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软弱的“双核”定义
——回应意志软弱问题的评价主义与执行主义之争

周亮

[北京大学，北京100871]

关键词：霍尔顿；米尔；意志软弱；最佳判断；意图；执行

收稿日期：2014-12-07

作者简介：周亮，男，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B71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15)04-0043-05

摘要：出于日常语言直观，霍尔顿向“意志软弱是行动违背最佳判断”这种传统的评价主义观点提出了挑战，并提出以“意志软弱是过于容易地更改决心”这种执行主义观点取代传统观点。作为回应，米尔指出存在评价型和执行型两种意志软弱，但前一种仍具有核心地位。霍尔顿与米尔对意志软弱的构想都面临若干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关于意志软弱的“双核”观点以解决这些问题。本文认为，当行动者的最佳判断或已有意图是活跃意图的候选项，但却被不恰当地压倒时，行动者展现了意志软弱。

一、哲学概念与日常词语的分歧与互动

哲学家常常致力于概念的系统化和严格化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不免会产生一些不符合日常表达习惯的词语用法，从而与词语的日常意义发生分歧。①参见Joseph Raz, Practical Reason and Norms (New York: Oxford, 1999),P.18 .这种分歧导致的互动有两方面：一方面，当学界的概念创制或修正得到广泛的传播之后，能够指导和改变人们对这些概念的日常使用；另一方面，日常语言的现实使用也对学者的概念工作做出了限制性的要求：哲学概念、特别是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哲学概念，不应与日常语言使用相去太远。因为，一方面，哲学研究大量地借助直观反思的力量，当哲学概念与对应的日常词汇彼此疏远时，就会削弱人们从日常直观中获得洞见的能力；另一方面，哲学研究的一部分重要工作是对日常生活中令人困惑的现象进行分析和说明，当哲学概念与日常词汇彼此疏远时，也会使得哲学研究容易自说自话，削弱其对日常现象进行研究、与其他学科进行沟通的能力。

在“意志软弱”这一概念上，便存在着传统哲学定义与日常使用之间的分歧：对意志软弱的传统哲学讨论聚焦于行动的“违反主观最佳判断”这一特征；然而，对“意志软弱”的日常谈论却常常包含不涉及“违反主观最佳判断”的情形。面对这种分歧，当代哲学家有两种典型的应对方式：R.霍尔顿 (Richard Holton)认为，应当从根本上放弃关于意志软弱的传统观点，并用一种新的、更贴近日常使用的观点来替代；A.米尔 (Alfred Mele) 则认为，关于意志软弱的传统观点已经包含了日常意义上的意志软弱的核心条件，因此，为了贴近日常使用，只需对意志软弱的传统观点进行适当地扩充，而不须彻底地放弃。[1](P13)本文将对霍尔顿和米尔的观点进行分析和批评，说明二者各自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关于意志软弱的“双核”观点。

二、霍尔顿对意志软弱传统观点的挑战

关于意志软弱的传统观点一般认为，行动者违背自己的主观最佳判断而行动，是意志软弱的核心表现。*D. 戴维森对意志软弱的刻画是传统观点在当代的一个代表。见Donald Davidson, “How is Weakness of the Will Possible,” in Essays on Actions and Even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0), P.22.霍尔顿对这一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霍尔顿承认，存在着行动者违背自己的主观最佳判断而行动的现象， 霍尔顿用不能自制(akrasia)来称呼这一类现象。[2](P243)*“不能自制(akrasia)”这一概念在历史上的涵义与霍尔顿的用法并不完全相同。本文中的“不能自制(akrasia)”特指霍尔顿所使用的涵义。但他提出，在日常语言使用中，意志软弱并不等同于不能自制 (akrasia)。例如，当询问一些不从事哲学工作的人“什么是意志软弱”时，他们从未提到“最佳判断”、“对较好或较坏的行动选项的判断”之类的东西；相反，他们将意志软弱形容为不坚决、不能坚持自己的意图、容易偏离自己选择的路径等。[2](P241)

进一步地说，霍尔顿认为，意志软弱与不能自制 (akrasia)二者之间在概念上是互相独立的：存在着非意志软弱的不能自制的情况，也存在着非不能自制的意志软弱的情况。对于前一种情况，霍尔顿举了一个“不肯戒肉者”的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他相信所有的理由、论证都导向同一个结论：他不应该吃肉。但他完全没有被不吃肉这个念头所打动，也没有打算不再吃肉。他坦然地说：“我这样是自相矛盾的”。这个朋友的做法违背了自己的最佳判断，展现了不能自制(akrasia)，但他并没有意志软弱。[2](P253)

对后一种情况，霍尔顿举了小说《孔雀泉》中的一个例子：年轻人拉维把投身写诗当作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在他使少女尤娜怀孕并一起私奔后，拉维起初决心要保护尤娜和胎儿。然而不久之后，面对警察的追索，拉维羞愧地放弃了自己的决心，遗弃了尤娜母子而去追求诗歌。在这个例子里， 拉维从未将“保护尤娜和孩子”视为自己的最佳行动选项，拉维抛弃尤娜和孩子的行为并没有违反他的主观最佳判断(投身诗歌始终是最重要的事)，他的行为不构成不能自制(akrasia)，但就日常直观而言，拉维在放弃决心时似乎确实展现了意志软弱。

出于上面的理由，霍尔顿提出了一种关于意志软弱的新观点：意志软弱并不体现在违反最佳判断而行动，而是体现在过于容易地重新考虑或更改自己的决心； 而决心是行动者为了坚持自己的既有意图、抵抗相反的动机而形成的二阶意图。[3](P77)采用这种新的解释之后，上文中“不肯戒肉者”与“遗弃尤娜的拉维”这两个例子便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不肯戒肉者并没有展现出意志软弱，是因为他虽然形成了“不应吃肉”的最佳判断，但并没有形成相应的决心，更谈不上更改决心；拉维展现了意志软弱，是因为他虽然没有违背自己的最佳判断，但却过于容易地更改了自己原先形成的“保护尤娜和孩子”的决心。

三、米尔对霍尔顿的挑战的回应

米尔也发现了关于意志软弱的传统观点与日常观念之间的张力：在当代日常观念中，意志软弱的行为并不都是违背主观最佳判断的行为。不过，米尔对这种分歧给予了更保守、更偏向于传统观点的对待。在米尔看来：

首先，意志软弱的现象涉及到行动者的两种不同的实践承诺,[1](P15)一种是评价性的，另一种是执行性的。当行动者判断某一行动为其最佳选择时，这一判断同时构成了一个评价性的实践承诺，它在评价方面确定了行动者的行动内容。当行动者决定或意图去做某事时，这一决定或意图同时也构成了一个执行性的实践承诺，在执行方面确定了行动者的行动内容。

其次，对这两类实践承诺的违背，都可以构成意志软弱。由于历史上对意志软弱的讨论大都集中于对评价性实践承诺的违背，米尔将对评价性实践承诺的违背称为核心意义上的意志软弱，而将对执行性实践承诺的违背称为非核心意义上的意志软弱。[1](P14,73)

为了调查关于意志软弱的日常观念，米尔做了几次问卷调查。[1](P18-19)在这些调查中，被试者是一些尚未学习过意志软弱方面哲学课程的大学新生。在第一次调查(72人)中，被试者被要求回答什么是意志软弱。15%的学生提到了“做了自己相信或知道不应该做的事”，1.4%的学生提到了“做了自己已经选择、决定或决心不要去做的事”，12.5%的学生提到了“做了自己‘不想’做的事”，还有若干学生提到吃垃圾食品、不锻炼身体等行为。在第二次调查中，119名被试者被要求做单项选择题：“下面哪个选项是对意志软弱的更准确的描述？ A.做了你相信或知道你不应该做的事；B.做了你决定或打算不要去做的事；C.都不是，A和B没有哪个更准确或更不准确。” 选择A、B、C的被试者的数量分别有49%、33%、18%。

米尔的调查结果支持了他的“对两类实践承诺的违背都构成意志软弱”的观点，这也是对霍尔顿所自称的来自日常观念的挑战的一个有力的经验回击。至少按照这两个调查的结果，意志软弱在日常观念中，既包括“违背最佳判断而行动”，也包括“违背意图或决定而行动”，而不是像霍尔顿所认为的那样只包含后者而不包含前者。

四、霍尔顿与米尔的观点所面临的问题

如果我们跟从米尔对评价型和执行型两种实践承诺的区分，将意志软弱分为评价型和执行型两种不同类型的话，那么霍尔顿和米尔的理论分别展示了两种互相对立的“单核”观点：霍尔顿认为，只有执行型意志软弱才是日常意义上真正的意志软弱，否认存在评价型意志软弱；米尔虽然承认存在评价型和执行型两种意志软弱，但认为评价型意志软弱才是核心意义或严格意义上的意志软弱。霍尔顿和米尔的理论各自面临一些问题，先来看霍尔顿的问题。

首先，霍尔顿所提出的“对意图的重新考虑或更改”对意志软弱而言是不必要的。在某些情形中，行动者的意志软弱是由对意图的忽略引起或构成的。在这类意志软弱的情形中，霍尔顿所要求的“重新考虑和更改决心”并不是必要的成分。例如，考虑下面的情形：

张三决心在写完报告之前都不去吃桌上的苹果。但由于苹果的香气和外观拨撩着张三的食欲,在某个瞬间，张三直接伸手把苹果拿过来，咬了一口。在这个瞬间，张三没有想过自己应不应该吃这个苹果，他没有放弃,也没有考虑过是否要放弃“写完之前不吃苹果”这个决定。此后，在咀嚼苹果的时候，张三才回想起这个决定。于是他继续去写他的报告，在写完报告之前没有再去碰那个苹果。

当张三伸手去拿苹果的时候，他清楚地展现了轻微的意志软弱。在伸手去拿苹果的过程中，他并没有重新考虑或更改自己原先的决心。后来当他回想起自己的决心并恢复对决心的遵守时，他也没有通过重新考虑或更改决定来恢复自己原先的决心。相反，当他伸手去拿苹果时，他仅仅是忽略了他的决心；而后来当他回想起自己的决定时，他又重新注意到了他的决心。在张三的整个经历中，他那个“写完之前不吃苹果”的决心并没有被更改过。它只是先被忽略掉了，后来又被重新注意到了。

因此， 霍尔顿所谓的“对决心的重新考虑和更改”并不是意志软弱的必要环节。这使得霍尔顿的观点不能解释那些涉及“忽略已有意图”的意志软弱。

其次，“决心”对意志软弱而言也是不必要的。在霍尔顿的理论中，“决心”是使意志软弱得以区别于任性多变的必要环节：[3](P77)如果一个人只是意图要做一件事，但并未下决心即使面临诱惑、挑战也要坚持做这件事，那么当他过于容易地更改自己的意图时，他仅仅是任性多变；只有当一个人下决心即使面临诱惑、挑战也要坚持做这件事时，如果他过于容易地更改自己的决心时，他才是意志软弱。

然而，现实中存在着不包含决心的意志软弱的情形，例如：

学生李四非常喜欢班上的一个女孩。他画了一幅该女孩的肖像，非常想要第二天把画送给她。在带着画到达学校之前，李四并不担心自己会不敢把画拿出来。因此，他并没有特意下决心把画送给女孩。然而，当他在学校见到这个女孩后，他变得非常羞怯，始终也没有把画拿出来送给她。

在这个情形中，李四并没有下决心即使面临诱惑、挑战也要坚持送画。如果按霍尔顿的理论，李四后来没有完成送画这件事，仅仅是任性多变，而不是意志软弱。然而，在日常语言中，一个人因为羞怯而未能做成自己很想做的事，也是一种意志软弱。因此，霍尔顿所要求的“决心”是不必要的。

在针对上文提到的两个问题上，米尔的理论并不像霍尔顿的那样面临直接的压力。这是因为，米尔将执行型意志软弱界定为行动者出于最佳判断之外的动机而违背自己的意图。[1](P16)这一界定较为简略，并没有特别地要求“决心”和“对决心的更改”。然而，米尔理论的简略是以区分能力的丢失为代价的：因为没有了“决心”这一要素，米尔的理论似乎无法像霍尔顿的那样将意志软弱与任性多变区分开来。

此外，米尔的理论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当行动者的最佳判断与行为决定之间彼此冲突时，不能恰当地判定行动者是否展现了意志软弱。面对最佳判断与决定之间冲突的情形，米尔的理论展现的是一个不对称的回答：一方面，行动者在违背最佳判断而行动的时候，总是展示出意志软弱。另一方面，当行动者违背其意图或决定而行动时，如果行动者是出于其最佳判断才违背的，就不是意志软弱；只有当行动者出于其他动机而违背意图或决心时，才构成意志软弱。[1](P16)、[4](P74)这种不对称性体现了米尔对“最佳判断”与“意图或决定”的一种隐含的优先性排序：当判断一个最佳判断与意图彼此冲突的行动者是否展现了意志软弱时，“违背最佳判断”这一条件总是优先于“违背意图”这一条件。

然而，“违背最佳判断”和“违背决定”之间的这种优先性排序，是人为造作的，在实践上也是不合理的。它是人为造作的，因为日常语言使用中并不天然蕴含这种优先性。霍尔顿举的两个例子(“不肯戒肉的朋友”与“抛弃尤娜的拉维”)在直观上之所以有吸引力，正是因为人们在判断意志软弱时并不将“违背最佳判断”的优先性视为理所当然之事。

说它在实践上是不合理的，是因为它忽视了“人是有计划的行动者”这一事实的意义。[5](P2)人类理性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 人能够在有利的认知条件下做出对未来的决定，并于此后在不利的认知条件下抵制其他相反动机的压力坚持这一决定。这其中，就包括抵制住在不利认知条件下形成的新的主观最佳判断的压力而坚持原先的决定。经验证据也表明，人的主观最佳判断在面临诱惑时经常会被腐蚀和改变；[3](P98-103)这时，抵制被腐蚀的主观最佳判断而坚持原有决定，是一种重要的能力。在主观最佳判断与决定之间发生冲突时，将违背主观最佳判断的行动一律视为意志软弱，实际上是无视了人在计划执行方面的上述实践理性要求。

五、一种关于意志软弱的“双核”观点

鉴于霍尔顿和米尔的观点所面临的这些问题，接下来本文试图提出一种关于意志软弱的“双核”观点，以求既能保留霍尔顿和米尔各自的“单核”观点的解释力，又能解决上文中这两种观点所面临的问题。首先，我将区分和澄清几个相关概念：

活跃/不活跃的意图：一个意图当下是活跃的，当且仅当(1)它正在被行动者确定为意图，或者(2)它正在指引行动者执行、监控相应的行动。而一个意图是不活跃的，当且仅当它在这两方面都不满足。

举例来说，设想王五下班后正在十字路口盯着交通灯，等待它变绿。等待期间，他决定去市场买些水果。他还回想起来，自己已经决定晚上要写一封邮件。在这个例子中，“等交通灯绿了便过马路”这一意图是活跃意图，因为它正引导着王五监控着交通灯的变化，并使他做好了起步走的准备。“去市场买水果”也是活跃意图，因为它正在被确定。晚上写一封邮件这个意图则是不活跃意图，因为它既不处于正在被确定的状态，也不处于指引执行的状态。

当一个意图被建立之后，它可以经历若干个活跃和不活跃的阶段。一个活跃意图可以失活而变成不活跃意图；*应当将“一个活跃意图被放弃”与“一个活跃意图失活”区分开来。这一区分在结构上类似于布拉特曼所说的 “放弃一个一般性意图”与“阻断一个一般性意图的一次特定应用”之间的区分,不过，“放弃与失活”这一区分的适用范围更广。 [5](P89)一个不活跃意图也可以激活而重新变成活跃意图。在上面的王五的例子中，当王五最初决定晚上写邮件时，这个意图是活跃的；当他去忙其他事情的时候，或者当他仅仅是回顾了一下这个意图的时候，这个意图就变得不活跃了；当王五晚上开始写邮件时，它又活跃了。

在一个人的众多动机性状态中，活跃意图扮演着核心的执行性角色：在时间上，一个人的活跃意图的序列决定了他的行动的序列，长远而言决定了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原则上，一个人的各种含有动机性的状态，如欲望、价值判断、当前的活跃意图和不活跃意图等，都可能引发、保持或转化为相同内容的活跃意图。不过，在对活跃意图的实际“角逐”过程中，存在着准入性 (admissibility) 的门槛。往往，只有行动者足够关心的若干行为选项，才能成为活跃意图的候选项，进入与其他候选项“角逐”的过程。构成准入性门槛的“关心”，一般涉及动机和注意两个方面：如果行动者关心一个行动选项，他就会既对这个行动有动机，也对这个行动保有一定的注意或留意。*关心可以是下意识的：一个母亲可以一边读书，一边操心着隔壁熟睡的婴儿。在这期间，母亲可能从没有有意识地想到过婴儿，然而，她仍然可以保持着警醒的关心，并对婴儿的声响做出敏锐的反应。

经过上面的概念区分与构想，可以这样定义意志软弱：如果一个行动者的最佳判断或已有意图是活跃意图的候选项，但却在意图的确定或执行过程中不恰当地被其他选项所压倒，从而未能成为或继续保持为活跃意图，*一个活跃意图的候选项可以以几种方式“未能成为或保持为活跃意图”：(1)现有的活跃意图被放弃；(2)现有的活跃意图失活；(3)已有的不活跃意图未能成为活跃意图；(4)最佳判断未能引起或转化为活跃意图。那么行动者就展现了意志软弱。

那么，在上面定义中，“恰当”或“不恰当”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借鉴M. 布拉特曼 (Michael Bratman)与霍尔顿关于合理倾向(reasonable tendency)的说明，[3](P74-75)、[5](P68)将恰当性的标准表述为以下两个原则：

原则一：在形成、维持和改变意图的过程中，“优先遵循最佳判断或已有意图”的倾向是一种合理的倾向；因此，当最佳判断或已有意图与二者之外的其他选项相冲突时，最佳判断或已有意图总是应当具有优先性。

原则二：在最佳判断和已有意图彼此冲突时，行动者应当在二者之中遵循与当时的具体情境相符合的合理倾向所趋向的那一个选项。如果与当时的具体情境相符合的合理倾向所趋向的是最佳判断，行动者应当遵从最佳判断；反之则应当遵循已有意图。

那么，具体来说，什么是“与当时的具体情境相符合的合理倾向”？举例而言：当处于不利于进行慎思判断的情境时，应优先遵从已有意图；当主观最佳判断被强烈的欲望所扭曲时，应遵从已有意图；在当下最佳判断包含了过去形成意图时所没有考虑到的重要信息时，应优先遵从当下的最佳判断，等等。这些是行动者和行动的评价者从现实实践中才能学到的经验准则，不可能在理论上穷举，也不可能从理论上给出准则间严格的优先顺序。*上述对合理倾向的若干举例，参考了霍尔顿为“重新考虑和更改意图”时的恰当性标准的举例。

这种以最佳判断和已有意图为“双核”的意志软弱定义，可以兼顾霍尔顿和米尔各自的理论的解释力，也能处理上文提到的它们所面临的几个问题。

首先，它可以解释为什么存在霍尔顿所说的非意志软弱的不能自制与非不能自制的意志软弱：当行动者的主观最佳判断被违背，但这个最佳判断由于不被行动者关心而尚未成为活跃意图候选项时，就构成非意志软弱的不能自制；当行动者的已有的活跃意图被其主观最佳判断不恰当地压倒时，就构成非不能自制的意志软弱。

其次，它通过对意图确定、执行、失活和激活的刻画，说明了米尔所说的评价性实践承诺与执行性实践承诺在更基础的心理层面可能是如何落实的。它也与米尔的调查结果相符。

第三，它可以解释，为什么对意图的“重新考虑或更改”对意志软弱而言是不必要的：一个已有意图不仅可以以被更改或放弃的方式被其他动机选项压倒，也可以以失活的方式被压倒。

第四，它不需要“决心”这一要素，就可以解释意志软弱与任性多变之间的区分。意志软弱与任性多变之间的区分，在于行动者对那个被放弃的选项是否足够关心，是否对其保有足够的动机与注意，从而使该选项成为活跃意图的候选项。

最后，它通过引入两个恰当性原则，提供了最佳判断与已有意图彼此冲突时判定意志软弱的标准。这一标准具有诉诸经验与情境的“弹性”，因而避免了由于对最佳判断与意图进行机械的优先性排序所引起的实践上的不合理性。

参考文献：

[1]Alfred Mele. Backsliding: Understanding Weakness of Will[M]. New York: Oxford, 2012.

[2]Richard Holton. Intention and Weakness of Will[J].Journal of Philosophy, 96, 1999.

[3]Richard Holton. Willing, Wanting, Waiting[M]. New York, Oxford, 2011.

[4]Alfred Mele. Autonomous Agent[M]. New York: Oxford, 1995.

[5]Michael Bratman. Intention, Plans and Practical Reason[M]. Cambridge: Havard, 1987.

■责任编辑/袁亚军

A dual-core view of weakness of will: A reply to the disputes over the

evaluative concept of weakness of will and the executive concept of weakness of will

ZHOU Liang

R. Holton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evaluative concept of weakness of will, that is, weakness of will is the action against one’s best judgment, and proposes an executive concept instead, that is, weakness of will involves revising one’s resolutions too easily. A. Mele proposes that there are both evaluative and executive types of weakness of will, but the evaluative type remains the central one.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concepts of weakness of will by R. Holton and A. Mele are far from perfect, and proposes a dual-core view of weakness of will, that is, an agent displays weakness of will when his/her best judgment or original intention is a candidate for active intention but is inappropriately overridd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