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林永芳

何时辞官不遭围观？

文_林永芳

搬家，跳槽，辞职，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可有一种辞职比其他任何类型的辞职都更具吸引眼球的新闻效应，那就是“辞官”。

其实，辞官这事儿，迄今为止，谁的“爆红”效应都还没超过陶渊明。1600多年前，这位仁兄抛弃官帽、奔向山林的姿势简直酷毙了、帅呆了，让千百万渴望“说走就走”却只能“欲走还休”的可怜虫们瞠目结舌；更幸运的是，一篇《归去来兮辞》加上“以文取士”、崇尚文学的国情，使得陶渊明乘上了文采的翅膀，一辞官成千古名，多少弥补了一点“冲动辞官”所造成的不可估量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可有多少人冷静关注过，陶氏辞官之后的真实处境究竟如何？读读他自己后期的诗文吧，那里有掩不住的真相。

归隐13年后，陶渊明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里诉苦：“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水旱虫灾轮番来袭，连温饱都难以维持了，饥寒交迫中他开始度日如年：“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天黑盼天亮，天明盼黄昏）是啊，天灾面前，农民至今仍是被动挨打的弱势群体，何况一千多年前？瞧，起初“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自适”迅即消失了吧，对田园风光的新鲜感没持续多久就尝到苦头了吧。

这是物质层面。那么精神上呢？他哀叹：“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想开口却无人应和，只好借酒浇愁，形影相吊，辗转反侧。原来，这位“文青”、学者陶渊明和目不识丁的乡农之间并无深层次的共同语言。而当初不愿讨好州官，今日却连一个地保都可以欺压你，能逼你“折腰”的人已呈几何级数增长。这与一怒辞官时所期待的心灵自由、精神愉悦何啻天壤之别，哪还有心情像当年在《归去来兮辞》中所幻想的那样“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那种自由、自适的田园生活，只存在于官员、城里人陶渊明偶尔下乡体验一把乡居生活之余的臆想中罢了。

陶渊明为当年的冲动决策付出了代价，他也并不隐讳，说：落入困境的原因全在于自己，怨不得别人（“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而其他辞官者恐怕很多都会比陶更惨。须知，在一个“落架凤凰不如鸡”的国度，一旦高调辞官，收获的只有陶渊明那物质上的饥寒交迫和精神上的“欲语无人和”，却不大可能还有陶的千古名声。还是唐朝诗人高适看得最清醒：“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失去了养家糊口的基本手段，就算终日“无案牍之劳形”，也不好再叫做“自由”或“休闲”，而叫“失业”。

“陶氏辞官事件”虽已过去1600多年，可中国官与民之间的生存资源的巨大差距却并无根本改观。在资源配置权主要由政府（实际是各级官员，而非市场更非民众）掌控的制度安排下，就业困难、创业高风险，不同阶层所能获得的阳光空气土肥水天差地别，官与非官，生存难易程度大不相同，幸福指数自然也就大不相同。

这其实也是符合社会科学原理的。按照马斯洛“人类需求五层次论”，辞官后的陶渊明，连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吃饱饭）、安全需要都难以满足，深层次“归属的需要”“受尊重的需要”也存疑，如何开心得起来？即使改以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幸福方程式”、英国心理学家罗斯威尔等的“幸福公式”、澳大利亚心理学家库克的“个人幸福指数”来衡量，辞官之后，物质财富、生存保障、安全保障、社会参与渠道等都会出现断崖式下降，人生缺少了这些，充其量只能是逆境中的强忍，而很难谈得上真正的身心愉悦。

有人说，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才是导致“辞官遭围观”的真正元凶。可一个社会，倘若只有做官才能获取可靠的人格尊严、可观的物质收入，那么，“官本位”就不会只是一种“思想”，而是一个“事实”。毕竟，趋利避害、趋光怕暗是人的生物学本能。所以，要让辞官不再成为新闻，首先得让《高调辞官》的下一集不再是《低头做人》《弯腰做人》乃至《死得很惨》，而是《依旧正常生存》乃至《更好地发展》。什么时候，当官员辞职不再成为新闻，也就证明社会资源已由“按权分配”变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或者“按选票分配”、由民众决定。到那时，我们的社会，才算真正转型和进步了。