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令志

内容提要：清代接待外国、藩属国来使的机构，是礼部和理藩院、内务府，此与以往各代皆以礼部执掌有不同之处。清朝接待前来朝贡之藩属，系分为“汉文化圈”和“非汉文化圈”两部分，接待朝鲜、安南、琉球等汉文化圈的朝贡者，具体由礼部负责，委派汉大臣接待，而对“非汉文化圈”的来使，如蒙、藏地区或俄罗斯等国外使者，则由理藩院、内务府负责，选派满蒙大臣接待。此情况直至近代，才在接待国外使者方面有所更张。目前学界研究清代宗藩体制、朝贡体制的学者，多侧重礼部接待使者方面，而忽略了理藩院、内务府接待使者的研究，或囿于理藩院、内务府接待使者的资料，基本为满文档案所致。然有清一代，理藩院和内务府接待使者次数，却远远超过礼部，其作用和影响，亦为礼部之接待“汉文化圈”者所不及，故理藩院、内务府接待“非汉文化圈”之来使问题值得系统研究。

中国号称礼义之邦，以重礼尚义著称，尤其注重各种礼仪。自周代以来，就制定出一套完备的礼仪制度，其中接待外藩、外国来使之礼仪，几经完善，一直延续到清后期，在西洋船坚炮利的威逼下方有所改变。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皆以天下正统和天朝上国自居，对外国来使，首先要求其必须承认并尊奉其为“天朝上国”或“天下共主”，遵行体现宗藩关系的三跪九叩觐见之礼，方允许往来并商谈有关事宜，否则来使不予接待甚至被驱逐，乾隆、嘉庆年间英国马嘎尔尼、阿美士德两次来使，因觐见礼仪问题，导致出使失败，即为典型例证。

综合东亚各国或民族间的交往历史，可以看到因为觐见礼而导致出使失败的事例极为罕见，表明各民族、各国之间，都可以接受彼此的觐见之礼，而使彼此之使者可以频繁往来。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代君主在接待来使方面所体现出的正统与闰位、中华与外夷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所以在接待使者过程中，处处体现出泱泱大国、礼义之邦的天朝上国教化夷狄、怀柔抚远、皇恩浩荡之气势。往来于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使者，根据出使目的可分为朝贡使、谈判使、贸易使、递信使、熬茶使等等，但在中国的官书中，皆将其称谓朝贡使，甚至在《明实录》中，将瓦剌往返商谈归还明英宗的使节，也称为朝贡使之无稽之谈，治史者在引用时应该对此类史料详细甄别。

清朝入关后，满族统治者很快摈弃了满洲人传统的觐见礼仪，而继承并完善了中国传统的接待使者的礼仪，并形成了一套接待外藩、属国使者的礼仪制度，其中在优礼使者、厚往薄来方面尤为完备。乾隆朝之前，准噶尔部之巴图尔浑台吉、僧格、噶尔丹、策旺阿拉布坦等曾遣使到北京40余次①详见张双智《清代朝觐制度研究》（学苑出版社，2010年）中之相关表格。，遣使目的不尽相同，主要为商议通好、要求贸易、避免征战、议和定边等事务。

无论是何目的之准噶尔汗国来使，清朝都是以礼相待的，但如何接待准噶尔使者及清朝接待准噶尔使者的礼仪等问题，在《清实录》及部分方略中，虽有一些记载，但过于零散和简略，而《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下文简称《使者档》）所录有关接待使者的上谕、奏折、仪注、记注、咨文、呈文等，可谓清代接待使者的最完善的史料。兹以《使者档》为中心，对接待准噶尔使者的各类事宜进行综合研究，从中可以窥见清代对准噶尔汗国的政策变化及接待使者之礼仪等问题。另外，《使者档》中记载的清朝接待准噶尔使者之礼仪基本是沿袭前代的，因而根据《使者档》研究乾隆年间接待准噶尔使者的礼仪，亦可追溯前代接待使者之礼仪问题，从中探知清朝接待外藩使者之政策。

一、迎送使者

在乾隆朝以前，西北蒙古地区前往北京或北京派往西北蒙古地区的使者，基本是出张家口至呼和浩特，进入草原后自己解决食宿，由向导引领经喀尔喀至巴里坤出境，再前往所至地点，这条线路称为北路，距离较近，且可随行随牧，适合携带大量牲畜的商队行走。在乾隆初年，为了防止准噶尔使团滋扰地方，刺探消息，禁止准噶尔使者行走北路，规定其往返必须走南路，即从哈密入境，入嘉峪关后，奔肃州、宁夏、大同前往北京，归途亦然。沿途可利用驿站，由清朝解决各地所有食宿及畜力，虽然路途稍远，但比较安全舒适。

乾隆三年正月至京的达什、博济尔使团，是随清朝的使者从北路前来的，为了迎接该使团，清朝需“沿途轮派官四员、兵丁六十名随护。俟骑驮马驼至张家口，已奏准交付总管久霍托，相应俟使臣等至张家口，前来京城之时，俟伴送来京之章京等，仍准乘驿，驿马如若不敷，可将附近马匹酌情调用。携至其货物时，交付口北道员，雇车运至，所用银两报部。咨文直隶总督，将自张家口至京城，沿途如何轮派绿旗官四员、兵丁六十名护送之处，视伴送前来章京等之吩咐遵行。使臣等行经地方墩台汛地之兵丁，须整治齐整之处，由直隶总督仍照旧例转饬地方官员，咨文备办”。②乾隆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备办使臣等由张家口至京事宜折》。按：本文所引档案，除特别注明出处者外，均引自《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从中可以得知，使者走北路，清朝需轮流派4名官员、60名绿营兵护送，到张家口后要为其备换马匹、骆驼，将使者之马匹、骆驼在口外牧放，似返回时换回。使者等由此乘驿马前往，驿马不足，便调用附近马匹，而其所携商品等，则交付口北道雇车运至京城，车价报户部报销；直隶总督转饬沿途地方官员整治墩台、汛地兵丁，并备好护送官员即绿旗兵丁，听候伴送使者之官员吩咐。虽然方便了使者，但给清朝带来沉重负担，且在草原行走，随行随牧，难免与喀尔喀及漠南牧民接触，日久必有摩擦之嫌，且为防止准噶尔沿途打探消息，清朝规定准噶尔使团及贸易商队，不准走北路，必须走南路。噶尔丹策零在奏表中曾多次恳请允许其商队、使团行走北路，但均被清朝回绝。

在策旺阿拉布坦时期，其所派使者既开始行走南路，噶尔丹策零即位后，其所派使团也以走南路为主。走南路虽然绕行，但对清朝而言却省却了很多麻烦和靡费。

走南路的使者到哈密后，与安西提督等官员接洽，商谈前往北京事宜。安西提督驰驿将使团人数、正副使臣、所携方物、货物数量及奏表主要内容等奏报，同时特派郎中、员外郎、主事级官员一名，携一名笔帖式、数名通事兵，带领使团前往肃州、北京。沿途轮流由各处汛地出数名绿营兵护送。

使团到肃州后，将所携牲畜等主要货物留下，并留所带数名跟役于肃州贸易，该跟役等待使臣等从北京返回肃州后，一起返回。陪伴官员将使团于肃州贸易之事，交付肃州地方官员照管，旋即带使者等前往北京。

陪伴官员及笔帖式等除照顾使者住宿、饮食，保护好使者所携物品外，还要随时奏报使者行程、言语、抵京日期等项。直至将使者平安伴送至京城，交付与钦命之陪同大臣或照看官员，其护送使者来京之使命完成。

使者等返回时，若无特殊情况，仍由伴送前来之官员、笔帖式、通事兵等护送使臣等沿原路返回。清朝对伴送官员、笔帖式及护送通事等均按例赏赐，但每次需由军机处奏请后发放，在《使者档》中保留了许多依例赏赐陪伴官员的奏折，如有关吹纳木喀前两次前来的伴送官员的赏赐，即有“去年，吹纳木喀等返回时，曾赏派往伴送郎中阿拉布坦银二百两。此次，护送吹纳木喀等前来之员外郎僧保、笔帖式萨音查克，仍派往伴送吹纳木喀等返回，相应赏员外郎僧保银二百两、笔帖式萨音查克银一百两。”①乾隆元年二月初七日《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依例赏赐伴送官员银两片》。之记载，可知对陪伴官员赏银200两、笔帖式100两。检索历次赏赐皆此标准。但对通事的赏赐稍有变化，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奏请赏赐通事兵的奏片为：“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自肃州起程来京时，由刘于义处派三名绿旗兵，作为通事随之而来。吹纳木喀等返回时，彼等将随使臣等返回肃州。相应拟恩赏此三名兵丁每人凉帽一顶、绸衣一套、银五十两遣往。”②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九日《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赐三名通事衣帽等项片》。即当时除赏银50两外，另赏衣帽。而此后对通事兵仅赏银50两。③详见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赐伴送使臣章京等银两片》；乾隆十一年三月十九日《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赏赐伴送使臣返回官员银两片》等。这些赏赐物品及银两,“亦依前例，自广储司支取赏予”，④乾隆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大学士来保奏闻使臣还京及备办所需赏赐物品之项折》。可知赏赐物品均出自内务府广储司，即皇家内帑，而非国库。

在往返伴送使臣过程中，一旦出现特殊情况，伴送官员要迅速奏报，并随机处理，如若有使臣、跟役等生病，要迅速奏报并延医诊治。而出现使臣或跟役出痘时，必须将出痘者与其他成员隔离，一般由伴送官员陪伴使臣等先行，而伴送之笔帖式则负责照顾生病人员。若有病故者，则按使臣要求处理后事，并详细奏报于军机处。另外，遇有紧急情况需使臣先行时，则由伴送官员陪使臣前往，笔帖式留后缓行，照顾进献之马匹和货物等。

总之，综合历次行走南路的来使往返情况来看，所有伴送官员等兢兢业业，对使臣等悉心照顾，在往返的伴送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而令使臣等非常满意。因此，行走南路虽然绕远，但除此之外，利大于弊。

二、接待礼仪

接到准噶尔来使入边并前往北京的消息后，军机处即奏请安排此次来使之接待事宜，包括安排使者食宿、请旨钦定陪同大臣和列班大臣及照看使者之章京、进呈奏表方物仪注、朝觐仪注、筵宴仪注、使者礼佛事宜、赏赐事宜、辞行仪注等，事无巨细，均缮折片请旨，由乾隆皇帝钦定，足见清朝对准噶尔问题之重视，亦可窥知清代皇权集中之政体下机构运转情况以及清代各民族官员政务分工等问题。

每次准噶尔使者进京前，军机处均请旨钦定接待本次使团之照看官员，陪同大臣及议事大臣等。

1.照看官员

接待每个使团，先钦定照看官员。其任务是负责使团在京期间的一切繁杂事务，包括前往清河迎接、引领使臣进京、照顾使团成员饮食起居、带领使团前往觐见、筵宴、辞行场所等，若使团成员生病，则由照看官员汇报奏请派御医诊治。这些照看使团的官员，虽然级别不高，但均由军机大臣奏请，由皇帝钦定。如接待乾隆三年进京之达什使团时，军机处奏请：

伏查，先前准噶尔使臣等至，曾派内务府郎中桑格、理藩院郎中阿拉布坦、员外郎达桑阿照看。今达桑阿病故，阿拉布坦奉差在外，故此次拟俟准噶尔使臣达什等至，仍派总管内府六库郎中桑格，及另派理藩院员外郎黑塞、扎什照看。①乾隆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指派照看使臣等之官员片》。

照看乾隆十一年哈柳使团的官员为：

照看使臣等，拟派内护军统领庆纳及派往迎接使臣之理藩院员外郎甘布、伴送使臣前来郎中伯达色”②乾隆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指派议事大臣等片》。

乾隆十五年三月照看尼玛使团的官员为：

照看使臣等，拟派理藩院主事伊兴阿、伴送使臣前来之主事诺木浑。庆恩现在静宜园工程处，不得空闲，此缺拟派堂郎中觉世奇。”③乾隆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指派议事大臣及陪同官员片》。

由上述资料可知，钦定照看使臣之官员均由内务府、理藩院的堂郎中、郎中、员外中选任，后几次偶派主事司其职，但为首者仍为郎中。分别由理藩院出两名、总管内务府出一名。多数从在京官员内选用，偶有复派自哈密伴送前来之官员担任者，如乾隆十一年之伯达色、乾隆十五年之诺木浑，乃因其沿途出色陪伴使臣，或因精通语言之故，到京后仍令其担任照看官员。而伯达色、诺木浑，分别为理藩院驻哈密办理回众事务员外郎和主事，属于理藩院的官员。接待使者费用，一般出自总管内务府，由一名内务府郎中负责照看使团，可在饮食起居各方面均利于操办。而所选的两名理藩院官员，虽然难以考证其是否是蒙古人，但其精通蒙古语和满语乃为必备之条件，其除照顾使团成员起居之任务外，另有监视使团之职能，要随时禀报使者之言行。

2.陪同议事大臣

陪同大臣、议事大臣级别较高，一般由尚书、侍郎担任，职责是负责此次使团的总体接待事宜，另要陪同、引领使臣觐见、筵宴、礼佛、辞行并商谈使臣所奏请之事等，对使团所有问题及谈判情况、使者言行等均需随时具奏，其中必须有精通蒙古语之大臣。

每次使者进京前，军机处都要奏请钦定陪同、议事大臣，如乾隆十一年三月哈柳使团到北京前，军机处具奏：

前年与使臣图尔都议事时，曾钦差尚书海望、班第、那延泰，侍郎阿克敦；派内务府官员一名、理藩院官员二名照看；派尚书海望、那延泰总理照料事宜。去年与使臣哈柳议事时，因尚书那延泰患病，曾钦差侍郎玉保，并增派尚书班第总理照料事宜。今与前来之使臣哈柳等议事时，拟仍派海望、班第、那延泰、阿克敦。……总理照料，拟仍派海望、那延泰。①乾隆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指派议事大臣等片》。

乾隆十二年哈柳使团进京前，军机处奏请：

本年三月，为与使臣哈柳等议事，曾钦派尚书海望、班第、那延泰、阿克敦。为照料事，派内务府官员一名、理藩院官员二名。总其责者，派有尚书海望、那延泰。与此次之来使玛木特等议事，拟仍派海望、班第、那延泰、阿克敦。照看使臣，拟派内务府堂郎中庆纳、理藩院主事伊兴阿、伴送使臣前来之主事尚图。总其责者，拟仍派海望、那延泰。②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指派与使臣议事并照看大臣官员片》。

乾隆十五年尼玛使团到来前，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

先前与准噶尔使臣议事时，曾派阿克敦、海望、那延泰、班第。乾隆十年与使臣哈柳等议事时，曾派玉保替补那延泰缺。前年与使臣唵集等议事时，曾派兆惠替补班第缺。照看使臣等，曾派总管内务府堂郎中庆恩、理藩院主事伊兴阿及伴送使臣等前来之章京。总理照看者，因海望、那延泰外出，曾派阿克敦、兆惠。兹与此次前来之使尼玛等议事，除仍派阿克敦、海望、那延泰外，玉保会说蒙古语，现亦在家，相应仍派玉保……总理照管者，仍派海望、那延泰。③乾隆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指派议事大臣及陪同官员片》。

以上3份奏片所涉及的海望、那延泰、班第、阿克敦及玉保、兆惠，当时均为尚书、侍郎级大员，其中海望为户部尚书、那延泰为理藩院尚书、班第为兵部尚书、阿克敦为刑部尚书、玉保为理藩院侍郎、兆惠为刑部侍郎，可见当时主要由理藩院、兵部、户部、刑部等满蒙官员陪同使者并参与和使者的谈判。另外，还需从陪同议事大臣中选出两名总其责者，基本由理藩院尚书和兵部、户部尚书担任。而选派出的陪同、议事大臣中，为交流方便，必须有精通蒙古语的蒙古官员，那延泰、玉保等即是。乾隆十三年准备接待唵集使团时，因那延泰出差，议事大臣中无能说蒙古语者，军机处奏请：“约计那延泰抵达之日期，在使臣等抵达京城之前，尚不能到达。请准咨文那延泰，将其应办事项，从速完结，计使臣等抵达京城之期，于三月底返回京城，”④乾隆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指派与准噶尔使臣议事大臣片》。足见当时必须配备能说蒙古语之大臣。那延泰一直被钦定为陪同大臣，与其为理藩院侍郎、尚书且能说蒙古语有关。

另外，在使者觐见、辞行之时，由钦定陪同大臣引领入宫，故陪同、议事大臣不在入班大臣之列。

3.入班大臣

接待外国使者属于重大国事，既要显示本朝礼仪，又要体现皇帝威严，故在接待使者的重大活动中，如觐见、筵宴、辞行、颁敕等活动，均有规定之仪注，其中钦定入班大臣，在使者觐见、筵宴、辞行时分两翼列班，即其中内容之一。

《使者档》中存录了一份雍正十三年使臣等朝觐日入班诸大臣的职务名单，兹援引如下：

左翼：大学士尹泰、都统色尔毕、都统鄂善、都统宗室色博、都统佛彪、协办大学士尚书班第、散秩大臣超武公岱屯、护军统领阿琳、都统奇勒萨、署理都统印务护军统领哲尔津、署理都统印务满洲八旗都统原品扎勒泰、散秩大臣包德、左都御史福敏、署理都统印务尚书高奇、署理都统印务副都统扁图、署理护军统领印务副都统宗室色布肯、副都统六格、副都统迈鲁、左侍郎宗室普泰、右侍郎托时、副都统卦木保、副都统李岳察、副都统布颜图。

右翼：协办大学士事务尚书三泰、散秩大臣宗室曾升、都统李希、都统尚书僧格、都统宗室章格、都统佟祥文、委领侍卫内大臣散秩大臣内务府大臣常明、署理都统印务尚书宪德、护军统领济兰泰、散秩大臣伯伍弥泰、散秩大臣奉恩辅国公格图肯、都统甘国弼、护军统领满泰、散秩大臣施勇、前锋统领叶楚、署理护军统领印务副都统阿兰泰、副都统觉罗苏尔泰、副都统色勒登、副都统苏弼礼、副都统吉昌、副都统田存德、副都统于勇世、副都统杜依克、进茶散秩大臣伯玛哈达。

引导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公丰盛额、散秩大臣公纳木图、委散秩大臣沙津、委散秩大臣乌尔图纳苏图、御前头等侍卫策楞、散秩大臣公国舅伯奇、散秩大臣公马显、散秩大臣公噶尔萨、散秩大臣侯武格、头等侍卫傅拉纳。

随扈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哈达、署理护军统领印务头等侍卫乌勒德。①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准噶尔使臣朝觐时入班大臣名单》。从此份职名单中可以看到，入班大臣分为左右翼列班大臣、前引大臣、后扈大臣三类，其中左右翼各23名、共46名，前引大臣10名、后扈大臣2名，计58名，全部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之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左都御史、侍郎、都统、协办大学士、副都统、护军统领、头等侍卫及散秩大臣等。以后，除在行宫接待使者，因特殊原因而减少入班大臣外，在京接待准噶尔来使时，其入班大臣均保持此规格。若有前次入班大臣因病或出差不能参加者，军机处等要奏请钦定增补入班大臣。如乾隆元年正月为使者觐见时，入班大臣不足而奏请钦定增补入班大臣，所奏为：

总理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等谨奏。

查得，先前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抵达，令其入觐圣明时，会议边界事宜之诸大臣及派委陪同使臣之诸大臣，均未入班。前引、后扈之大臣等，亦皆另行就座，故入班大臣仅为二十余人，因人数过少，自尚书、侍郎、副都统等内抽出二十二人，共四十六人入班就座。此次令吹纳木喀等瞻仰圣明，拟仍照前例，毋令会议边界事宜之诸大臣及派委陪同使臣之诸大臣入班。今入班大臣内，除前引、后扈、献茶及另赴公差、因事耽搁者之外，两翼可入班者，仅剩三十余位大臣。是故，其未列入班之尚书、侍郎、副都统内，除左都御使福敏患腿疾，侍郎徐元梦年事已高，未将其名列入外，谨缮诸大臣之职名，恭呈御览。拟俟圣上钦定，匀为两翼，列班就座。

等因。乾隆元年正月十三日奏入，奉旨：著派三泰、来保、僧格、普泰、阿山、托时、申珠浑、穆赫廉、德沛、希德慎、柏修、色布金、色度、德敏、扎穆苏、策楞、柴寿、海兰、纪山、塞尔登、苏巴里、赫义、和兴、马什塔、秀库、法珠纳、吉昌、巴什、阿尔泰、巴勒岱、索拜、官保、鄂齐尔、桑格、托保、保玉、六格、布颜图、阿那布。钦此。①乾隆元年正月十三日《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钦定入班大臣名单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为筵宴使臣尼玛等，特奏请钦定增加原来未曾入班大臣列班：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忠勇公臣傅恒等谨奏。

查得，先前准噶尔使臣抵达，瞻觐圣明及筵宴之时，因入班大臣少，曾由臣处呈览满洲大学士、尚书、侍郎、内阁学士、副都统等之职名，酌情派出，增添入班。兹筵宴使臣尼玛等，仍照前例，将未入班满洲大学士、尚书、侍郎、内阁学士、满洲、蒙古副都统及前次增派入班大臣等之职名，一并缮于绿头牌，恭呈御览。俟上酌情派出后，匀入两翼入班就座。

等因，乾隆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奏入，奉旨：著仍派原先所派乌凌阿、雅尔图、三和、德龄、雅尔胡达、何绷额、雅图、苏呼吉、明安、乌雅图、明图、瑚弼图、车凌、舒昌、博庆额、固纯、尚坚保。增派德通、杰福、通宁、舒山、嵩寿、官保、兆惠、马灵阿、乌拜、什臣、沙图、鄂托、四十六、普庆、乌赖、图喇、众佛保、鄂弥达、法畴、弘赢。②乾隆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指派入班大臣片》。

以上原有或增补之入班大臣均为满蒙尚书、侍郎及满洲或蒙古都统、副都统等，可见接待准噶尔使者，亦只准满蒙大臣参与，汉大臣不与其中。

4.接取奏书

清代接待至京准噶尔使臣时，于准噶尔使臣抵清河之日，即派照看官员或陪同大臣往迎，照看赏与饭食，并告知翌日进京呈献奏表及方物之仪式。而在京之相关部门，均做好迎接准备。需要参与的部门有理藩院、兵部、户部、工部、光禄寺、顺天府及总管内务府之上驷院、茶膳房等，若皇帝在圆明园，使者至圆明园觐见时，圆明园营总处亦要警备。

第二天，由陪同大臣和照看官员带领使团进城，“使臣等抵达之日，所经门、街道，堆拨兵丁，须管带齐整之处，交付护军统领、步军统领等办理。使臣等进入时，由派往迎接之章京引入东华门，至箭亭前，由所派大臣等会同理藩院大臣等，接取其奏书及进献之礼物，译出恭呈御览外，令使臣憩于上驷院房中，赏食饭食后，带至其住处下榻。”①乾隆十一年三月初四日《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备办使臣抵京当日接取奏书等事片》；乾隆十五年正月初六日《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备办使臣抵京当日接取奏书等事项片》等。即将使臣等带入东华门，于箭亭前望阙叩首，跪呈奏表，并宣称“我等奉XX台吉之命前来出使，我台吉XX给大皇帝请安”，如乾隆七年十一月，“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至箭亭前跪地，进呈噶尔丹策零之奏书及进献带把玉碗及貂皮三十张。跪地告称，我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请大皇帝安，另选本地马两匹，带至进献大皇帝。”②乾隆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尚书海望等奏报使臣进呈奏书及方物片》。此乃使臣呈献奏表时之必备程序，旋由陪同大臣接取奏表及方物，礼成。随后将使团成员带至上驷院宴请后，引使者等到下榻之处，进城呈献、接取奏表和方物仪式方告结束。

《使者档》中所载历次来使，呈献奏表、方物都按此礼仪进行，除雍正十三年在圆明园前接取奏表、方物外，乾隆年间接取奏书的地点均在箭亭，即使皇帝在圆明园、苏州行在、热河行宫等地，使者觐见地点不在紫禁城，但准噶尔使者亦必须遵守此程序，在箭亭进行呈献奏表仪式。

乾隆十六年正月，乾隆皇帝南巡，喇嘛达尔扎所派使者额尔钦等前来，恐准噶尔使臣因皇帝不在北京，不按此仪式进献奏表，特于南巡路上降旨，由军机大臣傅恒字寄在京军机大臣，密授机宜，曰：

以前准噶尔使臣每次前来，于射亭前呈献奏表时，惟言前来出使之语，方跪而呈献。此次或彼等借朕起程之故不跪，抑或言暂时不可呈献，于此务必提前言明才好。先前准噶尔使臣抵清河之日，派陪同官员往迎，照看赏与饭食，次日领进呈献奏表后，于上驷院赏食恩饭，再送至住处。将此字寄大学士来保，使臣抵清河之日，著差侍郎玉保迎陪，应备诸项食品皆照前例预备，照看赏用。交付玉保尽心宣示彼等，告知我皇上起程南巡，降旨我理事王大臣，准噶尔使臣抵达后，迎接照看赏食、呈献奏表、筵宴等处皆照前例办理，令彼等歇息数日，再追赶至朕之行宫瞻觐等语，故理事王大臣特意差我前来迎接尔等。彼等若问大皇帝起程，奏书呈献于谁、谁照看筵宴我等等语，玉保即明曰晓谕，明日照前例将尔等带至箭亭前，呈献尔所携奏表，望阙叩首后跪呈，即如呈献我皇上一般。我大臣呈接后，由驿站转奏。再吾皇帝若在宫中，则筵宴尔等。今已起程，理应不筵宴尔等。吾皇帝因悯恤尔等乃外藩之远来人，特施至恩，派王大臣照看筵宴尔等，即如皇上筵宴无二。呈献尔台吉之奏表，享用恩宴后，我等即刻起程，赶往皇帝之行在，瞻觐圣颜。窃思瞻觐之后，于彼处又筵宴尔等也，尔之事宜迅速完结，即可返回等语，断勿令其疑惑。接取伊台吉之奏表后，若正值本报起递之日，则随本报咨奏。若非本报起递之日，勿等本报，立即由驿站咨奏。于此，玉保亲自前去迎接彼等，想必彼等说此等言语，尽力开导晓示。对于彼等如何言语、如何行动、伊处情形如何等处略微问及，视彼等所告，详细尽心缮折，与准噶尔奏表一道咨奏。钦此。③乾隆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军机大臣傅恒为接取奏表仪注等事字寄大学士来保》。

其内容乃恐准噶尔使臣不遵守清朝接取外国使臣呈献奏表仪注，而告知陪同大臣等如何晓谕使臣，使其不违反清朝接待使臣礼仪，顺利按仪注于箭亭完成呈献、接取奏表、方物之仪式而已。此仪式为使臣来使进京的首个仪式，其意义非凡，故乾隆皇帝降此御旨，绝非小题大作。

5.觐见礼仪

使者进京，最主要的礼仪就是觐见之礼，清代继承明朝觐见礼仪，制定了完备的觐见礼仪。觐见礼仪最突出的仪式，就是要体现出清朝乃“天朝上国”、“天下共主”，对使臣的优待和“厚往薄来”的赏赐政策，其目的即以此吸引诸国遣使来朝，达到其“万国来朝”之理想。外国使臣前来，属于代其国主向清朝皇帝请安纳贡，因此必须遵照清朝觐见礼仪朝觐，反之，则不予接待甚至驱逐来使，乾隆、嘉庆年间英国马戛尔尼、阿美士德两次来使，皆因觐见礼仪问题而功亏一篑，甚至对以后两国关系产生巨大影响。

另外，清朝自认为是天下共主，故对外遣使则设法在礼仪方面有所区别，即不行三跪九叩之礼，而是行二跪六叩等觐见亲王礼仪。清代使臣出使朝鲜、琉球等藩属国，均行二跪六叩之礼，以体现宗藩关系。对非藩属国，也尽量行此礼，方被视为得体，雍正年间遣使到莫斯科，对沙皇行二跪六叩之礼，清朝上下均沾沾自喜，即为典型例证。

在入关之前，因朝鲜、蒙古等地使者每年到沈阳，当时便有了一些简单的觐见之礼仪。入关后，结合中原传统的朝觐之礼，而形成了一套完备的觐见礼仪。《使者档》中详细地收录了每次来使之觐见礼仪，此记载较嘉庆《大清会典》所载觐见礼仪详细，①嘉庆《大清会典》卷31《礼部·主客清吏司》。如雍正十三年准噶尔吹纳木喀等于正大光明殿觐见时，其礼仪为：

令聚集之大臣等提前入殿预备，令乾清门侍卫等排列于宝座两侧，豹尾班侍卫等排列于台阶下，台阶两侧令侍卫等排列，正门两侧，令侍卫等排列。其在外值守之护军等，排列整齐之处，交付领侍卫内大臣等预先备办。晨起，令使臣等憩于吏部房中，俟至赏食克食之时，由西侧侧门引至厢房预备。皇上升座后，由侍郎那延泰、班第、副都统多尔济、奏蒙古事侍卫等引入使臣等，空出殿前阶下中央，行三跪九叩礼觐见。礼毕，由西侧隔扇门引入使臣吹纳木喀、诺惠尼，于右侧前排就座诸大臣后跪叩，留出间隙入座。其随行厄鲁特等，皆令坐于隔扇外之右侧。皇上用茶时，令随大臣等跪叩，赏茶时，令其叩谢而饮。降旨时侧跪地聆听。礼毕，仍由西侧隔扇门引退，送至住处。

聚集之大臣、侍卫等，皆着常服。②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四《军机大臣鄂尔泰奏报所拟准噶尔来使觐见仪注折》。

此为《使者档》收录较早的觐见礼仪，而以后的记载更为详尽，如乾隆四年十二月准噶尔使臣哈柳觐见时，其过程为：

届时，聚集之大臣等各带坐褥入乾清宫，列班预备，前面就座十位大臣，仍行入座，后扈二位大臣侍立。御前侍卫等立于宝座附近，豹尾班侍卫列于宝座两旁，乾清门侍卫等列于豹尾班侍卫之后。月台两侧，每翼排立侍卫二十名；乾清门两侧，各立值班章京一员，侍卫二十名；阶下两翼，各列侍卫二十名，照门立侍卫二十名。再，凡使臣经过之门，增派章京、护军等排列齐整之处，交付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办理。令派往照看之章京等，率使臣等由西华门、西侧门进入，引至照门赏食饭食。俟圣上升乾清宫宝座，由尚书那延泰、侍郎勒尔森及奏蒙古事侍卫等，引使臣入乾清门西侧门，由西侧拾阶而上，空出丹墀中央，令使臣哈柳、松阿岱、巴颜及随行厄鲁特等列队，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引使臣等由乾清宫西侧隔扇进入，于右侧前排大臣等之后跪叩一次，留出空隙而坐。其随行而来之厄鲁特等，令坐于隔扇外右侧台阶上。皇上用茶时，令随大臣等跪叩，赐茶时，令其跪叩饮之。降旨时，跪地聆听。事毕，仍由西侧隔扇引退，行经照门，出西华门，送至住处。聚集之大臣、侍卫等，仍着常服。”①乾隆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闻使臣哈柳等瞻觐圣明仪注折》。

两者相较，并无本质区别，不过是后者在对入班大臣、各处侍卫、使臣进宫路线、使团成员行礼等方面记注更详细而已。但通过后者可以更准确的得知使臣觐见时清朝之仪仗等情况。

另外，《使者档》记载准噶尔来使中，有三次觐见地点不在宫中，因接见之处面积所限，或因随行大臣、侍卫人数不足，均做部分调整。其中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使臣玛木特等于雍和宫大和斋觐见的仪注为：

兹令使臣玛木特等，于雍和宫大和斋瞻觐，相应由陪同章京等，于二十四日凌晨引领使臣玛木特等至雍和宫准备。圣上驾临，令使臣等于清宁门外随我大臣官员等跪迎。圣驾入，将使臣等安臵于达喇嘛房内，赏以饭食。殿内令豹尾班侍卫站立，难以容纳，可斜立于廊下；其御前侍卫，计其容纳，立于宝座两旁，其余立于豹尾班地方。使臣等进入所经所有道路，皆带侍卫等站立。届时，先令入班大臣等进，将使臣等带至东书院门外站立，俟降旨传召，由尚书班第、那延泰、侍郎玉保、奏蒙古事侍卫引入，以初见礼，于殿前月台行三跪九叩礼。礼毕，自西侧引入，随右侧就坐首排大臣，令为首使臣玛木特、副使巴图蒙克、杜喇勒哈什哈跪叩一次后，留空隙而坐。其随行而来之厄鲁特等，令坐月台西侧。皇上用茶时，令随大臣等跪叩，赐茶时，令其跪叩饮之。降旨时，跪地聆听。事毕引出，带至其原坐地方暂候。跳步扎时，圣上所坐黄幄，搭于天王殿前东侧，准备宝座。呼图克图所坐矮床，照前朝西放臵。时近，令我诸大臣官员及诵经喇嘛等预先进入，排列整齐后，令使臣等进入，立大臣之末准备。圣上驾临，随众跪叩。圣上升座后，跪叩一次，而后准令入座，其随行而来之厄鲁特等，随后列坐。跳毕步扎，赏茶饮时，因聚集人多，逐一分放则需时过长，相应惟于前排就座两列分放。事毕，引使臣出，暂至原坐房内等候，俟皇上还宫，再带回其住处。其余喇嘛等，俟皇上回还，臣等再照料饮茶。其带使臣等至前后殿礼佛之处，俟确定圣驾御临之时辰，如若得当，则先行叩拜，如所不及，则俟皇上还宫，赏彼等以饭食，遣散众人后，再行叩拜。是日，聚集之大臣官员皆着补褂、蟒袍。使臣等行经之街道、门口、堆拨等，均派官兵排列整齐，及于雍和宫一带巡管之处，拟交付步军统领、护军统领等。②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军机大臣讷亲等议奏玛木特等于大和斋瞻觐仪注折》。

此次于雍和宫觐见，实际有两项内容，其一是使者觐见，一切按觐见礼进行。不过由于场地狭窄，而减少仪仗侍卫、入班大臣数而已，而一切礼仪均遵照在正大光明殿瞻觐之礼进行。另一项内容则是带领使臣礼佛。

另有两次在京外觐见时，因随行大臣侍卫数有限，所以侍卫仪仗有所减少，而对入班大臣亦做调整。其中乾隆十六年喇嘛达尔扎所遣额尔钦等在苏州觐见的仪注为：

此次随驾前来之文武大臣，著坐首排之外，尚不足之人于地方官员内，钦定指派入班。是日，照先前令使臣朝觐之例，派入班大臣各自携带坐褥，入行在大殿，预先按列铺垫，在前坐之十位大臣并立预备，令御前侍卫等排列于宝座近处，豹尾班侍卫列于宝座两侧，令乾清门侍卫等排列于豹尾班侍卫之后。将丹陛两侧各立二十名侍卫，行在大门两侧各立入值章京侍卫二十名，大门内应立侍卫之处，酌情于两侧排列侍卫。使臣经过街道，交付地方大臣，派官兵整齐排列。准噶尔使臣额尔钦等抵苏州后，引于住处，习练礼仪。赏食克食后，由尚书那延泰、侍郎玉保引领，于行在大门外预备。皇上升座后，那延泰、玉保、奏蒙古事侍卫等引领使臣，入行在西侧门，由西侧拾阶而上，于所空出之丹陛中央排列，以首次前来之礼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引使臣入西侧隔扇门，于右翼首排大臣末尾跪叩而座，随行之厄鲁特等令坐于隔扇门外廊檐下右侧台阶。皇上用茶时，令随大臣跪叩；赏茶时，令其叩谢而饮，降旨则跪地聆听。事毕，仍由西侧隔扇门引出，送至住处。是日，聚集之大臣侍卫等，皆着补褂、蟒袍类常服。①乾隆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使臣瞻觐仪注折》。

可知此次因随行大臣不敷列班，故而从地方官员中指定，大门内应站立之侍卫，亦不像在宫中那样排列，而是酌情站立。

乾隆十九年达瓦齐所遣使臣敦克多前往热河行宫觐见之仪注为：

本月十五日引领此次前来使臣敦多克等瞻觐圣明时，聚集入班王公、蒙古王公、三品以下大臣及新降来之厄鲁特等。时辰一到，各自携带坐褥进入，按品级预排位臵，前排十位大臣坐定，后扈二大臣站立。御前侍卫站于宝座旁边，后扈侍卫列于宝座两旁，乾清门侍卫站于后扈侍卫后。正门两边列当班章京各一，侍卫各二十名。月台下每翼各站侍卫二十名。另于使者路过之街门，增派章京兵丁，整齐排立之处，交付于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热河副都统。由指定陪同之章京等，是日引领使臣等，安臵于正门外厢房内休息，恩赏饭食。皇上升宝座后，所属部院大臣、奏蒙古事侍卫等引使臣等从西侧翼门进入，上西边月台，中间留出空地，将使臣敦多克、奔塔尔、布林及跟随伊等前来之厄鲁特等排列，按初至之礼，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引使臣从殿西隔扇门进入，于右翼首排大臣之末跪叩后，留空隙而坐。余下之厄鲁特等，令坐于隔扇门外之右侧月台上。皇上用茶时，令随王公大臣跪叩，赏茶时，令其叩谢而饮。降旨时跪闻。礼毕，由西侧隔扇门引退，出西侧翼门，带至住处。

是日聚集之王公大臣、侍卫、初降之厄鲁特王车凌等皆着蟒袍补褂类常服。②乾隆十九年五月十二日《大学士傅恒等奏闻使臣朝觐仪注折》。

此次列班大臣，除随行而来的入班大臣外，在行宫之外藩蒙古王公、三品以下大臣及刚刚归降的杜尔伯特部三车凌等，皆得以列班，可谓变化较大，而随行侍卫充裕，故排列仪仗方面与在宫中觐见仪仗相同。

从以上在不同条件下接待使臣朝觐的仪注可以看出，清朝接待使臣朝觐，自己可以因特殊情况在仪仗和列班大臣等方面略作调整，但使臣觐见过程，无论在何地，均无任何变化，即在皇帝升座后，由引领大臣和奏蒙古事侍卫带领，从西侧门进入，由西侧拾阶而上，空出丹墀中央，令使臣及随行人员于丹墀上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引使臣等由西侧隔扇进入，立右翼列班大臣等之末，跪叩一次，留出空隙而坐。其随行而来之厄鲁特等，令坐于隔扇外右侧台阶上。皇上用茶时，令随众大臣等跪叩；赐茶时，令其跪叩饮之。降旨时，跪地聆听。事毕，仍由西侧隔扇引退，觐见礼成。由此可见，对外国使臣而言，其觐见礼仪主要是于丹墀之上行三跪九叩礼、立于右翼列班大臣之末、皇上用茶时其随众大臣等跪叩、赐茶时使臣跪叩饮之、降旨时跪地聆听。看似简单，其中却内涵深刻，处处彰显天朝威严。

引领使臣觐见之大臣，一般由陪同、议事大臣中选定。在觐见前军机大臣为此事具奏，特别是需要更换引领使臣瞻觐大臣时，要列出拟定者，由皇帝指定。如乾隆十三年四月军机大臣等具奏：

查得，先前率准噶尔使臣玛木特等瞻仰之时，曾由尚书班第、那延泰、侍郎玉保引入。兹班第、玉保皆出差在外，率此次前来使臣唵集等瞻仰之时，除尚书那延泰之外，请圣上酌情再派两位大臣。

等因，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奏入，奉旨：著派勒尔森、阿尔彬。钦此。①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钦点导引准噶尔使臣入宫大臣片》。

乾隆十五年正月指派引领使臣尼玛时，军机处奏请：

先前引领准噶尔使臣瞻觐之时，曾派那延泰、班第、玉保带领瞻觐。因班第、玉保出差，亦曾派那延泰、勒尔森。今除那延泰、玉保外，尚需一人，相应于阿兰泰、勒尔森内，派谁之处，恭请圣裁。

等因，乾隆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奏入，奉旨：著派阿兰泰。钦此。”②乾隆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指派引领使臣瞻觐大臣片》。

以上所指派的引领大臣皆为理藩院之蒙古人，他们精通蒙古语，便于与使者沟通，可以讲述觐见礼仪，而对准噶尔蒙古使者而言亦有亲近之感，足见清朝对觐见礼仪，安排得细致入微。

列班大臣、侍卫所着常服，即蟒袍补服，乃大臣上朝面君之礼服。举行朝觐之礼，乃国家之大事，故皇帝、大臣皆着礼服。但在国丧期间，不但停止对使臣之筵宴之礼，觐见时列班大臣、侍卫等亦不穿常服，而改穿素服，此事亦由军机处具奏钦定，如乾隆十三年四月：“军机大臣等奏言：从前夷使到京，俱蒙恩赐筵宴。今据护送夷使员外郎甘布等报称，准噶尔夷使唵集等于本月初六日进京。现遇孝贤皇后大事，距百日之期尚远，应请将筵宴之处停止。至夷使唵集等仰觐天颜之日，一切礼仪，照例办理。其齐集大臣侍卫等，著仍穿素服。”①《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51，《清高宗实录》卷312，乾隆十三年四月戊午条。故在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二日，使臣安集等觐见时，列班大臣及侍卫等皆着素服。

清朝对以上觐见之礼，执行严格，每次准噶尔使臣进京前，军机大臣均具奏此次使臣觐见礼仪之仪注，陪同大臣还要负责教习使臣演练，唯恐在觐见时出现不测情况。清朝接待准噶尔使臣的觐见之礼，亦适用于其他藩属国及外国的使臣，英国使臣马戛尔尼、阿美士德于乾隆、嘉庆年间前来出使时，清朝强调觐见之礼，非独难为外洋来使，而是固执自己之觐见礼仪而已。

6.筵宴礼仪

古代颇重筵宴之礼，上自朝廷之各种筵宴，下到地方飨宴，均有一套完备礼仪。清廷每年春节，要举行中正殿筵宴（十二月二十三日）、保和殿岁除筵宴（除夕）、紫光阁筵宴（元旦后择日）、山高水长筵宴并赏烟花（正月十四、十五日）等，欢度佳节。筵宴对象为年班进京之蒙古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塔布囊、额驸及外国来使等，在京呼图克图、朝中大臣等一并入筵，②光绪十七年刊本《理藩院则例》卷18、19《宴赉》。其中准噶尔使臣哈柳、尼玛等参加了此类筵宴。

在非过年期间进京的准噶尔使者，亦有专门之筵宴之礼。有关清朝筵宴蒙古王公等场景，以乾隆十九年五月十六日筵宴三车凌的万牲园筵宴图最为直观，此次筵宴，准噶尔达瓦齐所遣使臣敦多克、奔塔尔、布林等皆位列其中。其筵宴礼仪，与此前筵宴准噶尔使臣之礼相同。《使者档》中存录了多次在西厂子和丰泽园筵宴准噶尔使者的仪注，其中以乾隆十五年筵宴尼玛之仪注，记载最为详细，兹移录如下：

因奉旨令准噶尔使臣尼玛等于正月初十日丰泽园瞻觐圣明，施恩筵宴，相应仍照前例，将搭支大蒙古包于丰泽园之处，业经交办外，是日，照看之章京等，预先引导使臣等，入紫光阁门，歇于另行所搭之蒙古包，由派往照料大臣等照看，先行用餐。进圣主之桌，臵蒙古包内宝座前；众人之桌，列于两侧。诸使及跟役等所坐之处，亦酌量摆桌。与大蒙古包相对搭支黄凉棚，臵高桌金器。召集列班大臣及增派大臣等，令前引就坐十位大臣入座，后扈二位大臣站立，豹尾班侍卫列宝座两旁。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等，列宝座两侧。时辰到，我等之大臣各带坐褥，预先进入铺垫，令使臣等继右翼首排诸臣末，空出间隙排列。俟圣上驾临，随我等之大臣跪迎，圣上升座后，由派委引领使臣等瞻觐之大臣等及奏蒙古事侍卫，引使臣尼玛等至大蒙古包前，将中间空出，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引使臣等由大蒙古包西侧隔扇门进入，继右翼首排诸臣末跪叩一次，留空隙而坐。其随行厄鲁特等，令坐于隔扇门外右侧。抬桌护军章京、尚膳正等进桌，而后尚茶正进茶。圣上饮茶之时，令使臣等随众跪叩一次。侍卫等近前敬众人以茶，饮茶时，跪叩一次。用茶毕，取桌布。内务府官员等由高桌取盅、壶、杯等进奉，俟至蒙古包大门附近，众皆跪地。敬酒大臣等近前献圣上以酒，圣上饮酒时，使臣等随众跪叩一次。敬酒大臣等，仍以大杯斟酒饮之。圣上尝过饽饽桌，移至两侧后，由尚膳正等进献肉食，分发众人之肉食，事先放臵，进酒桌。领侍卫内大臣照管侍卫等分别斟酒，饮酒时，跪叩一次。接过酒杯，再跪叩一次。派侍卫等以大杯斟酒恩赏使臣等，令使臣等跪叩一次饮之。进肉食时，令绰尔齐等即上前作乐，布库等摔跤。继令各类杂耍人等分别上前表演。宴毕，使臣等随我大臣等就地跪叩三次，引出带至其住处。

是日，聚集之大臣、侍卫、官员等皆着补褂、蟒袍。

筵宴用桌等所有物件、杂耍人等，均皆交付内务府备办，交由领侍卫内大臣、护军统领派人管理。圣上驾临时，排列仪仗，大蒙古包前备乐之处，则交付各该处，照前备办。①乾隆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军机大臣傅恒等奏闻筵宴使臣仪注折》。

从中可以发现，筵宴礼仪与觐见礼仪有许多相同之处，因要进食、饮酒，故对使臣而言，筵宴之礼更为繁琐。此次筵宴准噶尔使臣的地点在丰泽园，首先由照看官员将使臣等引领到紫光阁前搭起的蒙古包内，休憩用餐。列班大臣、侍卫等就位后，使臣列于右翼列班大臣之末。皇帝驾临时，同群臣一样跪迎，皇帝升座后，由引领大臣和奏蒙古事侍卫带使臣至大蒙古包，于中间行三跪九叩之礼，礼毕回到原位。其后尚茶正进茶，圣上饮茶之时，使臣等随众大臣跪叩一次。侍卫等敬众人以茶，饮茶时，跪叩一次。用茶毕，献酒大臣等近前为皇帝献酒，皇帝饮酒时，使臣等随众臣跪叩一次。此后侍卫等分别为大臣等斟酒，饮酒时，跪叩一次。接过酒杯，再跪叩一次。皇帝派侍卫等以大杯斟酒恩赏使臣等，使臣等跪叩一次后饮之。宴毕，使臣等随列班大臣等就地跪叩三次，引出带至其住处。可见，使臣的筵宴之礼，是在不断跪叩中进行的，其中以使臣身份所行三跪九叩之礼为主要礼仪。而清朝在筵宴时赏赐准噶尔汗和使臣，亦为礼遇之一。从仪注上看，好像筵宴使臣时，使臣等唯叩首谢恩，其实在仪注外，使臣等是可以开怀畅饮的，乾隆皇帝也不拘使臣等饮食，如乾隆五年正月筵宴使臣哈柳时，即降旨于哈柳：

朕早欲召哈柳等入内，赏赐饭食。因近期筵宴诸位内王及以年节礼前来朝觐之蒙古王公，故而未曾召进尔等。此次尔等之噶尔丹策零，既悉遵朕旨，恭顺具奏，朕甚嘉之。尔哈柳往返数次，朕甚嘉赏，故趁今日筵宴诸臣，亦令尔等入内，赏食饭食，观赏百戏。尔等毋庸顾忌诸臣，尽管随意品尝畅饮欣赏。尔等蒙古人喜好饮酒，尔等若拟饮几杯，朕尽可赏给尔等畅饮。如同一家，切勿拘谨，尔等无所拘谨，朕即欣悦。尔等即便些微失礼，朕亦不会责怪。钦此。②乾隆五年正月十二日《谕著使臣哈柳等西厂子筵宴尽可畅饮》。

如此，方有宴会之气氛，也能达到筵宴使臣之目的。而筵宴中皆安排娱乐项目，在“进肉之时，令绰尔齐等近前作蒙古乐，继令各项杂耍人等纷纷近前演戏，摔跤手等摔跤。”③乾隆七年十二月初二日《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丰泽园筵宴使臣等仪注折》。主要观赏项目有“蒙古音律、平地觔斗、棹子上套圈、桌子上撺蓆、攞索、盘杠子、爬杆子、软索、戏法、耍盆子、杂耍、掼跤、演戏”④乾隆七年十二月初二日《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丰泽园筵宴使臣等仪注折》。等，概将当时宫廷娱乐项目，呈献殆尽。

清朝方面筹办、参与筵宴的相关机构有内务府、理藩院、侍卫处、吏部、兵部、护军统领、步军统领、八旗值月旗（十七年后改为值年旗）、武备院、銮仪卫、膳茶房等，操办机构亦较行觐见礼之时多。

筵宴使臣时，列班大臣、侍卫仪仗等同觐见仪式相同，列班大臣亦由军机处奏请钦定。如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准备筵宴使臣玛木特时，军机大臣奏请：

查得，先前准噶尔使臣至，令觐见筵宴之时，因入班大臣少，曾由臣处呈览满洲大学士、尚书、侍郎、内阁学士、副都统等职名，酌情派出，增添入列。兹筵宴使臣玛木特等，仍照前例，将未入班满洲大学士、尚书、侍郎、内阁学士、满洲蒙古副都统及今年增派入列大臣等职名，一并缮于绿头牌，恭呈御览。俟圣上酌情派出后，并入两翼入列，均匀就座。

等因，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奏入，奉旨：著增派来保、哈岱、苏布希里、祥泰、海格、纳穆图、舒凌阿、傅恒、海兰、新柱、塞楞、纳玛什西、岱屯、伊通阿、傅达里、法畴、萨哈岱、海昌、哈达哈、齐木拜、奇通阿、特库、马斌、伊勒慎、永谦、保住、富昌、王怡、鸿凯、鄂岱、博伦岱、伍弥泰、庆泰、满福，及查郎阿、德龄、雅尔图、乌凌阿、舒赫德、勒尔森、索住、三和、雅尔胡达、色尔赫、留保、额勒格、富尔松阿、何绷额、雅图、苏呼吉、明安、罗山、乌雅图、明图、色勒登、瑚弼图、车凌、卓巴、阿尔彬、舒昌、博庆额、法珠纳、福德、固纯、尚坚保、索拜、拉布敦、哲库讷。钦此。”①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指派筵宴日入班大臣片》。

前文已述，使者觐见时的列班大臣为58员，而此筵宴钦定列班大臣的名单为68员，但乾隆十五年正月筵宴尼玛时，钦定之入班大臣为：“著仍派原先所派乌凌阿、雅尔图、三和、德龄、雅尔胡达、何绷额、雅图、苏呼吉、明安、乌雅图、明图、瑚弼图、车凌、舒昌、博庆额、固纯、尚坚保。增派德通、杰福、通宁、舒山、嵩寿、官保、兆惠、马灵阿、乌拜、什臣、沙图、鄂托、四十六、普庆、乌赖、图喇、众佛保、鄂弥达、法畴、弘赢”，②乾隆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指派入班大臣片》。为37员；乾隆十七年正月筵宴图卜济尔哈朗时，钦定的列班大臣为：“著兆惠、杰福、嵩寿、雅尔图、舒山、明安、弘赢、鄂托、明图、德通、色世琉、雅尔胡达、法畴如常派出。亦派穆赫廉、惠永、鹤年、世贵、积德、广成、德尔苏、明福、兆明、伊伦齐、那亲、富僧额、阿兰泰、海亮，”仅27员，可知筵宴之列班大臣，不像觐见时列班大臣那样固定人数，但尽管对列班大臣人数不硬性规定，而其前引大臣10员、后扈大臣2员是必备的，只增减左右翼列班大臣而已，据此窥得，清朝筵宴使臣之礼不像觐见礼仪那样严格，所以觐见之礼重于筵宴之礼。而筵宴使臣的同时，尚有于正月筵宴朝中大臣之目的，故列班大臣不拘人数，即可释解矣。

此外，在筵宴使臣时，要钦定一名献酒大臣，专为皇帝献酒，并指挥侍卫为列班大臣、使者等敬酒，所以该献酒大臣均由领侍卫内大臣中选定。此献酒大臣亦由军机处奏请钦定，如乾隆十五年正月所奏：

查得，先前筵宴准噶尔使臣之日，为给皇上进酒，进呈领侍卫内大臣之职名，曾指派来保、哈达哈。前年因派哈达哈出差，后奉旨派庆泰补哈达哈缺，故将庆泰之名，一并缮于绿头牌进呈，伏乞钦派一名。等因，乾隆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奏入，奉旨：著派哈达哈。钦此。”①乾隆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指派进酒大臣片》。

其中提到的来保、哈达哈、庆泰皆系领侍卫内大臣，或因该职掌管各级侍卫，并为正一品武职，方得以专司其职也。

7.辞行礼仪

使臣辞行之礼仪分为两部分，一是引至乾清宫等处向皇帝辞行，在此仍有辞行仪注。《使者档》中存录数份辞行仪注，内容相同，而以乾隆五年二月哈柳之辞行仪注最为详细，原因于下：

是日，召集所有入班大臣、议政大臣、增派之大臣等。届时，各带坐褥入乾清宫，列班预备，前面就座十位大臣，仍行入座，后扈二位大臣侍立。御前侍卫等立于宝座附近，豹尾班侍卫列于宝座两旁，乾清门侍卫等列于豹尾班侍卫之后。丹墀两侧，每翼排立侍卫二十名；乾清门两侧，各立值班章京一员，侍卫二十名；阶下两翼，各列侍卫二十名，照门立侍卫二十名。大臣、侍卫等皆仍前着常服。使臣经过之门、街、堆，增派章京、护军、步甲等，排列齐整、管束之处，交付护军统领、步军统领办理。是日晨起，令派往照看之章京等，率使臣等由其住处进西华门，引至照门赏食饭食。俟圣上升乾清宫宝座，由尚书那延泰、都统绰尔多、侍郎勒尔森及奏蒙古事侍卫等，引使臣入乾清门西侧门，由西侧拾阶而上，由西侧隔扇进入，于右侧前排大臣等之后跪叩一次，留出空隙而坐。其随行而来之厄鲁特等，令坐于隔扇外右侧台阶上。皇上用茶时，令随大臣等跪叩，赐茶时，令其跪叩饮之。降旨时，跪地聆听。事毕，仍由西侧隔扇引退”。②乾隆五年二月初五日《军机大臣鄂尔泰等议奏使臣辞行仪注折》。

可知此仪式，在清朝方面此礼仪与觐见礼仪相同，其入班大臣亦是觐见时之钦定大臣，侍卫仪仗等与觐见时一样。但在使臣方面却有所变化，即不再于丹墀上行三跪九叩之礼，而是由引领大臣直接带至乾清宫，从西侧门进入，立于右翼列班大臣之末，并叩首一次。而此仪式中皇帝降旨最为重要，实乃对此次出使谈判事项之总结，故使臣等均需跪地聆听。辞行时，亦并非仅按仪注进行，也有互相问候祝福之类的对话，如乾隆十一年三月哈柳辞行时：

上宣哈柳近前，降旨曰：尔现已事竣，宜早起程而去。俟尔返回，向尔之台吉问好。尔等亦路途顺利。降旨毕，将赏给其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之珐琅鼻烟壶一个，交付于彼。降旨曰：此乃赏赐尔之台吉者，尔且赍往转交。而后亦赏哈柳珐琅鼻烟壶一个。哈柳跪奏称，仰副大皇帝慈旨，我等一路顺行，送达圣谕。愿大皇帝陛下永久安康，延年益寿，弘扬黄教，安逸众生。”③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带哈柳等觐见辞行记注》。

辞行的另一仪式，是向使臣交付敕书的仪式，此仪式一般在使臣返程前进行，亦由军机处奏请，奉旨后执行。如乾隆十三年四月军机大臣等奏请：

查得，先前交付颁降准噶尔之敕书时，令使臣等憩于上驷院，赏食饭食后，带至箭亭前，令其跪地交付。此次颁降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之敕书，俟御览钤宝，拟于本月二十四日交付。相应仍照前例，带唵集等至上驷院屋内歇息，赏食饭食后，带至箭亭前，令其跪地，将敕书及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之物件、赏使臣唵集等之物件，均皆交付。其令使臣等觐见时颁降谕旨，及与彼等所议言语，皆译为蒙古语撰文，一并交付可也。①乾隆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军机大臣傅恒等奏闻交付敕书及赏物仪注片》。

这是每次接待使臣的最后一个仪式，即在箭亭前，由陪同大臣向使臣交付此次之敕书和赏赐给准噶尔汗和使团成员的所有银两、物品等，使臣跪接谢恩后此礼即成，比较简略。并且此仪式不像使臣递交奏表那样，必须在箭亭进行，其在圆明园时，此仪式即在圆明园正门前举行。②乾隆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军机大臣讷亲等奏报交付敕书仪注片》。

综合以上对准噶尔使者的接待礼仪来看，可知清朝较为重视初谒之礼，即对交付奏表方物和觐见礼仪比较严格，而筵宴、辞行之礼虽有完备仪注，而在执行中偶有变通。在对使臣礼仪的要求上，则是在觐见和筵宴礼仪中，行三跪九叩之礼，以体现清王朝与朝贡国之尊卑等级关系。而负责接待准噶尔使臣的机构，以理藩院、内务府为主，但没有礼部参加，参与其中的大臣、官员，皆为满蒙大臣、官员，而且在伴送官员、照看官员、陪同大臣中，必须有精通蒙古语者，折奏均用满文，可见清朝处理边疆及民族问题之特色。

三、在京生活

雍正十三年三月准噶尔使臣抵达北京前，军机处具奏：

准噶尔噶尔丹策零之使臣吹纳木喀、诺惠尼旦夕将至。查得，先前策旺阿喇布坦所遣之使根顿、博罗呼楞，噶尔丹策零所遣之使特磊抵达后，入东华门，跪于箭亭前，由该部大臣等接受其奏书、所献礼物，赏给使臣等饭食，引至住处下榻，另行择日令其瞻仰圣明。使臣等皆下榻皇城内文书馆，由总管处派出官兵守护。其每日供给使臣等之食用蒙古羊一只，随行跟役等之中原羊一只，奶、酥油、面、茶、盐、米、柴薪、木炭、蜡烛、碗盘等物及差役、驿马，均由各处领取给付在案。此次俟噶尔丹策零所遣使臣吹纳木喀、诺惠尼等抵达后，将其引领至圆明园门前跪地，由派往办理使臣事务之大臣等接受其所带奏书、所献礼物，安臵使臣等于吏部房中，赏给饭食，引至钦定之住处下榻。除将其奏书，经翻译恭呈御览后，另行择日瞻仰圣明之处，具奏请旨外，每日仍照例供给使臣吹纳木喀、诺惠尼食用蒙古羊各一只，跟行十三人中原汉羊二只，其奶、酥油、面、茶、盐、米、柴薪、木炭及所用器皿等物、驿马等，皆照例从各处领取给付。其差役由园户等内挑选憨厚者，计其足敷派往。其看守官兵，在外堆守，勿事更张。使臣等之住处，由武备院领取蒙古包三顶，帐房四顶搭支。派内务府官员一名、理藩院官员一名照看使臣等即可。③雍正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闻办理使臣吹纳木喀等日用物品折》。

据此可知，雍正末年对使者的接待礼仪及规格，是按以往成例进行，使者在当时下榻于皇城内文书馆，外有官兵把守。专门从内务府之园户内拣选忠厚者，派到使臣等住处服侍使团成员。每天给正副使臣蒙古羊各一只，随来的13名跟役每天给中原汉羊两只，并供给奶、酥油、面、茶、盐、米、柴薪、木炭及所有器皿等，为使者出行提供马匹，且在使臣下榻之处，由武备院搭建蒙古包、帐篷，供使团成员居住。

这种接待规格，以后一直未变，每次准噶尔使团到达北京前，军机处均奏请接待使臣的各项事宜，其中涉及以上内容者，几乎变化不大，如乾隆十五年正月使臣尼玛等抵京前，军机处具奏：

先前准噶尔所遣使臣至，命派委照看之章京往迎，引使臣等至箭亭前，接取其奏书及所献礼物后，令使臣等憩于上驷院房中，赏食饭食之后，带至其住处下榻。兹使臣等于初八日抵京，相应仍照前例，提早一天派照看之章京往迎。使臣等抵达之日，所经门、街道，堆拨兵丁，须管带齐整之处，交付护军统领、步军统领等办理。使臣等进入时，由派往迎接之章京引入东华门，带至箭亭前，由所派大臣等会同理藩院大臣等，接取其奏书及进献之礼物，译出恭呈御览外，令使臣憩于上驷院房中，赏食饭食后，带至其住处下榻。使臣尼玛、副使达希藏布、奔塔尔，仍前每日拨给食用蒙古羊各一只，其随从人等，每六人每日拨给汉羊一只，至食用奶、酥油、面、茶、盐、米、柴薪、炭火及所用炊餐器具等，皆照例由各该处支取给付，所拴驿马，照例备办，并派官兵，于使臣等之住所外围设臵堆拨把守，交付武备院，计其足敷，搭支蒙古包、帐房，供使臣等下榻。所用夫役，由园户内择其憨厚者，足数派出。使臣等食用各种饼果等物，视其所需，由派往陪同之官员等由该处领取，给其食用。①乾隆十五年正月初六日《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备办使臣抵京当日接取奏书等事项片》。

比较两份奏折，内容基本相同，知乾隆年间接待准噶尔使者，一直沿用前代定例。其中使臣在箭亭进行完呈献奏表、方物礼仪后，被带到六部或内务府各衙门的官房中用餐，这是使团进入京城的第一餐，照例由内务府备办，所以属于皇帝赏赐。《使者档》中仅存一份使臣入京后，赏食第一餐的菜单，概所有使臣皆按此规格招待。其内容为：

军机处咨行膳房，为知照事。

准噶尔使臣等于本月二十一日抵达。使臣等抵达后，安臵于吏部房中，按例赐宴。两位使臣饭食一桌，羊尾骨一盘，烤肉一盘，奶豆腐一碗，蒸饽饽、卢氏饽饽四种；随从人等饭食二桌，炖、烤肉各两盘，蒸饽饽、卢氏饽饽各两种，亦备茶。送往住所之饭食三桌，炖肉、饽饽一并送去。②雍正十三年四月十九日《军机处为备办宴筵准噶尔使臣事咨膳房文》。

所赏食物，以肉食、奶食为主，充分考虑到了蒙古人的饮食习惯。每日所供给的羊只，正、副使臣给蒙古羊、跟役等给汉羊，两者有所区别。蒙古羊是草原羊，汉羊是中原圈养的羊，两者口味不同，个头与肥瘦也不一样。乾隆十六年使臣额尔钦等前往苏州觐见时，路上给使臣等只提供汉羊，使臣特向陪同大臣玉保要求供给肥羊，玉保将此事奏报如下：

抵雄县之日，使臣额尔钦言，我等近来诸日所食皆为瘦小羊只，侍郎若能吩付彼等，可否给我等食用优质肥羊？言毕，奴才我告之曰，此处皆为内地汉人地方，不可与蒙古地方相比，羊只甚缺。虽有却为体小之汉羊。①乾隆十六年二月十二日《理藩院侍郎玉保奏闻使臣沿途言语情形折》。

从中可见蒙古羊与汉羊的区别，而蒙古人喜食肥羊。在供给羊只方面，使臣与跟役有别，以体现对使臣之优待。

使臣之下榻处，乾隆初年在圣化寺，七年以后基本固定，其“若在京城，则住位于西华门外街前根掌关防内管领等之办事房内。若在圆明园，则住位于西花园南所东侧之一所房内”。②乾隆十五年正月初三日《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钦定使臣之住处片》。

准噶尔所遣使团中，有多个使团赶到北京时，恰逢春节，清朝安排使臣参加清廷春节期间筵宴群臣、观赏烟花、溜冰射鼓等活动。

筵宴群臣前述筵宴使臣已涉及，不再赘述。观赏烟花多于元宵节在圆明园西厂子举行，观赏烟花时要觐见皇帝，故亦有觐见仪注，其中乾隆十年哈柳观赏烟花的仪注为：

令准噶尔使臣哈柳等，于西厂子观看焰火时，令乾清门行走之蒙古王、额驸、台吉等，坐廊下两旁。各省将军、副都统大臣等及入班大臣等，部、院、旗满洲大臣等，列坐阶下两侧。是日，陪同之章京，引使臣哈柳等至西南门外所支蒙古包，由派往照看之大臣等照料进晚餐、饮茶。傍晚，圣驾将临，引使臣哈柳等进西南门入帷幄，于右翼首排大臣之末，留空隙立迎圣驾。圣上升宝座后，于右翼首排大臣末，留空隙而坐。侍卫等上茶，布库等摔跤后，施放爆竹时，令使臣等仍坐于原处观看。圣驾还宫后，仍引出西南门。③乾隆十二年正月初六日《军机大臣讷亲等奏闻令玛木特等观看焰火仪注》。

乾隆十二年使臣玛木特以辞行礼观赏烟花的仪注为：

是日，陪同之章京等带使臣等至西南门外所支蒙古包，由大臣等照看，赏食饭食毕，入南路正门旁左翼门，行经出入贤良门右侧门，至正大光明殿观赏熬山灯后，仍由原路引出，坐西南门外所支蒙古包恭候。观赏火戏时，钦派御前侍卫等亦与御前行走蒙古王、额驸一同坐于廊下。圣上升宝座后，侍卫等上茶毕，令布库等开始摔跤，进呈黄酒、果品。圣上亲赐蒙古王、贝勒、我大臣等内数人以酒，饮毕，召使臣玛木特近前，亦赐酒饮之。旋复召玛木特近前，交付赏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使臣玛木特之物。继于我大臣等内，复赏数人以酒时，侍卫等为其余诸大臣、副使、随行而来厄鲁特等斟酒。旋又召玛木特近前，亲赐黄酒饮之，令副使巴图蒙克、杜喇勒哈什哈等跪于阶下，亦赏酒饮之。开始放灯，进各样饽饽、肉食，火戏毕，圣驾还宫后，引使臣等出。④乾隆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带使臣玛木特等观赏焰火觐见仪注》。

从这两份仪注中可以看到，参加观赏烟花者不止是接待使臣的入班大臣，凡在京之蒙古王公、各省将军、副都统、各部院及八旗的满洲大臣皆可参加，人数庞大。对于使臣等，先由照看官员引领至为其准备的蒙古包内，与陪同大臣一起用餐后，先期观赏花灯。傍晚进入帷幄内立于右翼大臣之末，迎候圣驾。皇帝升座后，进茶、果、黄酒等，观布库摔跤，及为蒙古王公、贝勒、大臣赐酒后，赐正副使臣酒。施放烟花后，开始上肉食、饽饽，边食边看。烟花施放完毕，皇帝还宫，引使臣等前往住处。

每年元宵节观赏烟花，是清廷过年的重大活动之一，能够参加者无疑荣耀莫大，而对准噶尔使者而言，能够参加更是难得的机遇，故观后皆兴奋称奇，如玛木特等观灯和烟花后：

玛木特等闻知施放烟花爆竹、演奏音乐，欣喜称，实乃妙音奇观也，目不暇接，仰仗圣恩，吾等小人，得见未曾目睹之物，得听未曾耳闻之乐。

放焰火时，初极惊奇，环顾四周，似甚恐惧，后始释然，赞叹奇妙。行抵住处，与其属下人等一同，连声称赞，又模仿跳灯笼舞人等动作。告知章京等称，感激大皇帝不尽之恩，指达尔汉王等令彼等认识。等语。谈论饮酒，直至三更，始方就寝。①乾隆十二年正月十六日《使臣等观看焰火情形记注》。

引玛木特等观赏正大光明殿两侧熬山灯鸣乐。玛木特及随行厄鲁特等，皆赞叹惊呼、大笑不止，纷纷告称，仰承大皇帝之恩，目睹如此神奇绝美之物，实乃前世之福，千载难逢也。乃吾等无名之辈，不仅不能亲眼目睹，耳闻亦难者也。一时眼花缭乱，难以铭记，惟有欣感祈祷外，委实难以言表。②乾隆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兵部尚书班第等奏报玛木特等观赏熬山灯时称奇片》。使者等兴奋之态，流露笔端，从中亦可窥见清朝怀柔使臣之一斑。《使者档》中，记载使者观赏溜冰射鼓的史料，仅有一条，为：

遵旨带准噶尔使臣尼玛等站河岸观赏溜冰时，尼玛好奇，问曰，彼等脚上所穿为何物，想必系铁石之物也，否则断不能溜如此之快，远看甚美。等语。奴才等告之曰，所穿乃溜冰鞋。又见皇上射鼓，彼等赞叹，问臣等曰，着黄蟒袍者，想必大皇帝也。观牌连连倒下，善射哉。等语。奴才等曰，我等之大皇帝不止善射，骑射狩猎，其兽无一漏网，均被射中，尔等见之，则愈加惊叹也。言毕，彼等闻之，皆赞叹不已。尼玛问奴才等，大皇帝有几位阿哥。等语，奴才等言称，我等之大皇帝有六七位阿哥，亦有孙辈阿哥。尼玛等称，实乃天生大福也。③乾隆十五年正月初十日《协办大学士阿克敦奏闻尼玛等观溜冰及交付赏物情形片》。

可知此次观赏，是奉旨允准的，其目的不是为了让使者观赏满洲溜冰之戏，而是让使者等见识乾隆皇帝之射技，明白皇帝文武卓尔不群及清朝骑射立国，所言不虚。

四、瞻寺礼佛

准噶尔使者在北京另外一项重要活动是瞻寺礼佛。准噶尔蒙古人笃信黄教，与清朝交往过程中，亦因黄教问题导致双方关系恶化。噶尔丹策零与清朝和好，多以双方要“阐扬黄教，安逸众生”为辞，在20余年的友好交往中，准噶尔要求赴藏熬茶、从西藏聘请喇嘛等问题，皆欲与清朝争夺黄教有关。而清朝振兴黄教，以黄教安蒙藏乃其国策。为展示本国黄教兴盛，同时满足使臣瞻拜大福之佛和叩拜活佛之心愿，清政府特意安排，皆带领准噶尔使臣前往各大寺院拜佛。若逢清廷跳步扎，则带领使臣观赏跳步扎；若遇重大诵经活动，则允许使者参加，同时，若使者有拜见活佛之请求，则安排其拜见活佛。

1.前往寺院礼佛

准噶尔使者在北京前往拜佛的寺院主要为弘仁寺、嵩祝寺、圣化寺，后雍和宫、阐福寺建成，此二寺为必去之处。具体情况，详见所制《使者档所载准噶尔使臣在京礼佛情况表》。

从《使者档》有关瞻寺礼佛的档案里，可以发现清朝此举，收效颇大。如乾隆十五年尼玛等到弘仁寺、阐福寺、雍和宫后，陪同大臣等奏称：

准噶尔使臣尼玛等于弘仁寺瞻拜后，进阐福寺大殿，见臣等在场，连尼玛在内，各皆欣悦，问臣等好，即欲谈事，臣等言称先带彼等礼佛，彼等纷纷拜佛，赞叹何等完美，敬献哈达。尼玛等合十欣喜称，今日我等仰蒙大皇帝垂爱，得以叩拜有大福之佛塔及有名之呼图克图等，实出我等之意外。仰承大皇帝施恩，上天亦降瑞雪，此亦我等前世所修微福，我等复有何言。惟有感戴大皇帝圣恩，祈祷神佛呼图克图之慈悲耳。等语。臣等称，尔等前日曾向我等告请如何得以叩拜弘仁寺、塔等庙宇，我等具奏我等之大皇帝，我等之大皇帝念尔等蒙古人笃诚乞请，准照所请，即行带至各寺叩拜佛塔及呼图克图等。故今日率尔等逐一叩拜，尔已至几处。等语。尼玛等作揖告称，大皇帝之此恩实属厚重，于我等之后世之生计皆有裨益也。我等自住处起行，先至雍和宫拜佛，一一瞻拜嚓尼特、温都孙、扎宁克、额木齐拉仓，亦拜大迈达礼佛轮、莲花佛。我处虽有塑立迈达礼佛之二寺，其佛尊焉能如此塑成耶，且亦小，此诚乃神奇。我等叩拜济隆呼图克图，据闻济隆呼图克图乃宗喀巴佛之徒弟，名喇嘛之呼毕勒罕，由藏而来方一二年，我等得以叩拜，甚是造化。由彼至章嘉呼图克图驻锡寺庙拜佛，觐见呼图克图，甚是惊奇，蒙古语好。蒙询问我等路经游逛地方。复往白塔，于座下叩拜祈福。至弘仁寺，叩拜旃檀佛。我等原先闻得，此佛自然而成，极有福分。兹仰仗大皇帝之恩，亦得以叩拜此佛。拜见著名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叩献哈达。此来叩拜查干萨固尔泰佛，委实神奇，我等难以言表。等因。欣欣然争相合十告知。臣等言，尔等仰承我等之大皇帝之恩，得以叩拜各大寺、塔及呼图克图等，实乃尔等之大造化。①乾隆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闻尼玛等前往各寺礼佛情形片》。

这些活动确实对使臣触动很大，皆赞叹北京黄教之盛，并衷心感谢清朝使其得以有如此之礼佛机会，乃终生之造化，如使臣唵集所言：

拜谒诸佛，得遂我愿，喜而忘食矣。大皇帝施此鸿恩，委实无量。嗣后不仅利我等之此生，即便来生，亦必转世为人。我等惟有感激文殊菩萨大皇帝之恩外，无以言表。②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五日《尚书海望等奏闻使臣唵集等雍和宫礼佛情形折》。

诚乃为肺腑之語。后来之使臣尼玛亦言：

在我处时，曾闻大皇帝推兴黄教，不曾目睹。我等此次来，仰仗大皇帝之恩，得以叩拜城内大寺之佛尊及著名呼图克图等，并得以叩拜此二处常人所不能到达之花园内寺庙之供佛。观之皆甚神奇壮观，黄教之振兴，理所应当也。仰承大皇帝之恩，于我等之今生及来世，皆大有裨益。①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闻引使臣至碧云寺礼佛等情形片》。

清朝引领准噶尔使者到各大寺院拜佛，其目的是让使臣看到北京寺院之堂皇，清朝黄教兴盛，清朝皇帝真心向佛，乃黄教之护法之王，返回后转告其台吉，可谓一举多得，颇有成效。

2.参加跳步扎和诵经

跳步扎，汉文史料或记做“步踏”，即金刚驱魔神舞，乃藏传佛教重要佛事活动。清宫每年年末均举行跳步扎活动，乾隆十一年以前，多在中正殿、乾清宫举行，其后基本在雍和宫进行。具体时间和邀请的参加者为：“每年十二月，喇嘛等于中正殿跳布扎，大建则二十九日跳，小建则二十八日跳，并于前一日演练。跳布扎之日，令蒙古客人等进入观赏。”②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令使臣等入中正殿观赏跳布扎折》。其中的蒙古客人是指年班进京的蒙古王公、额驸等，因蒙古人深信参加跳步扎驱鬼，可以消灾延福，保来年之平安，故多被邀请参加。乾隆四年与准噶尔划定边界，双方关系发生实质性变化，故开始邀请来京之使臣参加跳步扎和诵经活动。前面所述允许使臣等瞻寺礼佛，实际是让使臣参观各寺院之规模和特色，而让使臣参加跳步扎和诵经活动，则意在从佛事活动方面展示清朝黄教之兴盛状况。

因乾隆皇帝参加跳步扎，所以便有相关的仪注。乾隆四年年底准噶尔使臣哈柳首次参加跳步扎的仪注及仪式为：

本月二十九日，喇嘛等于中正殿跳布扎颂赞索若巴凌经时，遵旨令准噶尔使臣哈柳等进入观赏。是日未时始跳布扎，相应由陪同章京等将使臣等于午前引入西华门，带至咸安宫北面之空地，彼处事先搭支三个蒙古包预备，引使臣等至蒙古包歇息，由派委陪同之大臣等照看赏食饭食。是日，将入班大臣、议政大臣，及增派大臣等概行召集，于中正殿外门派护军统领一名、护军参领一名率护军校、护军二十名把门，中正殿内两侧门院，酌派侍卫等把守，令豹尾班侍卫等进入排列之处，交付领侍卫内大臣等。届时，令入班大臣等先入，由领侍卫内大臣等酌量入座。其章嘉呼图克图、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所坐矮床，臵于御座附近。喇嘛罗布藏西瓦在京之事，使臣等知之，跳布扎时，倘若不令罗布藏西瓦进入，必致使臣起疑心。罗布藏西瓦为达喇嘛，相应于跳布扎之日，命伊于达喇嘛之前，扎萨克喇嘛之后入座诵经。皇上升座之后，由尚书那延泰、都统绰尔多、侍郎勒尔森及奏蒙古事侍卫等，带使臣等进中正殿大门，入右翼门，于右翼前排大臣等之后，留出空隙叩拜一次后入座，其随行厄鲁特人等，命于诸大臣后面之西南墙角处就座。跳布扎颂赞索若巴凌之后，众喇嘛照例面向皇上撒米、诵达什经、敬献哈达，献过哈达，回原位入座。将茶桌由两侧一齐推进，多派献茶侍卫等。皇上用茶时，使臣等随大臣等跪叩，赐茶时，叩首饮之。茶桌撤后，先将使臣等引至住所。是日，将于咸安宫后面之空地搭支蒙古包预备，及于中正殿院两侧令诸大臣、喇嘛等、使臣等所坐之毡褥，交付武备院预先备办妥当。其赏给使臣等之饭茶，交付该部备办。凡使臣等行经之门，派护军等排列整齐，咸安宫后面之空地派护军等管带之处，拟交付护军统领办理。①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备办使臣等观中正殿跳布扎事宜折》。另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军机大臣讷亲等议奏玛木特等于大和斋瞻觐仪注折》，内容与此相似。

该仪注在大臣列班、侍卫仪仗、使臣进入、使臣位置、赐茶叩首等方面，与觐见、筵宴、辞行仪注基本相同，唯系参加佛事活动，又有活佛参加，故内容及安排活佛、达喇嘛等座位方面另有特色。跳步扎是每年的重要佛事活动，即使皇帝不参加，仍然要按部就班地进行。乾隆十一年、十五年，乾隆皇帝未曾参加，当时跳步扎的仪式为：

此次之来使尼玛等观看跳布扎时，皇上亦不驾临，相应仍按前例，免支黄幄及为众人进茶。召集诵经之喇嘛千余名坐左边，大臣等于右边对坐。诵经喇嘛及聚集之大臣等就坐处皆铺毡垫。既然不支圣上所坐黄幄，相应照前令三位呼图克图正向而坐。是日清晨，照看之章京等带领使臣等至雍和宫，酌择喇嘛等所住房内宽敞之处，供使臣等歇息，由照看之大臣等赏食饭食毕，引至前后殿礼佛，再带至原处等候。届时引入。于首排大臣之末，留隙而坐，随行而来之厄鲁特等坐于众大臣之后。跳布扎礼毕，将使臣等带回住处。聚集之大臣等皆着蟒袍补褂。其备办恩赏使臣等之饭食茶饮，收拾令使臣等歇息之喇嘛房间，备办坐垫等处，皆交付各该处备办。使臣等路经街道门堆，皆令官兵排列整齐，及管理雍和宫外围之处，均拟交付步军统领、护军统领等。②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军机大臣傅恒等奏闻备办带尼玛等观看雍和宫跳步扎事宜折》。

可知除免支黄帷、为僧众赐茶、叩首谢恩及呼图克图正向而坐以外，其他过程和仪式与皇帝驾临时相同。另外，跳步扎的过程并非仅仅表演驱鬼，而诵经亦为主要内容之一，故每次参加跳步扎的喇嘛较多，且呼图克图亦参与诵经，如乾隆十五年雍和宫跳步扎时，参加的喇嘛达1200余名，其中多数为诵经喇嘛。③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带尼玛等观看雍和宫跳步扎时不必召集蒙古宾客片》。

如准噶尔使者所言：“按我蒙古例，若能观看跳步扎，则一年畅顺。兹蒙大皇帝之恩，得以观看，相应于我等更有裨益也。”④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内大臣海望奏请准尼玛等于观看步扎时向三位呼图克图进献木碗片》。在准噶尔地区的寺院，每年亦举行跳步扎，但规模难以与清廷举办的跳步扎相比，因此，准噶尔使者能够参加如此规模宏大的跳步扎活动，乃为莫大荣耀。清朝则以此来笼络使者，使之了解并宣传清廷信仰黄教之盛况。

准噶尔使者不在腊月、正月来北京时，便错过了参加跳步扎的活动，但若遇其他佛事活动，清廷亦准其参加。如乾隆十三年四月在雍和宫为孝贤皇后办道场，念“依如格勒经”时，便特谕准噶尔使者唵集等参加，此次参加道场之仪注为：

于雍和宫召集千名喇嘛念依如格勒经时，将御临黄凉棚搭于天王殿前东侧，于宝座台上臵放宝座。令前引十位大臣，列排坐于凉棚前东面，后扈两位大臣侍立，豹尾班侍卫列于天王殿两侧山墙前。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计宝座东面所能容纳站立。二位呼图克图所坐二榻，于清宁门内面向天王殿放臵。供献之黄案，自呼图克图等所坐榻前往后排列。其念经之千名喇嘛，分东西两侧对坐，自西侧狮子往南，稍离喇嘛等，令满洲文武大臣等西向挨次排列入座。准噶尔使臣唵集等，随首排大臣之末，留空隙而座，其随行厄鲁特等随之而坐。引领使臣之尚书那延泰等，酌情照看使臣入座。其使臣等，于午时前自住处引至，令憩于雍和宫达喇嘛房内，赏食饭食。念经喇嘛等所坐毡褥，暂免铺设。圣上驾临时，令千名喇嘛及呼图克图等皆于清宁门外两侧跪迎，引使臣唵集等往前跪迎，俟圣上驾临东书院，令铺喇嘛等之坐褥。钟鼓楼前之两侧，排列念经队伍，引入诸大臣排列，亦引入使臣等，令于就座处站立。届时奏闻，驾临之时，均令跪地。圣上升座后，令二位呼图克图就榻入座，令念经喇嘛等入座，众大臣、使臣等皆叩头入座。喇嘛等念经毕，于黄凉棚东侧放臵矮榻，令二位呼图克图面西而坐。旋进茶，献皇上茶时，众皆跪地，皇上用茶时，众皆叩首。继依次为二位呼图克图、坐首排喇嘛等、首排及次排大臣等、使臣等进茶。上还宫后，由臣等照看其余人等饮茶。饮茶毕，由照看之章京等引使臣等出西侧门，带至其住处。念依如格勒经时，由都统旺扎尔向佛尊、呼图克图敬献哈达。

是日，聚集之大臣、官员等皆着素服。①乾隆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军机大臣傅恒等奏报雍和宫诵经仪注片》。

这是清廷所做的比较大的道场，其仪注与跳步扎之仪注基本相同。诵经者除章嘉呼图克图、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外，还有上千名喇嘛。让使臣参加此类活动，目的仍在显示清朝黄教之兴盛，同时以此优待使者。使者等能够参加如此规格的佛事活动，自然是千载难遇，故皆欣喜感恩，如所言：

大皇帝乃真佛、大施主，扶佑黄教，乃大皇帝虔诚之心力，振兴教法，乃喇嘛之功课。今做如此之大道场，实乃神奇之典范，难以遇逢。因皇后之大事，大皇帝圣心悲恸，为皇后做依如格勒经之道场，又念我等系蒙古人，传来我等听依如格勒经，并瞻觐圣颜，实为喜出望外无尽之恩。嗣后，凡于我等此生及来世有益者，皆源自于大皇帝所施洪恩也。②乾隆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尚书海望等奏闻雍和宫道场毕使臣唵集等欣喜情形片》。

对于笃信黄教之使者等而言，能够参加如此道场，可修今生和来世之福。其回到游牧地后，汇报参加如此道场，宣传清朝黄教盛况，无疑对准噶尔人颇为震憾。而乾隆皇帝通过让使者到寺院礼佛、参加跳步扎和诵经活动，展示清朝皇帝系实心阐扬黄教、安逸众生，乃蒙藏民众心目中的“菩萨王”。③石滨裕美子《清朝与藏传佛教——菩萨王化的乾隆帝》，早稻田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

3.拜见活佛

准噶尔使臣拜见驻京呼图克图的途径有二：一为前往嵩祝寺、弘仁寺礼佛时，若章嘉呼图克图、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在寺内,得以前往叩拜,如乾隆五年正月哈柳由陪同大臣“带至嵩祝寺叩谒章嘉呼图克图,由彼带至弘仁寺,叩谒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④乾隆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准使臣叩谒章嘉呼图克图等片》。但这种情况下拜见呼图克图，也是由军机大臣奏准后，才得以拜见的，并且连呼图克图招待使臣的肉食、茶叶，亦皆从内务府备办。⑤乾隆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准使臣叩谒章嘉呼图克图等片》。

另一拜见呼图克图的途径为参加跳步扎。跳步扎时，章嘉呼图克图、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乾隆十三年以后济隆呼图克图均参加，因而，参加跳步扎之准噶尔使臣得以借机拜见呼图克图。

拜见呼图克图时，使臣敬献哈达和礼品如木碗等，呼图克图亦回赠其护符等。如乾隆十五年正月“尼玛笃诚向三位呼图克图叩献哈达，将其地一位老喇嘛吹赞兰占巴进献章嘉呼图克图、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之哈达各一条，由副使达希藏布代为进献，呼图克图等皆称不知此。章嘉呼图克图回赠一护符，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不曾回赠。”①乾隆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等奏闻尼玛等前往各寺礼佛情形片》。

若使臣等向呼图克图请求佛尊，呼图克图会将此事汇报给陪同大臣等。乾隆十五年正月尼玛等在雍和宫参加跳步扎时，向三位呼图克图进献木碗各一，并请求佛尊，章嘉呼图克图即告于陪同大臣那延泰，“适才尼玛等给我叩头献碗后，告知曰，仰蒙大皇帝恩典，我等得以两次叩拜三位呼图克图。我等均系远道前来之人，请呼图克图，赐我等宗喀巴、达喇额克祈愿佛，以便沿途虔诚祈祷而行。彼等如此请求，如若不给，似过小气，故经我等三人商酌，各送彼等宗喀巴、达喇额克之锡鲁克五尊、擦擦佛一尊、护符一个。”那延泰即时具奏，奉旨“著照请赠送”后，呼图克图方赠之。②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尚书那延泰等奏报使臣观看跳步扎时请章嘉呼图克图赠送佛尊片》。

据此可知，尽管准噶尔使臣等笃信黄教，均欲拜见活佛，但必须得到清朝的允许。即使允许其拜见活佛，各个方面也均在清朝的掌控之中。

《使者档》所载准噶尔使臣在京礼佛情况表

乾隆十年正月 哈柳乾隆十一年正月 哈柳 雍和宫 雍和宫跳步扎 章嘉呼图克图、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乾隆十一年十二月 玛木特 雍和宫 雍和宫跳步扎 章嘉呼图克图、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乾隆十三年四月 唵集 嵩祝寺、雍和宫、旃檀寺乾隆十五年正月 尼玛 弘仁寺、阐福寺、嵩祝寺、雍和宫、碧云寺、永安寺、弘光寺参加雍和宫诵经雍和宫跳步扎、诵经章嘉呼图克图、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济隆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乾隆十六年正月 额尔钦 弘仁寺、阐福寺、嵩祝寺、雍和宫、金山寺、天宁寺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济隆呼图克图、乾隆十七年正月 图卜济尔哈朗弘仁寺、阐福寺、嵩祝寺、雍和宫雍和宫跳步扎、诵经济隆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乾隆十九年五月 敦多克

五、赏赐之礼

自古各国通使，无论商谈何事，总要备礼为先。使者所携除国书外，即为见面礼品。但中国古代王朝，均自称“中国”，视周边诸国皆为外藩，故将此类礼品，多称贡品、方物，进而将外国谈判使节与属国之朝贡使者混而为一，混淆两者关系，直至清后期，在列强抗议及船坚炮利之威逼下，才设立专属衙门，将此合理区分。

准噶尔汗国时期的使臣，清朝均将其列入贡使之列，其实其与朝鲜、琉球等之贡使有很大区别。准噶尔每次来使皆有各自的谈判内容，清朝在接待使者方面，虽然礼仪有相同之处，但亦与接待朝鲜、琉球等来使有区别。在乾隆三年以前，清朝与准噶尔汗国之间相互遣使，其中清朝向准噶尔汗国遣使亦达30余次①详见张双智《清代朝觐制度研究》第96、97页。，每次皆携带国书和礼品前往。清朝使臣携带之“国书”，清朝自称敕书，以体现尊卑等级关系；携带绸缎等礼品，清朝自称赏赐礼品，而实质都是两国间的通使必备之物而已。此问题治史者不可不察，否则无法研究中国古代的中外关系沟通、交流的发展历史。

一般而言，各国使臣所携带的礼品，多为本国特产，如清朝的丝绸磁器、西洋的钟表、草原的貂皮良马等，是使臣携带的主要礼品。准噶尔使臣每次进京携带的礼品主要是貂皮、马匹等。笔者根据《使者档》等记载，绘制出雍正、乾隆年间《准噶尔进京使臣所携礼品表》如下：

准噶尔进京使臣所携礼品表

从表内的礼品栏中可见，准噶尔汗国的主要礼品是貂皮，一般每次带30至40余张。其次是马匹，准噶尔草原历来是出名马之地，《使者档》所载准噶尔的17次来使中，有9次携良马2匹。其中有7次带玉碗为礼品，准噶尔汗国辖境内出产和田玉，玉碗为珍贵之物，或其知晓乾隆皇帝嗜玉而献之。另有木碗、雕、犬等，仅一、两次携带，非主要礼品。此外，使团携带大量货物到北京贸易，亦多为皮张，此不属于礼品。

清朝以上国自居，号称礼义之邦，在对外国国王和使臣的赏赐方面，继承了中原王朝“厚往薄来”的原则，赏赐丰厚，成为清朝怀柔边远、吸引往来的重要手段，并以此体现天朝上国政治、经济、文明之昌盛。从《使者档》有关赏赐的记载中，可知清朝对准噶尔台吉及使者的赏赐，分为例赏、加赏、特赏三部分，是根据谈判情况、关系好坏分别进行赏赐的。例赏、加赏、特赏的对象包括准噶尔台吉和使团成员，而对使团成员的赏赐，按正使、副使、跟役三类分别赏赐，标准差距较大。

1.例赏

例赏是遵循以往的礼尚往来之礼，对对方携带礼品之回礼和对使者们的例行赏赐。清朝于顺治八年，定对额鲁特贡使之例赏为：

额鲁特贡使一等者：上号蟒缎一，帽缎、彭缎各一，毛青布二十四，银茶桶一、重三十两。随从五人，各彭缎一，毛青布八；次等者：补缎一，彭缎一，毛青布十六。随从三人，各彭缎一，毛青布十六；小台吉及塔布囊各官来使，各彭缎一，毛青布八。随从一人，各毛青布四。①《清世祖实录》卷54，顺治八年闰二月丁丑条。

详细规定了各级别台吉所遣来使之赏赐待遇，准噶尔巴图尔浑台吉之使臣即为一等者。另外，从中可以窥得，当时额鲁特各部遣使者既有浑台吉，亦有小台吉。但后来基本都是浑台吉遣使，且赏格亦有增加。

清朝对准噶尔来使的例赏，分为对准噶尔台吉例赏和对使者例赏两部分，其中对准噶尔台吉的例赏，清朝称为“颁敕之礼”，标准为“赏各色缎十匹”，该标准一直未变。对使团成员的例赏标准为：

其为首使臣，赏银一百两、御用缎二匹、官用蟒缎一匹、补缎一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四匹；赏副使银五十两，官用蟒缎一匹、御用缎二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匹；其随行来京之厄鲁特，留肃州之厄鲁特等，人各赏银二十两、官用缎二匹、彭缎一匹、毛青布八匹外，其使臣及随行来京之厄鲁特等，若在冬季，赏皮袄各一袭、棉袍各一袭，倘在夏季，赏棉袍各一袭、双层纱袍一袭，及帽子、腰带。②乾隆三年二月初十日《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照例赏赐使臣达什等物项片》；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依例赏赐使臣吹纳木喀等银两缎匹等物折》等。

其中例行赏赐的银两、绸缎、布匹，一直没有变化，而赏赐的衣服却根据季节有所变化，在冬季赏赐正使“焰红妆缎面白鼠皮袄一袭，焰红妆缎棉袍一袭”；副使“焰红妆缎面黑鼠皮袄一袭，焰红妆缎棉袍一袭”；随来北京的跟役“赏金字缎面羊皮袄各一袭、金字缎棉袍各一袭”，并腰带帽子等。③乾隆三年二月初十日《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照例赏赐使臣达什等物项片》。夏季来使，正副使臣“各赏应时焰红妆缎面棉袍一袭，夹层纱袍一袭”；至京之跟役“各赏金字缎面棉袍一袭，夹层纱袍一袭”，并腰带、凉帽等。④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赏赐唵集等银两物品片》。另外，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奏请赏赐准噶尔使臣的奏折为：

准噶尔噶尔丹策零所派使臣吹纳木喀等，事毕将遣返。查得，先前准噶尔使臣等来，除专特施恩另行赏赐外，照例赏使臣二等蟒缎一匹、补缎一匹、大缎二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四匹；赏随从跟役等，每人各赏大缎二匹、彭缎一匹、毛青布八匹，遣往在案。今特施恩赏使臣吹纳木喀等棉衣各一套、纱夹衣各一套、吹纳木喀银一百两，诺惠尼银五十两，随从十三人，每人各赏银二十两外，彼等返回之时，亦照前例，拟赏吹纳木喀二等蟒缎一匹、补缎一匹、大缎二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四匹；赏随从跟役等，每人各赏大缎二匹、彭缎一匹、毛青布八匹。其诺惠尼，酌加核减，赏二等蟒缎一匹、官缎二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匹。随从十三人，及留肃州七人，均各赏官缎二匹、彭缎一匹、毛青布八匹。①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十六日《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赐使臣吹纳木喀等物品折》。据此奏折可知，在雍正年间之前，赏赐准噶尔使者的例赏仅为绸缎、布匹，而银两、衣服属于加赏。乾隆元年赏赐吹纳木喀时，总理事务王大臣等仍将赏赐衣服做为加赏奏请，②详见乾隆元年正月十九日《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赏赐吹纳木喀等物项片》，该奏片内容为：查得，去年遣返准噶尔噶尔丹策零所遣使臣吹纳木喀等时，曾赏吹纳木喀银一百两、御用缎二匹、官用蟒缎一匹、补缎一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四匹，赏诺惠尼银五十两、官用蟒缎一匹、（原档残缺）、毛青布二十匹，随行而来之二十人，人各赏银二十两，官用绸缎二匹，彭缎一匹，毛青布八匹。另对吹纳木喀、诺惠尼及随行而来之厄鲁特人中除留于肃州之七人外，其来京城之十三人，人各赏纱袍一件、棉袍一件、帽子、腰带等在案。赏此次前来使臣吹纳木喀、额塞及随行而来之二十四名厄鲁特之银、缎、布，拟仍照前例，俟其起程之时颁赏。其赏留于肃州之六名厄鲁特之银、缎、布，则交付吹纳木喀等，俟其抵达肃州转赏外，届时赏给吹纳木喀、额塞火红妆缎面儿狐皮袄（原档残缺），其随行而来十八名厄鲁特，各赏金字缎面儿羊皮袄一件、金字缎棉袍一件。可否之处，谨此请旨。等因。乾隆元年正月十九日奏入，奉旨：著赏。钦此。获准加赏后，即成为对后来使者的赏赐定例，同绸缎、布匹一样变成例赏。加赏逐渐变为例赏，在《使者档》记载中体现颇多。

每次准噶尔使团都有大批跟役随从，至肃州后，将部分跟役留于肃州进行贸易，仅带数名跟役进京。按清朝赏赐之礼，对来京之跟役除例赏外皆有加赏，偶有特赏，但对留于肃州之跟役，仅有例赏，赏格与来京之跟役相同，为“人各赏银二十两、官用缎二匹、彭缎一匹、毛青布八匹”，这些赏品同赐给使者的其他物品一起交与使臣，由使臣带至肃州分发。

2.加赏

乾隆七年十一月，军机大臣为加赏准噶尔台吉事具奏：

查得，先前颁降准噶尔噶尔丹策零以敕书，例赏缎十匹。乾隆四年，因噶尔丹策零派使臣哈柳，一切事宜，悉遵谕旨，恭顺具奏，格外施恩赏蟒缎、妆缎六匹，玻璃、磁器十种。继而使臣莽鼐、吹纳木喀等至，恩赏玻璃、瓷器十种，缎十六匹。均皆记录在案。

此次，噶尔丹策零特派吹纳木喀等，进献玉碗、马匹，极为恭顺具奏，相应请随敕赏缎十匹外，其如何另行恩赏之处，谨此请旨。

等因，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奏入，奉旨：亦赏缎十匹外，著赏蟒缎、妆缎八匹，玻璃、磁器十二种。钦此。③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格外恩赏噶尔丹策零物品片》。

看来加赏噶尔丹策零的主要原因是“一切事宜，悉遵谕旨，恭顺具奏”，即两者友好关系日益密切，因而加赏。乾隆四年十二月使臣哈柳来京时，所携奏书遵旨划界，并奏请赴藏熬茶，乾隆皇帝为此甚为欣悦，是开始加赏噶尔丹策零之直接原因。

另外，由于准噶尔使臣携带礼品增加，且“极为恭顺具奏”，作为礼尚往来，也是加赏的重要因素。乾隆七年以后，对准噶尔台吉的加赏也固定化，且数量不断增加，几乎形同例赏。

加赏准噶尔台吉的同时，对使臣等亦行加赏。乾隆四年十二月因诸事商谈成功，亦对使臣哈柳加赏，经军机大臣奏请，奉旨“赏哈柳大缎四匹、玻璃器皿四种”，①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时逢年节赏噶尔丹策零及使臣哈柳物品折》。并在返回前加赏哈柳银二百两、副使松阿岱、巴彦各加赏银五十两。

嗣后，对准噶尔来使的加赏，基本标准为正使“大缎四匹、玻璃器四种、银二百两”，副使“银五十两”，并且，每次噶尔丹策零、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喇嘛达尔扎的来使，基本都按此标准加赏，偶有增加者，亦仅为哈达等，为数不多，而此加赏标准则形同定例。

3、特赏

乾隆年间对准噶尔台吉之特赏，始于乾隆七年十一月吹纳木喀来使之时，实为使臣为其台吉求索而致。该赏缘起于：

照看使臣等之内护军统领庆恩等禀称，据使臣吹纳木喀暗地告称，噶尔丹策零喜好鹰犬，闻知大国鹰犬甚佳，极愿得以一见。料想此次大皇帝必恩赏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可否恩赏鹰犬带往耶。②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闻据称噶尔丹策零喜好鹰犬片》。

乾隆皇帝览后降旨：

准噶尔之噶尔丹策零请安，进献马匹、物件，笃诚恭顺具奏，相应照例赏赐外，特恩赏好鹰二只，良犬二只。著饬交该大臣等，挑上等鹰绊、犬圈各两副赏之，一副在途用，一副俟至其游牧后用。钦此。③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谕著赏噶尔丹策零鹰犬》。

在此次紫光阁筵宴使臣吹纳木喀后，传旨使臣：

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进献之马，适朕已试骑，故此格外施恩，将朕佩戴素珠赏给噶尔丹策零。尔等赍往晓谕噶尔丹策零。钦此。

又以噶尔丹策零进献良马，特赏御佩素珠一掛。使者临行前复降旨：“著赏噶尔丹策零橘、柑各一篓赍往”④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谕著赏赐噶尔丹策零橘柑赍往》。

从此，开特赏准噶尔台吉之例。此后来使时，基本都对准噶尔台吉有特赏，赏赐物品以绸缎、磁器、玻璃器、珐琅器、如意、佛经、佛塔、酒海、灯笼、象牙制品、漆器、荷包等为主，每次赏赐种类和数量均较前一次多，其中以乾隆十五年特赏于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十六年赏于喇嘛达尔扎的物品之种类、数量最多。乾隆十五年尼玛来使时特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的物品有：

漳绒二匹、妆缎二匹、宁绸二匹、玻璃瓶一对、玻璃碗二对、玻璃盘一对、瓷盘一对；带套木碗一个、珐琅小瓷瓶一对；玉如意一柄；大红漳绒四匹、酱色漳绒二匹、黄漳绒一匹、表二件（随木匣）、磁珐琅瓶一对、蓝玻璃画金观音瓶一件、象牙佛手盒一件、画羊角方灯一对、画羊角六方瓶灯一对；四方羊角卓（桌）灯一对、四方纱卓（桌）灯一对、小荷包十对（内银锞二十个）、大荷包一对（内金钱二个）；磁胎珐琅甘（橄）榄瓶一对、磁胎珐琅茶碗一对、青花白地碗一对、霁红靶（把）碗一对、青花白地碟一对、绿彩磁盘一对、霏（翡）翠玻璃大碗一对、亮绿玻璃刻花茶碗一对、亮蓝玻璃碟一对。①乾隆十五年二月十三日《赏赐此次准噶尔来使（尼玛）物品清单》

翌年，因准噶尔汗位更替，使臣额尔钦赶至苏州觐见。乾隆皇帝或遵前例，或因其诚心请安具奏，故对新汗喇嘛达尔扎例赏、加赏外，特赏亦颇丰厚，主要特赏为：

连套木碗一个、玻璃碗一对、磁碗一对、磁盘一对、花瓶一对、红玻璃瓶一对、金漆盒一对、玻璃盘一对、对子荷包一对（内有金钱）、小荷包十对（内有银锞）、漳绒二匹、缎三匹、妆缎一匹、宁绸二匹；镶嵌如意九柄（一盒）、柿黄橄榄瓶一对、青花白地磁花瓶一对、霁红把碗一对、月白涅玻璃烧碗一对、绿磁盘一对、绿玻璃碗一对、酒黄玻璃碗一对、青花白地磁碟一对、象牙盒三件、珐琅碗一对、漳绒五匹；磁象花插一件、磁绕芝花插一件、磁各种果形笔洗一件、漆盒一对、锦缎六匹。②乾隆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赏赐本次来使（额尔钦）物品清单》。

特赏与例赏、加赏不同，根据乾隆皇帝的意愿可增可减，所赏物品也不像例赏、加赏那样固定，随意性较大。如乾隆十七年图卜济尔哈朗来使时，因聘请喇嘛谈判破裂，乾隆帝对喇嘛达尔扎的特赏既减少较多，而乾隆十九年达瓦齐所遣使臣敦多克来使时，对达瓦齐未予特赏，仅有例赏和加赏而已。

清朝对使臣特赏，始于乾隆十年对哈柳之特赏，当时筵宴时特赏噶尔丹策零时，亦赏哈柳“灯笼一对”。此后开特赏使臣之例，前来使臣均有不同特赏，仍以乾隆十五年、十六年来使所得特赏最多。乾隆十五年特赏正使尼玛：“西洋鼻烟壶一对；玉如意一柄；古铜漳绒一匹、黄漳绒一匹、洋漆罩盖三层海棠盒一对、象牙田瓜盒一对、画羊角方灯一对；锦一匹、片金一匹、大缎一匹；羊角卓（桌）灯一对、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三对（内都有银锞）。”副使达希藏布、奔塔尔：“各锦一匹、大缎一匹。各小荷包二对（内皆有银锞）”，至京之跟役“各官用缎一匹。”③乾隆十五年二月十三日《赏赐此次准噶尔来使（尼玛）物品清单》。

乾隆十六年对喇嘛达尔扎特赏的同时，亦对使臣特赏，赏正使额尔钦：“珐琅花插一对、玻璃碗一对、玻璃盘一对、红花碗一对、对子荷包一对（内有银锞）、小荷包四对（内有银锞）、妆缎一匹、红缎一匹、各色缎四匹；洋磁笔筒二件、青花白地磁碗一对、绿玻璃花瓶一对、镶金星玻璃鼻烟壶二件、漳绒三匹、各色缎四匹；磁小花瓶一件、磁笔洗一件、锦缎三匹。”副使尼玛：“对子荷包一对（内有银锞）、小荷包三对（内有银锞）、各色缎四匹；各色缎四匹；锦缎一匹。”副使奔塔尔、塔克都：“对子荷包各一对（内有银锞）、小荷包各一对（内有银锞）、各色缎三匹；各色缎三匹；锦缎各一匹。”对跟随到苏州的5名跟役，先后各特赏缎2匹。①乾隆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赏赐本次来使（额尔钦）物品清单》。因乾隆十五年尼玛曾为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的正使至京，且各项谈判顺利，清朝对其优礼有加，故十六年尼玛复为喇嘛达尔扎之副使时，清朝将其与其他两名副使区别对待，对特赏物品有异，属于赏赐中之特例。

乾隆十七年因聘请喇嘛谈判破裂，使臣图卜济尔哈朗拒不延聘清朝为准噶尔准备的喇嘛，所以在减少对准噶尔台吉特赏的同时，亦减少了对使臣的特赏，仅特赏正使“铜镶石鼻烟盒二个；玉如意一柄”，“漳绒二疋、洋漆盒一对、象牙盒一对、纱灯一对。”②乾隆十七年正月十三日《朝觐筵宴时依礼赏赐准噶尔台吉及使臣物项记注》和乾隆十七年正月十五日《使臣于山高水长观看烟火时赏赐准噶尔台吉及使臣物项记注》。且对副使等未予特赏。

笔者根据《使者档》和《清实录》等文献，绘制了《清朝赏赐准噶尔台吉及使者物品表》，基本概括了乾隆年间清廷对准噶尔台吉及历次使者的例赏、加赏、特赏，从中可以了解清朝对准噶尔使者之赏赐之礼。

清朝赏赐准噶尔台吉及使者之物品表

匹、彭缎一匹、毛青布八匹、各赏银二十两。袄一件、金字缎棉袍一件及帽子、腰带等。噶尔丹策零各色缎十匹。达 什乾隆三年正月正使达什副使博济尔官用蟒缎一匹、补缎一匹、御用缎二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四匹、银一百两。焰红妆缎面白鼠皮袄一袭，焰红妆缎棉袍一袭及帽子、腰带等。官用缎二匹、御用缎二匹、彭缎一匹、毛青布二十匹、银五十两。焰红妆缎面黑鼠皮袄一袭，焰红妆缎棉袍一袭及帽子、腰带等。（上述加赏成例赏）跟役22名跟役每人各赏官用缎二匹、彭缎一匹、毛青布八匹、各赏银二十两。至京之 22名跟役各赏金字缎面儿羊皮袄一袭、金字缎棉袍一袭及帽子、腰带等。各色缎十匹哈柳乾隆三年十二月正使哈柳副使绰诺副使乌巴什官用蟒缎一匹、补缎一匹、御用缎二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四匹、银一百两。焰红妆缎面白熏皮袄一袭，焰红妆缎棉袍一袭及帽子、腰带等。各赏官用缎二匹、御用缎二匹、彭缎一匹、毛青布二十匹、银五十两。焰红妆缎面黑熏皮袄各一袭，焰红妆缎棉袍各一袭及帽子、腰带等。跟役39名跟役每人各赏官用缎二匹、彭缎一匹、毛青布八匹、各赏银二十两。至京之 18名跟役各赏金字缎面儿羊皮袄一袭、金字缎棉袍一袭及帽子、腰带等。

① 此次来使，奉旨按副使待遇接待。② 《使者档》对此次来使无记载，《方略》、《实录》亦未记载副使及跟役情况。对使臣之例赏，系笔者根据赏例推定者。

① 《使者档》对此次来使无记载，《方略》、《实录》亦未记载副使及跟役情况。对使臣之例赏，系笔者根据赏例推定者。② 《使者档》对此次来使无记载，《方略》、《实录》亦未记载副使及跟役情况。对使臣之例赏，系笔者根据赏例推定者。

焰红妆缎面皮袄一袭，焰红妆缎面棉袍一袭及帽子、腰带等。哈柳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各色缎十匹。 蟒缎、妆缎八匹，玻璃六件、磁器八件、珐琅器四件。玉如意一柄；重五十两之银茶桶一件、酒海一个、曼达一个、藏香一百束。鼻烟壶一个；《无量寿经》一部、玻璃壶一对、玻璃盖碗一对；珊瑚素珠一串、珐琅壶一对、珐琅花茶桶一个。乾隆十一年正月正使哈柳 官用蟒缎一匹、补缎一匹、御用缎二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四匹、银一百两。焰红妆缎面白鼠皮袄一袭，焰红妆缎面棉袍一袭及帽子、腰带等。大缎四端，玻璃器四件，大哈达四条、银二百两。玉如意一柄；鼻烟壶一个；玻璃壶一对、问钟一件。副使图布吉尔干副使玛木特各赏官用缎二匹、御用缎二匹、彭缎一匹、毛青布二十匹、银五十两。焰红妆缎面灰鼠皮袄各一袭，焰红妆缎面棉袍各一袭及帽子、腰带等。银各五十两。跟役25名跟役每人各赏官用缎二匹、彭缎一匹、毛青布八匹、各赏银二十两。至京之 15名跟役各赏金字缎面儿羊皮袄一袭、金字缎棉袍一袭及帽子、腰带等。玛木特乾隆十一年十二月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各色缎十匹。 蟒缎、妆缎八匹，玻璃、磁器、珐琅器皿十八种。鼻烟壶一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对，荷包内各放银元宝一个；妆缎二匹、漳绒二匹、宁绸二匹，珐琅器二种，玻璃器六种、磁器两种；《无量寿经》一部、吊灯两对、玻璃碗一对、玻璃壶一对；玉如意一柄、问钟一个；漳绒六匹、漆盒一对、珐琅壶一个、象牙盒一

个、火镰一个。正使玛木特官用蟒缎一匹、补缎一匹、御用缎二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四匹、银一百两。焰红妆缎面白鼠皮袄一袭，焰红妆缎面棉袍一袭及帽子、腰带等。大缎四匹、玻璃器四种、银二百两。鼻烟壶一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对，荷包内各放银元宝一个；台灯一对、玻璃壶一对；玉如意一柄、问钟一个；漳绒二匹、漆盒一对、象牙盒一个。副使巴图蒙克副使杜喇勒哈什哈各赏官用缎二匹、御用缎二匹、彭缎一匹、毛青布二十匹、银五十两。焰红妆缎面灰鼠皮袄各一袭，焰红妆缎面棉袍各一袭及帽子、腰带等。银各五十两。跟役 43名跟役每人各赏官用缎二匹、彭缎一匹、毛青布八匹、各赏银二十两。至京之 16名跟役各赏金字缎面儿羊皮袄一袭、金字缎棉袍一袭及帽子、腰带等。唵集乾隆十三年四月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各色缎十匹。 蟒缎、妆缎八匹，玻璃、磁器、珐琅器皿十八种。玉如意一件、哥窑瓶二件、三色玻璃瓶一件、玻璃葫芦花插一件、西洋珐琅鼻烟壶一件、象牙如意盒一件、问钟一件、漆套盒二件、妆缎二匹、蟒缎二匹、章（漳）绒二匹、宁绸二匹；银塔一尊、佛经一部、佛像一轴、蓝玻璃罩盖匣一对。玻璃套匣一件，内盛小荷包三十八个。正使唵集 官用蟒缎一匹、补缎一匹、御用缎二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四匹、银一百两。焰红妆缎面棉袍一袭，夹层纱袍一袭并凉帽、腰带等。象牙盒一件、洋漆套盒一对、漳绒二匹。副使敦多布官用缎二匹、御用缎二匹、彭缎一匹、毛青布二十匹、银五十两。焰红妆缎面棉袍一袭，夹层

纱袍一袭并凉帽、腰带等。跟役26名跟役每人各赏官用缎二匹、彭缎一匹、毛青布八匹、各赏银二十两。至京之 13金字缎面棉袍一袭，夹层纱袍一袭，并凉帽、腰带等。尼玛乾隆十五年正月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各色缎十匹。 蟒缎、小龙缎八匹，玻璃、磁、珐琅器十八种。漳绒二匹、妆缎二匹、宁绸二匹、玻璃瓶一对、玻璃碗二对、玻璃盘一对、瓷盘一对；带套木碗一个、珐琅小瓷瓶一对；玉如意一柄；大红漳绒四匹、酱色漳绒二匹、黄漳绒一匹、表二件（随木匣）、磁珐琅瓶一对、蓝玻璃画金观音瓶一件、象牙佛手盒一件、画羊角方灯一对、画羊角六方瓶灯一对；四方羊角卓（桌）灯一对、四方纱卓（桌）灯一对、小荷包十对（内银锞二十个）、大荷包一对（内金钱二个）；磁胎珐琅甘（橄）榄瓶一对、磁胎珐琅茶碗一对、青花白地碗一对、霁红靶（把）碗一对、青花白地碟一对、绿彩磁盘一对、霏（翡）翠玻璃大碗一对、亮绿玻璃刻花茶碗一对、亮蓝玻璃碟一对。正使尼玛官用蟒缎一匹、补缎一匹、御用缎二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四匹、银一百两。焰红妆缎面白鼠皮袄一袭，焰红妆缎面棉袍一袭及帽子、腰带等。大缎四匹、玻璃花插一对、玻璃碗一对、银二百两。西洋鼻烟壶一对；玉如意一柄；古铜漳绒一匹、黄漳绒一匹、洋漆罩盖三层海棠盒一对、象牙田瓜盒一对、画羊角方灯一对；锦一匹、片金一匹、大缎一匹；羊角卓（桌）灯一对、

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三对（内皆有银锞）；副使达希藏布副使奔塔尔跟役各赏官用缎二匹、御用缎二匹、彭缎一匹、毛青布二十匹、银五十两。焰红妆缎面黑鼠皮袄各一袭，焰红妆缎面棉袍各一袭及帽子、腰带等。44名跟役每人各赏官用缎二匹、彭缎一匹、毛青布八匹、各赏银二十两。至京之 17名跟役各赏金字缎面儿羊皮袄一袭、金字缎棉袍一袭及帽子、腰带等。银各五十两。 各锦一匹、大缎一匹。各小荷包二对（内皆有银锞）。各官用缎一匹。额尔钦乾隆十六年正月喇嘛达尔扎上用蟒缎一匹、片金一匹、妆缎二匹、闪缎一匹、字缎一匹、缎四匹。御用蟒缎一匹、片金一匹、妆缎一匹、闪缎二匹、字缎一匹，玻璃、磁器、珐琅器十八件。连套木碗一个、玻璃碗一对、磁碗一对、磁盘一对、花瓶一对、红玻璃瓶一对、金漆盒一对、玻璃盘一对、对子荷包一对（内有金钱）、小荷包十对（内有银锞）、漳绒二匹、缎三匹、妆缎一匹、宁绸二匹；镶嵌如意九柄（一盒）、柿黄橄榄瓶一对、青花白地磁花瓶一对、霁红把碗一对、月白涅玻璃烧碗一对、绿磁盘一对、绿玻璃碗一对、酒黄玻璃碗一对、青花白地磁碟一对、象牙盒三件、珐琅碗一对、漳绒五匹；磁象花插一件、磁绕芝花插一件、磁各种果形笔洗一件、漆盒一对、锦缎六匹。正使额尔钦御用缎二匹、官用蟒缎一匹、彭缎二匹、补缎一匹、细布二十四匹、银一百两。元狐帽一顶、妆缎面银鼠皮袍一件、妆缎面绫里锦袍一件、绿纺丝搭包一条。珐琅花插一对、玻璃碗一对、玻璃盘一对、红花碗一对、对子荷包一对（内有银锞）、小荷包四对（内有银锞）、妆缎一匹、红缎一匹、

各色缎四匹；洋磁笔筒二件、青花白地磁碗一对、绿玻璃花瓶一对、镶金星玻璃鼻烟壶二件、漳绒三匹、各色缎四匹；磁小花瓶一件、磁笔洗一件、锦缎三匹。副使尼玛副使奔塔尔副使塔克都御用缎各二匹、官用蟒缎各一匹、彭缎各二匹、细布各二十匹、银各五十两；每名青狐皮帽一顶、妆缎面灰鼠皮袍一件、妆缎面绫里锦袍一件、绿纺丝搭包一条。赏 尼玛：对子荷包一 对（内有银锞）、小荷包三 对（内有银锞）、各色缎四匹；赏 尼玛：各色缎四匹；锦缎 一匹。赏奔塔尔、塔克都：对子荷包各一对（内有银锞）、小荷包各一对（内有银锞）、各色缎三匹；赏奔塔尔、塔克都二人：各色缎三匹；锦缎各一匹跟役赏随来跟役 20名并留驻肃州跟役 24名：每名官用缎各二匹、彭缎各一匹、细布各八匹、银各二十两。至京之 20名跟役黄狐帽各一顶、字缎面羊皮袍各一件、字缎面杭细里锦袍各一件、绿纺丝搭包各一条。赏至苏州之 5名跟役缎各一匹；复赏5名跟役缎各一匹。图卜济尔哈朗乾隆十七年正月喇嘛达尔扎御用蟒缎一匹、片金一匹、妆缎一匹、闪缎一匹、字缎一匹、缎四匹。加赏上用蟒缎一匹、片金一匹、妆缎一匹、闪缎一匹、字缎三匹、磁胎法琅橄榄瓶一对、磁胎法琅茶碗一对、青花白地碗一对、霁红靶碗一对、青碧玉花插一件、铜镀金套拉古尔碗一个；玉如意一柄；妆缎二疋、漳绒二疋、宁紬二疋、玻璃瓶一对、玻璃碗二对、玻璃碟一对、磁碟一对；各色漳绒六疋、磁花瓶

① 对此次来使，乾隆皇帝降旨“著按先例赏赐准噶尔使臣”，故应该仍有缎、布、衣类等项例赏，但因档案未记载，只记载了银两数，故仅录之。

以上赏赐银两、物品，皆出自内务府。清代接待外藩使者，一应财物，皆出自内务府。接待准噶尔使者的照看使臣之官员中，有一员为内务府司员，其主要任务即协同办理使者所需和赏赐物品等。清代除户部所属之银库外，还有内务府所属银库，一般将其称为“内帑”，为皇家所属，而户部所属银库为“外帑”或“国帑”，是国家的银库，其或在北京、或在各省。“国帑”财政来源于国家之正项税收，而“内帑”财物来源是内务府所属人员上缴银两、物品及内务府专司产业之所出。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基本认为“内帑”属于皇家银库，是供皇帝等挥霍的财务，这种观点存在缺陷。清朝皇帝并非仅把内帑银两等供皇宫消费，而亦多将其用于国事，用于接待、赏赐外藩等，仅为其中一部分，另外还用于赏赐八旗、赏赐出征官兵等。在清代的汉文史料中，出自户部银库的款项写作“拨”，而出自内务府的款项、物品等则写作“赏”或“赐”，以此庶可区分款项来源。

六、抚恤之礼

在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渔猎民族等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中，有一个困扰北方民族的最大问题，就是春季的天花和夏季的炎热，这是在目前民族关系史研究中被忽略的问题，但确是一个影响巨大的问题。夏季炎热使北方民族不便在长城内久留，而春季天花却使其在该季节不敢跨入长城。在长城之内各地区春季天花病菌流行，未曾出痘之成人染之，九死一生。北方民族民众绝大多数未曾出痘，且无治疗此病之经验，故染之必亡，因而使游牧民族对此病菌极为畏惧，亦畏内地如雷池。

此问题虽然成为双方交往的重大障碍，但也阻止了游牧民族的南下，常常挽救中原王朝之败局。在战争中，北方民族即使怎样势如破竹，打入长城以内，但在春季之前都要撤回，而夏季因为难耐酷暑，在征战中或突然终止返回。许多汉文史料皆将其记为战败北还，而实际却是因为惧怕天花和难耐酷暑所致。

因为惧怕天花和炎热，所以北方民族向中原遣派使者，如无特殊原因，都要避开春季和夏季，一般在秋末从游牧地出发，冬季到达内地，在春节过后，即返回游牧地。清朝在安排外藩年班进京或朝觐时，亦基本如此安排时间，为防止未曾出痘者在京城染病，特许位列年班的外藩王公不必进京，而在围班时觐见，即“其有因生身年班，不来京者，至围班则毕集”。①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747《理藩院·朝觐》。清朝建热河行宫，令外藩蒙古赴行宫朝觐，乃为解决外藩王公惧怕天花和炎热之良策。

乾隆年间准噶尔使者基本都是在冬季进京的，春节过后即离京，但仍有部分使者染病身亡。笔者根据《使者档》绘制《清朝对病逝之准噶尔使者抚恤表》，其中仅为来京之使臣和跟役病逝情况，不包含准噶尔派往肃州等地贸易的使者。来京病逝人员中有副使2名、跟役8名，10人中8人因出痘身亡，1名因伤寒、另1名未记病因，故感染天花为主要死因。

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往返途中，发现有染病者，即与使团成员隔离，如使臣玛木特所请：“杜喇勒哈什哈浑身疼痛，卧病在床，随行之根敦扎布等人亦患病，经大夫诊断为出痘，我等蒙古人甚是惊恐，不能住在一起，相应请准我及巴图蒙克率带随从而来人等，择城外僻静处住二三日，以候杜喇勒哈什哈、随从根敦扎布等可否稍愈之消息”，②乾隆十二年三月初五日《主事尚图等为副使杜喇勒哈什哈等行抵肃州出痘事呈军机大臣文》。可窥见蒙古人对出痘之恐惧之状。在京有染病者，要派御医医治；在途中有染病者，由伴送官员交付地方官员延医治疗，清廷接到奏报后，“派笔帖式一员，赏银百两，带往医生一名，立即乘驿遣往，照料诊治”。①乾隆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使臣吹纳木喀等跟役之于阳高县出痘片》。亦有有幸被治愈者，例由派往照看之官员护送追赶使团后返回。②详见乾隆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护送出痘痊愈厄鲁特事宜片》。

对病逝准噶尔使者后事之处理，清朝先后有所变化。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吹纳木喀使团跟役在北京病逝后，奉旨：“将塔尔济骨殖火化，派领催一名，送交吹纳木喀等。并照先前办理所来使臣等内病故人等之例，赏银一百两，交付吹纳木喀等，赍回交付塔尔济之妻孥”，③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九日《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奏报准噶尔使臣跟役塔尔济染痘病故片》。知当时是将逝者遗体火化，派1名领催携骨灰及100两抚恤银，追赶交付使臣，将骨灰和抚恤银两交给使臣带回交与其遗属的。但在乾隆七年十二月，准噶人使团跟役卓特巴出痘病故，正使吹纳木喀告称：“按我准噶尔之例，人一旦故去，即如灰尘，无庸带回尸体，随处可葬，惟请遣派喇嘛一名念经，招引其魂”，清朝按其所请，“除交付扎萨克达喇嘛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酌派诵经喇嘛一名，念经招魂外，再交付照看之章京等，照例装殓尸体，运至城远郊掩埋”。④乾隆七年十二月初二日《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赐病故跟役卓特巴以银两片》。此后，不再将逝者遗体火化带回，而是就地掩埋，但按蒙古人之习惯，要请喇嘛为其念经招魂。

对准噶尔使团病逝者之抚恤，除其所得各项赏赐物品外，清朝按抚恤“所来使臣等内病故人等之例，赏银一百两”，交给使臣带回交与遗属。若在回程途中病逝，“所需银两，由地方官员处支取”，⑤乾隆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使臣吹纳木喀等之跟役于宣化府出痘片》。交给使臣带回。但从《清朝对病逝之准噶尔使者抚恤表》中可以看到，乾隆十二年以后，未再给准噶尔使团病逝者发抚恤银两，其原因与清朝处理事务，皆遵循前例有关。乾隆十二年三月，军机处接到伴送官员有关副使杜喇勒哈什哈等病逝的呈文后具奏：

此次副使杜喇勒哈什哈行抵肃州，因痘亡故。其丧事，玛木特等已指派办理，且料此间使臣等早已自肃州起程，即将出卡。现今即便行文，亦难赶上，相应照前次来京城亡故人等之例，似毋庸赏银，奉旨:“不必赏。”⑥乾隆十二年三月十三日《军机大臣讷亲等奏闻副使杜喇勒哈什哈病故不必赏银片》。

乃因使臣等已出境，难以追赶而未赏。但翌年准噶尔唵集使团之跟役舍楞在京城病故，军机大臣奏请：

去年准噶尔之副使杜喇勒哈什哈及随使臣前来之厄鲁特根敦扎布行抵肃州，因出痘亡故后，令将赏赐彼等之银两、衣物、缎布等物赍回，给其妻孥外，并无另行赏银之处。而今病故之舍楞，其按随从而来人等之例，应赏之银两、衣物、缎布等项均已赏赐，相应交付使臣唵集等赍回，给其妻孥外，似无需另行赏银。⑦乾隆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军机大臣傅恒等奏闻厄鲁特舍楞出痘亡故片》。奉旨：“知道了。”

其后，按此例未再抚恤，从其中或可发现清代循例办事之规章。

清朝对病逝之准噶尔使者抚恤表

以上从对使者之迎送、接待、赏赐、礼佛、抚恤及安排使者生活几个方面，总结了清代接待准噶尔使者的各种礼仪。清代每年由礼部、理藩院等定期接待属国或外藩来京使臣，具有一套完备的礼仪制度。以上所述，仅为为期20余年间接待准噶尔使臣的各种礼仪制度，其虽难以涵盖清朝接待来使之全部礼仪制度，但从中可以窥见清朝接待外藩使臣的礼仪情况和清代处理边疆民族问题之策略。

清以少数民族政权借机入关，迁都北京，一切草创，故行政制度方面基本沿袭明制。机构方面具有民族特色并不同于明朝者，乃理藩院和内务府。理藩院执掌内外蒙古、回部、番部等事务，而内务府职责为“奉天子之家事”，乃管理皇室宫禁事务之机构，其下辖七司三院分管内廷财政、礼仪、宫禁、营造、侍奉等事务。但在翻译满文档案中，我们发现内务府在接待外藩使者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譬如接待使者过程中，陪同官员必须有内务府的官员、一切接待费用出自内务府、赏赐使者的物品亦出自内务府等，证明内务府亦有参与“国事”之职能，为我们重新认识清廷“家”与“国”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清代接待外国、藩属国来使的机构，是礼部和理藩院、内务府，此与以往皆以礼部执掌有不同之处。实际上，清朝将接待外藩事宜，分为“汉文化圈”和“非汉文化圈”两部分，接待朝鲜、安南、琉球等汉文化圈的朝贡者，具体由礼部负责，派汉大臣接待。而对“非汉文化圈”的来使，如蒙、藏地区或俄罗斯等国外使者，则由理藩院、内务府负责，派满蒙大臣接待。两者区分明确，互不杂糅，此情况直至近代，才在接待国外使者方面有所更改。目前学界研究清代宗藩体制、朝贡体制的学者，多侧重礼部接待使者方面，而忽略了理藩院、内务府接待使者的研究，或囿于理藩院、内务府接待使者的资料，基本为满文档案所致。然有清一代，理藩院和内务府接待使者次数，却远远超过礼部，因而此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本文不嫌冗长，叙述理藩院、内务府接待准噶尔使者的各种礼仪，乃为补以往对清代接待“非汉文化圈”研究缺失之处。另外，以往研究清代“大一统”和满族“汉化”、“儒化”问题的国内外学者，或因不能参考满文、蒙古文、藏文等档案文献资料，都过于强调汉文化对藩部、藩属的影响和在清代大一统中的作用，其实清初统治者与蒙藏地区或者“非汉文化圈”的国家交往，并未推行汉文化，而是因地制宜，因俗而治，使用的文字是作为国文的满文以及相关民族的文字，很少使用汉字。在宗教方面，也以弘扬黄教以安蒙藏为国策，并未推行儒教，因而，清代北部边疆各民族并没有被“汉化”或“儒化”，清代的大一统是尊重并利用各民族文化基础之上实现的，绝非如一些学者所持的，系以汉族区域为中心，向边疆延伸的观念。关于这一点，应该说“新清史”学者们的观点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