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美倩

刻在石上的厦门佛教历史
——以无量寿佛石刻为例

文‖苏美倩

南普陀“佛”字石刻

虎溪岩稜层石刻

石刻具有重要的考古、文学、书法等价值，是镌刻在岩石上的具有证史、补史意义的文物。厦门佛教播迁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石刻种类，门类齐全、数量众多的摩崖石刻和碑刻是重要的历史见证。本文以万寿岩为例窥见厦门各岩寺的石刻文化，特别介绍万寿岩中的无量寿佛石刻，从这方厦门岛内年代最早的佛教石刻的历史意义进一步确立石刻在文物考古中的重要价值。

厦门佛教；石刻；无量寿佛石刻

在种类繁多的石刻中，有许多石刻记载的是宗教文化的播迁历史，其中包含与佛教相关的摩崖石刻、碑刻等。本文从厦门佛教的发展历史发现期间出现的佛教石刻文化，更深刻地理解石刻的历史价值。

一、石刻文化与厦门佛教播迁

石刻，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与中华文明发展史关系最为密切的文物之一。在天然石头的平面上雕刻文字的摩崖石刻和在加工过的石材平面上镌刻文字的碑、碣和墓志等都可称为石刻。远古时代，已有许多岩画在中国大地上存在；先秦时期，开始出现汉文字的石刻；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和文字的发展，石刻的内容与形式越发丰富。到了汉魏时期，摩崖石刻和各种碑刻、墓志已基本上走向成熟发展阶段；唐代是中国石刻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宋元以后，石刻文化进一步遍及民间，其广泛的内容，多样化的形式，使其成为一种被社会认同且备受重视的文化。可以说，石刻是所有文物门类中既具有考古、文献价值，又具备文学和书法艺术价值，甚至具有实用价值的文物。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石刻文化，“其历史之悠久，精华之荟萃，品种之繁茂，书法之高妙，镌刻之精湛，史料之珍贵，内涵之丰富，涉及之广泛，功能之多样，风貌之壮观，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也将石刻与纪念建筑物、革命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石窟寺等同时列为受国家保护的文物，受到社会普遍的重视。

闽南，尤其是厦门的石刻文物不仅门类齐全，数量众多，而且颇具地方特色。明、清两代是闽南石刻的兴盛时期。明初闽南沿海的筑城禁海，中后期倭患和红夷的骚扰、漳州月港航海贸易的兴起，明末郑成功的抗清复台，以及清代厦门港的崛起，闽台之间的往来日益频繁等因素，让闽南的社会生活愈发丰富。又因为明清时期社会经济不断发展，闽南民间的宗族组织以及佛教与民间信仰的活动空前活跃，这些社会现象都很好地反映在了石刻方面。明清时期，闽南石刻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数量之多与内容的丰富性都得到空前提高。

佛教在厦门的传播与发展，可以从隋唐时期说起。厦门历代多隶属同安，就建佛寺而言，始于隋代的同安梅山寺、黄佛寺（今圮）可视为厦门地区最早的佛教寺庙。如果就鹭岛而言，地方志书记载的最早进入鹭岛的僧伽，是五代时在五老山麓的岩洞中住修的僧人清浩。从清浩和尚穴居岩洞可知，五代之前鹭岛上还没有可供住僧的寺院。清浩之后至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才有第二位进岛的僧人文翠，但仍驻锡在清浩的岩洞旧居中。由文翠至明代的几百年间，再也没有僧人入居鹭岛的记载。由此可见，从唐代至明初的300多年间，厦门佛教一直处于缺寺少僧的民间自发信仰的萌芽阶段。

明代的厦门，越来越多的移民迁入，社会经济开始繁荣，逐渐发展成为福建海防要塞和对外交通的港口，厦门佛教也随之发展起来。明初，第一个建寺的是觉光和尚，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4）觉光和尚在五老峰前开建普照寺。随后有月照和尚开建万寿岩，万寿岩中尚存有清万寿岩住持普萌隐树氏所撰《万寿岩记》碑刻，从中可知万寿岩的诸多历史。本文提及的“无量寿佛石刻”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神宗万历年间（1573-1619）以来，岛上增建了虎溪岩、寿山岩、醉仙岩、白鹿洞、太平岩、莲花庵（后改称日光岩）等山岩。较著名的虎溪岩稜层洞摩崖石刻群有许多石刻就在这个时期出现，如林懋时于万历丙辰年（1616年）自题自刻“稜层”二个大字，位于洞口之上，字作楷体，字径1.2米。

明末清初，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为基地，展开抗清斗争，东南沿海的忠臣义士流寓厦门，与厦门诸多文人雅士交往密切，经常结伴悠游在虎溪、鹤岭、仙岩、鹿洞之间。其中一些文人雅士甚至削发为僧，遁入空门，其中有阮旻锡、姚翼明、杨秉机、谢元忭、纪保国等14人，分别驻锡在各寺岩中，极大地促进厦门佛教寺岩的开拓和建设。不可忽略的是，文人雅士游历山岩之时，留下许多摩崖诗刻，如云顶岩留云洞内明代叶普亮的诗刻，万寿岩吴楷“一片瓦”诗刻，丁一中在厦门诸多岩寺中留下的摩崖诗刻等。明末清初厦门佛教的发展已进入全盛时期，但很快又在清郑的反复战争以及后来的播迁中陷入低谷。

清世宗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统一台湾后被派往驻扎厦门。这个时期，施琅对清初被毁的许多寺岩进行了重建，复建普照寺，并拓建大悲阁，改称南普陀寺。南普陀寺院后山巨石上镌刻的“佛”字，是闽南寺院摩崖石刻中最大的一个字，高约4.7米，宽约3.3米，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振慧所书。之后，又修建了万石岩、太平岩。但是，清末民初，社会上兴起一股“庙产兴学”的浪潮，指责佛教是传扬封建迷信的风源，僧尼是不劳而作的蛀虫，因而到处发生“废寺逐僧”、“占庙兴学”的风波，使衰落的佛教陷入覆灭的危机。

二、厦门石刻与万寿岩“无量寿佛石刻”

在厦门佛教的发展期间，出现了许多石刻种类。现已发现的厦门摩崖石刻，总共有456段，其中思明区413段，集美区6段，海沧区8段，翔安区5段。思明区是厦门的老城区，拥有丰富的人文资源，辖区内有许多著名岩寺，因此摩崖石刻的数量非常之多，其中万石植物园（包括万石岩、中岩、太平岩、紫云寺和天界寺）有摩崖石刻111段，虎溪岩和白鹿洞共有84段，南普陀及后山的五老峰有70段，鼓浪屿日光岩有61段。厦门的摩崖石刻主要涵盖明、清两个朝代和民国时期。年代最早的摩崖石刻是岛内云顶岩上题刻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的“天际”两字，其次是万寿岩题刻于明正统七年（1442年）的“无量寿佛”四个楷书大字，第三则为万寿岩年款为嘉靖六年（1527年）的吴楷诗刻。厦门摩崖石刻的内容大体包含了题记和诗文等。题辞是题记的种类之一，字较少，多刻在名岩胜景中，如明傅钺在天界寺所题的“仙岩”、“天界”，丁一中在鼓浪屿日光岩所题的“鼓浪洞天”，林懋时在虎溪岩所题的“稜层”，清奕仁在太平岩所题的“石笑”，李暲在万石岩所题的“万笏朝天”等。字数较多的题记，如清普萌隐氏的《万寿岩记》、薛起凤的《榕林别墅记》、太平岩的《永禁毋许寄厝棺骸题刻》、鼓浪屿的《重兴鼓浪屿三和宫记》等，字数有上千之多。已发现的石刻中与宗教寺院相关的碑刻有74通，包括佛教寺院68方，内容有重建或重修同安铜钵岩、龙山圣果院、梵天寺、石室院、龙池岩寺、南普陀寺、云顶岩僧舍、松柏林观音堂、盈岭大士寺、梅山寺、万寿岩、普光寺、天界寺、白云岩寺、白鹿洞寺、万石岩寺、鸿山寺、太平岩寺等。

石刻记载的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其中也包括宗教文化。从摩崖石刻和碑刻来看厦门佛教的发展史也是有迹可循。本文选取年代较早的无量寿佛石刻为例，并从无量寿佛石刻所在的万寿岩中的石刻文化，窥见厦门岩寺的石刻文化情况。无量寿佛石刻位于万寿岩东侧的一块巨岩北面上，于明代正统七年（1442年）镌刻，日久风化，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太学生马世杰重镌。“无量寿佛”四字为楷书直题，每字字幅约1米见方，字体端重，笔划方折，镌刻平坦、浅显，题头款小字为“福建都司郡□贾定立”，左侧落款镌“正统七年四月□刻”及“康熙四十四年太学生马世杰□月重镌”。这方石刻为岛内最早的石刻之一，1982年公布为厦门市文物保护单位。无量寿佛石刻所在的万寿岩，又名“山边岩”。旧志称其“在阳台山之东，自太平岩越山二里许”。清万寿岩住持普萌隐树氏所撰《万寿岩记》碑刻记载了月

照禅师于明永乐乙未年（1415年）创建岩寺，俞大猷和戚继光曾到此并有诗留壁，清康熙癸卯年（1663年）清军洗劫厦门，以及台湾归清版图后该寺重建经过等有关朝代兴衰更替的史实，是研究厦门地方史和佛寺沿革的宝贵物证。万寿岩内有一石洞，洞顶是一块天然巨石，洞口有著名高僧弘一大师20世纪20年代在此小住时题写的“潮音洞”三个字，这里就是名曰“一片瓦”所在。万寿岩内危石林立，岩石上留下许多珍贵石刻，潮音洞前巨岩上的“俞戚诗壁”和明嘉靖六年（1527年）吴楷的杂言诗就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俞戚诗壁”共有韵脚相同的七言律诗三首，共14行，字幅高3米，宽2.3米，均为楷书直题无款，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据史料记载，明嘉靖四十一年（1563年），福建总兵俞大猷、副总兵戚继光，率领大军进剿倭寇。第二年冬天，戚家军在同安、漳浦等地斩杀倭寇数千人，溺死焚死倭寇近万人，基本荡平入闽倭寇。“俞戚诗壁”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来的历史印迹。至于吴楷的杂言诗，石刻年代之久远仅在云顶岩“天际”石刻和无量寿佛石刻之后，其左侧的题款为“嘉靖六年（1527年）八月之吉，将仕郎江浙桐庐吴楷书”，诗曰：“一片瓦，一片瓦，造化陶镕元不假。峦连上复碧崚嶒，瓴建周遭翠潇洒。巉岩垒块胡孙头，怪石低昂鸟兔马。几番风雨洗莓墙，千古月华穿破甲。掬灵泉，度杯斝。金缕歌，玉板鲊。览胜朋侪邀我耍。安得仙人王子乔，一双飞鸟舄游天下。”万寿岩里众多珍贵的僧众石刻，记载了万寿岩的发展历史，是一笔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万寿岩的石刻文化反映了厦门众多岩寺的情况，石刻遍布于各大岩寺，记载着佛教发展的历史，也是当时平民百姓与文人雅士生活的写照。无量寿佛石刻既是镌刻在岩石上的历史见证，也是厦门宗教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从中可窥见当时厦门佛教的发展情况。

无量寿佛石刻（翻拍自《厦门摩崖石刻》）

《万寿岩记》（翻拍自《厦门摩崖石刻》）

虎溪岩稜层石刻群

三、小结

在厦门佛教的传入和发展过程中，许多摩崖石刻和碑刻应运而生。万寿岩的石刻文化，既有岩寺发展历史的碑刻和佛教符号的踪迹，又有文人游历留下的诗刻，还有反映人民抗争的历史石刻等等，这些种类在诸多岩寺中都有存在，可以说是厦门岩寺石刻文化的浓缩表现。石刻具有证史、补史的作用，岩寺里的石刻记载的是佛教的播迁以及当时社会生活发展的情况。明代时，佛教发展空前鼎盛，这种情况很好地反映在宗教石刻上。无量寿佛石刻作为厦门年代最早的石刻之一，正好反映了明代厦门佛教的历史。无量寿佛，也就是阿弥陀佛，又名无量佛、无量光佛。记载阿弥陀佛故事的经典，早在东汉就有翻译。六朝时强调往生极乐世界的思想，就是建立在阿弥陀佛信仰之上，并逐渐发展形成后来的净土宗。随着净土宗在中国的普及，阿弥陀佛成为最流行的佛陀之一。可见，“无量寿佛”四字被镌刻在巨岩之上，作为一种宗教信仰的符号绝非偶然。无量寿佛石刻是当时厦门佛教发展情况的一个缩影，很好地说明了石刻与历史相互补证、相互依存的关系。石刻的考古价值和历史意义再次突显，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1]何丙仲.厦门石刻撷珍[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

[2]高令印,等.厦门宗教[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3]厦门佛教协会.厦门佛教志[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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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倩，厦门市博物馆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