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帆

摘 要：本文将社会融合的衡量维度划分为社会制度、社会角色、社会资本和个体感知等四个维度，阐释各维度面向的社会融合问题及具体测量指标。社会制度下的社会融合研究关注社会系统和一般制度，以及集体意识下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规范，属于宏观层次。社会角色维度下的社会融合研究以个体承担社会角色的数量和状态反映社会融合，社会资本维度下的社会融合研究以社会关系和社会规范反映社会融合，感知融合维度以个体感知上的信任感、归属感和认同感等主观感受反映社会融合，以上三个维度的研究多属于中观和微观层次。

关键词：社会制度；社会角色；社会资本；感知融合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5）06-0113-08

一、引言

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与民主、平等、公平、包容、自由等诸多社会学核心概念相关联，是社会学的主要概念之一。社会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关键目标之一，社会融合应当尊重多元文化，减少歧视和贫穷，促进包容性发展，促进机会平等、团结和个体的安全感，促进全民参与，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和人权。[1]

19世纪末期，迪尔凯姆提出社会融合，回应欧洲完成由封建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后，社会系统运行和社会关系发展的新特征。20世纪，西方的社会融合研究主要关注：（1）全球化带来的不安全性问题。全球化一方面促进了经济交换和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世界经济融合和全球竞争也给世界人民带来了不安全和不平等等关乎融合的问题。（2）边缘化与认同的缺失问题，特别是由迁移产生的移民边缘化以及认同障碍问题。（3）政治组织的代表性与责任问题。由于快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各国的政治组织愈发注重短期效应，对长远意义下的政治民主、组织的代表性和责任有所忽视，从而引发公众对社会公平、平等的质疑。[1] 21世纪，社会融合研究又提出了多种空间和场域的融合问题，以及社会参与与社会融合问题等。[2]可见，社会融合研究始终面向亟待解决的融合问题。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研究形成了社会融合的多个衡量维度，这是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相异的现实问题，社会融合关注的重点必然有所不同。本文关注已有研究是如何衡量社会融合这个宏大概念的。通过对社会融合研究进行梳理，将社会融合的衡量维度划分为社会制度、社会角色、社会资本和感知融合四个维度，并阐释不同衡量维度下的社会融合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

二、社会制度维度下社会融合的衡量

社会制度是指广义的、人类行为的规范体系，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制度的总称。早期社会制度维度下的社会融合研究是宏观和抽象的。迪尔凯姆最初提到的社会融合有两方面意涵：一是指向社会纽带，二是指向社会一体化程度，这构成了社会融合研究最初的维度和视角。19世纪末期，迪尔凯姆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到，社会团结是建立在共同情感、道德、信仰或价值观的基础上，个体与个体间、个体与群体间、群体与群体间以结合或吸引为特征的联系状态，或者说是一种社会成员共同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集体良知。迪尔凯姆对社会团结或者说是社会融合的理解产生于欧洲由封建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之后。在工业社会发展和现代性驱使下，高度同质化的集体意识转变为分工、协调、合作的个体意识，社会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化。[3]这里的社会融合显然与欧洲社会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有关。

迪尔凯姆也曾通过自杀现象的解释逻辑阐释社会融合，尽管他最初使用的是社会整合（social cohesion）的概念。他认为，社会整合能力和集体力量薄弱、个人与社会疏离会提高利己主义自杀率，而社会整合和集体力量过于强烈、个人权利和利益受到压抑，会导致利他主义自杀率有所上升，“利己主义自杀的根源，是社会在各方面整合不足，难以使成员从属于它”。[4]此处的社会整合或社会融合指向社会的一体化程度，特别指道德结构中的集体力量，例如宗教即是一种多数原始部落向成员灌输共享价值观和集体认同的强大整合力量。[5]

无论是社会联结纽带的解释，还是社会一体化程度的解释，都体现出迪尔凯姆将社会融合视为连贯的、联结的、整合的社会系统的特征，视为一种集体意识下的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因此是宏观的社会制度维度的理解。社会系统的整合程度和黏合程度、社会意识的同质化和统一化程度成为社会融合的表征。

迪尔凯姆这种系统观点为后续默顿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信息，后者建构了社会系统中的宏大理论。[6]结构功能主义者对迪尔凯姆的社会融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表现在他们持续地关注社会中的整合力量，强调社会系统间的依赖性和平衡。[5]例如，在帕森斯提出的著名的“模式维持—张力控制”社会系统模型中，融合就是四功能范式的核心，认为社会系统需要对系统内不同行动者或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调整和控制，才能够防止冲突局面。[7]科塞也提到社会冲突是社会的“安全阀”，能够起到促进社会稳定、社会整合和社会和谐的功能。[8]

总体而言，社会制度与价值维度下的社会融合研究往往以社会结构的总体特征和社会制度的一般本质为研究对象，最终将社会融合落实到社会系统、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整合协调运行之上。社会整合被明确地定义为群体或社会的属性，即使采用微观和个体水平的数据，目的也在于对汇总个体信息以描述团体、区域、社区和社会的总体特征。

社会制度维度下的社会融合的衡量在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特点，是渐趋向关注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迪尔凯姆及结构功能主义者的社会融合概念并未过多强调社会平等、公平和正义等问题，而是关注宏观意义上社会系统的协调运行。随着研究视角的不断拓展，社会融合越来越关注社会制度的包容性，关注社会公平和正义，关注弱势群体和主流群体获取资源的机会和能力的差距。社会融合也逐渐成为政治游戏下一个灵活的、混合的心理建构，以适应政治行动的诉求。[9]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维度下的社会融合，其政治意味不言而喻，正是由于这种政治意味，社会融合概念广泛应用于公共政策研究，面向国家政策和管理中的社会问题。

社会制度维度下的社会融合的衡量第二个特点，是关注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领域，而较少关注经济领域。经济因素被认为是社会融合的决定因素之一，但未成为社会融合的衡量维度。[10]一项研究指出，社会融合应被限定于社会结构整合和文化整合领域，其中结构性社会融合主要研究少数族群的社会分层，包含教育、劳动力市场、收入、居住和政治权利的分层；社会—文化融合主要研究社会中的少数族群是如何区分自身和他人，涉及社会资本、语言使用、价值和规范，以及认同等方面，[11]而不应包含经济融合的问题（图1）。

社会制度维度下社会融合衡量的具体指标也较为宏观和宽泛，例如Jenson[12]将社会融合的指标分类为5个方面：社会中的归属和隔离状况（例如共同价值观和社区归属感）、纳入和排除状况（例如能否共享市场，是否拥有平等进入经济领域的机会）、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状况（例如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主动性）、接受和排斥状况（例如文化的多元化和对差异的宽容性）以及合法性和不合法性状况（例如公众和私人机构是否能够充分代表人民的利益）。

Bernard[9]进一步将社会融合的衡量指标划分为两个层面的六种关系形式，第一个层面指向人类活动的领域，包括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第二个层面区分了社会关系，包含正式关系（研究者定义为社会价值或社会态度上产生的关系）和实质关系（研究者定义为可观察到的行为或实践上产生的关系）。Bernard将社会融合中的六种关系纳入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三个领域（见表1），指标涵盖广泛，对公平、平等和社会正义的关注显而易见。

三、社会角色维度下社会融合的衡量

社会角色的维度主要以社会角色的数量反映个体社会融合的状况。20世纪30年代，在社会中，个体承担着如父母、夫妻、老师与学生等角色，每种角色有着不同的行为模式、角色规范和义务需求。米德就认为角色指人们的交往中可以预见的互动行为模式，[13]林顿则认为角色是“在任何特定场合作为文化构成部分提供给行为者的一组规范”。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人们具有交流、互惠的责任，社会角色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人们进行着模式化的具有特征的社会行为，社会参与者拥有一定的角色认同，并且在交往过程中按照已有的“剧本”进行角色的表演，或存在固有的、角色表演者应当遵循的行为期待。[14]

以社会角色衡量社会融合主要是社会角色理论发展迅速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当时，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不同角色的角色特点不同，个体承担的角色越多，角色之间的冲突越大，越易造成角色紧张和角色过载，不利于个体的社会融合。[15]另一种被更多学者所接受的观点认为，承担多种角色具有累积优势，能够提升个体的安全感、存在感、社会地位和自尊心，对个人的财富、声誉和树立良好个人形象有所帮助，[16]对个人的益处远远超过角色紧张带来的负担，[17]这种理论又被称为“角色累积理论”。在角色累积理论下，个体承担的社会角色越多，表明个体具备更好地满足角色期待、完成角色表演的能力，意味着个体更易得到他人的认可，也意味着个体更好地融入社会。总体来说，第二种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是较为主流的观点，个体承担社会角色的数量成为社会融合和社会隔离的重要标识。[18]

社会角色的数量之所以成为社会融合的具体衡量标准，一方面在于社会角色的多寡能够反映个体满足角色期待的能力和程度，理解社会角色模式能够更为有效的提供个体社会融合所需的支持。另一方面社会角色能够反映个体在社会当中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能够呈现个体的认同感、安全感、存在感等方面的线索。

社会角色可以作为社会融合的衡量维度，但是，了解社会角色与社会融合的内在机制可能需要透过社会角色观察个体的行为参与与情感认知，具有一定的间接性。有观点认为，社会角色视角仅适用于初期的社会融合研究，[18]因为随着社会融合研究不断深入，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在社会角色下个体的参与行为或认知感受，社会角色视角将与后文叙述的社会资本和感知融合维度逐渐走向结合，否则社会融合研究会仅仅停留在概念的层次。社会角色维度是社会融合研究逐步从宏观走向中观和微观层次的过程中形成的。

四、社会资本维度下的社会融合的衡量

Biggs认为，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以来产生了社会融合研究的“再发现”。[19] “再发现”是指一系列社会学家特别是普特南提出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理论，以及Sampson和Raudenbush[20]提出的集体效能理论。

社会资本是个体之间的联系和社会网络，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互惠和信赖的价值规范。[21]社会资本提供潜在支持，社会网络促进互动、互助和支持，建立交往、接触和关系，能够促进个体间和群体间的合作和融合。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对当代社会融合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社会融合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个体间的社会资本和情感依附，[19]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成为测量社会融合的重要维度。[11][ 22]

目前，关于社会资本作为社会融合的衡量维度的问题，学界主要的观点有两个，第一，社会资本是自区域层面的融合向社会层面的融合的基础，第二，社会资本并无社会融合层面的溢出效应。[22]第一种关系模型被称为优势模型。[23]例如，Zetter[24]认为，社会资本对社会融合的积极作用表现在拥有社会资本能够减少社会排斥、强化对多种文化的认同、调整社会需求、促进社会活动参与、建立认同、与控制公共资源的力量进行博弈和挑战文化惯习、促进团结。社会资本能够激发自愿组织的产生，加强族群间的信任，促进社会的平等和多民族的融合。[25]另一些研究者则支持社会资本与社会融合的第二种关系模式，认为社会资本对社会层面的融合并没有表现出积极的溢出效应。[23]例如，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导致社会和种族不平等的结果，而不是解决不平等的方法。社会资本是个体由于拥有某种成员资格，或者与某个特殊群体有所关联而产生的一种资源，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一样为可替代资源。社会资本根植于经济资本，与其他资本形式共同作用于个体的社会流动，再生产社会的不平等。社会资本的缺失使弱势群体或少数群体失去了融入主流社会的渠道，因此非但不利于社会融合，反而导致了社会分化。这种观点是对社会资本和社会融合的优势模式的一种挑战。两种观点的分歧，也意味着社会资本在作为社会融合衡量维度时，同样是有差异的。

社会资本维度下社会融合的具体测量指标与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有很大的相似性。伯特认为关系的强弱和网络的密度、网络同质性可以直接反映出个体社会融合的程度。[26] Granovetter和Putnam认为“桥”型社会资本（或连接性社会资本，异质性的连带）相比于“结点”型社会资本（或黏合性社会资本，同质性的连带）更有助于向群体外部的融合。因为异质性的连带关注以共同兴趣为基础自愿组织和横向联系，超越种族、宗教和社会经济地位等异质性差异，对社会融合也更加有效。而黏合性资本更易创造组织内部的忠诚感，也会导致成员对外部的敌意，[27]可能会导致社会隔离现象的产生。社会资本维度下的社会融合研究可能考察Putnam所说的合作性和支持性关系和社会连带，布迪厄所说的熟人的制度化关系组成的社会网络，科尔曼所说的“可能产生于任何由网络关系、相互关系、信任和社会规范产生的个体或集体行为”，伯特所说的透过人际（朋友、同事、一般的接触）间的镶嵌关系，这些都表明，研究者认为人际间的互动形式、规范社会行为的准则、网络资源等是衡量个体融合程度的重要方面。[28]

此外，集体效能理论也与社会融合有很大关联。该理论认为，融合程度较高的集体能够在无形中规范社区中的失范行为。[20]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融合并非以密集程度、亲密程度或情感连带为特征，而是基于社区成员之间的工作信任、共同居住和共同行动。[29]社会融合以互动、信任和社会资本为基础，但是社会融合和集体的社会控制并非基于个体间的亲密关系，而是以一种“超越了个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的集体效能形式。

集体效能理论与社会资本促进社会融合的理论有重要区别，一方面集体效能理论将共同行动和共同期望解释为社会融合的纽带，另一方面集体效能理论解释了社交网络能够促进集体效能，但不能达到社会控制的悖论。这种对社会融合的理解更能够反映正在转变的现代城市生活景观，即一个融合的社区中，可能人们并不要求“邻居或警察是我的朋友”，而是通过集体间的工作信赖和社会互动就能够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具体而言，集体效能理论认为，社区自愿组织增多，能够产生自身的策略网络，进而能够治理社区中的不平等或其他不良社会行为，因此社会融合的标志并不取决于亲密程度和情感连带。集体效能理论下社会融合的衡量显然更重视社区的组织性和功能性，这与社会资本理论显著不同。[29]本文将集体效能的维度归为社会资本的维度，因为这二者在测量的过程中，极大地关注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

五、感知融合维度下的社会融合的衡量

个体基于自身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基于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而建立的对他人的信任感、对群体认同感和归属感属于感知融合（perceived integration）的维度。相对而言，社会资本维度下的社会融合更关注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而感知融合关注个体的主观态度和主观感受，反映个体的心理健康和幸福。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就有许多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认为，相比于隔离和孤单的人，广泛参与社区和社会生活的人精神状况显著的良好，[30]社会融合有利于社会压力的缓解。[30][31][32]以下就感知融合中最重要的两个指标：信任感和认同感进行讨论。

信任感之所以成为社会融合的指标之一，是由于信任感在社会学研究中被看作一种人际关系的特质、人们活动的社会领域的特征或个体在行动中利用的文化资源，[33]信任的建立过程是一个与他人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的过程，也正是一个社会融合的过程。信任分为认知性信任和情感性信任，认知型信任基于对能力和责任的判断。例如，个人对管理者和同事的能力的信任，对组织公平性、激励和支持的信任属于认知性信任，[34]而情感性信任形成的基础在于个体间的熟悉程度、共同的经历、坦白的相互接触、承诺的实现和对弱势群体的一种无剥削状态。[35] “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①[36][37]和“互惠利他主义”（The Reciprocity Altruism）②[38]是关于信任建立过程的较为传统的解释，可见，信任本身是一个群体的属性而非个人的属性。

由于信任是感知融合的重要方面，信任的衡量指标往往会成为感知融合的衡量指标（见表2）。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信任感与感知融合并不一定呈现线性的相关关系。信任度越强，融合程度越高的论断显然是不成立的，因为感知融合是多种主观感受相结合下的一种个体状态，例如学生对老师存在较强的情感性信任，但二者并不一定处于较好的融合状态。

认同感，即个体判断自身从属于某个群体的认知，则更为贴切地表现出个体的感知融合。布劳[40]很早就认为个体向群体的融合取决于个体对他人的吸引力。当个体对他人产生足够的吸引力时，群体会降低对个体的防御倾向，进而接纳个体。Wilton[41]则认为在“背景、身份、声誉的共同作用下，个体倾向于排除他者，保持自身空间的边界”，以避免“个人和集体的身份受到威胁”，因此，减少群体对外来个体的排斥能够促进个体的社会融合。其实无论是吸引力还是威胁感，都反映着个体的认同感。

20世纪70年代末Tajfel和Turner共同发展的社会认同理论（SIT）认为个体向群体融入的过程基于个体的社会分类和认同。[42][43] SIT的建立依据社会分类、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的原则，试图为群体偏爱和内外群体的区分、群体间流动和社会竞争提供解释。[44]在对族群之间的分类、认同、流动等行为进行分析后，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基于分类和认同的认知归属于或融入特定群体，而群体内的成员具有“共享的自我认同”。认同感是个体感知融合的最重要标志。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局限于主观感知的层面，社会认同理论也进而为个体融入和流出群体的行为提供了有力的解释框架。[45]个体有从属于某个群体的认知，群体成员具有共享的自我认同，组群才能够达到融合一致。当组群间的界限十分明显时，出于积极的组内认同，个体倾向于凸显组内成员的共性，并产生对这种共性的偏好。比如，当社会成员处于社会地位较低的社会组群时，个体会采取一系列措施，如与其他社会地位更低的组群进行社会比较，宣扬自身所处组群中的相对优势，忽略相对劣势来建立良好的社会认同，也可能采取离开当前的组群或者致力于改变当前的社会地位等行为。[45]

社会认同为个体归属于或离开某一群体，即融合的产生和消逝提供了解释。“群体融合、群体极化和集体行为是社会认同方法研究的重要课题，社会认同方法关注个人和社会群体的集体主义的重建”。[46]个体会肯定组群内部的态度、信念、价值、情感表达、谈话形式和行为方式，社会分类理论展现了个体对群体认同、向群体融合的变化状态。从认同感衡量感知融合，个体的自我分类、对群体的评价、群体成员的重要性、对群体成员的依恋、和群体成员的交互感、社会嵌入性、行为参与，以及其他构成群体认同内容和意义的元素等均成为感知融合的重要指标。[47]

信任感和认同感是感知融合的衡量指标，基本可以划归为感知融合的一部分。并且，在考虑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时，影响信任感和认同感的因素不可避免地被纳入研究中来。社会认同的维度解释了群体成员具备群体分类和归属的知觉，[48]在社会融合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49]社会认同方法强调个体认知和感知对行为的影响，对解释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的融合行为十分有效，社会融合的众多方面如民族优越感、规范行为、组群内信任、成员间尊重、群体依恋和团体分化等，都可以基于个体的自我分类和认同而理解。[49]虽然个体由于不同的情境和组群关系会表现出混合行为，但是分析自我分类和认同无疑是理解社会融合的前提。

六、结论与讨论

从对社会融合的社会制度、社会角色、社会资本和个体感知等四个衡量维度的讨论中可以看出，社会制度维度下的社会融合源于对社会一般制度和结构安排的关注。迪尔凯姆提出的社会整合概念指向社会一体化程度和社会纽带，后续结构功能主义者的社会融合研究关注共同价值观、符号和礼仪基础上的普遍的国家认同，[23]强调系统整体的依赖性和平衡。[5]社会制度维度下的社会融合研究的第一个特点是关注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关注弱势群体和少数族群向主流群体融入的过程；第二个特点是社会融合研究排除经济因素而更加关注结构和社会文化因素。

社会角色维度下的社会融合研究将个体的社会角色数量作为融合程度的重要标志。社会资本维度下的社会融合研究通过测量个体社会参与形成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感知融合维度下的社会融合研究偏重测量个体的态度和感知，包括个体对他人或群体的信任感、归属感和认同感等。社会角色维度下，衡量社会角色的数量基于对社会融合较为简单和直观的理解，难以呈现融合的机制和过程，也难以形成稳定的测量指标。随着对社会角色的理解不断加深，在社会角色下的行为和感知的指标更加具体化的反映社会融合，进而产生社会参与视角和感知融合视角下的社会融合研究。社会融合的衡量从社会制度的维度，到社会角色、社会资本和感知融合的维度，经历了一个由宏观走向微观的过程。

综合看来，社会融合的四个衡量维度共同关注以下内容：一是社会子系统和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二是社会融合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三是个体融入主流群体或主流体制的过程及表现。社会融合研究自19世纪产生发展至今，概括而言具有以下特点：（1）社会融合具有群体和社会的属性，而不仅仅是个体的属性。（2）社会融合关注个体间，个体和团体、组织间以及个体和社会、国家间的关系。（3）社会融合概念具有多维性，首先表现在它连通了不同的生活领域（如连通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其次它涵盖了主观陈述（态度）及行为结果（参与）等不同层面。（4）社会融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内部的各部分间存在张力。这些特点反映出社会融合的衡量维度不断演变，理论发展呈现一个非线性的样态。

社会融合的衡量往往侧重于以上某一维度或是多种维度的综合。社会融合可以表现在人际吸引、个体间紧密结合关系的建立和成员间积极友好的态度，[50]表现在友情连带、集体依赖和对社会活动的参与，[51]也极大地表现在群体成员之间的信任、[52]场所依恋和对群体的忠诚。[22]即使通过对理论和文献的梳理明确了社会融合的衡量维度，不同维度下的社会融合研究仍面临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例如，感知融合视角下的许多研究表明，相比于隔离和孤单的人，广泛参与社区和社会生活的人精神状况显著的良好，[30]融合有利于社会压力的缓解，[30][31][32]但是，社会资本维度下的一些研究指出，由区域性的融合而带来的成员对小群体的忠诚可能会与更大范围的融合发生抵触，地区性的融合不利于更高层次的社会性的融合，反而会导致社会隔离。[22]这种看似矛盾的观点，实际上反映出社会融合的衡量方法仍有待进一步发展。

注释：

①社会交换理论有益于解释经济交易之外、基于双方长期互惠往来产生的信任行为。人们对于交换行为存在善意期待，当令人满意的交换行为产生时，信心得到证实，信任感因而产生。在后续行为中，人们倾向于向信赖的人寻求和提供帮助以降低交易成本，信任感也逐渐巩固。

②信任感存在的必要条件是长期或不可预期终点的互惠关系，需要个体在长期交互中采取“简单互惠策略”或称为“善意策略”。这种策略需要：（a） 在第一步时展示善意与合作，（b） 在其后的过程中根据对方以前的行为而行动。在多次社会交换中，基于信任感，双向求助连带得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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