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青绥根据地的抗日烽火

凌青绥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长城以北创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之一，是冀热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凌青绥地区处于冀东抗日根据地与伪满洲国的交界地带，冀东党组织在卢沟桥事变前就在凌青绥边界的长城沿线开展工作。

1943年春，凌（源） 青（龙） 绥（中） 工委和办事处成立后，为了更好地开辟新区工作，相继抽调干部组成绥中突击组，进入绥中葫芦套沟、大恒岭沟和塔子沟一带，组织抗日武装，搜集敌伪情报，依靠抗日积极分子发动广大群众为八路军收藏军粮，存储物资。突击组还从塔子沟发展到盘龙沟，教育争取一些伪牌长，为战斗组提供情报。此后又开辟了建昌的大、小黄羊沟，与凌源的刀尔登、四官营子、和尚房子和朝阳的石明信沟等处相连接，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挺进热辽地区，使日本侵略者大为震惊。为了保证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从1943年春开始，日、伪军在长城沿线挖沟设防，建炮楼，大搞集家并村，建立“集团部落” （群众称之为“人圈”），企图把居住在长城内外几十里以至百余里范围的群众以武力强迫赶进“人圈”，从而割断人民军队与群众的联系，阻止抗日力量向东北发展。

根据上级的指示，凌青绥工委领导山区人民开展了针锋相对的反“集家并村”的斗争。工委武工人员发动群众不修围子，破坏围墙，不进“人圈”，组织群众拆毁“人圈”的围墙，使日本侵略者推行的“集家并村”政策屡遭挫败。在许多地方，敌人白天强迫群众修围墙，武工队在晚上就组织群众拆除，日、伪军抢修3天，群众一晚全扒光。敌军上山放火烧毁群众房屋，群众就在残垣断壁上又建起房屋居住；敌军夜不回营，驻守“人圈”，武工队和游击队就乘机夜袭。抗日群众坚强不屈的斗争，使日军“无住禁作地带”计划终于未成。

在绥中加碑岩的周岭沟村，当地群众在凌青绥办事处主任信修和区长李育民的帮助下，组成了以董万功为队长的群众武装自卫队，成为凌青绥地区最活跃、最有战斗力的一支群众抗日武装队伍。董万功也被大家称为“董老英雄”。

1944年初，为了抵御日军进山“扫荡”，周岭沟抗日群众学习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用石头做成地雷杀敌的经验，在实战试验中杀伤力很强。春季，办事处在羊岩子沟里水泉沟开办了土地雷工厂，制造出多种多样的土地雷，供自卫队使用。民兵把土地雷埋在根据地的山口村头和日、伪军的必经要道，形成了严密的地雷网，进山“扫荡”的日、伪军经常被土地雷炸得头破血流。1944年秋，2000余名日军组成的“讨伐队”通过葫芦套沟向羊岩子一带“扫荡”，进入自卫队埋设的土地雷区时，当场被炸死20多人，吓得敌人进退不得，第二天狼狈逃回。自卫队还把土地雷一直埋到明水塘门一带的敌区，吓得日、伪军不敢轻易上山“扫荡”。如有“扫荡”命令，总要赶上一群牲畜走在前头，然后踏着牲畜的蹄印才敢走过，但这也未能完全摆脱触雷伤亡的下场。

【拓展阅读】

“集团部落”

所谓“集团部落”，实质上是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实行法西斯统治的集中营。日伪当局通过暴力手段强制归屯并户，将老百姓驱赶到指定地点，以40～50户以上、100户以下为居民单位，设置近似正方形的“围子”，四周筑起3米高的土墙，每4个“围子”为一个“集团”，四角设炮楼，内有警备队看守，墙外挖有深壕，外加铁丝网围绕。这种集中营式的村落，设内外通道，辟4座门。太阳一落，即关门上锁。村落设正、副部落长和自卫团长，内部实行保甲连坐制度，严禁民众与抗日武装接触，凡出现“扰乱治安”者，则“十户连坐”，要课以“连坐金”并予严惩。每个部落还常驻有日、伪警备队，或设置伪警察派出所监视居民的言行。

被日伪政权以暴力驱入“集团部落”中的居民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在“部落”里居住要有当局发给的居住证；外出要有伪警察机关签发的通行证，并不得携带粮食、食盐、衣物等；买东西要有购物证；“部落”的耕地被限制在4公里以内，并且严禁栽种马铃薯、玉米和豆类等能直接食用的作物。晚上不准插门点灯，更不准互相串门，不准3人以上集聚议论和集群走路，家里来了客人必须先行报告，经过允许才能留宿。对于上述统治办法，居民若有违犯，轻者遭毒打，重者以“通匪”的罪名被关押、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