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当代贵州全媒体记者 姚源清

孟子义利观与和谐社会构建

文丨当代贵州全媒体记者 姚源清

编者按：作为中国古代伦理学上的重要命题之一，儒家尤其孟子的义利之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何正确看待孟子义利观，孟子的义利观体现了哪些思想，其对当下有何启示？本刊就此问题采访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钱耕森。

反对官吏交相逐利

钱耕森：所谓义者，“宜也”（《中庸》），“行而宜之”（韩愈《原道》），即合宜的道德、行为或道理；而利则指的是利益、好处。可以说，义与利是儒家思想、言论和行动上重要的范畴，在先秦社会、经济、政治及道德史上，争论十分激烈。

义利之辩也是《孟子》全书的第一个讨论。《梁惠王上》首章记载，孟子见梁惠王，面对梁惠王“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问题时，孟子立即答以“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可以看出，他的观点和态度是非常明确，毫不含糊的，这句话也因此成为孟子义利观的名言。孟子这个论断并非凭空提出，他的根据在于，如果一旦“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那么“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抓住这一点，即可分析出孟子所言“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客观根据以及合理性。

但一段时间以来，有的论者根据这个论断，以及“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一句，认为孟子是把利与义对立起来，崇仁义而轻功利，迂远空疏，不切时宜，甚至上升到维护统治者利益，反对劳动者利益云云，对此，我觉得有必要予以纠正。

钱耕森：事实上，孟子首先反对的就是统治者的无义之利，为此他进一步举例：“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不仅国与国之间为扩张势力而争，而且各国内部政治集团也逐利而争，如果轻义而重利，那么不闹到篡夺君位的地步是不能满足的，亦即所谓的“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由此可知，孟子“怀仁义去利”的一贯主张，其主要针对的只是大大小小的统治者以及他们内部的你争我夺而已。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中“庶人”一词，在古代不仅指老百姓，而且还专指小官吏，如在“啬夫驰，庶人走”（《书·胤征》）中，孔颖达疏，“庶人走，盖是庶人在官者，谓诸侯胥徒也”；再如“庶人为国君”（《仪礼·丧服》）一句，贾公彦亦疏“庶人”为“府吏胥徒”。在我看来，孟子在这里所说的“庶人”也应作小官吏的新诠。哪有老百姓拥有兵车“乘”呢，更何从谈起“万乘”、“千乘”、“百乘”？可知孟子所要阐述的，仍然是战国“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社会乱象，以及“交征利”所带来的恶果。与此相反，在孟子看来，“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所以他反复强调，“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积极为民求利争利

钱耕森：在《梁惠王上》第一章中，孟子明确地向统治者提出要“怀仁义去利”，第二章后便开始为民要利、争利了。所以，当梁惠王在皇家苑囿里独自逍遥、忘乎所以地问孟子“贤者亦乐此乎”时，孟子直率地回答：“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意思是说，有德行的人才能体会到快乐，没有德行的人纵有美丽的花园，但也无法体会。他接着引《诗经》所载周文王与民同乐的范例，得出统治者只有与民同乐，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的结论，同时又引《尚书·汤誓》里百姓诅咒暴君夏桀“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的话来说明脱离与民同乐与背叛民利的下场，孟子以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事例告诫梁惠王，必须与民同乐，让利予民。

为给老百姓争“养生丧死无憾”的福利，孟子提出一系列要求，如“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等，这样谷与鱼鳖将不可胜食，材木将不可胜用，从而“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认为，只有治国理政做到“使民养生丧死无憾”，才能开始实现儒家所竭力提倡的王道的政治与社会。

钱耕森：是的。当时的老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可见其生活之穷苦。而这一切，孟子认为主要是由于君王制民之产不当所致。所以，在他看来，有无“恒产”对老百姓来说，直接关系到他们能否生存，以及生活水平的高低，是否安定，讲不讲礼义道德等等，十分重要。

为让老百姓能够维持生计，孟子进一步为民争利，提倡君王应当让老百姓拥有一定的“恒产”，这些“恒产”主要指“五亩之宅“的房产和“百亩之田”的地产，其标准和具体表现即是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通过“制民之产”，制“恒产”，让老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过上温饱与小康的生活。

而在主张推行“制民之产”、制“恒产”的过程中，孟子又企图通过“井田制”按九个单元进行等量的公平分配。按照规定，其中一个单元为公田，八个单元为私田，分别由八家农户负责耕种，并且，在要求农户“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的同时，坚决反对暴君污吏“慢其经界”的贪腐行为，如此“经界既正”，则“分田制禄”两方面就“可坐而定也”，对官与民都尽可能地实现公正公平。

义利并重促建和谐

钱耕森：孟子提出反对官吏交相逐利、为民求利甚至争利的义利观决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在我看来，这首先与孟子提出的“民本”思想相关。众所周知，无论是孟子之前还是之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君”都被看成是高于“民”的，孟子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在两千多年前便首次明确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这在当时无异于颠覆性的论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孟子就是先秦最大的民本主义者，因而，他的义利观中也充满了民本思想；其次，与孟子“性善论”的主张也有关。因为孟子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作为“四德”（仁、义、礼、智）的发端，人皆有之，而这种善心又莫不向义，因此只要把这“四心”发扬光大，“四德”自然能使天下人民安居乐业。

当然，孟子这一义利观也与其“仁政”主张及孔子思想的影响不无相关。孔子关心民利，提倡治国理政要做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把反对贫富差别放在了第一位，主张“富而后教”，而孟子的“仁政”思想在此基础上更加具体，如“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细化落实到经济社会层面，无疑是对孔子“德治”、“礼治”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另一方面，孔子提倡用“义”来规范“利”的行为，如“见利思义”（《论语·宪问》）、“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等，孟子则把“义”与“仁”连用，并以道与义作为取舍的根据，极大地补充和发展了孔子的义利观。

钱耕森：“与民偕乐”、“制民之产”、制“恒产”、“井田制”……种种主张和措施不难看出，孟子义利观所体现的，正是为老百姓争取“养生丧死无憾”的权利，以及过上温饱与小康生活的权利这一实质。而另一方面，在反对统治者交相逐利的同时，孟子也并没有忘记统治者应得的合乎“义”的“制禄”的利益，并且，孟子义利观的要旨正在于通过“仁义”来引导、规范和制约“利”，从而使统治者上下与老百姓能共同建构其理想社会，这与“怀仁义去利”非但没有矛盾，而且正是对“怀仁义去利”原则的贯彻落实。实际上，通过孟子义利观所建立起来的“仁政”、“王道”社会，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是有所启迪的。

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7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表题为《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的演讲时指出，妥善处理国际关系既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毫无疑问，习总书记这番论述，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义利观的传承与发展。

（责任编辑/李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