显现的。这些在论证中显现出来的，并且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可以得到明证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剖析和批判能力不正是其文化领导权的有力证明吗？

针对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终结论”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伊格尔顿从资本主义与未来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后现代主义对所谓的‘宏大叙事’不屑一顾，并满怀自豪感地宣称‘历史的终结’。”[5]由此，人们陷入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解构陷阱中，除了眼前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看不到其他的可能与选择，甚至产生了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描述的那种“不幸中的幸福感”，在这种资本主义现状中“沉醉不知归路”。而伊格尔顿正是洞见了这一点：“最有决定性的，并非是新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各种美好幻景，而是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理想的破灭……看不到除了资本主义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选择”[5]，并结合现实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失去大众信任的主要原因，即“普遍的政治无力感”，同时指出“但这时候人们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追求变革的坚定信心”[5]。接着，伊格尔顿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客观存在角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合法性。“让马克思主义失去信心的并非资本主义制度的改头换面，事实恰恰相反……即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按照以前的方式运行，并没有进行任何改进。”[5]随着资本主义更加变本加厉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无情的资本侵略和极端的资本集中，我们已经可以想见未来的世界——贫富高度分化、资源争夺战、种族主义、愚民文化……到那时再想起马克思主义这道济世良药，未免已为时太晚。而我们今天和未来即将面对的这些重大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两百年来一直关注和努力解决的。最后，伊格尔顿指出，“马克思曾评价说，资本主义最终的制约就是资本本身……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稳定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多数批判时至今日仍有其道理”，由于资本主义体制无法冲破自身的边界，因此“恰恰没有能力创造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5]，这就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有力地批判了后现代主义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针对马克思主义是“宿命论”、“目的论”，将人们当成历史进步的工具而“剥夺了人们的自由和个性”这一论调，伊格尔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物质与精神关系、自由与必然、人类异化等理论进行了反驳。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这一论调，伊格尔顿则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整体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劳动、生产等概念的解读中一一进行了澄清。对于指责马克思是“唯物质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精神毫无兴趣、蔑视宗教、道德与人性等等污蔑观点，作者从人类理性、异化理论、历史与精神、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等角度做出了申辩。对于马克思主义是国家专制的代言人观点，作者从马克思对国家、权力、民主等的观点出发，进行了解释和反驳。最后，针对马克思主义与激进主义政治思潮无缘表明其已经落伍这一论调，作者则坚持反驳立场，指出激进思潮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渊源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马克思主义忽视了对家庭内部劳动的分析、马克思以“欧洲中心论”的姿态部分肯定了殖民主义、马克思坚持应对自然进行征服，等等，为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种启发。正如书中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著作受到他所处的社会条件的局限，事实上，如果他的思想是真实可信的，那也就意味着他的思想不可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背景。”这也是对我们曾经历过的将马克思主义奉为“圣经”的教条主义做法的批判。我们今天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相比马克思那个年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仍旧不加扬弃地“信奉”马克思主义，必然会落于时代之后，遭到历史的无情抛弃。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发挥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文化领导作用，就必须要在发展中和当代实践中来实现。

三、文化领导权：在批判、实践与发展中坚持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处于主导地位，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合法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仍是需要重视和努力的问题。当今中国也面临着意识形态多元化与失却“根认同”的文化危机，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也占据了一部分文化市场，如何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其进行批判和引导，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作用，整合各种文化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成为今天中国文化发展与建设实践中的重大课题。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对于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资本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来说更是至关重要。在一个开放的国际环境和全球市场体系中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塑形，受到各种资本主义文化思潮的侵袭和浸润，保持思想的清醒和坚定，需要一种强有力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一种思想武器。它既是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方法和立场，也是我们改造世界的方式。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需要在批判中坚持，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的武器。正是出于对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工人的生产方式的强烈不满才激发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论思考和批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们进行了长期麻痹和驯化的今天，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锋芒也不再有力，甚至一度陷入了犬儒主义，龟缩于书斋或大学研究室之内，失去了对现实的怀疑和反思能力，从而失去发言能力，更遑论文化领导力了。马克思主义陷入这种尴尬境地，或有政治现实低迷的原因，但归根结底，是由于其批判品格的失落，犹如一个斗士放下了自己的武器，任人鱼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以实践为起点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基于实践批判的发展，批判是马克思主义保持其核心价值和生命力量的关键武器。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需要在实践中坚持，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的生命。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实践。以实践的观点看待和分析社会的本质，才使得马克思主义与以往其他一切哲学区别开来，开启了全新的话语维度。如前文所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改造世界的方式。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关注着人类最真实的社会现实和最底层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意识是由实践决定的，社会文化中的一切都要到社会实践中去寻找根源。因此，若不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就无法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甚至就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需要在发展中坚持，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需要在发展中坚持，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的生命。文化的多元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尤其是在文化交流碰撞极其频繁的今天，如果一种文化拒绝交流互动、坚持闭门造车，或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那么这种文化势必会失去活力、走向灭亡。况且，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的年代相比已经大为不同，在社会现实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要发挥其对于社会现实的分析力和解释力，必须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进行理论更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去对待今天的新形势，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阐释今天的新问题，而不拘泥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

在我们脚下的大地上每天发生的事情，我们每个人心中追寻的存在之意义，需要一种思想来澄清和指引。人们不该被驱使、被压抑和剥削、被迷惑和利用，有一种力量终将结束这种种不公，届时我们将可自由决定自己的存在方式。但这种力量不在别处，就在我们手中，在我们现存的生活之中。我们必须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头脑去思考、双手去改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教会我们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生存之道。

[参考文献]

[1][英]伊格尔顿.文化之战[J].王宁译. 南方文坛，2001，(3).

[2][英] 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J].国外文学，1996，(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潘西华.“文化领导权”与马克思主义现时代的生命力——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谈起[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8,(1).

[5]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M].李杨，任文科，郑义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D]

[收稿日期]2015-04-12

[作者简介]张明(1986-)，男，河南省上蔡县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哲学、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B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30(2015)03-0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