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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舒群叔叔的几段往事

2015-12-07方朔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5年12期
关键词:老大哥萧军萧红

方朔

在闻名中外的“东北作家群”中,舒群和萧军、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罗烽、白朗等,都是20世纪30年代,从东北流亡到上海及关内各地,富有爱国思想和文学才华的杰出青年。他们一生饱经沧桑,都有很多传奇故事。 舒群叔叔是我所结识的父辈长者中,熟悉并敬重的一位老作家。他重感情,重责任,豪爽、耿直。一生才高命舛,历经坎坷,壮志未酬!今年9月20日,是舒群叔叔百岁诞辰。作为晚辈,笔者著此小文,以示纪念。

1.思念老友,情深义重

1978年春天,舒群一家5口人,被落实政策后居住在辽宁的本溪矿务局牛心台矿区,一栋砖瓦结构的3间平房,独门独院。

一天下午,我第一次登门拜访舒群。面对敬仰的老人鞠躬问候:“李叔,您好!”

这一声,竟使他先睁大双眼看着,又眯着双眼打量,摇着头问:“实在想不起来了,你是谁家的孩子?”

我恭敬地把父亲写的信送给他,信封只有用毛笔写的“李书堂启”四个字。他抽出信纸,看了后面的署名,惊喜地说:“嗷,几十年没人这样称呼我了,原来你是方大哥的孩子!”

说着,他把两页信纸,又逐字逐句仔细看了一遍,对身边的夫人夏青说:“这是我40多年前一位老友的儿子,他父亲就是当年《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方未艾......”

舒群让我坐在他的身边,询问起我父亲自1933年10月去苏联学习分别后,这些年家里的一些状况,我如实禀告。

当年我31岁,刚从农村知青招工到本溪。在舒群面前,仍然是一个孩子。

他听着我诉说,一会儿皱眉,一会儿摇头,一会儿叹息。当听到我父母先后从外地来到本溪,最终都被落实了政策,高兴地说:“好啊,你父亲和我还可再写上20年!”

我真不敢相信,这是出于一位饱经沧桑的65岁老人之口!

这天,舒群推心置腹和我谈了很多很多。用夏青婶的话说,是舒群多年“破例”说这么长时间的话,“破例”留我和全家人一起吃“团圆”饭。

当晚,我就睡在舒群的对面床上。夏青婶领着三个孩子,住在另一个房间。

夜里,伴着温柔的灯光,舒群叔叔对我讲述了他年轻时和我父亲、萧军、萧红、罗烽、白朗等在一起的许多往事。他很动感情,不时激奋地挥着手,高声厉语。甚至下半夜入睡后,在梦里还大声呼喊着一些话......

2.自建“青年恐怖团”

舒群是黑龙江省阿城县人,在中学时俄语就学得好。毕业后在哈尔滨东北商船学校读书,半年后退学,在航务局做了一名俄语翻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舒群一家从哈尔滨一面坡迁到道外十六道街。他父亲在街头摆烟摊,家庭生活很贫苦。

那时的舒群,爱写诗和散文,常向报社投送稿件。1932年我父亲在哈尔滨《国际协报》当副刊编辑,舒群19岁,我父亲比他年长7岁。舒群当时发表诗歌、散文,爱用“黑人”笔名,不仅因为他身体肤色黝黑,朋友戏称“老黑”,主要是他认为自己生活在社会底层,就像国外的黑人一样受欺压,心蓄抗争之意。舒群的稿件总是优先发表,虽然稿费微薄,也算是对舒群家人生活的一点儿接济。共同的文学爱好和志向,使两人由文友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

日本侵占哈尔滨后,社会上反满抗日的情绪日益增长,中共满洲省委秘密团结组织社会进步人士,与日寇和敌伪势力开展斗争。这期间,哈尔滨市里的一些权势人物家里,经常收到寄来的恐吓信,信纸上还盖着一个又圆又红又大的“青年恐怖团”印章。一时闹得满城风雨,日本宪兵队日夜搜查毫无结果。

舒群很得意地给我讲了这个“秘密故事”。

“在那些日子,我和两个朋友昼伏夜出,干着一番自认为是惊天动地的事业。有一天,当报社编辑的老大哥对我谈起神秘的恐怖团来,我就把他领到一个地窖里,拿出那颗自己用橡皮块刻的图章给他看。他当时真诚劝我不要再干,说搞恐吓行动不是正道。一旦暴露了,个人和家庭的后果都难以预料。我并没有听劝,坚持继续干下去。

当时,我告诉老大哥对谁都不要讲这个秘密。不料,第二天市里地下党组织找到我,让我立刻交出那颗图章,必须停止投送恐怖信活动。说这是打草惊蛇,破坏党的总体反满抗日行动。

我知道,是我最信任的编辑老大哥告发了我,气得我好长时间不去报社找他。

1932年9月我入党后,组织派我去洮南搞情报站工作,以《哈尔滨五日画报》分销处作掩护。临走前,我向老大哥告别。老大哥介绍我有事去找《洮南日报》编辑马西林,说他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我去后就住在马西林的家里,有一年多的时间,得到他无私的帮助。不幸的是,马西林积劳成疾吐血,临终时他躺在我的怀里,我抱着他的头,眼睁睁看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1933年秋,组织让我回到哈尔滨。编辑老大哥为马西林发了一个专版的纪念文章,这时我才知道,老大哥和马西林都是党内同志。从此,我对老大哥的气彻底消除了。这件事我对谁都没有讲过。”

说到这里,舒群爽朗地笑了起来。这笑声里,充满对青年时代斗争的甜美回忆,也充满对当年友情的无限回味。

3.患难之交见真情

在东北作家群里,舒群和我父亲方未艾、萧军、萧红、罗烽、白朗等,是患难之交,莫逆之交。舒群在1933年秋,当萧军、萧红处女作《跋涉》短篇小说集自费出版遇到经费困难时,主动拿出自己仅有的30元钱,和其他的几位朋友帮助凑够了印刷费。

萧军在《跋涉》书后语中说:“迄现在止,使我对于现人生,是又有了更深一层的体验和认识:1.一切以经济作基础的现社会,仅凭感情上结合的友谊是不可能的。2.唯有和你同一阶段人们,才能真的援助和同情你。3.艺术是救不了现实的苦痛。

每当我同我的黑人君由印书局归家和去印书馆的途中,就要看到那些不成人形的乞丐...... 这个集子能印出,我只有默记黑人弟和幼宾兄的助力——这全是用不着在这里感谢的...... ”

以史为证,这是萧军对舒群发自肺腑的最早、最真诚的公开感谢!

《跋涉》印了1000本,上市没几天,就被日伪特务机关将送到书店、商场的书,全部没收焚毁。萧军、萧红也被日伪列上了“黑名单”。

1934年6月15日,萧军、萧红在朋友的帮助下,逃离哈尔滨到了青岛,投奔先来几个月的朋友舒群。舒群带着新婚的妻子夏青在青岛大港码头迎接。第二天是端午节,也是萧红的农历生日。舒群夫妇陪着萧军、萧红夫妇在青岛“四方公园”游览,并拍摄了四人在一起的照片,见证了他们患难之交的真诚友情。

舒群推荐萧军到《青岛晨报》当副刊编辑。当时,《青岛晨报》由中共党员、党的外围组织“荒岛书店”领导人孙乐文接管。萧军每天在《青岛晨报》一边编稿、写稿,一边继续写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这段时间,他发表了《消息》、《鞭挞我自己》、《涓涓》等作品。1934年9月9日, 萧红在家中写完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生死场》。萧军也基本完成了长篇《八月的乡村》。

萧军对舒群在青岛的帮助刻骨铭心。老年的萧军回忆说:“青岛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纪念的地方。1934年,我们从哈尔滨出走以后,于当年的端午节前一日到了青岛,我们在观象一路一号一所石块垒成的二层小楼的下部租了两间房子,一间由舒群夫妇居住,一间由我们居住。后来,我由楼下面又搬到楼上有‘太极图那间突出的单间居住了......”

4.“杯酒衷肠话惘然”

那天,舒群在家里对我讲了在哈尔滨、青岛、上海、武汉、延安的很多往事。一位负有盛名老作家的讲述,无论事件和人物都是那么具体、形象,既有宏观的社会背景,又有理智的分析。如今我记忆犹新,甚至脑海里都能浮现出舒群叔叔当时慷慨激昂讲话的样子。

虽然,有许多事我早就听父母讲过,但有的事和话还是第一次听说。说心里话,那天夜里舒群叔叔对我讲的有些话,我后来对父母和萧军叔叔一句都没有讲过。因为,无论真伪是非,作为晚辈,我绝不会参与父辈之间的评说。他们都是我父亲的患难之交,我尊重和珍视他们的友情和才华,我也敬仰他们对信仰的孜孜追求和无限真诚。

记得有两件事,令舒群叔叔耿耿于怀。

《八月的乡村》是萧军的代表作,《生死场》是萧红的代表作,《没有祖国的孩子》是舒群的代表作,也是东北作家群载于文学史册的代表作之一。舒群对我说:“如果一本书能决定一个作家的命运,我当年不把傅天飞讲的磐石游击队故事给了萧军,自己来写这本小说,今天也许说不定谁是谁了!”

据舒群讲,1933年春夏之交,傅天飞从乡下游击队来到舒群面前,提出要给舒群一份礼物,一份宝贵的“腹稿”,“磐石游击队的史诗”。希望万一有“牺牲”将来总能剩下一个人,一份腹稿。

傅天飞把磐石游击队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做了生动艺术的描绘。惊天动地的激烈战斗,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大无畏精神,都讲得淋漓尽致,讲了一天又一夜。后来,舒群又把傅天飞推荐给萧军、萧红。傅天飞为萧军写作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日后成为“抵抗日本侵略的文学上的一面旗帜”,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素材。

再一件事是,萧军和萧红在上海得到鲁迅先生的热心指导和帮助下,出版了《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并创作发表了许多小说、诗歌和散文。1935年夏,舒群在青岛被捕出狱后来到上海找到萧军、萧红,要求把自己在狱中写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手稿,转交给鲁迅先生。由于一些具体原因结果没能如愿,反倒促成他日后和周扬有了往来……

当时,舒群租住在一栋亭子间的二楼,女房东告诉他三楼住着一位女作家白薇。这样舒群就同她相识并得到帮助。1936年5月,书稿由白薇转给周扬,发表在《文学》6卷5号上。舒群这个笔名,第一次在这部作品上出现。《没有祖国的孩子》发表后,社会反响较大,被推为“国防文学”的佳作。周扬叮嘱沙汀主动与舒群联络。从此,舒群便经常写稿,并介绍罗烽、白朗发表了许多作品。

舒群由此与周扬结识,特别是在延安被周扬赏识,安排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员、系主任。1951年,任中国文联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1955年下半年,由于受“丁陈集团”影响被错误批判。1958年,祸不单行,又被戴上了“反党分子”帽子受到党纪处分,长期下放到东北。

虽然,周扬在1962年8月邵荃麟主持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讲话,散会后又与久未见面的舒群谈了一次话,并指示《人民文学》杂志向舒群约稿。舒群从本溪寄来短篇《在厂史以外》发表,这是自他1954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崔毅》后,已有七八年没有发表作品了。但舒群终究没能投入到鲁迅先生的阵营,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对于老友舒群心中的抱怨,萧军在1979年6月写的《在上海拉都路我们曾经祖国的故址和三张照片》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解释:“朋友们不理解我们的苦衷,在上海这政治斗争的复杂情况下,我怎么能够把鲁迅先生所不理解的人们,介绍给他认识呢?而且鲁迅先生也必定会拒绝的。后来,朋友们托我又办了几件事,也全没能够如愿以偿,无形中我们的‘友谊也就冷淡下来了。”

其实,萧军和舒群的友情并没有“冷淡下来”。离开上海后,他们在武汉、延安、哈尔滨、北京都有很好的交往。尤其是在遭受“文革”劫难后的1979年1月15日,舒群回到北京专程来到萧军银锭桥西海北楼寓所看望。萧军在《赠舒群诗》的前言写道:“一别近20年,各经生死患难,殊非易易,除杯酒叙衷肠外,爰拈一律赠之。今附录与此者,缘1934年我和萧红与彼夫妇曾共居于青岛观象一路一号也。”诗中写道:

患难交情五十年,濒经生死又开颜。松花江畔飘蓬日,观象山麓秋暮天。骨肉情亲薄四海,合离几度唱阳关。相逢此夜庸何易,杯酒衷肠话惘然!

5.谆谆教诲“读书须识货”

舒群叔叔在当时牛心台的居室。一进门右侧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靠山墙的那一面从地到顶棚,是一排排特制的扁方型木箱摆成的大书架,窗台前有一张木桌。

我发现,书架上古今中外的书籍,每一本书几乎都有舒群的藏书章印,分类摆放,一目了然。摆出来的书仅是藏书的一部分,由于家庭多年搬迁流转,让舒群养成了流动式存放藏书的习惯。有些书箱在书房里没地方摆,就存放在库房里,搬家时装上车一走了之。

在我第二次去看望舒群叔叔时,独自走进了他的书房。对书架上一排排中国古代的线装书和国内外的一些剧本,我没有兴趣看。只是对外国著名作家的小说饶有兴味。我选了莫泊桑、巴尔扎克和梅里美的几本中短篇小说集,从书房拿出来准备借回家看。

舒群问我:“你怎么喜欢看这几本书啊?”我笑着说:“闲看。”舒群接着又问:“你现在还喜欢看哪些书?”我随口说:“遇见什么看什么。”舒群摇了摇头,对我说:“这样不好!”我听后愕然了。早就听说,舒群十分爱书,自己家的藏书不愿意借给外人,一怕损坏,二怕送不回来。难道他对我也不放心不舍得吗?

舒群见我脸上露出有些困惑、难为情的面容,便让我坐在他的身旁。继续问:“你知道我现在读什么书吗?”我摇摇头,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李叔,我猜不出来。”“我在读中国历代的话本。”舒群说:“我正在编写一本中国话本书目,这是国内外从来没有的,需要看很多很多的资料。”我只知道他正在续写《毛泽东故事》,对啥叫“话本”,还是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舒群慢声慢语地对我说:“现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社会百废待兴。你们年轻人正面临社会选择人才的历史机遇,应该多读一些急用的书籍才好。清代有个学者叫陆世仪,他有句话‘凡读书须识货,方不错用功夫。现在时间对你们来说十分珍贵,读小说之类的文学名著,对人生是有价值,但不是你们现在要读的。”我领悟了,点头称是。

舒群继续对我说:“读书很有学问啊,毛主席在青少年时期,最爱读修身治国一类的书,而且读得十分认真。他每读一本书,都要把心得体会,写在书上或笔记本上,或讲给朋友来议论,从不闲看书。”

我感到脸上和身上都有些发热,虚心地请教说:“李叔,您看我现在多读哪些书好?”

舒群询问我当时的具体工作和今后的打算,便说:“你现在是青年工人,以后还是要考进学校,学一些专业知识才好。你最好把在学校学过的课本,利用工余时间统统看一遍,温故而知新,以后会有大用场的。”

我听从了他老人家的话,把那几本小说集送回了书架。

夏青婶在旁边看到,就对舒群说:“哪有叔叔这样不让侄子看书的,让孩子回家多伤心啊!”舒群不动声色,两眼静静地看着我。

就这次谈话后不多时间,我从一个国有企业转入本溪矿务局职工大学,当了一名教师。在职考入辽师大函授本科。毕业后又转调到本溪日报社,当了编辑、记者,获得了高级编辑职称。虽然,平时也看些其他的书,但当年舒群叔叔对我的谆谆教诲,对我转变人生命运确实起到了大用场,至今铭心不忘!

6.永久的怀念

当年,我曾多次去本溪牛心台矿区,与舒群一家人相聚。每次离开时,舒群总要让我捎回一些钱物,给我父母零用,说是一点点儿的报答。当时,我的父母住在本溪县南甸镇我的弟弟家中,生活还比较宽裕。

父亲说,舒群虽然是革命老干部,毕竟是苦孩子长大,一生讲实惠重感情,经受很多政治苦难,还是不肯放轻自己肩上的社会责任,很值得敬佩。

的确如此,1978年底,舒群得到第三次彻底平反。1979年恢复工作后,回到北京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大型文学期刊《中国》主编,并连续担任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会委员。

1980年之后的舒群不顾病魔缠身,写出获奖短篇小说《少年Chen女》和70多万字的《毛泽东故事》,相继出版了100多万字的《舒群文集》1—4卷,30多万字的《舒群短篇小说选》和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长篇专著《中国话本书目》。

舒群回北京定居后,多次回到本溪。他为解决和改善我父亲晚年的工作和生活,向领导提出帮助和要求。父亲每次到北京,也总要看望萧军和舒群两位老友。1989年8月2日,舒群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我父亲2003年病逝,享年97岁。他生前说:我对舒群唯一留下遗憾的是,在舒群全家离开本溪临回北京的那天晚上,去他住的宾馆房间送别。舒群当屋里许多人的面,一边向大家介绍老大哥是一辈子的莫逆之交,一面从怀里掏出一大沓子钱,往我手里送。我轻轻地推开他的手,让舒群拿回去。不巧,钱全撒在地毯上了。

日后,舒群回到北京对萧军说,老大哥把我给的钱,当大家面摔在地上,让我脸上难堪,心里难受......

其实,对饱经风霜的两位老人,这只不过是生活中意想不到的一个小小误会,何必需要解释呢。父辈们一生经历的许多事,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坎坎坷坷,莫不过是那个时代某种政治和思潮的祭祀品。至今思起,令我情绪难宁,心怀悲怆。

在舒群叔叔百岁诞辰之际,祝愿舒群叔叔在天之灵,永远与日月同辉!

(选自《文史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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