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建华



他山之石：国外和台湾地区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启示

常建华

摘要：日常生活史在欧美等地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也可以视为社会史或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作为方法论产生了重要的学术意义。日常生活史的出现，从诺贝特·埃利亚斯所著《文明的进程》到菲利浦·阿利埃斯与乔治·杜比主编的《私人生活史》，都贯穿着西方历史演进“道德私人化”的基本思想。如今的日常生活史，已与物质文化、社会性别、科技、医疗、身体、艺术诸史相融合，研究采用多种视角，成为跨学科的学问。欧美日常生活史学家尖锐批评社会科学史学“见物不见人”的特点，特别强调个人的作用。面对海外日常生活史研究产生的一批优秀学术成果，晚起的中国日常生活史应当将中外日常生活史的比较研究作为自觉的行为。表面来看，似乎是西方公私分立，中国公私相混，中国历史上公与私的生活以及二者的关系与西方究竟有何不同，值得深入研究。

关键词：日常生活史；私人生活史；微观史学；社会史；文化史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生活史悄然兴起，成为社会史研究繁荣的标志之一。近年来生活史的研究更加强调使用“日常生活”的概念，有着追求新境的努力*常建华：《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人民日报》2011年3月31日；常建华：《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常建华：《中国社会生活史上生活的意义》，《历史教学》(高教版)2012年第2期；常建华：《历史人类学应从日常生活史出发》，《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不可否认，生活史，特别是日常生活史，欧美有着更长时间的学术史，在理论方法与实践方面已着先鞭，台湾学者的探索也成绩斐然，我们有必要梳理国外和台湾地区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学术脉络，了解其学术成果，把握其研究要义，以为借鉴。

一、欧美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关于西方的日常生活史研究，美国学者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在《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一书第二部分论及“日常生活、微观史和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科学的内在结构”，阐发了历史学演变过程中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兴起*[美]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续四)》，《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第151~158页。。中国学者刘新成2004年的论文，探讨了西方新兴的日常生活史学派产生的背景、日常生活史学的特点，并评介了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第35~47页。。笔者在他们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学者研究以及自己的理解，试做补充与阐发。

讨论给予日常生活史以深刻影响的学者，必须提到1897年出生于德国的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933年，埃利亚斯因希特勒上台逃离德国，两年后流亡英国，1937年出版《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Ⅰ(西方国家世俗上层行为的变化)，王佩莉译；Ⅱ(社会变迁、文明论纲)，袁志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1999年。又，同译者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大学译丛”中，将该书副标题中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改译为“社会发展”和“心理发展”。。该书探讨社会结构和个人结构长期变化的问题，关注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变化，提出了有关社会进程和发展的长期社会变化的理论。作者认为：“中世纪人们的行为方式与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和整个生存结构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就像我们的行为方式和我们的社会准则与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社会结构紧密相连一样。”提出“宫廷礼仪”“礼貌”和“文明”标志着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他敏锐地观察到：人的行为逐渐地被分为在公开场合中允许和不允许的两种形式，文明社会迫使人的行为发生分裂以及在人际交往中必须对情感进行控制和限制，导致这种分裂的萌芽存在于任何一种社交生活形式中，“这种分裂所达到的程度和它所具有的形式反映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也就是说反映文明的进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抑制和在正常的社交生活中‘互相顾及’便会不断发展。”*[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Ⅰ，第141页、186页、294页、309页。译者袁志英在总结国际学术界对该书的评价时指出：“埃利亚斯通过《文明的进程》成了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绝大多数德国的日常生活史学者都尊他为这方面的权威。”*[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Ⅱ，第411页。

一般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常生活史在德国兴起。1989年，美国学者杰弗·埃利介绍西德社会史发展的新方向，认为过去10年西德史学领域中最重要的新发展当属日常生活史的起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者采用人类学认识方法，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成为历史学与人类学交叉问题研究的国际性中心，西德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很大。阿尔夫·吕德克(Alf Lüdtke)是日常生活史的创始人之一，他强调“日常生活史意味着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提出有关社会进程与结构的重大问题；日常生活史并非忽视政治问题，而是更彻底地提出公开的与私下的、人身的与政治的问题”*[美]杰弗·埃利：《劳工史、社会史、日常生活史：日常经历、文化与政治——西德社会史发展的新方向？》，王丽芝编译，《史学理论丛书》编辑部编：《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41页。。2002年，他为日常生活史下的定义是：“‘日常生活史’这一概念指的是一种观点，而不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常见的说法是“小人物的历史”与“下层历史”，而他则强调四点：对于日常生活性的强调应被理解为对于批评的批评，日常生活史是一种以行动为导向的视角，日常生活史已经成为大量研究项目与描述作品的一种维度，发现“横亘”在社会与统治背景下的日常生活性*[德]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德国著名社会史学家于尔根·科卡最近就全球化下的社会史研究发表看法，他回顾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有过对我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史的迅速崛起。社会史在今天仍然很强大，但是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并且远不像以前那样吸引人(与特别)。在80年代，日常生活史向渐成经典的社会史挑战。许多年里，人人都在谈论日常生活史。今天很少有人提及此概念，尽管它留下的不仅仅是某些痕迹。然后是90年代迅速崛起的文化史，其中有的是随着语言学转折潮流而起，有的是受后现代精神的影响，又有的是以一个未来的包揽一切的垄断学派的姿态出现的。但是，现在它也苍白失色了，人们长久讨论的社会史与文化史之间的对立也不那么重要了。他提出至今最后一次的，现在最高涨的热潮是历史科学向跨民族的世界历史或全球史的开放*[德]于尔根·科卡：《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史研究》，景德祥译，《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第58~65页。。于尔根·科卡揭示了德国以及欧美历史学社会史、日常生活史、文化史、全球史依次兴起的阶段性。就日常生活史而言，其辉煌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挑战经典的社会史研究。

我们还是例举两种德国学者所著的日常生活史，来加深对他们学术的理解。德国汉堡大学历史学教授汉斯-维尔纳·格茨(Hans-Werner Oeortz)著有《欧洲中世纪生活》(1986年德文初版)，作者在中文版序中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起，对社会史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制度史，从而引发了一个根本性的革新，80年代以后这种革新表现得更为明显：从这时起，历史成为一个多层面的研究领域。“人的日常生活史，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开辟的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日常生活史相当于这样一类历史科学，它对所有社会阶层人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私人领域’都感兴趣，不仅是想要了解谁、什么对历史起了作用，而且还想知道历史是如何对人施加影响的，以及他是如何接受它的。”*[德]汉斯-维尔纳·格茨：《欧洲中世纪生活》，王亚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2页。对该书的介绍，参看译者王亚平《〈欧洲中世纪生活〉读后》，《世界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17~118页。该书分为6章，分别探讨了中世纪日常生活的条件、家庭、修道院和修道士生活、领主制中的农民生活、骑士和宫廷生活、城市和市民；各章主要阐述的是日常生活的条件，即当时的机构、所属的生活空间、这个环境中生活的人、日常生活的过程等四项内容，形成了本书的叙述结构，概述了机制、生活空间、生活于其中的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可视为《欧洲中世纪生活》之续的是德国萨尔兰德大学教授里夏德·范迪尔门(Richard van Dülmen)所著三卷本《欧洲近代生活》(1989年德文初版，2003年、2004年、2005年中文版)，从文化的角度概述16~18世纪欧洲人的日常生活。《家与人》卷从生命周期的视角，阐述城乡居民在居住范围内的生活：出生和童年、爱情和婚姻、年老和死亡。《村庄与城市》卷阐述村庄和城市的生活世界：社交与节日、等级与名誉、公共秩序与社会冲突。《宗教、巫术、启蒙运动》卷研究宗教改革运动、巫术、迷信和18世纪启蒙运动的精神转型过程，探索其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作者的中文版序也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文化史越来越重视探讨日常生活和人类学。

此外，诺伯特·辛德勒(Norbert Schindler)的《近代早期德国的造反、社区与习俗》(1992年德文版，2002年剑桥大学出版社英译本)，收入作者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论文6篇。论文主题涉及从领主的惯习到绰号的逻辑，从嘉年华的秩序颠倒到怪异的拖犁习俗，从黑夜的喧闹到乞丐的辛酸经历，描绘出16至17世纪德国民间文化的几个侧面*刘永华：《在旧民俗中发现日常生活史——辛德勒〈近代早期德国的造反、社区与习俗〉评介》，《人文国际》第5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

法国具有悠久的探讨生活史的传统。勒格朗·奥西(Pierre Jean-Baptiste Legrand d'Aussy)在1782年出版的第一本《法国私人生活史》(共三卷)，谈论的全是与食物及饭桌有关的习俗。“私人生活”在法国的生活史研究中，作为重要概念也影响深远*[法]菲利浦·阿利埃斯、乔治·杜比主编：《私人生活史》第Ⅲ册，杨家勤等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33页。。不过给予法国史学以及世界史学深远影响的当属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年鉴学派，他们强调历史学借鉴社会科学，重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风范，显示出研究生活史的特色与魅力。战后的六七十年代，法国的几部著作为日常生活史领域做出开拓性的贡献。

我们会首先提到菲利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es)的《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该书1962年初版，1973年再版增加了菲利浦·阿利埃斯所写序言。阿利埃斯说他探讨了两大论题，一是认为中世纪人们缺乏儿童观念，古老的传统社会看不到儿童，甚至看不到青少年。中世纪小孩极易夭折，父母也不会过分悲伤；小孩断奶之前，大人也并不过分看重；儿童会说话、会走路之后，就被当成“小大人”，穿着和成人一样的衣服，与他们一起做游戏(包括赌博)、讲脏话，在“劳动”和“工作”的过程中成长。中世纪没有明确的“家庭”观，房屋并不舒适，也不私密；即便是贵族家的小孩，断奶之后，就送去其他人家做侍从、学规矩，对于家庭也没有过多的依赖和留恋。儿童混入成人中间，穿着与大人相仿的衣服，与其一起劳动、竞争、社交、玩耍。第二个论题则展示儿童与家庭在工业化社会所占据的新地位。从中世纪末期以来，父母逐渐开始鼓励小孩与成人分离，以儿童及对儿童的保护和教育为中心的新的家庭观发展起来了。将童年时期视为一个最特殊的人生阶段，这个观念自此扎根于现代西方思想之中，并席卷了整个现代世界，成为无可动摇的价值观。阿利埃斯谈到他的研究思路，涉及历史与当下的关系，他认为“我们必须从我们熟知的当代人的行为出发，构建原始模式，然后用这一假设模式与过去的材料进行比较，借助过去的材料构建出新模式，再重新回到现在，修正我们出发点上形成的原始模式”*[法]菲力浦·阿利埃斯：《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沈坚、朱晓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页。。该书正是建立在对于今昔儿童和家庭生活的深入观察之上的，通过考察四个世纪的绘画和日记，以及游戏、礼仪、学校及其课程的演变来追溯儿童的历史*参见俞金尧《西方儿童史研究四十年》，《中国学术》2001年第4辑。，也被视为西方家庭史的第一本著作，对家庭史研究具有催化作用。

菲利浦·阿利埃斯也是法国死亡观念史研究的开拓者，他著有《从中世纪到今天的西方死亡史漫谈》《人在死亡面前》《人在死亡面前的画面》(巴黎，瑟伊出版社，1975、1977、1983)等书。死亡研究属于法国日常生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达尼埃尔·亚历山大-比东(Danièle Alexandre-Bidon)著《中世纪有关死亡的生活(13—16世纪)》，著者也是中世纪儿童研究专家，在书中论述了设想死亡、大转变、葬礼、在基督教领地上、死亡职业、丧事中的艺术家和工匠、生活在墓地里、冥间的日常生活等问题。作者提出：“自启蒙运动兴起的那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拒绝死亡……在中世纪，死人们是活人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像外骨骼一般支持着活人们。这是人类史上最后几个活人与他们死去的亲友们在其中相依为命，共同生活的时代之一。”*[法]尼埃尔·亚历山大-比东：《中世纪有关死亡的生活(13—16世纪)》内封，陈劼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第235页。可见欧洲历史上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发生过阶段性的较大变化。

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一书，系法国著名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所著。作者利用宗教裁判所法官到法国南部牧民小山村蒙塔尤审问异端村民的记录，以现代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阐释该山村居民日常生活、个人隐私以及种种矛盾、冲突等，再现了六百多年前该村落居民的生活、思想、习俗的全貌和14世纪法国的特点，试图揭示“构成和表现14世纪初蒙塔尤社区生活的各种参数”，即“社区的生活本身”*[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许明龙、马胜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文版前言第2页、前言第12页。。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著三卷本《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诞生于1979年，其中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分别描述15至18世纪世界范围内的人口、粮食、食品与饮料、居住与衣着、能源与冶金、技术革命、货币、城市。该书探讨西欧资本主义兴起，首先从日常生活的结构开始，将之作为“物质文明”或“物质生活”。作者认为日常生活虽然是些琐事，将其纳入历史的范围也是有用处的：“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或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杂事则反复发生，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它侵入社会的每个层次，在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我们发掘琐闻轶事和游记，便能显露社会的面目。社会各层次的衣、食、住方式决不是无关紧要的。”*[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顾良、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27页。作者接着探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反映出年鉴学派对于总体历史的追求。

引人注目的是，菲利浦·阿利埃斯与另一位法国著名史学家乔治·杜比(Georges Duby)主编的五卷本《私人生活史》*第Ⅰ卷《古代人的私生活：从古罗马到拜占庭》、第Ⅱ卷《肖像：中世纪》、第Ⅲ卷《激情：文艺复兴》、第Ⅳ卷《演员与舞台：从大革命烽火到世界大战》、第Ⅴ卷《现代社会中的身份之谜》。，邀约法国、美国、英国、德国等国的72位著名史学家参与，作为国际合作项目的最终成果，于1985年出版，被誉为“革命性的成果”。出版社推介此书：从微观历史的角度，依历史年代，全面书写个人的私密生活史——围墙中男人的权力与女人的权力、老人的权力与青年的权力、主人的权力与仆从的权力，小到家庭争吵，大到王室血案；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基本方面，小到诸如住宅、卧室和床榻，大到诸如家庭生活、家居环境、交友空间、宗教信仰以及生育、教育、死亡等，是现今一部权威的人类私人生活史。乔治·杜比在序中指出：“私人生活领域。这是一个免除干扰的，自省的、隐逸的领地。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扔掉他在公共空间冒险时必备的武器和防范工具，可以放松，可以随意，可以身着‘宽松的便服’，脱去在外面确保安全的那层招摇的硬壳。这个地方很随意，不拘礼节。这也是个秘密场所。人们拥有的最为珍贵的东西，被置放在最贴身的私人生活领地，只属于自己，与他人毫无关系，禁止泄露、炫耀，因为这与荣耀所要求的在公众场合的所谓面子格格不入。”显然，“私人生活”的意义是一种相对于趋向民众的“公共生活”阐发的。他认为：自中世纪以来，“渐渐地，对于男人，首先是对城镇里的男人而言，私人空间分成了三个不同的部分：家，女人们的生活限于其中；私人的工作场所，如车间、店铺、办公室和工厂；私人聚会和休闲场所，如咖啡馆或俱乐部。”*[法]菲利浦·阿利埃斯、乔治·杜比主编：《私人生活史》第Ⅰ册，李群等译，第6~7页。

法国学者罗贝尔·福西耶(Robert Fossier)对于欧洲中世纪的研究成就卓著，这里再介绍他的两种著作。《这些中世纪的人：中世纪的日常生活》一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从裸体的人、生命的各个阶段、自然、动物探讨人和世界；第二部分从人和他人、认知、灵魂讨论人类自身。结合生态探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该书的最大特色。书底推介语说得好：“它仅仅为我们讲述中世纪老百姓的故事，他们的盘中餐，他们女邻居的家常话题，他们那双被劣质的鞋所磨损的双脚，还有他们心里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以历史学家特有的视角透视中世纪的日常生活、中世纪的平常人生老病死的故事。”*[法]罗贝尔·福西耶：《这些中世纪的人：中世纪的日常生活》，周嫄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中世纪劳动史》一书也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劳动”论述劳动的含义，劳动的类型，劳动手段；第二部分“劳动者”研究的是关于人，伐木者与农民，矿工与水手，作坊、手工场里的人与市场里的人，军人与文人。作者从“劳动”一词入手，到“体力劳动”，再到“服务”，逐步展开论述，涉及劳动工具、劳动规章制度、法律条款等一系列与劳动相关的因素。从中世纪初的游手好闲为“神圣”，到后来的以懒惰为耻，剖析了劳动演变的历史。作者重视劳动的背景自然环境，认为植被“代表环境，代表人类群体生活的日常环境”，中世纪是“森林世纪”，“中世纪的森林与现代的森林不一样，它不是一个休闲的场所，而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场所”*[法]罗贝尔·福西耶：《中世纪劳动史》，陈青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8页、136页。。劳动，特别是农业劳动即生活，这是该书留给笔者的强烈印象。

此外，法国人热纳维埃夫·多古尔(Genevieve D’Haucourt)著《中世纪的生活》(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8)属于普及性读物，分三章论述了物质生活(环境、住房、家具、衣着、膳食)、时间节奏(一天、一年)、人生节奏(出生、教育、婚姻、疾病与死亡)。

法国的日常生活史出版繁盛，阿谢特出版社出版了大型丛书。中国学者许均主编“日常生活译丛”，计划选择30种翻译，分别由山东画报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山东画报出版社于2005年推出12种*《超现实主义者的生活(1917—1932)》《浪漫主义者的生活(1820—1848)》《毕加索时代的蒙马特高地(1900—1910)》《职业足球运动员的生活(1930—1995)》《伦勃朗时代的荷兰》《凡尔赛宫的生活(17—18世纪)》《太阳王和他的时代》《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1919—1933)》《中世纪有关死亡的生活(13—16世纪)》《公元1000年的欧洲》《金字塔时代的埃及》《莫里哀时代演员的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7、2008年推出9种*《中世纪劳动史》《拿破仑时代法国人的生活》《文艺复兴时期卢瓦尔河谷的城堡》《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伊丽莎白二世时期白金汉宫的生活》《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生活》《希特勒时代的柏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士兵的日常生活(1914—1918)》《古希腊众神的生活》。，列入书单的还有9种。许均在译丛总序《写在前面的话》中谈到策划出版该译丛的初衷：

在我们看来，以往我们所阅读的西方历史，确实如乔治·杜比所说，大都是“公共舞台”的历史，也如葛兆光先生所说，是经过层层修饰过的难见历史原貌底色的历史。而深入“私人生活空间”，着眼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想像和感觉的史料和文献非常少见。通过对这套丛书的译介，我们至少多了一份可能性，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被“大写的历史”或遮蔽、或过滤、或忽略、或排斥的“小写的历史”的某些真实侧面。

法、德之外，其他欧洲国家也开展了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在意大利，日常生活史往往以微观史学出现，如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的名著《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1976)，借助大量的教会审判材料，讲述16世纪意大利北部小镇蒙特瑞阿勒的一个小人物的生平，讨论了社会下层的世界观*[意]卡洛·金兹伯格还著有《夜间的战斗：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朱歌姝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在英国，牛津万圣学院罗宾·布里吉斯(Robin Briggs)是当今研究欧洲近代早期宗教、流行文化和巫术问题的知名专家，他的《与巫为邻： 欧洲巫术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以对欧洲近代早期社会，尤其是对巫术问题和民众心理、日常生活状态的深刻阐释，自1996年问世即成为该领域的典范之作*孙义飞：《心理—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杰作——评〈与巫为邻: 欧洲巫术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第144~147页。。在瑞典，1979年问世的奥维·洛夫格伦(Orvar Lofgren)、乔森那·弗雷克曼(Jonas Frykman)《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一书，以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为观察对象，透过丰富鲜活的民俗材料，描述了1880年至1910年间瑞典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他们尝试摆脱“暴发户”的嘴脸，并希望与农民、没落贵族以及无产者划清界限；在努力营造自身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他们也认为自己的文化形式是最文明、最先进的，并应被推广给普罗大众。正是在对“美好生活”的包装与塑造中，中产阶级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也成功地渗透到现代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琐碎庸常的角落。作者在《绪论》中揭示出当时欧洲对于日常生活史的重视：“不管它们叫心态史、文明进程研究、文化社会学，还是历史人类学，这些研究方法都旨在关注日常生活史中的文化、思想，用历史的方法挑战今天习以为常的观念。”*[瑞典]奥维·洛夫格伦、乔森那·弗雷克曼：《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赵丙祥、罗杨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日常生活史中的文化、思想成为跨学科的新学术潮流。在俄罗斯，B.H.米罗诺夫1999年出版的《帝俄时代生活史：历史人类学研究(1700—1917年)》是世界史学界第一部俄国历史人体测量学著作*[俄]B.H.米罗诺夫：《帝俄时代生活史：历史人类学研究(1700—1917年)》(全2册)，革和、张广翔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首次以人类学人体测量数据为基础，分析了220年间俄罗斯生活水平的变化，使用农业生产、税款、赋役、收入、价格和工资、饮食和人口、农民和工人的预算以及国民收入的统计数据，来验证帝俄人民的福利状况。认为这是俄罗斯人民和政府在改善国家生活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可以作为衡量现代化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

此外，美国华盛顿大学日本研究和历史学教授苏珊·B·韩利(Susan B. Hanley)著有《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暗藏的物质文化宝藏》。该书分八章，即德川时代日本人的身体健康水平、住房和家装、资源有效型文化、健康的生活方式、城市卫生与身体健康、人口模式与幸福生活、平稳过渡——从德川时代到明治时代、从比较的视角看身体健康；探讨了日本德川幕府时代人们的生活及生活水准，衡量日本的经济、民生水平的标准等问题。作者通过房屋建筑、室内装修、餐饮、服饰乃至洗澡，即当时日本人的健康状况和物质文化的考察，来评价他们的生活水平。作者用“身体健康水平”的概念取代“生活标准”的概念，认为“考察消费能让我们同时对生活标准和身体健康水平都作出更好的估计”*[美]韩利：《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张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5页。。作者还认为日本的家庭模式与欧洲而不是中国更相似，日本家族系统和中国迥然不同。顺便指出的是，日本学术界从20世纪70年代起对于“生活学”颇有探讨*黄现璠遗稿、甘文杰整理：《试论“中国生活学”的构建》，《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5~6页。。

总之，近来国际社会史研究重视日常生活史，“许多研究描绘了日常生活的构成和变迁，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到与动物的关系，从食物习俗到娱乐、节庆和宴饮方式”*[英]杰拉德·德兰迪、恩靳·伊辛主编：《历史社会学手册》，李恭忠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63页。。

二、国外和台湾地区中国日常生活史的研究

较早开展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是法国学者。马伯乐(Henri Maspero)，法国著名的中国学家，利用20世纪初在我国西北发现的汉简结合其他文献资料，于1932年在法国出版《关于汉代的某些物品》《汉代中国人的私生活》两书*转引自周天游、孙福喜《二十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134页。。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59年出版《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是法国出版的有关各个国家日常生活丛书的一种，该书又有1962年美国纽约出版的英文版。该书探讨南宋末年(1227—1279)都城杭州地区下层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包括城市、社会、衣、食、住、生命周期、四时节令与天地万象、消闲时光等问题，开创性地构建了一个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框架。作者在《导言》中阐发出大胆的思想，认为“在中国早已开始了近代化时期，是蒙古人的入侵阻断了此一迅速进步的进程。此一时期的显著标志是城市中心和商业活动的突出发展”*[法]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刘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页。又，该书另有马德程译本《南宋社会生活史》，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年。。

英国学者鲁惟一(Michael Loewe)也从考古材料特别是汉简入手研究汉代社会和文化，关注汉代的日常生活，1968年于伦敦出版英文著作《早期中华帝国汉的日常生活》。该书分15章论述历史和地理情境、帝王与政府、官员、社会身份与职业、政府权力、军队、艺术与写作实践、文学与知识分子、宗教与神秘力量、首都长安、城市生活、交易与交流、乡村人民与工作、工匠、工作与技术，涵盖汉朝生活重要的方面，侧重于帝制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

美国学者查尔斯·本(C. Benn)于2002年出版英文著作《中国的黄金时代：唐朝的日常生活》，这是作者为夏威夷大学课程“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编写的教材。该书分19章论述唐朝简史、社会阶级、城市与生活、房屋和庭院、服饰与卫生、食物与宴会、休闲娱乐、交通运输、犯罪与刑法、医学与健康、生命循环、死亡与来世。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安东篱(Antonia Finnane)指出，对于历史上的日常生活这样一个话题的讨论，可以说已经带动了一个理论研究领域的形成，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著作。但是，关于中国这方面问题的英文著作却并不多见。除了以上举出的著作外，还有一些历史学者把日常生活作为一种背景或框架来开展一些更为具体的研究，比如韩森(V. Hansen)关于宋代契约的研究、韩书瑞(Susan Naquin)关于北京寺庙的研究以及冯客(Frank Dikotter)关于民国时期日用品的研究等等。“总的说来，西方学界关于中国的‘日常生活’的研究，还是存在种种问题，比如定位不清、界限模糊、概念陈旧等。”*[澳]安东篱：《太平天国运动前夕扬州城的日常生活》，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都市繁华：一千五百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93页。

韩森《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1995年耶鲁大学出版，内容分为官府勉强承认私契、官府承认契约、官府征收契税时期、蒙古统治时期及其以后的契约、买地券、阴间的法司、阴阳两界的法司等部分，抓住中国古代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与契约”这一中心主题，揭示了官府、百姓、鬼神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这三者相互协商、讨价还价并在这种角力中共存的社会过程，展现了中古时代社会变革的某些侧面：老百姓互相协商并订立契约，是为“现世契约”；老百姓与神鬼之间的协商与契约(买地券)，是为“冥世契约”，即“幽契”或“阴契”。官府对待老百姓所使用之现世契约的态度与政策前后历有变化，反映了所谓朝廷“政法”与民间“私契”从对立、并存到契合的演变过程；而冥世契约则不仅反映出老百姓对死后世界的看法，还折射出冥府、鬼律与阳世官府、官法之间的对应关系*[美]韩森：《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鲁西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我们也应注意韩森1990年的著作《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该书着眼于民众与生活，在作者看来，“多数不识字的百姓与士人阶层求助于神祇，却是出于日常生活之需：病痛、子嗣、饥荒、蝗灾、洪水、旱晘，以及外族入侵等等。……本书既是关于12、13世纪中国的民间宗教，又是关于当时普通民众对他们周围世事变迁的理解的一个研究”*[美]韩森：《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英文版前言，包伟民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页。。韩书瑞《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2000)，“通过研究创造了共同文化的宗教场所以及社团活动，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中国人的生活”*[美]韩书瑞：《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朱修春译，台北：稻乡出版社，2014年，上册第ⅩⅩⅩⅲ页。。

此外，还有欧美学者的著作涉及中国古代生活，值得介绍。如美国学者太史文(Stephen F. Teiser)1988年出版的《幽灵的节日：中国中世纪的信仰与生活》，探讨了鬼节前史、中国中世纪鬼节史片断、神话背景、作为巫的目连、鬼节的宇宙观、佛教与家庭等问题，说明中国社会生活形式与印度佛教传统之间的互动，揭示了鬼节的象征、仪式和神话遍播中古华夏大地的过程*[美]太史文：《幽灵的节日：中国中世纪的信仰与生活》，侯旭东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再如法国学者童丕(Eric Trombert)1995年出版的《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一书，探讨古代社会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性的借贷问题，主要论述粮食借贷、织物借贷以及借贷条件的演变，被认为是“不仅得以重视了这个时代的经济，而且展示了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法]童丕：《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余欣、陈建伟译，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页。，是沿着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的学者。还可以提到英国人哈里斯1999年出版的普及性读物《古中国生活》，该书介绍了中国形形色色的臣民们、婚姻与家庭、从女子到妇人、盥洗与妆容、娱乐、着装、吃喝、性事、医疗、丧葬、行路，由玉器、陶瓷、丝绸、漆具、马蹬、药草、茶叶、筷子等具体物象，以及缘此而延伸开来的日常生活场景，重新凸显民间生活细节，使读者重构历史经验*[英]哈里斯：《古中国生活》，乔晓静、乔和鸣译，太原：希望出版社，2007年。又，哈里斯还写有《古希腊生活》《古罗马生活》《古埃及生活》等，这些书与英国人大卫·尼克尔的《中世纪生活》列入希望出版社的“人类生活图卷”，2007年推出。。

从日常生活考察中国的妇女与性别史，是美国20世纪末生活史研究的重要特色。1993年伊沛霞(Patricia Ebrey)出版英文版《内闱：宋代的婚姻与妇女生活》，广泛考察婚姻塑造妇女生活的方式，认为宋代妇女生活的语境既包括权力的结构，也包括帮她们给自己定位于这些权力结构之内的观念和符号。当我们开始假定宋代妇女生活的世界像今天一样复杂、流动、谜一般地充满矛盾时，她们的生活就显得有趣、可信了。在法律和经济对一个女人在婚内和婚外行为规定的限度以内，女人创建了自己的生活*[美]伊沛霞：《内闱：宋代的婚姻与妇女生活》自序、导言，胡志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可以说，伊沛霞敏锐地重新发现了宋代妇女的生活。翌年，香港旅美学者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出版，综合理想化理念、生活实践、女性的视角，从生活实践看到明末清初的妇女：“在日常的生活中，她们大多数都于名义上遵从着这些格言(指三从四德)，在法律和社会习俗的管束下，过着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尽管妇女不能改写框定她们生活的这些规则，但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体系内，她们却极有创造地开辟了一个生存空间，这是给她们意义、安慰和尊严的空间。”具体来说，如女性的“家内宗教”表现出仪式和宗教情怀，“它们嵌入了闺阁的日常生活中，并构成了女性世界观和自我认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妇女在家内对虔诚的追寻和在每日生活中的绝不懈怠，都是晚明中国世俗佛教运动发达的组成部分”*[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页、211页。高彦颐还撰文论述了妇女的生活空间，见《“空间”与“家”：论明末清初妇女的生活空间》，《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5年第3期。。1997年，戴维斯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曼素恩(Mann Susan)出版《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论述了1683—1839年江南地区妇女的人生历程、写作、娱乐、工作、宗教活动，指出社会性别关系对于当时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变革产生的深刻影响，强调妇女史与社会性别关系在史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价值。如果说高彦颐的研究表明，明末清初性别关系因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城市印刷文化而具有一种显著的特性，曼素恩则认为：“随着清军入关和文化环境的转变，满洲统治的结果导致盛清时代的社会性别再次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复兴再定义了正妻在伦理关系中的地位，并使歌妓边缘化。清朝的政治家又通过他们对家庭经济中妇女工作的关怀扩大了这种效应。”*[美]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定宜庄、颜宜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9页。又可参看张德安书评《以两性的视角看历史——读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2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

日常生活中的科技、医疗与身体等视角，也可以进入社会性别研究。美国学者费侠莉(Charlotte Furth)1997年出版的《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从医学妇科入手探讨女性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把握医学，指出：“医学也揭示出它本身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并不受医生精英的支配，疾病的治疗也可以是一种家庭技能，也可以是文人的业余学问，甚至可以是一种低贱的手艺或者是一种仪式化的宗教活动。……在明代后期精英文化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医学体现在渗透权力的社会关系所形成的宇宙观和日常生活中，应用于人体内部功能主要通过符号和语言为公众所知的社会里。”认为“历史学家必须相信他们分析的文本只是过去的生活不完整的痕迹”，“疾病病原学的解释——无论致病环境的‘气’、行为举止、情绪，还是体力劳动的消耗——都是关注日常生活”*[美]费侠莉：《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甄橙主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页、12页、275页。。同年，美国学者白馥兰(Francesa Bray)出版《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一书，“导言”的副标题为“日常生活的结构：科技、妇女和文化史”，将科技、妇女和文化史在日常生活中打通的决心显而易见，开宗明义引用杰克·西门斯《科技史》所说：“我认为这是相当明确的：要理解不同于我们时代的人们的生活和日常行为，对于为其服务的科技的考量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们本身在很多方面形塑了生活的真正结构。”作者认为传统社会的日常物品这些有关过去时代的象征符号，破解的关键是身体性的，“身体的感受将把我们带回到它们所属于的那个世界——构成普通民众生活的劳作、制造和消费的日常生活世界”*[美]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江湄、邓京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该书具体探讨了建筑、妇女的工作、母亲身份的意义等问题。

从文化消费、艺术社会史的视角关注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也是欧美学界的特色之一。美国学者高居翰(James Cahill)1994年出版的《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一书，主要论述了画家的生计、画家画室、画家之手，详于对画家生计的探讨，具体考察了获取一幅画作的方式：委托和书信、中间人和代理人、市场和画室；买画付款的方式：现金支付与价格，礼物、服务和恩惠，盛情款待寓居画家，使人们进入文人艺术家的生活领域*[美]高居翰：《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杨贤宗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英国学者柯律格(Craig Clunas)2004年的著作《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探讨书画的礼物性质与社会交往，就文徵明的社交艺术深入研究，对于讨论文人的生存方式与艺术品的社会意义、生活意义，提供了一个研究范式。他注意书画作品制作时机与场合，在送礼的活动中找到之所以产生的根源。认为“日常生活中早已存在着一套言语与姿态的陈规，以界定种种收受的时机与场合。……将艺术作品视为需要解释的物品，而社交网络则成为至少可以提供部分解释的脉络及背景。”*[英]柯律格：《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刘宇珍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Ⅹ、ⅩⅤⅡ页。又，柯律格著有《长物志研究：近代早期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地位》(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1991)，是研究物质文化消费的重要学者。他关于明代士大夫艺术品趣味、时尚与“雅”“俗”社会阶层区隔意义的探讨，为人们探讨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的关系树立了楷模。旅美中国学者、波士顿大学教授白谦慎，以经历了明清易代之痛的遗民傅山为例，探讨了日常生活中的书法，具体来说就是：从傅山在晚明的生活考察建立文化声望，从傅山和戴廷拭考察维持生计的努力，傅山书法的不同用途，傅山的交往圈，应酬的策略，应酬和社会精英之间的互动*[美]白谦慎《白谦慎书法论文选》(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收录的一组“日常生活中的书法”论文。又，这些论著主要收录在此前出版的两部专书中：《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哈佛大学出版社2003年英文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中文版)。。

如同欧洲史学界，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也发生了“文化”转向，“历史学家并不满足于停留于在结构层次上看普通人的历史：他们希望能够理解普通人生活的文化意义”。城市社会文化备受关注，将城市与日常生活史联系起来，一些优秀的研究小中见大，“在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价值创造的同时不忘记他们所生存于其中的世界和塑造了他们的生活的大的历史变迁”*董玥主编：《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页、21页。。如叶文心(Wen-hsin Yeh)《时钟与院落：上海中国银行的权威结构分析》，探索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社会的时间感到现代社会的以时钟为准绳的整齐划一的生活与管理方式的转变，“却没有囿于对时钟和实践的文化象征意义的分析上，而是进入了现代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组织的根本问题”。再如葛以嘉(Joshua Goldstein)的《从茶园到剧场：作为社会文本的20世纪早期中国戏园》指出，在茶园和剧场这个微缩的世界里，在其空间安排和对观众行为的期待上，都表现出“从帝国转型到民族国家这个基本政治结构上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20世纪指导日常社会与政治实践的根本原则的变化”*董玥主编：《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粹》，第22页、23页。叶文心论文收入该书第265~290页，葛以嘉论文收入该书第291~328页。。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梅尔清(Tobie Myer-Fong)的新作《浩劫之后：太平天国战争与19世纪中国》从日常生活史角度研究太平天国战争，凸显了个人、社区、情感、体验、身体、记忆、意义等一系列与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的主题*张笑川：《日常生活史视野下的太平天国战争研究——评梅尔清〈浩劫之后：太平天国战争与19 世纪中国〉》，《清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150~156页。。

两位旅美中国大陆学者研究近现代中国日常生活史的专著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佐治亚理工大学历史系教授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99)*[美]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炼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参见貟喜红《“怀旧”之美：卢汉超的上海日常生活史研究》，《兰州学刊》2013年第3期，第32~35页。，论述了近代上海的社会状况，包括到上海去、人力车世界、逃离棚户区、小市民之家、石库门后等内容。美国的权威历史学刊物《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二十世纪初中国最伟大的城市内日常生活的一份巨细无遗、具有启蒙性的、令人读之津津有味的报告”。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笛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8)*[美]王笛著译：《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内容主要分为三部分：从闲茶、娱乐(戏曲与观众)、群体(阶级与性别)讨论茶馆与社会，从经营(小本生意的管理和竞争)、公会(周旋在行业与国家之间)、堂倌(艰难环境中的挣扎生存)论述茶馆与经济，从讲茶(超越国家的控制)、混乱(日常生活的冲突)、秩序(公共空间的政治)探讨茶馆与政治。目的在于揭示国家是怎样逐步深入和干涉人们的日常生活的。美国《商业史评论》评价该书：“这是王笛教授继《街头文化》(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之后的又一力作。作者把焦点放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茶馆，指出茶馆作为市民日常生活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在中国西南四川省首府是最为流行的大众消费场所，并产生了独特的商业和消费文化，以及充满斗争的公共领域。他利用大量的档案资料，以哈贝马斯的理论视野，将茶馆与全球的类似场所如咖啡厅、啤酒馆、酒馆等进行对照考察，实践了多学科和比较研究的路径。”

进入21世纪，我国台湾以中研院明清史为主的学者，将“日常生活”作为重点研究对象。2001年1月正式开始执行王汎森与李孝悌主持的三年期中研院主题研究计划“明清的社会与生活”。该计划陆续举办“中国的城市生活——十四至二十世纪”、“中国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过眼繁华——明清江南的生活与文化”三次国际研讨会。作为主题计划“明清的社会与生活”的成果之一，2005年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推出李孝悌主编《中国的城市生活》，收录13篇文章，分别从历史、艺术史、文学史的角度，对明清及民国初年的衣、食、住、行、娱乐、商旅、节庆、欲望、品位、文物、街道、建筑等物质文化进行了广泛的、实证性的研究，使读者对16世纪初叶之后因商品经济勃兴而造成的社会风气及物质生活的改变有了更丰富、更细微的了解。同年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0期也推出“明清社会与生活”专号，所收5篇论文涉及明代士人的习诗情缘与人生选择、天然冰与明清北京的社会生活、乾隆朝苏州城市图像、乾隆帝与姑苏繁华、清代士大夫的旅游活动等。2006年1月，李孝悌主持新的三年期中研院主题计划“明清城市文化与生活”，内容包括明清江南城市中的“时尚、豪宅、情色、节庆、寺院、感官之娱、城市文学”以及城市居民的“认同政治”与“工作习惯”变迁九个子计划。同年10月，举办“由帝制晚期到近代初期——江南的城市生活”国际研讨会。2007年12月举办了“进入中国城市：社会史与文化史的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述两项计划一定程度上受到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的启发*李孝悌：《 明清的社会生活与城市文化》，《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李孝悌：《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新课题》，收入许纪霖、刘擎编《丽娃河畔论思想：华东师范大学思与文讲座演讲集》第2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新世纪台湾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与物质文化研究的关联较为密切，邱澎生主张发挥二者的“辩证”效果，即“一方面讨论各项对象及其相关社会现象的物质文化演变内容，借以增进对日常生活结构演变与意义建构的理解；另一方面则同时努力‘发挥同理心’并带着批判性的现实关怀去探究日常生活的古今之变，进而凸显物质世界变动背后所黏着贴附的‘新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秩序’”*邱澎生：《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辩证》，《新史学》17卷4期，2006年12月，第14页。。

上述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胡晓真、王鸿泰编《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允晨文化出版社，2011)。该书收入12篇论文，以生活为主题，包含天子至庶民、生活与规范、生活与知识、生活与文化四个子题，代表四个不同层次或面向的生活史探索。

台湾学者主编的两本以“生活与文化”为主题的论文集，反映出其研究旨趣。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2005年推出“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第十分册《生活与文化》由蒲慕州主编。该书收录的15篇论文，涉及时代从周至明清，论题包括服饰、饮食、车驾制度、博戏、椅子与佛教流传的关系、元宵习俗、酒楼与茶馆、庆寿文化等，展示了作为史学研究新方向的生活史成果，台湾学者“重视生活情景背后的文化心态，设法从这一问题在时间中的发展看出文化性格的常与变, 并且设法与该社会的整体结构取得联系”*蒲慕州：《生活与文化》导言，“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5页。。邱仲麟主编《中国史新论：生活与文化分册》，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3年出版，所收九篇论文分别涉及中国古代平民生活(食物、居住、衣着、岁时行事及生命仪礼)、汉唐饮食与生态环境、中古道教科仪的宗教化、汉唐间的京城社会与士大夫文化、元代书院与士人文化、明清的士人生活与文人文化、明清的城市空间与城市化、明清的广告文化与城市消费风尚、晚明以来的西洋镜与视觉感官的开发。

台湾的明清日常生活史研究，在城市生活史、消费文化、旅游活动等方面表现突出。代表性的研究专著，以巫仁恕对于江南消费问题的探讨引人注目。他的《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研院·联经，2007)，提出明代江南消费社会说；他还就研究消费文化的方法、女性的消费文化进行了探讨*巫仁恕：《明清消费文化研究的新取径与新问题》，《新史学》17卷4期, 2006年；巫仁恕《奢侈的女人：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台北：三民书局，2005年。书评有汪荣祖《晚明消费革命之谜：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8期，2007年；王雨濛《晚明消费文化研究之新思路——评巫仁恕著〈品味奢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3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巫仁恕的新作《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中研院，2013)，以明代中叶至清中叶江南城市居民的休闲消费活动为研究核心，尝试将“空间”观念带入消费研究的领域，并且由城市空间出发，探讨明清城市内休闲消费活动如何改变了空间结构，进而分析现象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与权力纠结。

此外，其他历史时期日常生活的研究也渐趋兴盛，且有专书出版。如刘祥光《宋代日常生活里的卜算与鬼怪》(政治大学出版社，2013)论述了宋代算命文化的转折、风水文化的发展，风水释义，卜算书籍的流通，水陆法会、黄箓斋与送亡仪式的竞争，女鬼、情欲与男性的身体等问题，认为卜算是宋代上至皇帝任命官员，下至一心想发财的百姓与埋首啃书的读书人，都要借助算命的“全民运动”。吕芳上主编《蒋介石的日常生活》(政治大学出版社，2012)，作者多依据《蒋介石日记》探讨蒋介石日常生活中的诸多方面内容。

三、国外和台湾地区学者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启示

综上所述，日常生活史在欧美等地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也可以视为社会史或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作为方法论产生了重要的学术意义。纵观西方社会史学，早期的社会史研究重视结构问题，追求宏大叙事，日常生活史的出现既是为了使社会结构更加丰满，或者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础与制约力量受到重视*关于此点，笔者感到布罗代尔对于日常生活史的认识比较明显。，又是向独立学术领域的开拓，强调微观史学、借鉴社会—文化的人类学。诚如美国学者伊格尔斯所指出的：

随着对于把历史作为是一种统一的、从一个社会—政治中心出发的进程这种观点的批判，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学所赖以为基础的有关科学概念就受到了疑问。应该有另一种科学登场，它可以重建经验的质量方面的科学，以之代替把它的调查对象作为是客体并以抽象的理论在进行工作的那种科学。一种这样的科学就要求放弃“把自己的方法与逻辑强加之于研究对象”的理论。替代这一点的是它应该试图去重建“生活的非正式逻辑”。*[美]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续四)》，《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第152页。

基于这种转变而出现的日常生活史，具有自己的哲学基础，类似于“生活世界”的概念。针对人们大多把“生活世界”理解为直接存在于我们周围或者我们直接生活在其中的客观的日常生活世界，户晓辉认为这不仅隐含着对胡塞尔(E. Edmund Husserl)“生活世界”概念的误解，更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这一概念给当代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研究可能带来的重要革新作用。他在胡塞尔的意义上把“生活世界”理解为非现成的、非物的、纯粹主[直]观的意义世界，认为民俗学真正唯一的研究对象正是这一生活世界*户晓辉：《民俗与生活世界》，《文化遗产》2008年第1期；参看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20世纪西方哲学盛行“日常生活的批判”，日常生活史的兴起或许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刘怀玉：《列斐伏尔与20世纪西方的几种日常生活批判倾向》，《求是学刊》2003年第5期。关于“日常生活”理论的发展过程与流派，参见[英]本·海默尔著、王志宏译《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伊格尔斯认为，个人生活的研究，童年、两性关系、家庭、业余时间、死亡得到了重视，这在法国年鉴学派史学表现明显，《蒙塔尤》一书“就是对这种从宏观历史到微观历史和从结构到经验与生活方式过渡的一个例子”*[美]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续四)》，《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第153页。。他还指出，从《文明的进程》到《私人生活史》，都贯穿着西方历史演进“道德私人化”的基本思想。

由此可知，私人生活史与大历史的进程密切相关，可以上升至总体史。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指出：“对于‘总体史’——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日常生活史——的追求……把目光转向各种社会史主题似乎是很自然的，因为在这些主题的研究中，国家的概念用途不大。……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许更不容易衡量，但是它们也是全球史的重要内容，这要归功于年鉴学派的影响，同样也归功于诺伯特·埃利亚斯和米歇尔·福柯的影响。……早在大众消费市场——更不必说全球传播媒介了——形成前，那些惯常认为地方气息很浓的私人生活史，都有着重要的世界史维度。”*[美] 彭慕兰：《社会史与世界史：从日常生活到变化模式》，夏继果译，收入夏继果、[美]杰里·H·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8~274页。日常生活史不仅解释微观世界，也与宏观世界联系在一起。

如同前述德国史学家于尔根·科卡所说，西方20世纪90年代迅速崛起的文化史，取代日常生活史成为新的史学潮流。事实上，所谓新文化史相当程度上是以日常生活史为基础的，更准确地说，新文化史是从日常生活史生长出来的，并非对立而生。而日常生活史引起我国历史学界较大关注，则是近10年来的事情，比西方的新文化史还晚约10年。当前，我国学术界正流行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就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而言，融合、借鉴新文化史恰逢其时，可以产生直接进入学术前沿的学术潮流。如今的日常生活史，已与物质文化、社会性别、科技、医疗、身体、艺术诸史相融合，研究采用多种视角，成为跨学科的学问，而不仅是一般民俗事项层面上理解的所谓衣食住行问题。

欧美日常生活史学家尖锐批评社会科学史学“见物不见人”的特点，特别强调个人的作用。“日常生活史学家把历史沿革视为具体的个人或人群的行动结果，他们关注的重点不是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而是每个人、每个群体的价值观以及这些人们公开或掩盖、实施或抑制其愿望的方式，最终说明社会压力与刺激怎样转化为人们的意图、需求、焦虑与渴望，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同时是怎样接受和利用这个世界的。”他们还认为家庭成员、邻里乡亲、同事伙伴等“个人”，对于人的行为具有更为巨大和直接的影响，因此人际交往远比“结构”更能说明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历史上，只有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相互影响才是唯一的真实。日常生活史学家认为自己建构的社会模型比社会史学家所建的更加均衡而丰满，日常生活史代表着“新主观主义”*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第38~41页。。

面对海外日常生活史研究产生的一批优秀学术成果，晚起的中国日常生活史应当将中外日常生活史的比较研究作为自觉的行为。中国历史发展自成体系，自然与欧洲历史有共同性，不出人类社会历史的同一性发展，但是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只有比较才能发现同一性与独特性。中国历史自秦开始就是高度统一的帝国体制，宋以后新儒家的礼仪教化实践，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那么中国的“文明进程”中是否也存在着“道德私人化”的变化？如果存在，又与欧洲的有何差异？欧洲的“私人生活”是与“公共生活”相对的，西方的“公共领域”的发展变化带来近代社会的产生。表面来看，似乎是西方公私分立，中国公私相混，中国历史上公与私的生活以及二者的关系与西方究竟有何不同，看来真值得深入研究。

最后，笔者向那些将德语、法语以及英语等语种有关日常生活史的优秀著作译为中文的学者致敬！正是他们的辛勤劳动，为我们打开了了解海外学术界旖旎风光的窗口。学术研究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怀着开放心态，借鉴海外优秀学术成果，为我所用，创造出新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应当成为我们努力的目标。

责任编校：张朝胜

作者简介：常建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30007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0年度基金资助项目《明代日常生活》

中图分类号：K091;K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5)01-0015-11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5.0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