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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龙与《轩纪事》

2015-12-06

黑龙江史志 2015年7期
关键词:朝鲜

伊 宁

(延边大学 吉林 延吉 133002)

伊 宁

(延边大学 吉林 延吉 133002)

随着后金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崛起,处于明朝、后金及朝鲜之间的明朝边将毛文龙的作用变得尤为重要,作为牵制后金的重要军事力量,毛文龙与明朝和朝鲜之间的关系不仅直接影响着其实际作用的发挥,而且影响到明朝、朝鲜及后金之间的关系。但此时毛文龙与明朝及朝鲜的关系却并非十分融洽,本文主要以明朝使臣姜曰广所著的《輶轩纪事》为史料依据,试析毛文龙与明朝和朝鲜之间的矛盾所在及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

轩纪事;毛文龙;明朝;朝鲜;关系

一、毛文龙与《轩纪事》

毛文龙,浙江仁和人,关于其生平及在辽东地区的活动及驻扎情况,《明史·袁崇焕传》中有所记载“以都司援朝鲜,逗留辽东。辽东失,自海道遁回,乘虚袭杀大清镇江守将……王化贞遂援文龙总兵,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设军镇皮岛如内地。皮岛亦谓之东江,在登、莱大海中,绵亘八十里,不生草木,远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大清界,其东北海则朝鲜也。文龙笼络河东民为兵,联接登州,以为掎角计。”毛文龙驻扎皮岛期间,凭借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发展成为一支能够与后金对抗的海上军事力量,作为明朝边将,为抗击后金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最终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被袁崇焕杀于双岛。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毛文龙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大都是以《朝鲜王朝实录》、《朝鲜仁祖实录》、《明史》、毛文龙与皇太极的书信及以毛文龙为中心的文学作品等为史料来对毛文龙进行分析,目前为止,以纪行录为史料对毛文龙进行研究的成果尚未出现。《轩纪事》是明朝为庆祝皇太子的出生,派太史姜曰广出使朝鲜进行颁诏,途中汇集往还海外之事而成的纪行录。文章由序和正文两部分组成,序由明朝文学家舒曰敬所作,正文部分由明朝翰林院编修姜曰广所著。文中主要记载了明朝使者姜曰广于天启乙丑年(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年末奉旨出使,至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8月返京这一期间内出使朝鲜的使行路线、出使目的及沿途见闻。为躲避后金的堵截,此次出使朝鲜的路线以海路替代以往的陆路,选择从登州出发沿渤海湾走海路抵达朝鲜半岛,途中必经毛文龙驻地皮岛及铁山等地,使者通过与毛文龙的对话,加深了对毛文龙活动状况的了解,因此对于研究毛文龙与明朝和朝鲜的关系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本文试以《輶轩纪事》为中心,通过《輶轩纪事》中所记载的毛文龙的一些言论及活动,旨在更为深入的分析毛文龙与明朝及朝鲜之间的关系。

明朝末期,我国辽东地区出现了明朝、后金及朝鲜三股势力并存的局面,朝鲜在大院君下台后再次对明朝实行“事大”政策。后金在辽东地区的实力不断增强,成为明朝的主要威胁,此时的辽东地区只有凭借镇江大捷而驻扎于此的毛文龙部是明朝得以牵制后金的主要军事力量。在明朝统治衰微,后金势力不断强大的历史背景下,毛文龙与明朝和朝鲜的关系不仅关系到其自身的发展,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明朝的命运。

二、毛文龙与明朝的关系

身为明朝的重要将领,镇江大捷之后毛文龙便长期驻守在中朝边境地区,其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同时起着监督朝鲜和牵制后金的作用,随着后金的大举南下,毛文龙军队与明朝的配合对于明王朝的命运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但此时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并非十分融洽,双方存在两方面矛盾,一方面表现为明王朝对毛文龙的猜疑;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毛文龙对明朝的愤懑。

毛文龙所处的地理位置很容易被后金或朝鲜利用,这不免会引起明朝的猜疑。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皇太子生,明朝派遣姜曰广出使朝鲜颁庆天下,并特加说明“,盖以海外为阃者介恃其远,每上书陈请气愤语夸朝议绌之功罪两案问之水滨不可得,则以诏使兼阅视情形体面不可徇也激亦不可,此难事也。”其中“海外为阃者”指的便是毛文龙,毛文龙张狂的言辞和态度使明朝对其产生了一些猜疑和不满,因此此次姜曰广出使朝鲜的目的有二:一是前往朝鲜颁布明朝皇太子出生的诏令;二是顺路视察毛文龙的具体情况,进而对其功罪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考虑到毛文龙特殊的军事地位和作用,为防止其归顺后金又不能将其激怒,但显然明朝对毛文龙已存在不满和猜忌。

与明朝相比对毛文龙的态度相比,毛文龙对明朝的不满显得更为明显和强烈。其不满情绪主要来源于三方面:其一,毛文龙认为明朝为其提供的粮饷不足;其二,毛文龙听到朝廷中的一些绯议之词;其三,毛文龙不满于明朝对其置之不理的态度和做法。

其次,毛文龙对明朝的第二个不满之处在于朝廷中的议论之词。由于毛文龙长期驻扎海上,朝廷中对其多有议论之词,对此毛文龙十分愤怒“,壬戌毛帅同入铁山署,为言抨摘之者而怫然,语稍激,予譬之曰,大将军但须戮力行间,毋问人言矣,譬措大病人讪已将索人喧擢口语也,抑将下帷修本业耶?”面对此种情况使者劝慰毛文龙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便可,无需听他人议论,使者把毛文龙比作是失意的穷学生,意在劝其不要与朝廷中的大臣们争论,专心治理自己的海上事务,继续更好的发挥其对抗后金的作用,一次证明其自身的作用和价值。

最后,朝廷对岛上的情况了解甚少,对毛文龙部的重视和管理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对此毛文龙抱怨到“:近观朝廷意旨,专倚关门,此地置之度外矣。”对此使者做了相应解释“,将军无怪其然也,顷者虏长驱叩关,夫人而明见之矣,赖袁抚以孤军抗狂虏,杀虏士马过半,使虏狼狈归巢,此真社稷功,圣天子即有特简圣天子之明也,且海外之接济如故,迩时之纶旨频加,岂得谓漠视东江乎?”此时正值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袁崇焕以孤军击退后金的进攻,取得宁远大捷,使得后金入关的计划遭到失败,毛文龙认为是明朝对江东地区的而忽视导致了其军事力量难以发挥,但事实并非如此“,毛文龙将战略中心放在以皮岛为核心的东江一带,没有充分重视以旅顺为核心的金、旅一带的战略价值。”这是毛文龙战略部署上的失误,即便明朝对其加大重视,宁远大捷中毛文龙也很难发挥重大作用,因此如果仅就此次战役来讲毛文龙将其归结为是明朝对其重视的不足不免有些牵强。但明朝对江东地区的了解和管理确实存在一定的不足,毛文龙部军备得不到加强,一旦后金发起进攻,其实际作用难以得到发挥。

三、毛文龙与朝鲜的关系

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毛文龙入驻皮岛开始,其与朝鲜的关系变得日益密切。作为明朝的将领,毛文龙与朝鲜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明朝和朝鲜关系的影响。明朝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三月,出于无奈而奉行对明朝和后金并行事大政策的光海君在朝鲜宫廷政变中被迫下台,“继承光海君执政的是仁祖王李倧,他废止了光海君时期的外交方针,极力推行‘亲明外交’,强调崇明斥金”的外交政策。朝鲜开始重新推行对明朝事大的外交政策,对于明朝的将领毛文龙也是如此,朝鲜对毛文龙表现的较为友好和恭敬,“由于朝鲜的支持,毛文龙收复辽东的行动进行的也比较顺利”。但毛文龙对朝鲜方面则表现的较为无礼,主要表现为索饷和对辽人的管理两个方面。面对毛文龙索要粮饷时的傲慢的态度以及辽民对朝鲜的破坏,朝鲜方面是敢怒而不敢言。双方关系表面平和友好,实质上存在矛盾。

粮饷问题是导致毛文龙与朝鲜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毛文龙“以孤军独立,所赖朝鲜声援,而时以乏食之故,悉索于鲜,万一鲜隙二心,将军无容足之地矣”。可见朝鲜的援助对毛文龙来说十分重要。但在使者姜曰广眼中面对朝鲜的援助毛文龙的态度却并非十分友好,使者“壬辰行,王至馆践,先是远接使告以毛帅移文索饷,语涉张皇,王不怿”。由此可知,毛文龙曾经向朝鲜国王提交索要粮饷的文书,并且在文书中语气十分张狂,对此朝鲜国王很不高兴,二者之间的矛盾从中得以显现。

除了索饷问题之外,辽民问题也是二者矛盾的焦点,随着后金军的南下,辽东地区战事频发,河东人民饥寒交迫,为躲避战乱,大批辽民逃亡到皮岛及朝鲜,毛文龙为扩充军事实力借此大量招抚辽民使其成为辽兵。“辽民之寄生鲜也,亡赖子饥窘辄群入鲜,庐舍罂酒食,鲜人微反唇,即击碎其釜甑罂瓮,狺詈把臂昂出,鲜民既患苦之”。毛文龙对辽民疏于管理,使得朝鲜上下处于苦难之中,部分辽民的行为严重影响了朝鲜人民的生活。此外“这些辽民还成为毛文龙借以冒晌的资本,同时也为朝鲜的财政开支造成了极大的负担。朝鲜国弱,如何接济,成为朝鲜忧心忡忡的问题。”毛文龙对招抚而来的辽民疏于管理,严重的影响了朝鲜的社会秩序和稳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毛文龙与朝鲜之间的关系。

面对毛文龙对朝鲜狂妄的态度和行为,朝鲜方面苦不堪言,但却对此不敢表露。姜曰广在朝鲜出使期间与朝鲜国王交谈中得知,“国王以贸迁货物,岁输米若干石,久之,非其好也,心恚毛帅甚然,以先请封,故毛帅实为道地,不敢讼言”。此段记载充分的体现了朝鲜国王内心的苦闷和愤恨,朝鲜为毛帅供应粮饷并非其心中所愿,朝鲜国王心中十分愤恨毛文龙,但因为毛文龙曾受到明朝的加封,在江东地区又拥有很强的军事势力和地位,出于对明朝的尊重,又考虑到一旦后金军入侵朝鲜毛文龙部是其唯一能够团结的对象,因此朝鲜方面始终不敢公开指责毛文龙。

面对毛文龙的索饷和辽民对鲜地的破坏,朝鲜对毛文龙一直是敢怒而不敢言,二者之间表面友好实则充满矛盾。而此时“仁祖的反满亲明政策和名将毛文龙在朝鲜椴岛安营扎寨试图收复辽东半岛的计划引起了满人的警觉。后金人这时感到在进攻明朝之前必须消除朝鲜和毛将军对其后方所造成的威胁。”在这种政治局势下,毛将军与朝鲜之间的矛盾无疑会为后金的进攻减轻阻碍,对毛文龙和朝鲜双方来说都是不利的。

四、结论

综上所述,毛文龙在入驻皮岛后与明朝和朝鲜之间的关系并非十分融洽,毛文龙在诸多问题上与明朝和朝鲜存在着矛盾,其中毛文龙对明朝和朝鲜都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不满情绪,明朝和朝鲜对毛文龙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则有所不同,面对毛文龙的不满,明朝对其表现为怀疑和试探,而朝鲜则更多的表现为忍让。毛文龙与明朝和朝鲜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为后金入关减少了阻力,也为后来毛文龙遭遇杀害埋下了伏笔。

[1]《明史》,北京:中华书局,第22册,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第6715页。

[7]魏刚:《毛文龙在辽东沿海地区的战略得失》[J],大连:大连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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